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代才子佳人的传奇往事

作者 | 周晓云（作家）

来源 | 湖边闲时光

  

一年夏天，不知为何，迷上了梁思成，甚至为他的小个子着迷。在联合国大厦，他站在一群世界知名的建筑学家里，个子虽小，却成为我瞩目的焦点，我的视线全部被他一个人吸引了去。这是一个多么优雅、华彩四射的中国男人。

秋天，走在清华园旧图书馆前的小路上，恰好碰到了也往旧馆去的徐葆耕先生。徐葆耕先生是老清华人了，他18岁就进了清华园，一直没离开过。我想他一定见过梁思成先生。

我就试着问徐先生：“您见过梁思成先生吗？”，徐先生笑了，说：“见过，一个很有风度的小老头，很迷人。”“恩，还有林徽因先生”，我说。

我急切想从徐先生那里听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些事情，就像志摩当初盼望着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可是，旧馆到了，徐先生要到他旧馆的工作间去，我只好止住这个念头，尽管心有多不甘啊。

    

我漫步和生活的这个清华园，在26-52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就在这里，这个园子留下了他们的忧愁和欢笑。

因为这个园子，一下子我和两位先生的距离近了，尽管依旧那样渺茫，伸手不可触及。

我尝试着在清华园寻找他们的过去。一个地方就是新林院，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新林院离照澜院不远，照澜院人人知晓，新林院就未必了。这里还是比较僻静的，我走了好几个来回，才找到林徽因和梁思成曾经居住过的房子。

在这里，两位先生居住了8年。1946年，梁思成受清华校长梅贻琦之邀，在清华创办营建系（现建筑系前身），遂同年搬至此居住。“院落周围砌筑低矮的砖垛略作围护，四周花木扶疏，阳光自林荫间透过。” 

新林院属于西式别墅群，大约建于1933年至1934年间。“正房前檐用水泥砌出拱形雨蓬，房间十分高大，当时还没有暖气，冬天需要生三、四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能暖和。”

新林院8号，不复原来的样子

    

林先生常年咳嗽，需卧床静养，院子外还竖立一个小牌，告知周围小孩玩耍时安静。现在这个院子建起高墙，很难看到里面，它已经被几户人家占用了，我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分割出来的很小的院落，院子里甚至没有树，屋子也不大，只有两间，早已看不到两位先生居住时的景致，只是细长的深棕色木地板还在，据说这里曾是他们的客厅。

    

两位先生搬到这里，依然保留了北总布胡同时“午后茶聚”的习惯，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都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

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徽因是主角，她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李健吾后来这样回忆道。这就是那个年代那群可爱人间的趣事。

梁思成、林徽因与友人们（周培源、陈岱孙、金岳霖、吴有训）

    

从1946年到1954年，梁、林两位先生住在这里。这段时期是两位先生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预示着更坎坷命运的到来。他们结束了因战乱长期的颠沛流离，有了稳定的居所和生活。

梁思成先生之前长达近10年的田野古建筑考察这个时候开始开花结果。他在1943-1944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及英文版中国建筑史图录（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终于将自己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和研究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46年初，他开始筹备清华大学营建系，10月他远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同时应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讲授“中国艺术史”，包括建筑与雕塑两部分。

1947年 2月，中国政府派梁思成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他和世界上十多位建筑巨子共同工作，一起讨论，他带去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智慧。

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担任“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主席。他作了“唐宋雕塑”、“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演讲，在这次学术报告中将四川大足的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并接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47年，梁思成与国际众建筑学家（一）  美国

    

梁思成先生十多年对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在此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尊重和充分肯定，他让世界第一次见识和领略到中国建筑的美和传统、历史及智慧。

    

从1946—1947年他在美国工作时留下的照片，无论在耶鲁讲学，还是在联合国与建筑巨子一起谈论，他看上去非常优雅而高贵。孰不知，他和徽因及孩子们刚刚走出李庄，走出那段难以想象、贫病交加的岁月。除了过分消瘦外，他精神很好。

他的生命宛若原野上的劲草，狂风暴雨来了，弯下了腰，可是疾风暴雨过后，他又直挺起身来迎接太阳和朝露。他是一个有点跛足的人，脊柱也受损，需要穿着铁马甲才能直起腰身，可是从他的神情和仪表上，看不到半点病痛。这一点，他和徽因是一样的。

    

在美国，他接触到了包豪斯，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他住在斯坦因家里，斯坦因是美国二十世纪初区域规划的创始人，也是在汽车时代推出田园城市概念的设计领袖，在斯坦因的推荐下，梁思成参观了很多社区住宅项目和城市的规划。

归国后，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抽象图案等课程，将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引入教学，同时他也秉承中国古典建筑传统，他认为中国古建筑和现代主义是相通的——建筑的结构、境界和味道。

这正应了吴冠中先生的那句话：“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和西方优秀的东西是哑巴夫妻，虽然语言不通，爱情是甜蜜的。我到今天还是这样看，中国今天的好东西跟西方的好东西太相近了，完全一样。”

 1947年，梁思成与国际众建筑学家（二）  美国  

    

