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是如何产生的？专访“费孝通勤学奖”获得者赵静

2018 年 4 月 30 日 德先生

本文来源：学术志

作者：石头哥、赵静

2016年6月，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邱泽奇先生致力于传承和发扬费老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向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万元设立“重庆大学费孝通勤学奖”基金种子基金，专项用于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奖励公共管理领域的优秀学生。

2017年，第一届评奖活动启动，经过几轮严苛的评选过程，最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赵静的博士论文《决策删减，执行协商——中国山西煤炭产业政策过程研究》从26,487篇论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

近日，学术中国专访获奖者赵静，听她讲述论文背后的故事。

评选标准严苛，认为自己获奖是运气

问：听说费孝通勤学奖评选过程是非常严苛的，是从两万多篇论文中选出来的。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获奖了？你觉得为什么你能获奖？

答：我是获奖消息公布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获奖了，之前没了解重大在举办这个奖的评选，所以我当时觉得很惊讶。我觉得得奖就是运气，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我这个研究的案例故事有意思。

问：是否想过你的名字会和费孝通先生的名字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答：这个确实没有。我知道费孝通老师，但我对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确实没有特别多地涉及。

问：我曾访谈过费孝通勤学奖的设立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问过他为什么作为社会学教授，偏偏要设立一个面向公共管理领域的奖学金。他说社会学是基础学科，而公共管理是应用学科，在当前来说更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那么你的研究中是否借鉴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答：我一开始做山西煤改选题的时候，其实里面涉及很多的都是社会学问题。但是因为我本身没有社会学的学科基础，所以虽然感兴趣，也没有往这方面进一步发展。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有很多温州商人在山西开煤矿，对当地人开煤矿的影响，包括一些政商关系的改变是很多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学现象。包括煤矿在山西也起到了补充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比方说建路、建学校甚至提供唱戏等服务。这里面都有很多社会学的问题。由于我本身关注的是社会政策过程，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政策，以及它实施的整个周期。所以我的视角是以政策为核心的，所以就忽略了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

确立选题，是个自然又不自然的过程

问：为什么选择山西煤改政策作为选题方向？

答：我当时选题的第一想法是进入容易。我是山西人，山西的支柱产业就是煤炭，从小到大接触的人和事多多少少都和煤炭有关。我少年时代的所有同学，他们现在的工作岗位几乎都和这个行业相关。我有同学在矿井中做一线工作；有在井上做二线，涉及维修、检查工作；有同学从事煤炭进出口、煤炭运销工作；有同学在政府煤炭工业局、安全监督局、发改委、国土局等从事煤炭管理、生产监督、产业规划等方面的工作。我最初认为选择这样一个政策领域，自己比较容易跨越一些基本的知识门槛，不用像其他人一样要学习煤炭行业的知识。

例如，煤炭行业特别复杂，有进出口、有销售环节的各种税费，有历史上形成的特有产权格局，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矿井和不同类型煤炭等。如果对于一个新进入该政策领域的人，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了解煤炭产业背后基本的知识。第二原因是，我读博士的时候是2009年，正好是山西进行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那一年，那年全省家家户户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也恰好在进行博士第一年的课程学习，就会经常把这个案例拿到课堂上来讨论。

问：你研究的是熟悉的事物，如何克服对熟悉现象的“熟视无睹”？

答：这个不存在，虽然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山西，但是我对于煤炭的知识和大家一样都很有限，可能只是知道一些基本的，例如煤炭分为动力煤、焦煤、无烟煤等基础常识，并不能说我对这个领域有多么熟悉。

问：你在论文中几次提到“政策黑箱”，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答：这是一个学术隐喻。意思是，我们都想知道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但它就是一个黑箱，真正决策过程是如何掌握在个别人甚至决策者自己的头脑中。我们都想去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出决策。但是，我们只能通过他周围的人告诉我们，或者他亲自告诉我们。研究政策过程的学者，就是尽可能找到参与决策过程的人，找到他本人那是最好的。

例如，我很想找到当时的四任省长，去探究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但是显然比较困难，所以我只能找他们身边的人，跟他们一起共事的人，跟他们一起参加当时会议的一些人，让他们共同去回忆、去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事实故事。

