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澶渊之盟到芯片大战：复盘千年来的中国技术模式选择，反思大国重器的终极崛起

来源： DeepTech深科技  

摘要：本文为米磊博士投稿文章。米磊现为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兼联席 CEO，他是中国“硬科技”理念提出者，致力于以硬科技推动中国未来发展。他长期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硬科技天使基金和孵化平台，投资孵化 230 余家硬科技企业。

图 | 米磊

随着中美双方正式宣布和解，这场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战从“增加关税”的“宣战”到“重新审视中兴制裁”的“停战”，从彼此高调的“互放狠话”到到颇具“建设性”的“联合声明”，从“安全困境”的激烈博弈到经贸切磋后的“加大合作”……可奇怪的是，大概没有人会觉得这是虚惊一场；而欣慰的是，我们还有机会亡羊补牢。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知耻而后勇，知不足奋进。

“山高路远坑深”：经济至上、产业失衡、商业巅峰的南宋向游牧民族俯首称臣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公元 1126 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赵构逃到江南，终于在他曾游玩时情不自禁感叹“且留下”的西溪湿地的临安即位，史称南宋。

根据记载，南宋高宗时期国家财政总税入 1 亿两白银，和北宋 1.6 亿贯并列中国历史记载之冠。当时南宋实行尊商的政策，农业税仅占 30%，而工商业税却占到了 70%，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力的漫长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且同期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人口超过 1 亿的南宋按正常比例就可拿下世界 GDP 的 30％，再加上欧洲正处于内乱，而我们从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出现到百姓出入勾栏瓦舍、种类丰富的娱乐场所，再加上丝、麻、毛纺织业、造纸、海航、冶矿等达到巅峰的产量和交易量，无不说明了宋朝时期高度发达的商业水平。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的顺差。

毫无疑问，宋朝人均平均产值可高出同期欧洲更是世界的几倍。以此推算后来西方学者和经济学家们认为的“宋朝 GDP 占世界的一半、甚至 60％ 或更多”也基本出入不大。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外贸、工商、文娱等都处于最高水平、甚至也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的朝代，不仅被各种游牧民族一击溃败，且“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向辽“援助”。然而巨大的贸易顺差并没有换来长足的和平。“忘战去兵”的宋朝最终被迫向金国称臣。

至于为何经济力量与军事实力差异的如此之大，看看南宋时期的经济结构便一目了然。当时经济中心南移，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在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富有的百姓中，发展面向 C 端消费者的手工业是必然趋势。

且当发达的娱乐业如同今天的互联网一般，放任资本逐利的皇室几乎渐渐忘记外患，即使岳飞一度在中原战场打下大好形势，赵构还能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其退兵。这时候的南宋以为靠岁贡就能获得长期和平，不愿打回北方。才会有岳飞的悲愤惋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而在南方发展金融贸易时，北方因游牧民族居多，对骑兵、战马等更为熟悉和重视，在重工业上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市场需求。

于是，发生了这样的现象：火药起源于汉人，但最早把火药在军事上充分利用，发明火炮的却是金人；南宋有强大的生铁铸造技术，但是由于重工业基础落后而无法量产，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即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也是金人发明的；蹶张弩技术在唐朝便成熟发达，敌人在此基础上加个用熟铁锻热加工的“脚踏”，造出神臂弓，而宋朝因为造不出大块热锻熟铁件，因为连火铳和配属的铅弹都无法量产，只能用竹管代替青铜管，用陶瓷碎片代替铅弹……

因此，明明宋朝有发展核心技术的经济基础，却始终施行“以金钱换和平”。最终，落后的宋军在金国重甲掷弹兵面前，拿着落后几代的武器毫无抵抗之力。这种经济至上主义并没有带来国家强大，因为没有军事实力，没能保住南宋的经济繁荣。

“大军纵横驰奔”：贸易“顺差”换来“鸦片”倾销，护国运动总是“被迫中止”……动荡中的反思和救赎。

与南宋同样富足的还有清朝。由于货品丰富且产业链完整，自产的瓷器、丝绸、茶叶、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在欧洲十分畅销，而英国出口的羊毛、尼龙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加之大部分时期金银比价低于国外，白银大量净流入局面大致从 1570 年代持续到 1830 年代。而此时完成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大不列颠为了扭转每年二三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

