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推“第二成绩单”！点赞后，不妨看下学生记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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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一读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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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清华大学面向在校本科生，正式推出“第二成绩单”，成绩单上虽然没有分数，但可以全面反映学生在校期间全过程成长发展情况。
我们不禁好奇，在信息科技并不发达的100年前，学生记录又是什么样的？
下文就将带你回顾学生记录的发展进化史，看看学生记录是如何从一页页千篇一律的纸，演变成如今形式各异、令人应接不暇的电子档案。
题图（来源：cleardata官网）
学生的“永久记录”是学校管理体系中的一项重点，它一般包括出勤记录、学业成就和行为评价。
尽管相比于整个美国教育史，学生记录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它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意义非凡：
■ 学生希望自己的学业成就可以被永久记录，也需要转学时能够兑换学分
■ 学校管理者希望能高效管理学生的成绩单、考试分数和健康记录
■ 政府官员则希望能定期监控不同学校系统、不同学生层次的状态和更新信息
回顾学生记录的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明晰教育系统中的各种调整和磨合，认清这一领域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挑战，从而改善和优化目前的学生记录内容和形式。
本文主要编译自伊森·赫特（Ethan Hutt）的文章——“学生记录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student record）。作者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学校、法律和教育政策的历史关系。
根据伊森的描述，学生记录的发展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早期（1840-1910年）
此时，各学校的学生记录形式和内容差异很大，且教育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关系定义和等级划分。
“卡耐基学分”（Carnegie Unit）系统开始得到普及，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记录的统一性。
快速发展期（1910-1970年）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骤增，新的学生类型、课程模式和学位授予方式，给学生记录工作带来了种种挑战。
管理者和实践者也在不断摸索和试验更好的解决方案。
现代时期（1970年至今）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高等教育领域也在不断突破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
新的机构、项目、学生群体纷纷涌现，学生隐私和公众问责成为这一时期学生记录工作面临的主要难题。
作者伊森·赫特（Ethan Hutt）资料图（来源：马里兰大学官网）
01、早期的学生记录雏形和突破
19世纪早期，美国学校基本都采用大班集体授课模式，学生没有年龄和层次的区分，各种类型的学校并存，且职责模糊，完全不同于现今严格划分的小学、中学、大学体系，更不会有统一的学生记录。
学生的座位往往就象征了其学业成就的高低：表现好的学生坐在前排，表现差的学生坐在后排。座位的变动很频繁，通常是每天都在换。
对此，教育家、政治家霍瑞思·曼（Horace Mann）表示担心，他认为每天对座次的竞争会给学生传达一种错误的信息，让他们只追求眼前的成功而忽略长远目标。于是，霍瑞思·曼提倡使用学生课堂表现记录卡片，让学生和家长都能看到卡片上记录的内容和长期以来的变化，而不再强调每天换座位的重要性，这也算是学生记录的一个雏形。
随着教育层次的划分越来越明确，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生记录率先有了重要突破。
1872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创立选修制，规范了选课模式，要求记录学生的选课情况。此举如燎原之火一般，迅速被各个高校所效仿，它不仅明确了高校的学科领域划分，进而同高中、预备学校区别开来，还赋予了高校记录、保存学生档案的职责。
在基础教育领域，接受教育逐渐由自愿行为变为一种义务，各州政府便开始要求地方政府不仅要上报每所学校的在读学生人数，还要汇报当地适龄入学儿童的总人数。
然而，学校校长和政府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这些统计数据缺乏统一标准。
比如，芝加哥规定学生如果连续5天旷课就要被写入记录，但许多学生利用规定上的漏洞，常常连续4天旷课，却依然有“完美”的出勤记录。据调查，这种标准上的不统一和不规范，使各地学生的出勤记录偏差达到了11%左右。
1877至1912年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简称NEA）在20余次大会上讨论了建立统一学生记录系统一事，并最终成立了相关管理委员会。尽管委员会并未彻底解决学生记录标准化的问题，但创造了统一的学生记录表格，在当时十分适于广泛传播和批量印刷。
20世纪初，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在促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确立了“卡耐基学分”制。
背景介绍
一个学分等于中学里每年每门课的120个学时，而大学须接受学分制才可以得到卡耐基基金会的捐款。
这一制度进一步规定，衡量教育成就的普适标准为“时间”，即两个学生的学业准备相同，应该是由于其学时相等，并不是因为两人选择了一样的课程。
尽管学生记录在此时期有了一些重要进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加上招生规模扩大、人口流动性增强、公众对教育支出效力和效率关注度的增加，学生记录管理者和实施者面临一系列挑战。
（来源：全景网）
02、学生记录的大众化时期
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时期，非传统的学生、学校和学习体验，给学生记录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 学校应该收集和记录学生的什么信息？
■ 哪些学校拥有授予高等教育学历的资格？
■ 除了课程外，还有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被视为学分而记录在学生档案中？
虽然每所学校对学生记录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学生记录的形式和内容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规范。
另一个趋势是，学生记录的用途变得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招生人员和招聘人员开始重视学生记录。
因此，学生记录的内容和评价维度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充，它不仅记录学生的学业情况，如成绩和所修课程，还包含学生参与项目、活动、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情况。两年制项目（如社区大学）也开始重视学生记录，成为学生转学、升学时兑换学分的重要凭证。
二战给校园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一特殊时期，学校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
举例
例如，允许军队在校园驻营和活动，并为学生提供军事训练，以支持“学生军训团（Student Army Training Corp，简称SATC）”计划。