从鲜活的访谈资料中提炼理论，发展框架

问：你用什么方法去收集资料？

答：研究方法有点像社会学里的扎根理论，但又不是完全的扎根理论。我理解社会学的扎根理论是进入到一个场景中，可能一开始是没有明确的主题，要逐步观察，慢慢寻找，这是我个人理解可能会有偏颇。相对而言，我进入到煤改领域做研究，一开始就很明确我要从政策过程的角度去做，核心是研究决策怎么出台，而不会去研究整个山西煤改的方方面面。但是政策过程也有很多不同的经典理论模型，都是西方的，会存在一些不适用的问题，所以我得寻找符合国内现实的理论模型去解释，所以这个过程又有点像扎根理论。最初我也只是出于对案例的好奇，联系了几个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一些煤矿主，了解兼并重组改革的过程。因为整个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到煤矿之间的打包、兼并、收购等，我光了解和理解这一政策改革本身的政策内容，就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问：如何解决案例研究的信息饱和问题？

答：我访谈的对象分很多类型，有不同类型的政府官员和煤矿经营者。当访谈官员时，他们一般会介绍很多他们参与决策过程或执行过程的信息，我对这些人一般会访谈两到三次，每次都可以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如果我在其他人那里也听到了相同信息，我就不再对他们进行继续访谈了，这自然就达到饱和了。包括对煤炭企业也一样，我会选择不同类型的煤矿的第一负责人去回忆从90年代到现在整个历程中的故事。直到现在，我对山西煤改亲历者的访谈还在持续做，因为时间越久远，获得有效信息的难度就越大，只要我能够遇到、联系到，我都会珍惜机会。一个深刻的感受是，在2009年的企业兼并重组改革中，我可获得的信息比较多，但是对2004年和2005年那次资源有偿使用，我就很难找到更多信息，因为很多当时的官员都退休了，让他明确说出具体文件名称、时间、地点等，他们都记不大清楚。

当理论照进现实：如何走近访谈对象

问：你的访谈对象很多是官员群体，访谈他们是否遇到过困难？

答：我访谈了从乡到县、市和省的各级官员。越到研究的后期，他们会对我的访谈过程很感兴趣，尤其是更高级别的官员，他们更能够理解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当然，最关键的前提是，我会很清楚的在事后，把我要将哪些内容写进论文中和他们说得非常清楚，而且他们很多也都看过我的论文，一些人还觉得我构建理论来讲煤改故事挺贴切的，甚至有一些有过经济学或社会科学背景的政府官员，还会和我讨论我模型的适用性，我从中受益很多。

问：一般人认为官员都是很谨慎的，你在访谈时，他们怎么看你？你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

答：我觉得一开始，他们都把我当小孩了，认为我只是带着一个学校的课题来调研，他们觉得研究政策过程嘛，他们自己才是里面的行家。当时我也是一个听众，就是不停的记录，所以一开始我根本提不出什么问题，我都是在吸收各种信息，这是第一轮的情况。到了后期去访谈更高级别的官员时，我就已经对政策过程特别了解。一开始，大部分受访者的心理防线都挺高的，会觉得我作为外行可能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随便聊聊打发就好，但是访谈过程中，他们就发现我比他们了解得更清楚，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那块儿，不了解全部。所以当他觉得我比他们更是专家的时候，就会放下心理防线，并且和我一起来探讨政策过程。

学术研究像剥洋葱

先看政策执行，后看决策过程

问：你的研究进路是什么样的？

答：我一开始进入案例的时候，看的是政策执行层面，因为当时兼并重组的决策已经完成。做完第一轮的访谈我就出国了，出国期间主要是对政策执行的过程去研究，也写了文章发表了。当我回国做全省执行情况的调研时发现随着调查深入，执行和决策关系很大，这就导致我的关注兴趣点转移到决策上。在第二阶段我重点研究了08年到09年企业兼并重组改革的决策过程。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再次发现09年的改革与之前05年的改革息息相关，又对05年改革做了调研。所以在研究时序上，我是倒着往回走的。