据统计，1820-1840 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 1 亿两，已开始扰乱清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1839 年，林则徐被任命钦差大臣关防，全国禁止吸烟，并在虎门销毁鸦片 19187 箱和 2119 袋，总重量 2376254 斤。

然而这场自救运动结束没多久，第二年英国就以此为导火索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结束。且在《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之后，英国继续趾高气昂的提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无理要求。又因此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事实上，被称为康乾盛世的一百年间，尽管根据西方学者统计清朝的 GDP 世界第一，却重始终视农业却忽视科技发展。在外国使臣送上各类工业产品时，被统治者们归类为“奇淫巧技”。甚至在打赢的战争中，比如雅克萨之战，在缴获了沙俄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燧发枪后，康熙也只留了几把；留来打猎，其他的全部销毁。

而同期西方国家则完成了微积分、牛顿三大定律、萨佛利蒸汽机、莱顿瓶、发明车床、瓦特蒸汽机、发现静电、发明镗床、发现氧气、库仑定律、质量守恒定律等等的基础理论研究结果，为后来高效的应用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冶金工业是基于对化学元素的认识，不再是盲目尝试增减原料；机械工业是借助数学和物理来设计零件，而不是能工巧匠的依样画葫芦；电磁学、生物学、化学等支撑了各种现代发明。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打击之后，部分爱国人士也意识到了坚船利炮等工业技术的重要性，开启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洋务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汉阳铁厂等民用企业后曾有过短暂的“同治中兴”时期， 但萌芽尚未开花，就被 1894 年日本的“甲午战争”战争彻底阻拦。

20 世纪初，由于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实业救国”、保护民族经济思潮等的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去国外留学交流的学者学生，如辜鸿铭、陈寅恪、季羡林、胡适、鲁迅、徐志摩、梁思成……还有不少知名民族品牌也是此时诞生，如当时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的侯德榜制碱，今年年初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江苏大生纱厂、茂新面粉厂等。

图丨大生纱厂

1927 年，民国政府还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追赶黄金期十分短暂，1929 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随后扩散到全世界，日本经济也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的战场。

在历史发展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经济发达的清朝拒绝靠近工业科技，而意识到“坚船利炮”、一次次想要改变的晚清却总是“被迫中止”。周边先发达起来的日本、俄国绝不会允许这头熟睡的雄狮轻易崛起。因此，不断的打断中国的工业革命进程。

“谁敢横刀立马”：中国从“立国之战”的朝鲜战争到“国防基石”的两弹一星；世界从美苏冷战、苏联解体到美日贸易战、日本衰退

新中国的成立尽管结束了一百多年被奴役侵略的屈辱历史，可是随后第二年 9 月，成立未满一年的祖国收到了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信，“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可是，就在华莱士写这封信之前，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进驻台湾海峡，美国的飞机已经多次侵入中国领空，美军的炸弹已经扔到了鸭绿江边。他们甚至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随后的朝鲜战争，中国以一己之力打退了联合国，为此后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环境。然而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只能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改变，只有钢铁等基础工业发展了，机器制造业的原料增多了，轻工业的装备才能保证。同时，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急需我们尽快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

于是在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等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钱学森、邓稼先等元勋的艰难努力下，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1967 年 6 月 17 日上午 8 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 年 4 月 24 日 21 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两弹一星”的成功铸就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石，没有这条钢铁长城很难想象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像叙利亚人民一样，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走到今天所谓的“贸易战”来。