此外，学校也为士兵和军官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以“鼓舞士气”和“将他们培养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
如此一来，学校就面临如何给这些人计算学分并记录在档的问题。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称ACE）汲取了各方意见，出台了解决方案。
01，首先，由专家撰写军事训练类课程的指导手册，明确此类课程或训练所涉及的学分和学术价值，有97%的大学遵循了指南的评价体系。
02，其次，采用标准化考试来衡量学业成就，其中最重要的考试就是普通教育发展考试（the Test of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下称GED），通过考试的士兵被视为拥有高中毕业学历。
随着转学生的增加、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情况的复杂性日益突出，学校被迫要寻找一种更高效、更精确的方法，维护和更新学生记录。
1966年，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首次使用学生的社会安全号码（social security number）来登记和保存学生记录，因为这一号码是每个美国公民唯一且不易更改的身份证明号码，随后，被许多高校纷纷效仿。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高等教育的价值受到质疑，一些公众和媒体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不仅耗时较长，还未缓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问题，因而向高校施压，提倡“用更少时间换来更多机会”。
对此，高校的对策之一，就是将学生记录由终结性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强调记录学生在复杂学习过程中获得的综合能力，刻画学生的成长发展曲线，设立未来职业目标和生涯规划。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学生记录的两个重要特点是：
■ 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政策并积极响应社会对教育的反馈
■ 将非课堂或非传统的体验、经历纳入学生记录
但非传统的学习经历如何公平、有效地转化为记录在传统学生档案上的内容，成了一个难题。
GED考试资料图（来源：www.insidethekingdom.net）
03、现代时期
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想要利用学生的信息来预测其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并以此为依据来改善教育计划。
这些信息包括学生的家庭背景、健康状况、个人素质及心理能力，但碍于收集、计算、传送和分析信息的技术仍显落后，导致工作效率很低。
但在信息技术日益强大的今天，这种研究和实践工作已并非新鲜事。
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的主题是构建学生记录系统，第二个时期的主题是应对变革的学校和学生，那么进入现代后，学生记录的特点是在诸多外部需求（如公众对隐私性、公平性和效率的要求）的要求下，开始进入问责制时代。
学生记录的隐私性
上世纪70年代起，发展迅猛的计算机技术，让政府逐渐找到了管理文档和收集、分析数据的高效工具，因而这些文档、数据的隐私性问题也日渐突出。
在教育领域，因缺乏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政策，学生记录的储存、监控和销毁等事宜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为此将一批教授、管理者和顾问集合在一起召开研讨会，提倡学校应当遵守统一的学生记录管理和操作标准，告知相关利益者，其信息可能被泄露的风险，和收集信息时需履行的义务。
随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发布了一份报告，进一步强调个人档案的机密性和知情权，并号召，国会用法律手段来落实这些权利和义务。
1974年，国会通过的《联邦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ederal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简称FERPA），成为学生权利、隐私保障的里程碑，使学生记录在史上首次有了可以依据的法律定义。
但新时代产生了新问题：是否应该及如何将远程学习的成果和学分纳入学生记录？
2014年6月，艾斯罗马高等教育学习研究会议（the Asilomar Convention for Learning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公布了关于远程学习数据收集、储存、传播和分析的一系列准则。
《联邦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成为学生权利、隐私保障的里程碑（来源：罗克兰社区学院官网）
学生记录所涉及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美国内战后，联邦政府的教育部门就已成为教育统计数据的主要收集者和管理者，但直到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Act）通过后，联邦政府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个身份的重要性。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建立国家教育统计数据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简称NCES），开展十年学生调查和年度机构调查等计划。
2006年，斯佩林斯委员会（the Spellings Commission）发布的一份未来高等教育报告指出，信息的匮乏和不流通将会给大学招生录取工作、高等教育负担能力、问责制度和创新发展带来阻碍。
委员会提议，设立一个国家数据库，既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又可用于监控和问责高校对学生应履行的教育责任。
政府向教育机构下拨经费，要求它们收集和汇报学生信息，了解学生的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组成情况，从而更好着手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他们相信，教育的发展会给整个国家的流动性、军事和经济竞争力带来益处。
出于管理部门对教育责任和教育公平的重视，大学也逐渐意识到利用学生记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例如，学校开始观测退伍军人对学习生活的适应情况，通过GED录取的学生是否获得了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相似的学业成就，等等。
这一时期的学生记录工作尽管给高校带来了许多外部压力，但也反映和加强了长期以来美国对提高入学率和阶层流动性所做的努力。
学生对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灵活性、更快的毕业项目和更丰富的证书等方面的追求，至少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改变。高等教育的使命也将继续通过学生记录的各种形式而传承下去。
进入信息化处理的学生记录系统（来源：YouTube）
有缘的人终会相聚，慕客君想了想，要是不分享出来，怕我们会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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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慕编组成员（小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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