十月怀胎与一朝分娩

最难的是提出理论框架

问：什么时候提出理论框架的？

答：我是2014年6月毕业，3月写完论文，理论框架大概是在2013年11月、12月份提出来的。当我了解清楚了两次重大改革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之后，我遇到了最大的理论发展障碍，当时的困惑是，如何把决策和执行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去分析？我记得当时和导师、同门师兄妹们诉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论文了，我会不会写成两篇论文，一篇写决策，一篇写执行？他们也都鼓励我说“没有关系呀，正是因为别人没有这样做，我们就试着放到一个框架里去看看”，这样才有了现在这篇论文。

我和导师在我读博的前期就博士论文频繁交流的情况不多。一方面我的访谈是分不同的时间段，而且访谈是很琐碎的，很难去提炼出东西来，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一直跟着时间在倒叙，没有完整的故事可讲。当我访谈全部做完，对案例的好奇心都解决了之后，才发现我已经博士第五个年头了，怎么办？然后我导师安慰我说，那我们拿出一下午时间来重新理理这个故事，我们核心的理论模型就是那个下午讨论之中的灵光闪现。

文章结构与行文方式

问：论文结构上，为何采取先提框架，后进行论证的演绎式？

答：这个理论模型是从煤改案例中出来的，但在理论模型推演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并没有只从煤改案例中去看，还是将不同的领域都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我博士后的3年就是把这个模型放到更加丰富的案例中去探索、修正，同时还对论文框架进行修改。例如，我们选取了特高压输电的决策过程，资本市场改革引发股灾的决策过程，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过程等。我们提出这个模型，还是希望对中国的公共政策有一些启发性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把模型变得更加复杂，而是希望找出它本身的普适性内涵。

多元学科、严苛制度、自由选题

清华公共管理的育人之道

问：这次获奖的7人中，有3人来自清华大学，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觉得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清华的学术培养质量？

答：我们学院博士生来源是很丰富的，像我们当年有学电子、土木工程、计算机、物理、通讯、水利水电、数学、艺术史、外语、国际关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保障等，学什么的都有，真正科班学习公共管理或行政管理的其实很少。例如，我师妹是学艺术史的，她学问也做得非常好。学院老师们在人才选拔的时候，不会因为是学艺术史，就觉得与公共管理没什么关系，而更多的是看学生们的思维。可能是本科阶段艺术史的思维视角会让她在思考问题时和别人不一样。再例如，我师弟是学物理的，他就可以做对科学家创新规律的研究，因为他比别人或许更能够理解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创新规律是怎样的。

在培养环节，有一些重要环节的制度保障。最前端有博士生资格考试，必须通过课程的资格考试，学生们才能进入到开题的阶段，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不只是简单考课本的知识，我们当时的资格考试就一道题。老师们说，这个考试不是为了让你们去复习，而是为了真正考你们上课有没有学到东西，有没有掌握东西。我很清楚地记得考试那天，我们把能带的所有书都用拉杆箱带去了教室，考了八个小时，连中间吃饭都是老师们把饭端来放在旁边，最后却发现我们带去的书一本都用不上。在开题时，学院的老师们都会严格把关。导师们也会在认为题目探索足够有深度，找到真正的研究问题之后，才会让学生们去邀请学院的老师们组织开题会议，就是不希望我们盲目的开题。

预答辩制度也是一道严格的内部质量把关。我们的预答辩制度是很残酷的，因为没有通过率的限定，既没有下限，也没有上限，完全取决于随机抽签分组的老师们对论文研究的客观评价。学生的论文要经过学院不同学科领域、不同政策领域的老师们多角度检验。我们预答辩制度严苛到有些年份是全军覆没，一篇都过不去的。当然预答辩环节老师们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供我们后续修改。我们当年身处其中的时候都觉得很残酷，也为此很焦虑，但是等毕业后再去回看，其实我们都很能够理解，正是这些制度让我们克服了焦躁的情绪，让我们能够对自己的作品精打细磨。最后，我们学生在选题上都是自由探索的，导师们只会给一些建议性的选题，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自主地去寻找博士论文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