秦朔：河西河东，似水流年，无愧你所在的岁月就好 || 大视野

2018 年 2 月 4 日 秦朔朋友圈 秦朔

作者：秦朔／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800篇原创首发文章

胡鞍钢和樊纲都是经济学家，名教授，出生在同一年，1953年。但最近，他们看待中美经济实力的观点，却是截然不同。

胡鞍钢说，2016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全面超越美国。他不是信口开河，其研究报告在《清华大学学报》先发表过。被网友“群殴”后，胡鞍钢回应，他说的实力是整体实力而非平均水平。

樊纲说，天天网上炒作中国世界第一，有什么用呢？即使从购买力计算来看，中国人均购买力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中国超过美国”似是而非。

| 胡鞍钢、樊纲

同样的数据，立足点不同，结论也不同。胡鞍钢长期批驳国外的“中国崩溃论”，一直坚持做数字化的国情研究。樊纲长期关注经济体制，他说中国一大堆体制问题理不顺，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确定的很多改革进展不是特别大。

胡鞍钢和樊纲，观点不同，但都是“吾道一以贯之”。

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怎么看，他说，“数字就是统计加估计，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我问企业家。有两个同学创办的企业被国家统计局纳入网上直报系统，但地方都有干预，数字先要政府审，再录入。有些地方的直报系统，用户名、密码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企业连登陆都登陆不了，谈何信息真实！

但是，你要说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假的，那又很荒谬。我这两个同学，一个做精细化工，一个做啤酒厂的成套设备供应，用了十几年都成为行业隐形冠军，把外资企业的份额统统抢走。我们交流时常说：“中国企业都这么干下去，‘老外’还活不活啊！”

企业从小到大的逆袭，居民出国的比较，都真实证明着中国的历史性跨越。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收益与代价。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却常常被忽略。

环境代价不再赘述，这里再说一下债务。2月1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等单位发布了“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平均为7.6%，这只是利率成本，加上各种手续费、评估费更高。

根据央行数据，2017年9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71.23万亿元，它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包括境内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量。如果按7.6%的成本计算，实体经济每年支出的利息超过13万亿，占2017年GDP的13%以上。

为什么中国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为什么十九大报告没有列出未来增速指标？因为不计代价的增长一定会走到穷途末路。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说，适度超前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楼继伟还说，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与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GDP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

一个月后就将卸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十九大时接受采访，预警了“明思基时刻”。美国经济学家明思基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繁荣时期会带来过度的乐观情绪和不负责任的由债务助推的投资。周小川说，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比较高，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不算高，但最近几年增长很快。

中国正在进行金融整顿，降杠杆，“拆弹”。这场预计会持续数年的阵痛，实质就是戳破泡沫的代价。

| 上世纪90年代的股票市场

河东河西，东边要看看西边也要看看，表面要看看背后也要看看。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点，今年65岁的胡鞍钢和樊纲，当他们回首人生历程，会有怎样的感慨？

樊纲在北京上中学时赶上“文革”，他们这批69届毕业生全都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一年，16岁的樊纲到黑河地区当了一名兵团战士，白天挖土、伐木、开拖拉机，晚上一个人在炕头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他仔细读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兵团试行“工分制改革”、打破“固定工资制”时，他所在的连是试点单位，樊纲还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分析”。

“现在回想起来，那8年确实有很多（是在）浪费时间，在最好读书、长知识的时候，在乡下没有书读，时间这么长，损失是很大的。”樊纲命运的转折点是恢复高考，1977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胡鞍钢的经历和樊纲类似。他曾说：“1966年我13岁，刚刚小学毕业，我们这代人在‘文革’期间，失去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1969年我就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边疆一呆就是8年。”1976年，胡鞍钢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从事勘探工作，1978年考入大学。

胡鞍钢的父母在接受采访、谈教育子女时说，他们四个孩子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这些“文化荒漠”中的幼苗之所以成了栋梁之材，靠的是“崇文重教，爱家报国”的家风。“文革”时“天下大乱”“造反有理”，社会上“打砸抢”盛行，学校里“读书无用论”占上风，“交白卷”成为英雄，“如果你不去管他们，不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影响他们，他们便很快会学坏，有可能成为‘迷途的羔羊’，甚至成为危害社会的‘狼孩子’。”

在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多数同学忙着贴大字报、“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联”的时候，胡鞍钢的父母暗中引导孩子们不要盲目参与所谓的“革命行动”。他们为逍遥在家的孩子分别制订了“自学计划”，还让他们在坚持自学文化课的同时，到附近的农村帮助农民干农活，了解民间疾苦。胡鞍钢在黑龙江农场的8年，父亲通过书信和他沟通思想，交换看法，他也会主动给父母写信，报告生产、生活和学习情况。

