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硅谷出发，到乡村医院，他重新定义医疗互联网

不管怎么说，陈卫党都毫不怀疑，对渔歌医疗而言，这将是一段被铭记在心的岁月。

疫情是对医疗互联网应用的实战考核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截至3月6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8万，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超过66万人，牵涉14亿国人的新型冠状肺炎，疫区医疗资源彻底失衡……但对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必须战胜的危难。

不过，写出《黑天鹅》的纳西姆·塔勒布说过，“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 在这场战役里，在喧嚣的混乱与沉默的磨砺中，互联网医疗不仅呈现出爆发式的生长，即便身处其中的渔歌医疗，也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催化剂。

春节前后，渔歌医疗配合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大数据中心主任刘保延，在疫情初期研发出《居家隔离+互联网》无接触医疗兼送药服务管理监管平台，推动形成中医药干预的社会防控“武昌模式”。渔歌医疗分级诊疗，远程医疗平台，经过多次迭代， 二月三号， 基于医疗互联网的“居家管理”和“方舱”先后上线支持湖北武汉，孝感、黄冈、鄂州，内蒙古乌海市，河南新乡高新区、河南郑州经济开发区。

渔歌医疗创始人陈卫党

在渔歌医疗创始人陈卫党看来，医疗互联网在疫区的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两个作用：

一是医疗互联网有效的使高端医疗资源下沉。突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全国十余个省的三甲级中医院，在每家医院的领导下，成立了远程医疗自愿者团队，共600余名医生“随时随地”有组织，有计划的配合疫区内的医疗资源远程提供互联网服务给“居家隔离“和“方舱”。填补了家庭医生在疫情防控中的“缺位”，包括给予社区居民及时的病情咨询、分诊分流、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通过远程问诊，实现患者就医行为上的“物理隔绝”；突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调动了全国的医疗资源“随时随地”参与疫情防控。

二是在疫区卫健委的互联网+医疗监管，保证医疗数量和质量。

疫情的暴发，不仅让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到了人的健康上，而且在病毒传染的威胁下，公众对于医院交叉感染的风险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意识到一些小病、常见病更应借助于互联网医疗。

可以说，这次疫情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教育课。

陈卫党对创业邦说，“面对疫情，医疗资源短缺，导致患有新冠肺的病人，不能被现有的医疗机构接收入院，无秩序的去各医院就诊，给所有医院带来严重交叉感染的风险。”

他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分级诊疗（也就是说有序医疗）和应急灾备。所以疫情过后，国家一定会大力推广分级诊疗。

而在分级诊疗之中，他认为会延伸出很多机会，比如医共体、医疗的数据化、病例的数据化、远程诊疗、健康档案的云端化、特种机器人的研发、特种医护人员的培养等等。

陈卫党相信，经过这一次疫情，国家将加速推动医疗行业的深化改革，互联网也会和医疗行业有更深度的结合。

做有中国特色的分级诊疗，远程医疗

陈卫党不仅是医疗系统的科班出身，而且在美国互联网行业浸淫多年。

1984年，陈卫党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在海军总医院心胸外科做医生，1989年赴美访学，获得医院管理硕士和电子计算机硕士学位。留居美国期间，先后在Ebay/Paypal、Facebook全美知名互联网企业工作多年。

2013年2月，陈卫党回国创业。

他做过多年医生，昔日同窗几乎遍布各大医院，因此他不但了解医生和病人需求，还了解不同地区的医院文化。

陈卫党认为，“医疗需求低频且分散，高科技医疗供给量少且集中”，导致 “看病难、看病贵”，。病患在大医院扎堆排队看病，人满为患。但更广大的基层乡医却无法起到供需平衡的调节作用，因此，医疗市场急需一个打通供给、数据、服务的中心化服务体系，统一就医路径。就是分级诊疗系统。

而如何捕捉医疗需求，高效组织医疗供给，是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引入互联网这个工具，对传统医疗行业进行改造。当时，互联网医疗领域创业已经如火如荼，有”轻问诊“模式；有从挂号延伸到线下的互联网医院模式；更有大公司投建 “未来医院”，它们侧重的更多是医院内候诊和支付流程，送药的优化。 由此可见，互联网对医疗行业的进攻，始终围绕着“医疗“核心的外围进行。

但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陈卫党认为，“分级诊疗”或许才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国内，人们通常是身体不舒服了才会上医院，挂完号后，拿着医院发的一本病历，排队看医生；但是在美国，病人的医疗档案，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家庭医生”那里，看不看病，什么时候看病，该不该看病，不仅掌握在病人手中，同时也掌握在医生手中。

中美两国在看病方面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差异，根源在于美国实行的分级诊疗制度和双向转诊制度。

美国私人医疗保险主要包括HMO和PPO两类。

购买HMO保险的病人看病首先要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如果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会将患者转诊给专科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如果病情需要住院治疗时，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会联系合作医院将患者转入治疗；当病情缓解后，病人再转回医生诊所复诊。

而购买PPO保险的人，看病程序的最大不同，在于不用通过家庭医生转诊就能直接看专科医生。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PPO客户也都为自己找了家庭医生并更愿意由他们来协助转诊，而这是家庭医生在美国医疗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仅如此，陈卫党还认为，即便在美国，由于制度原因，那些医院的信息，也是一个一个的“信息孤岛”，并没有连接成一个整体。而国内与美国非常大的一点不同，就是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的医院，都在一个整体的系统内，并且对体外系统的其他医院形成压倒性优势。

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即便到了2019年10月底，作为新兴事物的互联网医院，数量才达到269家，而与之相比，全国有三级医院2501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479家，线上和线下力量对比仍悬殊。如果能为这个庞大的系统提高医患资源的精准匹配度，那中国特色的分级诊疗也就算建立起来了。

