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情报工作浅析

2018 年 7 月 13 日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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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欧美诸国在急速向近代过渡，而中国此时正笼罩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之下。中华老大帝国一直对世界孤陋寡闻，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同时实行禁教，减少中外之间的往来。1757年，圣旨令除广州一地外（又称广州十三行），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被嘉庆皇帝坚拒。国人的视线完全被禁锢于九州之内，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茫然无知。

一、中国近代的情报活动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是林则徐。早在广东禁烟时期，他就积极了解外国情况，“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以便“知其虚实”，“定控制之方”。他组织人员搜集、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如《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注意研究各国情况、动态。为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他让幕僚把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翻译出来，亲自加以润色、编辑，撰成《四洲志》一书。这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简要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理志书。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中华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一些爱国士子意识到过去那种茫茫昧昧、闭眼不看世界的态度再也不行了，迫切希望了解世界，认清世界大势，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1841年，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叠经增补，全书达到100卷。全书先后征引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系统介绍西方各国的地理、气候、物产、历史、政治状况、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科学技术，使人们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开始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外国的全面介绍，让国人对外国有一个清醒认识，悉夷情，师夷技，以抵制其殖民扩张。魏源痛切地感到，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对敌人毫无认识。英国人把新加坡作为了解中国的前哨阵地，“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直到1842年，战争已进行近两年，道光帝还在打听英国坐落何方，周围几许，英国女王有无匹配，和俄罗斯是否接壤，与新疆回部有无陆路可通。对敌人无知到如此地步，怎么能克敌制胜呢？有鉴于此，魏源特别强调“悉夷情”、“译夷书”。《海国图志》的数十幅地图、各国地志、表、国地总论和地球天文，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编撰的。可以说，《海国图志》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通过开源渠道获取的战略情报产品。

魏源反复强调知悉夷情的重要性，深刻指出“欲制外夷备必先悉夷情始”，“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

魏源认为清朝所面临的最大最强的敌人是英国。他赞成林则徐对国人的批评：“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犹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亚洲内之事。”他感叹中国尚不如近邻小国，如日本每年有一抄报，考求天下各国诸事，皆甚留神；安南国则多加记载，凡是从海上游过之峡路皆记载下来；暹罗国中则有人奋力讲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处地方，于政事大得利益；缅甸专门有一官员，负责造地球、地图，遇见外国人即加询访，让缅甸国王了解外国诸事。他觉得“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问题出在中国上下“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求”，致使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魏源的结论是：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在列强叩门的枪炮声中，清政府被迫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开始睁眼观察外部世界。但由于情况不明，清政府的战略分析连连失误。在关于中国国家主要威胁的判断上，清政府是全盘错误。清政府认识到日本和沙俄都是中国的重大威胁，但究竟谁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大员们的认识各有不同。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一般认为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要大于日本。例如，1850年林则徐就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861年1月，奕忻等在关于建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也认为：“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俄国入侵伊犁后，一些封疆大吏和士人提出当务之急在于防俄。王韬曾呼吁中外合力防俄：“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且普、俄方有志于东方，欲肆其雄图而逞吞并者，志不独在欧洲也，而俄尤乎驰域外之观……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合力以防俄。“1881年曾纪泽赴俄改订条约，黎庶昌曾致信曾纪泽，表示愿意亲赴西伯利亚、中亚地区做旅行考察，以增强对于俄罗斯的了解。他在信中写道：“俄罗斯边地绵长，与国邻接二万余里，疆场纠纷，时时多故，其在亚细亚者，仍属茫然无稽。俄人高掌远跖，志在得地南侵，蒙古、新疆，垂涎已久。故尝欲创火车，设电线，以达中华。君臣同力谋之数十年，徒以地势险远，经营未就。而中国从未有遣一介之使，涉历欧亚两洲腹地以相窥觇者。”黎庶昌建议在条约改订之后派员赴俄罗斯腹地游历考察，以广泛搜集情报，对于游历人员“以两年为期，限令从容行走，凡所经过之处，山川城廊、风土人情、道途险易、户口蕃耗、贸易盛衰、军事虚实，以及轮车、电线能否安设，一一谘访查看而记载之。可图者并图其形势而归，以备日后通商用兵有所考虑，不为俄人所欺，实亦当务之急”。然而，黎庶昌的这一愿望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才由户部主事缪佑孙得以实现。