图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

纵观几次世界大战，基本都不怎么参与、只是倒卖军火、默默发财的美国在战争方面其实更倾向于冷战（美国的法律也限制了其统治者不能在国民生命上冒险）。而美国冷战有三宝：意识形态战、金融战、科技战。且从 1894 年美国 GDP 登顶世界第一后，也是绝对不允许有人对此挑战的，这个下手一定要早：经济体量差不多了就动手；一定要狠：卡着脖子直戳对方技术薄弱又需求量大的命脉产品。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苏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随后在 1975 年，GDP 为 6859 亿美元的苏联是 16889 亿美元的美国的 40.6％，虽然占比不高，但由于经济结构差异，重军工的苏联极有可能对美造成威胁，美国毫不留情以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并且在后期以资本主义、私有化等输出开启了意识形态战，且大肆发行美元、提高利率、宣扬“自由市场”、“金融开放”等，最终利用金融战搞乱了苏联社会、搞垮了苏联经济、瓦解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几乎成了全球奇迹，到 1995 年，经济巅峰的日本 GDP 达到 5.334 万亿美元，为同期美国 7.664 万亿美元的 69.6％，也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一百多年里，挑战者最为接近的一次。当时东京的房价高的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日本的车、相机、电视等各种产品充斥全球，甚至动漫等文化输出也让美国措手不及。

随后，美国迅速反击，先是施加外交压力逼迫日元升值，再利用金融衍生品套取日元，宣布美元贬值，从而使拖欠的日元国债缩水，日本国民财富大多蒸发。短短十多年时间，日本经济从亢奋期到泡沫期，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走出打击。

事实上，美日之间的贸易大战前后进行了几十年。从 1968 年的纺织品到彩色电视机、钢铁、汽车、汇率，最终到 1987 年至 1991 年的半导体大战。1980 年，日本半导体市场占全球份额超 40%，NEC、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松下等均位列全球营收前十。贸易战胜利后，美国半导体市场份额稳中有增，自 1992 年至今长期位居全球之首，2016 年，美国半导体市场占全球份额达 48%，英特尔稳居行业第一，美光、博通、高通、德州仪器、英伟达等后来居上。

图丨广场协议签署现场

这个套路有没有很熟悉？从轻工业、重化工业再到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和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不是如出一辙？

2017 年，美国 GDP 为 19.38 万亿美元，排名第二的中国约为 12.25 万亿美元，绝对值占美国的 63.2％。因此，再一次感受到巨大的威胁的美国又开始动手了。

事实上，早在中国 GDP 威胁到美国之初时，就已经被下手多次。这几乎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之前的全面封锁，好在中国独立自主的完成了两弹一星、航天工程、超级计算机等。意识形态战也玩多了，年年发布中国人权报告被驳回；同样的施压强迫人民币升值，被中国搞出人民币结算和东盟共同体；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下手的领域，全部是中国制造 2025 的范畴也就是硬科技领域，美国就是希望中国一直从事中低端制造和模式创新，坚决不允许中国做产业升级，否则美国将失去全球老大的位置。

而硬科技的核心领域就是芯片。这次美国一剑封喉，直接对中兴通讯精准打击。

2013 年中国集成电路（芯片）进口高达 2313 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中国集成电路产值不足全球 7%，而市场需求却接近全球一半。研究数据表明，芯片产业 1 美元的产值，可以带动信息产业 10 美元的产值和 100 美元国内生产总值。

这么看来，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哪里是因为中兴违约？而选择禁止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又哪里是什么贸易战？这分明就是科技战。中美之间未来的竞争胜负手就是硬科技！

“唯我彭大将军”：加税、制裁、赔款、封锁……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很多人都认可中国人的市场经济，以需求和实用为主。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直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国在古代其实是没有科学这一说的。四大发明里，火药是炼丹师偶然发明，其他三个都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劳动智慧的结晶，没有一个是在科学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实验发明的。

图丨李约瑟

直到今天，我们也在市场经济中把“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怎么方便怎么来。这似乎成了一种带着“华人式聪明”的小农意识。

原本行业的发展应是从核心技术突破到解决方案再到产业化。而我们则是凭借能工巧匠们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山寨能力亦或是雄厚的资本烧钱，通常都是从最下游，即用户需求做起。直到今天面对中兴的制裁，我们才发现原来有些东西是绝对的卖方市场，花钱也买不到。

抛开中兴，说说我们熟悉的、被称为中华之光的华为。华为海思，设计是 arm 授权，做工是台积电，而台积电最大设备供应商是美国公司 Applied Materials。华为的核心业务和中兴一样，还是基站等通讯设备，一台基站有 1 颗芯片被禁运，整台基站就无法交付，而目前基站上的电路板除了几颗数字基带芯片是自产的，通信链路上 RF、PLL、ADC/DAC 乃至外围测量电源电压的芯片都并不是国产供应商。此外，一个手机里含有上百个芯片，中国目前自给率可能还不到 10％。