榜样在前，力量就是无穷的。2013年6月，陈卫党开发的“渔歌医疗”上线，2014年初正式运行。“渔歌”二字, 出自中国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 “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或许，他希望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能进入到一种中国古典的渔人收获后抒发喜悦而高歌的快乐境界。

这个产品利用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医生和医生、医生和患者、患者和患者之间搭建一个集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健康（体检）咨询、大病随访、病例会诊、自我健康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健康服务网络社交平台，从而“为缓解大城市就医难、看病贵、缓和医患关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乡、培养互联网用户健康管理意识提供助力。”

陈卫党希望用自己的专业互联网技术，在农村搭建村，乡镇，县，市，的四级上下转诊系统，在城市搭建社区，区，市，省的的四级上下转诊系统。将区域内所有医疗资源连接起来，搭建医疗互联网高速路。

 

截至目前，渔歌医疗的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已经在已经北京、四川，辽宁，河南，贵州，云南 等12个省市卫健委医疗机构提供 “互联网”+医疗健康技术的支持与解决方案，目前，渔歌医疗的分级诊疗平台已入住16,000 家医疗机构，47，016医生，累计完成分级诊疗 423,212 例，为超过340万患者用户提供健康管理、医疗档案存储服务。

渔歌医疗的远程医疗，远程诊断包括影像，心电，超声，病理服务共68000例，远程会诊1000余例。

“弃医从文”的冯唐，在每年都发布的《送给中国医疗的十句话》中，总会出现一句话：有质量、有服务的医疗在中国依然稀缺。

而陈卫党，希望自己的渔歌医疗能为补上这个稀缺做点什么。

走出资本狂热期

陈卫党创业之初，并没有像大多数创业者一样，选择从一线城市中的大医院入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下沉到了广大的农村。

大医院不缺医生、不缺病人、更不缺IT系统，所以并没有直接动力来改变现有的医疗系统。

真正的大规模痛点其实在农村，关键的切入点也在数量最庞大的基层。

他放弃北上广，直接带领团队下乡，先从村医入手。

由于“分级诊疗系统”是渔歌最成熟的系统之一，村医都可以使用到，所以从村医开始，系统就可以纳入病人的处方、电子病例和其他相关报告，并且随着转诊的轨迹，做到将就诊数据通过医院服务器的接口进行实时更新。

这样一来，病人看病容易了，基层医生病人多了，上级医生更有效率，且都在一定规则的监管中，形成良性循环。不过，基层医生除了“首诊”之外，还要担负诸如公共卫生和慢病管理等“签约家庭医生”职能。

值得一提的是，渔歌还用电子签约的方式代替传统纸质，让卫健委不仅可以追溯到基层医生的公共服务是否到位，还可以看到转诊信息和医生的所有行为，系统会实时监测数据并做异常预警，以及定制个性化的报告。医院也能据此来做医生的绩效考核。

而渔歌，除了获得满足卫健委和医院精细化运营的SaaS监管系统的订单之外，还为医生提供影像报告比对的增值服务。 

这正是他期待的一个多赢的结果。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互联网医疗在经历2014年、2015年的狂热之后，行业进入了沉寂低迷期。不少互联网医疗企业因难以撬动有限的医疗资源、缺乏明晰的商业模式等原因，黯然退出了市场。

但是，在这次新型冠状肺炎黑天鹅影响之下， 医院、医生、居民的行为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医院方面，为减少患者间的交叉感染和提高医疗资源运营效率，更多的实体医院选择建设互联网医院，提供线上问诊服务；在医生方面，疫情暴发后，不少医生主动提供线上诊疗服务，为患者提供新冠肺炎及其他疾病的线上咨询和诊治服务；在消费者方面，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使用线上问诊。

疫情暴发以来，全网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诊量超千万次，相当于普通三甲医院约 10 年的门诊量。

互联网医疗的优势和作用展现出来。

医疗监管部门更是两次连续发文，鼓励利用互联网医疗平台，来解决线下问诊带来的医疗资源不足、交叉传染等问题，特别是对发热患者的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功能，推动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过去为什么没有见到成功的医疗互联网？陈卫党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医疗的专业性（需要监管）；其次是存在“代沟”—— 医疗和现代互联网；最后是由于医疗管理模式滞后。

但是，现在由管理医院的政府部门或医院牵头，在有医疗监管的前提下，各级医生在这个平台互动，医生和患者的互动，患者和患者的互动，在这个平台上，在国家法律许可下，产生医疗行为，各级医管部门，同时对平台上的医疗行为进行数量和质量的监管。

“具有这样功能的平台，我们叫他医疗互联网平台。”陈卫党说。

陈卫党更是认为，“密集的利好政策，有望成为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的助推器。”他表示，根据过去8年医疗互联网创业实践，现在是重新定义“医疗互联网“的时候了。

结语

回顾历史，17年前的2003年，“非典”来袭，为淘宝电商模式培养了一波用户习惯，阿里集团乘势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大家都不敢出门，线下门店大量关门倒闭，刘强东顺势把线下的生意搬到线上，成为京东如今辉煌的肇因。每一次的危机一定会有一批物种倒下，更会有一批物种崛起。

风会吹灭蜡烛，也会助长山火。危机和压力，同样也是机遇与变革的动因。

这一次，疫情未必不会成为互联网医疗习惯养成的催化剂。 

陈卫党表示，“病毒肆虐，会带来局部的催化和改变。不过，中国经济本就处于大的调整之中，这一次的疫情，将使调整的步伐加速。”

从更高的层面看，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利好陆续发布，互联网医疗看病、购药、医保支付的就医闭环已经彻底打通，在大幅满足因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需求的同时，对促进分级诊疗的落地乃至对推动整个医改都有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行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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