胡鞍钢的父母教育孩子们关心国家大事，家里订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看书读报，评论时事，形成了一种家庭文化氛围。胡鞍钢读小学时就对国际时事感兴趣，喜欢与父亲讨论国际问题。这个家庭的基本观念就是“个人的前途与命运是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密切联系的”。胡鞍钢说过：“我们像前辈一样，无比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我家四个兄弟在1978年之后，都考上了大学和研究生，也都先后出国留学，其中两个取得了博士学位，其他两个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双硕士学位，到1998年，我们四个人中已有三个回国服务，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现在，胡鞍钢、胡本钢、胡包钢、胡红钢四兄弟都在学术或研究岗位上，他们的名字都和父亲参与中国钢铁建设时的地方相关，分别是鞍山、本溪、包头和攀枝花（攀钢当时叫红钢）。

| 1977年：恢复高考

历史像一条河，要看今天的风景，也要回溯河道的变迁和轨迹。

回望过去的40年，我相信胡鞍钢和樊纲都问心无愧，他们都做了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兢兢业业，年华没有虚度。

胡鞍钢和樊纲的今天，上大学是一个关键时点，出国深造是另一个关键时点。樊纲1985年到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胡鞍钢1991年到1992年在耶鲁大学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他们都是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研究中国。

上大学，出国留学，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视野。他为中国开了一扇门，为每个人开了一扇门。

作为一个财经作者，我注意到这样的细节。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他的日程排得很满，4月13日是星期六，没有会议，大家问邓小平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他脱口而出：“去华尔街。”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说：“周末华尔街没有人啊。”邓小平说：“没有人也可以看看嘛。”

华尔街是资本主义金融的象征，而邓小平第一次到美国，唯一一次观光机会，却要去看看华尔街。他在参观时说，“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邓小平出国前领取了十几个美元，用于旅途杂用，他的秘书王瑞林用这笔钱在一个连锁店替他为孙子买了几个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个会哭会吃奶会撒尿的玩具娃娃，玩具后来成了孙子辈们的最爱。

那个时候，可能谁都想不到，二三十年后中国制造就开始风靡世界。

邓小平从纽约取道巴黎回国，在中国大使馆住了几天。这是他1926年离开法国后第一次的重回。他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就像年轻时一样。回国前，他买了一些牛角面包和奶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聂荣臻等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战友。年轻时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总是延续得特别长久。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后，他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4年后，中国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一定要记住，没有邓小平带头走向世界，敢于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文明成果，中国的命运一定会曲折得多。

| 刘鹤

十年前，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曾经当过知青、工人、1979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经济学家刘鹤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刘鹤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六个因子，首先就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中国人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第二个因子，就是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的四个因子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说，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樊纲、胡鞍钢、刘鹤，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三届大学生。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一定会深入骨髓，化为灵魂。

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这几天在越南考察金融机构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感觉，他们实际在学习中国的一些治国理政经验，也欢迎中国的投资，但还是存有明显的戒备。而对于美国、日本、韩国，反而没什么戒心。当然，这和中国产品特别是边贸产品与三星、本田这样的品牌的差距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上的。

当地一家著名外资银行的总经理是越南人，我问他：“说心里话，你对中国和美国来的投资怎么看？”他说中国很powerful，但对于美国，我们没有担心（without concern）。

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让邻国有点怕，这不奇怪，我有点意外的是他们对越战的对手美国却不担心。中国的GDP跟美国比还有一段距离，别人已经起了戒心了，这是为什么？GDP是中国硬实力的表征，也是我们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物质基础，但只有硬实力能让人放心吗？

我不是说只有美国文化才是全球市场的通行证，问题在于，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如何传播自己的价值主张，并且确切地证明，中国人不只会赚钱，用低价打垮对手，还能为所在国创造更多价值？！

前面提到的我同学的企业，在全球多个地方为国际啤酒品牌建过工厂。他说，“中国制造”要感谢两个公司，一个是苹果，一个是华为。“我们走到哪里，都告诉合作方，你们用的苹果就是中国的工厂代工的，中国制造的质量是最好的。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华为，遇到困难还找过华为，他们帮了很大忙。”

华为在全球主要的电信服务市场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品牌，其服务有口皆碑。而且华为产品早已不是低价，和竞争者相比处于中高价位。如果说苹果式的全球化（Applonization）代表的是一种精英主义价值，华为可能代表着新兴的“有抱负阶层”（Aspirational Class)的崛起。它来自新兴市场，30年前由几个普通人创立，依靠奋斗者文化、劳动者命运共同体的分享机制，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持续创新，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它在全世界要传递的，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

河西河东，似水流年，对你所过的日子负责，点点滴滴，竭尽全力，就会心中无愧。

国家的地位不是靠口号建起来的，是靠亿万普通人和有抱负的企业、机构奋斗出来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有了巨大的规模实力，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和恒久的利他气质，和真正多元的开放性相结合，才能成为润物无声的文明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