主办洋务的李鸿章先主联日，后主联俄御日，但大部分时间主张联俄。起初他力主与日本联盟来共同对付西方大国，故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国依为外府”。1876年11月，李鸿章接受两名日本外交家森有礼和副岛种臣的访问，来访者表达了对俄国扩张主义的关注，告诉他日本愿意与中国并力抵拒俄国的威胁，这更加坚定了李鸿章与日本联盟的信心，放松了对日本吞并琉球的警惕。李鸿章对日本狼子野心的错误判断，直接导致中国丧失了对琉球的宗主权。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朝野出现了强烈的仇日情绪。俄国在甲午战争后倡导三国干涉还辽，并以低利借款给中国偿付日本赔款这一举动使清朝统治者对沙俄产生了幻想，主张联俄的人占了上风。不同的联盟主张，反映了对战略局势和主要战略对手的不同判断。从事后角度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日本，都是中国近代最凶恶的强敌。因此，无论是联日抗俄还是联俄抑日，最后证明都是错误的。

晚清中国虽然兵连祸结，但由于闭关自守和国势衰弱，清廷不仅无意了解夷情，连防御之心也无。外国使节、商人和传教士在中国肆意活动，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这些行为，有的还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和保护。如1884年，日本间谍宗方以“学生”身份周游中国北方各省，总理衙门致北洋大臣李鸿章咨文，称“光绪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准日本署公使尾山函称‘本国学生宗方小太郎禀称，拟于本月初十日，即中历二十日出都，经通州、三河、蓟州、玉田、永平、临榆、宁远、锦州、奉天、辽阳等处抵九连城，取道大孤山、金州、旅顺、复州、盖平、海城出牛庄，由水路回天津，日程约三个月。函请发给护照，沿途放行’等因前来。除由本衙门缮就护照，札行顺天府盖印发给收执外，相应咨行贵大臣查照，于该学生过境时，饬属照条约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咨复本衙门备查可也”。宗方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游览了北渤海湾沿岸的战略要地，为其政府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情报。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侵华战争做最后的准备，率大批军官亲自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清政府却为川上操六等人大开方便之门，李鸿章更把他们一行视为上宾，予以“殷勤接待”，使川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中国军事情报和清政府的情况，增加了他对发动战争的信心。

北洋政府期间，包括无线电技术在内的各种情报技术获得长足发展，成为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在直奉战争期间，电报局的员工成功破译了张作霖的作战计划，帮助阎锡山在这场混战中获益，技术侦察手段的价值逐渐为各路军阀所认可。各路军阀竞相设立技术侦察机构，专门负责电报侦收、密码破译及机密电报的传递，这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情报机构的设置。

二、中国近代的情报组织

清廷自诩为“天朝上国”，对外邦一概以“蛮夷”视之，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因此并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所有的涉外事务由礼部（处理朝贡事务）、理藩院（处理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以及俄罗斯事务）、两广总督（处理广州贸易事务）及在华传教士（处理对洋人的翻译，以及作为中国对来华使团的沟通代表）来处理。朝廷要员不改对“夷务”的不屑之态，朝廷官员仍大都处于对西事懵然无知的状态。到英、法之役发生，纸上谈兵的京城官员始觉夷务不能敷衍。设置专业外交机构处理洋务，成为洋务派的目标。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忻与文祥上奏《统筹全局酌拟善后章程》，明确将处理中、西事务列为要政之首，提出要设立新的外交机构来处理新的外交事务，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章程要求各通商口岸的地方官员按照条约随时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并将办理情况按月逐级咨报总理处；章程明令改变中外交涉事件军机处不发钞、各督抚亦互不关会的旧状，饬各省督抚将所办涉外事件互相知照；章程规定各通商口岸将军、府尹、督抚关心内外商情，按月据实奏报，不得将此视为具文，稍涉虚假；章程还特别提出“办理外国事处，尤应备知其底细”，提倡各地官员阅读新闻纸，从中窥知各国情形之大概，并无论汉字、外国字、按月咨报总理处，使朝廷亦能对中外交往情形了如指掌。1861年1月20日，章程得到咸丰帝批准。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11日）正式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