无论中国的古典建筑艺术，还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梁先生追随的都是一种艺术上的至美和智慧。在写作《中国建筑史》前，他已经熟知了西方的建筑史，可以随手很漂亮地画出西方建筑的样式。从美国学成归国前，他和徽因按照梁启超先生提供的线路图将欧洲的建筑考察了一遍。

他们夫妇两人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考察了中国200多个县，2000多个古建筑，每到一处，他们都无法掩饰心中的狂喜，也许正因为这些田野考察所带来的欣悦，他们更爱这个老国家了。

中国古建筑沉积了这个饱受苦难民族千年的美学，以及我们这个民族追求的生态，那里有生存的智慧在。思成和徽因拂去上面的尘埃，又让它们出现在众人面前。

    

1947年7月，梁思成结束了美国的考察，准备回国，好友费正清挽留他，加之徽因那时因为战乱、物质极度贫乏导致身体极差，在美国生活无疑会改变他们的艰难处境，可是梁思成拒绝了。

临别，他给费慰梅的信写道：

“亲爱的慰梅，数次在富兰克林拜访的经历如此美好，真希望徽因也在这里，我害怕说再见，未来难再团聚的感觉总是隐隐袭上心头，如果还有机会来美国，我一定要带徽因同行，但我怀疑她今生是否还能有体力远行，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你们来看我们。可这和我们团聚美国太不一样了。这是徽因数年的一个梦想。每当想到这里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是我……，是我的忽视，我的不够尽心尽力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

思成后来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也是徽因的选择。

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金岳霖

    

梁思成启程到美国，清华营建系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了躺在病床上的林徽因。林徽因将营建系从无到有一点点办起来，从找教室、图板、画图凳到课程的开设，事无巨细，她一律参与，她是事业的筹划者和指挥者。

她用营造学社有限的剩余“经费”，组织了一次对恭王府的测绘。在系庆的时候，她将测绘的成果和学生的设计作业和水彩画办了次有声有色的展览，引起校方的很大关注。

    

一年后，思成回到中国，看到营建系从空空的两间屋子成为现在的样子，十分高兴。应该说，思成和徽因简直是珠联璧合，没有徽因，也许就没有梁思成在建筑上这么高的成就；没有思成，徽因在建筑这条路上不会走得这样深远。

他们有着共同的对中国古文化的爱，对建筑的赤诚。然而他们又是那样不同，“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可是他们组合在一起，是无可替代的。正如一个美国友人这样评论说：“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1926年，梁思成、林徽因与陈植（后，左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梁思成曾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

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还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

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 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像她那样反应敏捷，不然就跟不上她。”

徽因灵动的奇思妙想给了他们工作太多的灵感，这让他们的工作充满生趣，古建筑的考察是一项很辛苦和细致的工作，思成的坚毅没有让这项工作半途而废，而是扎实地一步步走下去，成就了一桩了不起的事业。

    

他们完美的配合又一次在英雄纪念碑、国徽的设计上体现。这项工作是在新林院8号完成的。可以想象到他们夫妇二人为新中国的建立投注了怎样的热情。

1950年初夏，当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参军一年后回到家中，见到客厅里的情景大吃一惊：“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好像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妈妈正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其他一切似乎都暂时忘记了。”之后他们又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徽因负责纪念碑须弥座装饰纹样的设计。

    

这个时候关于北京城的规划也展开了，一切都是百废待兴，梁思成认为应该将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放到北京城的西部，这样旧城区就可保存原来的样子；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城市中心过分集中，带来不必要的交通大拥堵，一举两得。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要百姓安居乐业。可是这样的想法和当时是相左的。

    

北京的城墙拆除了，北京的牌楼拆除了，北京的很多门楼拆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北京和纽约等其他现代大都市没什么区别了。在巴黎，我们还能看到雨果笔下的世界，在罗马，还能找到亘久以前的遗迹，可是，在北京，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拆掉的不仅仅是建筑，而是生态，我们的生存的生态环境整个变了，在这里，千年前的文明在地上很难找到实物。

    

三十年代的一个黄昏，林徽因和她的女儿坐着人力车驰过北海，林徽因大喊：“再冰，回头看！”女儿回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北海的牌楼在落日的余晖下，美得那样惊人！这就是那个古老城市的印记。可是这一幕现在、以后永远都看不到了。

北海公园前的牌楼

    

毁掉一种文明，再建一种新的文明——现代的、工业文明。100年前，罗素已经看到了欧洲工业文明给人类的弊端，100年后，我们终于亲自尝到了其中的苦味。

100年前，罗素来到中国，虽然它落后、贫穷，但是罗素在这种古老文明中看到了医治现代文明弊端的药。

罗素说：

“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

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培养了很多人才到美国留学，他们学成回来后，反而更珍视和热爱中国古老的文化了，比如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吴宓、陈寅恪，诗人闻一多、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

西方的教育并没有让他们回来复制那里的文明，而是又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根，用他们学到的西方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在这古老文明上开出一条新路来，这或许就是罗素所说的“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是那代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使命，可是他们的这种热忱在建国后被打压了，新中国的建设走上了复制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现在我们终于尝到了他们在百年前经历的不幸与苦痛。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怀念这两位逝去的学长，他们曾走的路因为那个时代中断了，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更远的时间点上，能够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重新找到他们的路，沿着路的方向走下去，我想那会通往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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