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状与对策建议

2019 年 6 月 14 日 未来产业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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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分析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状

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远望智库技术预警中心书香慧言

编者按：当地时间6月7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围绕中国的贸易、技术与军民融合等问题举行听证会。其间，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客座高级研究员艾尔莎·卡尼亚（Elsa B. Kania）发表题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创新》的证词，分析了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状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主要观点如下：

一、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状

卡尼亚指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显然已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新前沿，中国领导人决心要抓住这一“战略制高点”。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秋召开的政治局研讨会上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中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产业优化升级以及生产力全面飞跃的重要战略资源。中国在上述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或将成为决定未来中美间力量平衡的根本因素。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影响或许不可预测，但却具有变革性。新兴技术出现带来的新技术革命，以及二者之间强大的联动效果，将以难以预料的方式重塑我们的经济、社会和军队。过去，美国往往忽视中国的创新潜力，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可能存在妄自菲薄的倾向或者高估、夸大中国创新优势的倾向，无法认清和加强美国的优势或采取竞争战略。

展望未来，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不可能被篡夺，但一定会受到挑战。中国发展成为技术强国（并且将成为超级大国）给美国带来了值得关注的竞争性挑战。与此同时，由于商业发展是新兴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在倡导开放性研究、充满国际协作的领域，思想、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将变得更加轻而易举。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拥有绝对或持久的优势，但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可能会改变两国未来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力量平衡。在这场军事竞争中，中美两国军队如何将这些新兴能力转变为作战能力可能会成为重要变量。中国军队正在寻求掌握主动权，并且相信“一流的军队设计战争，二流军队尾随战争，三流军队只能应对战争。”解放军要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意味着它希望掌握“塑造”和“设计”未来战场环境的主动权。智能化战争所带来的挑战使新型作战概念的制定势在必行，包括应对敌人发展的威胁、研究克敌制胜的新战略。

随着解放军逐渐追赶上美军，它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在未来军事竞争中夺取优势。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完成”军事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将解放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解放军关于“世界一流军队”的概念依然值得商榷，并有可能继续发展演变。解放军能否赶超美军？解放军仍然是主要的地区性力量，还是发展成具有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的部队？解放军会在多大程度上模仿或遵循美军的发展模式或者解放军能否会有明显不同的军事力量优先发展方向和范式？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仍然取决于国内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解放军仍在实施颠覆性改革，正试图克服官僚主义对创新的掣肘。尽管存在上述不确定性，但初步显示解放军正在积极探索全新的发展方向，从扩展至深海和极地地区等新疆域，到增加对远征作战能力的投资。解放军在高超音速滑翔器等先进武器系统自主性方面取得的进展，可以强化其威慑能力和作战能力，进而拓展其战略打击的范围。随着解放军被赋予捍卫国家海外利益的任务，无人自主武器系统的使用也可以作为一种优先选项。在各种地区性突发事件中，这些新型作战能力可能带来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由此引发的危机涉及在争议地区使用无人机、人工操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而导致事故发生等。

随着中美军事竞争的加剧，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技术转型可能给战略稳定带来新的风险。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军备竞赛可能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部署产生不利影响。最糟糕的情况是，导致人们更加注重人工智能系统的速度和相对能力，而不是安全保证。然而，令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的军事专家和技术持有者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着手加以应对。在此背景下，频繁构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也存在问题，因为形成概念可能会产生误导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工智能最终被视为一种通用赋能技术，具有各种应用方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军事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不确定性，制约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对军事平衡的整体影响的评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因为一方基于底线思维和过高评估潜在对手的能力而加剧军备竞赛。由于人工智能对军事能力的贡献基本上是无形的，因此各国军队都愿意展示人工智能相关能力，如蜂群技术等，以期加强威慑、实施欺骗或误导等。随着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两国或许有机会通过就共同关心的战略稳定问题（包括风险化解和风险管控等问题）举行对话等方式来增信释疑。

二、对策建议与思考

卡尼亚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间的竞合关系使美国决策者们面临复杂的挑战，亟需对美国的政策做出调整。美国的核心战略关切应该是确保未来的竞争力和争夺战略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对美军而言，必须认识到提升国防创新的紧迫性，而且需要重新审视现行的做法和技术。为此，卡尼亚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支持力度，以维持美国未来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一要增加并致力于为基础研究和战略技术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的资金。可考虑加大对科研的支持力度，使其达到与冷战时期的水平。二是通过教育部制定教育行业的人工智能战略。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尝试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教育，并开设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可优先考虑提高各级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普及性和可负担性，包括创建新的奖学金以支持那些学习优先学科的学生。三是维持开放性的移民政策，欢迎即将毕业的学生和有才能的研究人员移民美国，同时提供美国公民身份快速办理通道。四是探索扩大与盟国和伙伴国在创新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深化在新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开发与验证等方面的合作。五是确定应优先保护的美国数据类别（人脸信息、生物识别、基因信息及个人敏感信息等），强化网络安全标准并加以落实，提高对从事敏感学术研究的承包商和实验室的安全要求。

（二）在新兴能力与挑战不断涌现的时代，抢夺竞争优势。一是确保《国防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充足的资源，以便开展创新和实验。二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对人事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包括：为认证和奖励专业技术（如空军发起的计算机语言倡议）提供支持；开展培训、教育并采取激励措施，以提高计算机科学、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娴熟度。三是维持并增加对国防创新倡议的支持。为联合人工智能中心提供必要的资金，具体包括：优先对未来能力进行投资，而不仅仅是维持现有计划；探索新的风险投资方式和融资机制，以促进商业创新。四是深化与大学和技术公司利益攸关部门的合作。例如，空军最近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合作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举措，或许可以开创一个有价值的先例。五是为潜在大规模冲突情况下动员创新和工业资源预做准备。六是考虑支持中美间就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举行对话，开展军事和/或政府部门间接触。

（三）寻求精准施策，以化解美国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被利用的风险。一是确定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关联的人才招聘组织，要求这些组织以外国代理商身份进行注册，跟踪其在美国和全球的活动，并在适当的时候与盟国和伙伴国分享相关信息。二是注重预警和执法，以防非法技术转让事件发生，并使参与此类活动的人员承担责任；强化反间谍能力，必要时增加资金和人员投入，包括补充语言和技术专家。三是与公司和大学进行联系，以确保他们理解政策，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敏感技术。考虑重新建立已被解散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以方便开展此类活动并使之制度化。四是审查近期及正在进行的由外国军队、政府、国有企业或受国家支持的企业提供资助的优先技术研究与商业合作项目，逐一评估这些项目存在的双重用途及潜在的技术外泄风险。为此，应建立一个科学家咨询委员会，独立审视与评估那些科学活动性质不明确或存在争议的项目。五是采取保障措施，确保以适当平衡的方式执行美国的法律政策。应通过仔细评估整体情况，来确保涉嫌违反美国法律或法规的学生或科学家受到应有的处理；对过去与之相关的冤假错案进行独立评估，确保调查结果的透明性及可问责性。六是建立情报共享机制，并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以应对在技术转让方面面临的共同挑战。为此，应在“五眼”联盟及精选的盟国与伙伴国中间建立一个常设工作组，讨论应对技术转让问题的最佳实践与经验教训，并以更加快速及时地方式交换相关威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