按照负责的事务，总理衙门分成英国股（1863年设立，负责英国、奥匈帝国、各国商务、各关税务）、法国股（1863年设立，负责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耶教传教事务、中越关系）、俄国股（1863年设立，负责俄罗斯、日本及陆路商务）、美国股（1864年设立，负责美国、南美各国及华工事务）和海防股（1883年设立，负责舰队建置），并设有海关总税务司署（1861年设立，负责全国各海关税收）、同文馆（1862年设立，负责翻译）、清档房（1864年设立，负责档案抄录及保管）、司务厅（1864年设立）、电报处（1884年设立）及银库（1884年设立）等各个附属机构。

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设总理大臣三员至十几员不等，由亲王一人总领，其余称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学习上行走等，另设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若干人。它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执行而非决策，决策的权力主要掌握于皇帝（实际上是慈禧太后）以及军机大臣手中，但因为早期负责的恭亲王和文祥都是具影响力的军机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获通过。从1870年开始，李鸿章就任北洋通商大臣，许多外交事务逐渐由北京的总理衙门转往天津，到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在外交事务上的作用就减少了。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后，总理衙门所积极倡导和主持的洋务运动宣告彻底失败，其地位一落千丈。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时，西方列强认为总理衙门已不能有效处理突发事件，不再适应他们的需要，因此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专门办理与列强的外交。事实上，外务部仍是一个和总理衙门名异实同的外交机构。光绪三十二年，学部、邮传部、农工商部成立，分去了外务部的部分职权，此种局面方有所改变。

驻外使节是了解驻在国情况的耳目，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置使节，而中国却一直没有派驻驻外使节，因此对外界情况依然一无所知。办理洋务的官员痛切地感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分析了“清政府为何迟迟不肯派遣可用来观察敌方国内情况并保护本国利益的驻外使节”的原因，认为“这种滞后状况有其心理和政治根源。中国派驻使臣的传统是，在国力强盛时向外邦遣使以弘扬皇威，国力衰弱时则是遣使向‘蛮夷’求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感到只讲“御夷”不合时宜，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风东渐”的势头已不可遏止。为了处理好日益复杂繁多的涉外事务，必须设法了解外国情况。郭嵩焘指出：“国家办夷务二十余年，受其陵藉，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直将中国的受挫归结为盲目愚昧，将国内对来华势力的汹汹众愤指为不识世事已变异之举。他提出，办中外交涉应能知己知彼，所谓“知彼”即“知其国势之强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势之所及与其计划之所从出”。然而清廷内外诸公“懵焉莫测其所由”，万众同声，以战驱夷，结果，“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他认为“夷人之扰中国，有其情，中国所以应之，有其势，有其理”。中国不仅应顺势、循理以处“夷务”，而且应明了导致中外冲突之“情”以为处理“夷务”的前提。郭嵩焘指出，要处理好涉外事务，“必通知洋务，而后能据理处断，使中外人民交听其约束，否则顾盼周章，茫无主见，其始一意猜嫌，其终必至受其挟制而贻累无穷”。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其稍识端倪，借资筹计”。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欧洲休假，提出可以带同文馆学生随他前往英国游览，总理衙门即派山西襄陵知县、63岁的满人斌椿为首席代表，率团前往欧洲游历，“即令其游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斌椿回来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曾召见他问询情况，他的《乘槎笔记》一卷也由总理衙门奏呈同治皇帝。1867年10月，清政府再次发出上谕，要求各省督抚讨论遣使问题。信中写道：遣使驻扎，西洋皆然。十余年来，（西方列强）“彼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而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因此，遣使驻外已不能再缓。1877年，清廷决心在英国建立第一个驻外使馆。1877年1月21日，对“中外情形夙有体会”的郭嵩焘抵达英伦，朝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他甫一下船，便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自郭嵩焘出使后，清政府又相继向德国、日本、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美国等派遣了公使。到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清政府向外遣使的国家有12个。近代使节制度就此建立起来。当然更重要的意义是，清廷多了一条了解国际局势的渠道。

