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民的乌托邦，民谣圈的「中年危机」

“活了42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来源 | 音乐先声（ID:nakedmusic）

文 | 王榨沙

编辑 | 范志辉

封面来源 | 视觉中国

6月8日，南京市民李先生的欧拉乐器行开业。老狼、周云蓬、张玮玮、万晓利、刘堃、马条、苏阳、臧鸿飞、马頔、宋冬野、邵夷贝等知名民谣音乐人纷纷到场，有网友称"原地就是一场音乐节"。

当晚，朋友圈也被晚上宴席期间的合唱视频刷屏。老狼、马頔、宋冬野等端着酒杯，一群奔四奔五奔六的中年人挨桌敬酒、唱歌，没有荧幕前的一丝拘束，整个聚会弥漫着一股乌托邦的美好。

宴席期间，李先生举着酒杯说："活了42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句话从一直以斗士形象示人的他口中说出，听起来难免颓丧，有些英雄迟暮之感。

就像每个在同学聚会上真情流露的中年人一样，这些所谓民谣圈大咖们在酒醒之后需要继续面对生活。而这两年，曾经占据市场中心的中国民谣似乎也进入了某种"中年危机"的阶段。

在之前的文章《除了情怀，民谣还剩下什么？》中，我们梳理过中国民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高晓松、老狼等人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周云蓬、万晓利、张玮玮等人为代表的新民谣和以赵雷、马頔、宋冬野等人为代表的城市民谣。

在校园民谣沉寂多年以后，当代民谣伴随着互联网和选秀综艺进入大众视野，也向乐坛输送了《董小姐》《南山南》《奇妙能力歌》《理想三旬》等一批民谣金曲。但在经历了几年的井喷式发展之后，当代民谣也渐渐呈现颓势。

在去年一篇报道中，十三月文化老板卢中强提到，旗下的一些音乐人"各安天命、各得其所，活得非常舒服"，"搞音乐应该轻松一点儿，那么累干吗？在中国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够过得丰衣足食，还要怎么样？"

对于音乐人来说，选择高强度创作、演出，还是适度工作、过好小日子，都无可非议，但如果一个音乐类型中的头部音乐人普遍都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则很可能说明无法激活市场需求。

根据由你音乐榜发布的《2019华语数字音乐年度报告》显示，在去年，民谣类歌曲的热度位列中国风、摇滚、EDM、嘻哈之后，民谣大势的日子无疑是远去了。

而近年借助短视频渠道走红的为数不多的所谓民谣歌曲，质量也层次不齐，演唱者更是面容模糊。去年年度民谣TOP20里，排名前三的是《桥边姑娘》《毓贞》《别知己》，这大概也不会得到主流民谣听众的认同，但这些首贴着民谣标签的歌又确实在大平台拿到了很好的数据。

在数字音乐时代，几乎新的小众音乐品类破圈都离不开综艺节目的助力，当年的"民谣热"也是如此。

2013年，湖南卫视《快乐男声》选手左立在比赛中弹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使得这首歌一时间传遍全国，间接拉高了一众民谣歌手的知名度和收入水平。2017年2月，赵雷在《歌手》中演唱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成都》，民谣热被推向高潮。

但同年6月，《中国有嘻哈》的意外爆红，使得名不见经传的说唱成为了年轻人的追逐对象，迅速将民谣的风头盖过。当时网上有很多人戏谑称：现在听嘻哈的跟之前听民谣的是同一批人。

一方面，这说明大量的泛听受众在音乐品味上的随波逐流；另一方面，也陈述出了民谣听众大量流失的事实。 而在这之后，随着各类网络综艺渐次而起的电音热、乐队热，又进一步分流了民谣听众。

除了大环境的变化，民谣音乐本身的问题也被诟病已久。比如，由于音乐制作门槛的大大降低，大量音乐素养并不高的所谓音乐人涌入了民谣的圈子；而在歌词创作上，也主要停留在姑娘、月亮、流浪、南方、北方等意象，旋律、和声、歌词等方面陷入了自我重复。

在很多听众眼里，民谣的关键往往在于歌词内容，而不是音乐性。 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他的歌词写得极为深刻隽永，但很多歌的旋律都让很多乐评人觉得一言难尽。比如，他在今年3月发表的新歌《Murder Most Foul》，听上去几乎没什么旋律，有文章评论称，这首歌"更像是迪伦伴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背景作了一首意识流的长诗"。

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个搞民谣的都能像鲍勃迪伦这么任性，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具有传唱度的旋律，但受限于音乐水平，他们往往只能在最基础的和弦套路里进行创作，想出作品难度可想而知。

在一个个"后浪"面前，中国当代民谣就像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逐渐步入了尴尬的"中年危机"。不过，还是希望民谣圈能够多出爆款，这样大家日子更好过，聚会也能经常搞起来，继续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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