芯片行业的产业链是从研发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封装测试。除了研发技术外，还有更上游的制造设备、材料等。而中国的现状是，终端产品遍销全球，尤其在非欧美以外的市场中占有率颇高，而芯片设计、制造水平和美国差距巨大，且在制造设备、材料上完全进口，自给率几乎为零。

一直以来中国半导体行业都处于落后水平，尽管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单个产品在实验室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曾一度追赶中，但是由于不具备市场化条件，在供应链全球化和国内市场需求市场迅速增长后，国内大量进口国外芯片，相关科研项目和企业大幅度减少。近些年，随着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国内的重视，不少企业也确实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这个速度仍然跟不上市场需求。因此，逆差还在继续扩大。

从整个中国的产业分析，过去几十年在行业起步初期，我们也只能从最简单的封装（即组装）上切入产业链。从最早的引进生产线组装洗衣机、电视、冰箱，到后来组装电脑，到今天的中国手机厂家组装智能手机等，包括中兴等高科技公司也都是购买国外的核心芯片和核心材料组装产品。中国的产品看似 GDP 世界第二，但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挣组装的辛苦钱。

最典型的就是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苹果手机卖 1000 美元，富士康组装的收费是 4.2 美元。苹果手机虽然都是在中国生产，但绝大多数利润都被美国的设计和日韩的芯片公司挣走了。这就是整个中国产业的一个典型现状，我们的企业都是大而不强。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由于封装的门槛越来越低，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导致越来越没有利润。

就拿我曾经从事了十几年、同时也是华为和中兴的核心业务的光通信行业来说，绝大多数光芯片都是进口。这次中兴被禁运的芯片中除了电芯片外，主要就是光芯片。中兴被禁后，中兴美国供应商股价下跌最多的都是光芯片和光器件公司。

中国的光通信器件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就是过去做组装还是有一定利润，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买芯片封装的利润越来越低，主要的利润都被芯片公司拿走了，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芯片的性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功能都在芯片中实现。因此，组装的门槛和空间越来越少，整个行业只有向芯片发展的一条路可走，如果不把芯片做出来整个行业都没有出路。

正是看到这一点，我们提出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硬科技，绝不能一直走贸工技的老道路。而要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就要从创投孵化源头做起，不断整合全球芯片领域创新资源。2013 年，我们依托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硬科技天使基金和孵化平台，从成立起一直在投资布局国产芯片和各类有着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领域，在看到 2013 年中国芯片进口额超石油后更加大力布局光电子芯片，并在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牵头下成立陕西光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打造第一个围绕光电子领域的专业化众创空间。

先导院拥有光电芯片所需要的超净车间和十几台 MOCVD 和 2800 多台套芯片生产和测试设备，能够为芯片创业者提供专业服务支持。同时这些年我们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的光电专项基金，专门为入住先导院的创业企业提供资金。目前我们已经具有总规模 50 亿元的多支硬科技专项天使基金，投资孵化硬科技项目 230 多家，其中投资过会布局芯片项目 43 个。不少产品技术已经应用或服务于国内乃至全球市场。

几十年来，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在中低端科技领域，甚至部分高精尖技术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而这次被卡在芯片的脖子上，是必然也是机会。这一次中国将向全球产业的制高点发起冲击。

所谓的必然，指的是过去长期选择下的结果，而机会，则是未来足以改变既有命运的可能。

回顾中国过去的三十年，贸工技和模式创新颠覆了传统经济；展望中国未来的三十年，硬科技和科技创新也将迎来新时代。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农业时代的中国，农业思维几乎成了国民意识，认为所有的增长都是线性增长：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有些营销驱动的公司和资源驱动的公司，公司的增长是对数曲线，尤其是互联网行业，流量红利带来了开局就漂亮的对数增长：浇水就开花、开花便结果，一分耕耘，十分收获。