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以后，西方的外交官、军官、商人、传教士、学者等不断以游历为名来中国沿海和内地活动，并收集中国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之士痛感中国对外情的隔膜和无知，也开始主张鼓励国人出洋游历。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87年5月18日），总理衙门拟定《出洋游历章程》。章程共十四条，其中第九条规定，“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汇报“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并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这表明，近代中国已经意识到公开情报观察的重要性。但由于游历使多为科举出身，不通西学，外国知识甚少，更缺乏外交经验和情报经验，甚至不通外语，因此在国外调查与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周游世界辛辛苦苦写下的调研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大多被束之高阁，有的书后来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刷出版的，在清政府的政治、外交决策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甲午一役，清军惨败，原有的绿营、淮军和防练军已失去战斗力，北洋海军也告覆灭。它促使朝野精英认识到：“欲立国于20世纪之世界，非讲军制不可，欲在20世纪世界与列强争雄长也，更非讲军制不可。“1895年前后，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袁的努力下，新军逐渐扩展为北洋军（即北洋六镇）。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南洋组建“自强军”，其营制亦仿德国。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启动新政改革，其中军事方面的内容即“裁汰旧军，扩展新军”。清政府命各省学习北洋军和自强军的练军新法，在本省编练新军。1903年，清政府开始裁汰绿营，改革军制。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作为编练新军的最高机构，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1906年，清政府进行第一次官制改革，改兵部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和太仆寺并入，新建陆军的总部机关设有督练处、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侦探局等机构，其中的侦探局明显为军事情报机构。1907年清廷以练兵处军令处改设军谘处，暂隶兵部。这是清末赞襄军政的最高参谋机构，掌统筹全国陆海军事宜，酌拟关涉国防用兵的一切命令、计划，并管理陆军大学堂、测绘学堂、驻扎各国武官、陆军文库等事。军咨处成立之初采取五司制分理具体事务。其中第一司第三科负责编译整理有关外国的军事资料，编译外国历代著名战役、兵略战理、军事筹备、军事教育、近世战史等军事史志；翻译各国高等帅兵术、参谋勤务书、野外勤务书、战时勤务书以及其他各种参考书。第四科负责编译各国的战略情报资料，内容涉及各国人口、面积、陆海军备、交通机关、殖民地及属地政略、著名都会、军港、商港、船厂、关塞、形胜，各国军用地理等等。很明显，这两个机构承担了军事情报机构的职能。宣统元年（1909）五月军谘处脱离陆军部，成为独立机构，下设七厅，其中第二厅分置五科，掌各国谍报及驻扎外国武官调查员等事，第三厅分置三科，掌水陆交通运输及电信邮政等事，第四厅分置三科，并辖测地、制图二局，掌三角测量、水准测量、地形测量及制图事宜，第五厅分置三科，掌编纂中外战史、战记、地志及陆军文库等事。以上各科事务，皆为近代军事情报机构的标准职能，由此，清廷开始建立近代军事情报机构。同时设立的海军部门其下也设立司、科两级部门理事，其中海军处运筹司谋略科负责海军的战略战术参谋，其职能包括管理海军参谋官及驻外海军武官，搜集外国海军情报等。宣统三年四月，军谘处改为军谘府，其职能仿日本参谋本部，对皇帝直接负责，一切筹划事宜均依皇帝命令。这样，“军谘府就脱离陆军部，成为规划新军编练的领导机构，也是皇帝的参谋本部。陆军部仍然存在，但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军谘府先后颁布《陆军参谋章程》、《军官学堂章程》、《改定军官学堂章程》等，进一步完善了军官制度。军咨府下设7厅，厅下设科，分别为总务厅、第一厅（作战）、第二厅（情报）、第三厅（交通与通信）、第四厅（测量）、第五厅（史志）与海军厅。第二厅的长官为厅长，设副官1人，下设五科：第一科“掌管日本、朝鲜之谍报及对其作战法，并该国驻扎武官调查员事宜”；第二科的侦察对象是俄国；第三科负责“英、美与用英语国及其属地”；第四科的侦察对象是“德、奥及用德语国及其属地”；第五科负责“法、意及用法语国及其属地”。各科的长官为科长，共5人，科员则分一、二、三等，各十余人，此外还有一、二、三等录事共15人，至于额外科员、录事则无定额。

从职能上看，第二厅的工作任务与现代情报部门已经大体趋同，主要有：第一，就对象国（或地区）实施谍报侦察，收集重要情报；第二，负责相关作战地区的情报保障；第三，向对象国派驻武官。当时，第二厅配备了无线电设备，努力跟进当时情报技术发展潮流，第三厅和第四厅同样履行军事情报机构职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国2000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走进历史，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军事委员会成为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下辖政治训练部、参谋部、海军局、航空局等机构。参谋本部下属单位有：人事参谋次长室、情报参谋次长室、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后勤参谋次长室、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及训练参谋次长室等。其中负责情报工作的有情报参谋次长和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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