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疼，孕产妇之死是可以避免的吗？

在这个月，「榆林产妇之死」用一地鲜血和家破人亡的惨状，将一个长期被人无视的问题塞给了所有人：疼，是可以杀死人的吗？或者说，成为母亲，一定要经历这种死一般的考验吗？

一个更加人性化、更科学的社会给出的答案是：不。

是的，疼痛能够让人联想到死亡。

疼痛消磨意志，在不堪忍受时，很多人只会想到用极端的方式解除痛苦。但对于孕产妇而言，她们除了自身疼痛，还身怀另一个生命，母性鼓励着她们忍受痛苦，但这种忍耐必然有断线的时候。

除了疼，在历史上，可以“杀死”母亲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细菌、感染、过劳、产后并发症和观念。

维也纳的死亡分娩

1846年，在当时欧洲大陆最大的妇产科医院——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产妇死亡率高达20%。在地狱一样的医院病房里，她们高烧、打冷战、剧痛和嚎啕，生下孩子便死去。据统计，仅1846年一年，就有451名产妇产后死亡，医院里的孕产妇死亡率甚至比在家接生的还高，而让她们死去的是一种产褥热的怪病。

当时第一妇产科的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想遍了所有可能的情况控制产褥热：从接生的姿势到通风设备，甚至是孕产妇饮食配比，他把所有的环节都标准化了，还是无效。后来，一件小事让伊格纳兹找到了突破口：洗手。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论，塞麦尔维斯要求医生全部用石灰水洗手，并多次提高石灰水浓度，将器械、绷带一一消毒。很快，产褥热的病死率从18.27%降低到0.19%。

图片来自网络

洗手会有这么大的功效吗？《西方文明史》一书中提到，18世纪的欧洲，还是个人人一年只洗两次澡、大街上粪便满地走的时代。当时的人认为身体不能随便清洗，否则会亵渎神明沾染晦气。可想而知，在这种“不洗”思想的影响下，医生往往刚刚处理完死去的病人，转身却要去接生，医生本身就成了传播死亡的媒介。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发现洗手可以控制产褥热的传播

1861年，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用德文出版了《产褥热的病原、症状和预防》，这本书被后人们称为“科学史上最有说服力、最具革命性的作品之一。”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塞麦尔维斯的论调无疑过于激进，触怒了多数权威，他本人甚至遭到了主流医学界的驱逐，并被当做精神病对待，47岁就死于精神病院警卫殴打后引发的败血症。

几乎是为了证明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正确，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蚕病的病原菌，自此开启了细菌学说的伟大时代。不久之后，李斯特的理论也确定了消毒的重要性，术前消毒步骤在全世界推广开来。自19世纪开始，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观念上的转变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传染病得到了控制，也扭转了孕产妇死亡的悲剧命运，人们这才想起了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这位孤独的斗士，隐忍地扇了所谓的“权威”们一巴掌。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发现犀利地指出了医生的错误行为给医疗过程中带去的死亡，他认为“已经发生的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观念上的错误造成了难以计数的死亡，但如果采取新措施，死亡可以变成一个过去时，而不是持续进行时。

孕产妇的伟大与强忍

在掌握了科学分娩后，生产所带来的疼痛也可以被免除吗？

中国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指出，2016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9/10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7.5‰和10.2‰。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是239/10万，而发达国家则为12/10万。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已经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无痛分娩依然难以推行，除了相关医疗资源的短缺，传统的生育观念也是阻碍因素之一。

反思「榆林产妇之死」就不难发现，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母亲”的一生要忍受很多。虽然母亲被称为“伟大的母亲”，但这个“伟大”背后，往往意味着她要比其他人更能忍。不止是疼，甚至在一些保守落后的思想里，出生与死亡总是随机捆绑出现的，除了生育之痛，产后大出血和感染引起的并发症同样威胁着母亲的生命。如果孕妇因生产而死，那么这种死也是不可奈何、不可避免的，这又给母亲的伟大平添了一份悲壮的血色。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而面对疼痛和回避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对母亲而言，这似乎就更简化为了一种“忍和不忍”。

然而现代医疗的发展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现实：如果给孕产妇提供更卫生安全的生活及分娩环境，生育中的疼与死不再是应该随机出现的必然结果，而是可避免的、可控的。如何帮助孕产妇拥有一个平稳安全的分娩心理则是新世纪所面临的现实需求。这正是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言明的，产妇分娩是否痛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21世纪，随科学进步而进化的观念，正在把人权交还给产床上下的孕产妇。

诚然，分娩之痛也是可以避免的，不过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还有待时间去填补。

挽救母亲的生命

但在全球范围内，孕产妇死亡的问题依然严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现，全球每年死于怀孕和分娩并发症的妇女多达30万，更多妇女终生残疾，而她们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大出血、败血症、阻塞性分娩、因高血压导致的身体不适是困扰母亲们的主要问题，而紧随其后的，还有新生儿的健康问题和夭折。

一名埃塞俄比亚母亲和她的儿子

在发展中国家，上百万的妇女和婴儿在怀孕、分娩过程中及产后一个月内死亡，而这些死亡本可以避免。大部分此类死亡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和治疗方法得以避免。这些工具和方法已经过验证，成本不高，并在发达国家中普遍使用。“如果你试图发明一种最具破坏性的方式来摧毁社区、危害儿童，那么这种方式将是孕产妇死亡。”

例如，在塞内加尔，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培训的卫生工作者都集中在大城市，与居住在农村地区的85%的人口相距甚远。这种配置失衡导致埃塞俄比亚的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一度在全球都是最高的。埃塞俄比亚前卫生部长塔德塞博翰•艾德马素（Kesete Admasu）博士指出，“我们致力于挽救那些生命，但把大笔的资金投入一个糟糕的系统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系统。”所以现在，改变对孕产妇的生育观念，只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孕产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一半，这是全球健康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改变观念，是一个漫长但十分必要的过程，但远比单纯地投入大量资金要管用。从1990年到现在，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减少了一半，这代表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做出的努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全球发展，2017年，基金会发布年度报告《目标守卫者：数据背后的故事》，这也是基金会首个年度报告及全球活动的名称，目的在于帮助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世界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但这条路没有终点，好消息始终与坏消息并存。

通过分享这些目标背后的故事和数据，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希望激发新世代的领导者成为“目标守卫者”，共同制造和传递关于世界的好消息，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帮助实现全球目标。这份报告追踪了18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具体数据指标，它们对人类的健康福祉至关重要。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既能看到关于世界的好消息，也能深刻的体会到，数据背后那些亟待改善的糟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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