因此，过去几年中国的资本几乎都涌入挣快钱的领域，但是模式创新由于壁垒较低，后期随着竞争对手的涌入发展速度会越来越慢。尤其从 2015 年进入智能互联网后，大家又焦虑的发现，这种模式创新的线性增长和对数增长在经历一段时间后，迅速遇到了瓶颈：当流量获取成本越来越困难和高昂时，这种进步几乎可以一眼看到头，在触手可摸的天花板跟前进退两难。

但科技创新派却完全不同。虽然开始研发投入期成长较慢，前期是十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此但是，只要突破一个关键的技术壁垒，迎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增长拐点，是一分耕耘十分回报的跳跃性指数增长。

由于硬科技的前期投入好几年而没有短期快速回报，这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思维完全不符，也和过去几十年挣快钱的逻辑完全不符合，导致中国的资本很少愿意投入硬科技领域和芯片领域。

尤其是投资芯片这样的硬科技领域，一次性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虽然长期看芯片公司的利润非常高，很多公司净利润可以达到 50%，但是中国的资本没有长期等待的耐心。这就是我们一直呼吁的中国在硬科技时代，需要硬科技思维，过去的农业思维和挣快钱思维会让我们发展误入歧途。中国有很多企业快速成功又快速失败就是这个思维模式的失败。

在互联网风风火火发展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技术选择、产业升级的现在，我们看到，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从模式创新转型向科技创新的历史拐点。要么攻壁垒、打江山；要么继续有求于人、受制于人。

比如中国科技企业标杆的华为，也是硬科技思维的信奉者。过去十年，华为研发投入总额达 450 亿美元，2017 年更是达到了 123 亿美元。持续高昂的投入也成就了其今天在很多领域做到了第一。2004 年，华为做出了关键性的选择——自行开发手机芯片。也在所有人都认为十分困难的任务中多次失败。但是华为一直坚持投入，直到十年后获得成功，经过几年几代产品的发展，才有了海思麒麟在手机界的小半江山。这也成就了华为今日在手机芯片自研自主的实力。

事实上，当前开启的芯片大战只是产业升级战的冰山一角。自 1961 年迄今，全球已有 12 个经济体通过先模式创新、继而科技创新的型式，逐步成功转型升级跻身发达经济体。需要面对的是，此过程并不容易，相较于只需要掌握资源的发展模式，以争取掌握自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模式，并没有捷径可抄，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的吃苦。而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的选择就是靠着“硬科技”进行的科技创新。

从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航空航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等等高精尖科技，都可被纳入硬科技的范围内，但重点不是特定的单一技术分类，而在于这些技术都属于由科技创新构成的物理世界，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积累形成的原创技术，具有高度技术门槛与竞争壁垒，难以被其他对手轻易复制模仿。中国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发展，必须思考突破的重点也在于此。

当然，硬科技并不只是技术的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特别是中国目前已是全球 GDP 第二大国，单纯靠过去的模仿克隆并不足以使我们更进一步成为第一。我们需要更多人把一件事加速做到世界第一，需要能够踏踏实实的长期投入，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这是一种思维的转换，需要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展现。

2015 年 2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视察工作时曾说过，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也就是说硬科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做。历史无数次证明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往往会形成巨大的冲突。

在《三体》中，三体人为了阻止地球人类发展，采用的并不是灭绝人类，而是使用智子来封锁地球科技，干扰地球人基本的理论科学研究。同样，美国今天做的事情，不是直接发起军事战争，而是从阻碍产业链最上游部分，从而使中国该领域的科技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崩塌。

所以，战争结束了吗？没有，战争永远不会消亡；中美和解了吗？蜜月、交恶、博弈、合作……中美关系远比能想象到的要多元和复杂。不变应万变，求强在自修，以自强面对每一种中美关系；万变应不变，主动出击、变中求胜，危机感不因停战而解除，自省自强不因得以喘息而掉以轻心。

铁打的江山轮回的历史。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华伟大复兴绝对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一次，我们打铁自身硬，历史不重来。一起齐心协力攻破这最后一关，将资源配置到最核心之一的技术产业，完成我们的产业升级，实现中国制造 2025。最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一起关注并加入“硬科技”产业，助力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助推中国重返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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