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纷乱世上觅天然

2018 年 7 月 16 日 秦朔朋友圈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101篇原创首发文章

姜文新作《邪不压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丽，而非他以往作品中肆意昂扬的跌宕与热烈。

表面上看，在荷尔蒙与力比多之间起中和作用的是张北海笔下的北平风味——月牙、阳光、树影、砖墙、前门楼子、胡同巷弄，这晦暗时代中的诸多景象，于今人而言已是遗失了大半个世纪的亮色。或许只有如那位写《侠隐》的旅美作家一般的亲历者，才能破解这抹亮色的失真与梦幻：“有时候，我坐在纽约的高线花园里，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像是坐在西直门的城墙上。”

根本上讲，姜文从无意于在《邪不压正》里重复张北海在《侠隐》所讲的故事，与其说姜文对张北海的文本进行了改编，不如说前者对它进行了再创作。既然是再创作，既然没有过分受影响，为何创作者仍会压抑自己的原有笔法，使得《邪不压正》不复《让子弹飞》式的“大片叙事”？可如果你真的怀疑“姜文变了”，倒不妨先问问“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的沛公为何在入关中之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答案无非“此其志不在小”。

最擅长讲故事的姜文，此番的志向却是在《邪不压正》里“不讲一故事”，乍听上去有些离经叛道。依我对姜文的浅见，看似狂狷的他不仅最能下死工夫，更是不会无来由地去离经叛道，不管是天道、世道还是他自己的道。他之所以不讲“一个”，或许是为了讲好“无数”。

电影中李天然这个角色的人物设计，与其说来自张北海的那部小说，毋宁说跟彭于晏在《明月几时有》里扮演的岭南抗日英雄刘黑仔更像，一样的生逢乱世、单枪匹马、身怀绝技，要知道许鞍华那部作品的编剧何冀平此番也参与了《邪不压正》的剧本创作。

与刘黑仔的不同之处在于，李天然身上具备一种自觉性（姜文语），关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变化、挣扎与怀疑，而且最重要的是主人公在实质意义上的关键节点完成了扭转，这种自觉性是姜文电影中以往角色所不具备的——马小军从房顶上落了地，他就失去了米兰；张麻子扳倒了黄四郎，其部属却离他而去。一言蔽之，和李天然相比，他们并不知道各自的问题出在哪儿？因为那些问题很可能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他们所处的世界造成的。

在《邪不压正》里，主人公解决问题的路径便是“复仇”。15年前，师兄朱潜龙勾结日本人残忍杀害师父全家，李天然侥幸生还，被美国医生所救。15年后，李天然由美国学成归来，北洋进阶民国，仇人位高权重，时局纷繁复杂，世道几经更变。在外界造成的巨大悲剧面前，李天然不假思索地跳上房顶，在个人经历与历史叙事的夹缝中穿梭，一面是小楫轻舟，一面是波澜万丈。

关于电影的主旨，有人看到了秘不可宣的历史，有人看到了少年与御姐的爱情，有人看到了莎士比亚戏剧式的复仇。试问，一部能够提供如此之多讨论切入点的电影，又怎会沦为“不知所云”的晦涩之作？我着实不理解《邪不压正》有什么好骂的，更不理解那些连看姜文电影都要思量一下该不该买票入场的人，为何为烂片买单时动作那么娴熟、内心那么坦然。至于那些看过电影仍然颇有微词的观众，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缓解失望情绪的灵丹妙药：

想看对于老北平呓语般的追忆，那就多读几遍《侠隐》；想看原汁原味的民国武林，那就去看徐皓峰；想看姜文把他的每部作品都拍成你想看的样子，不如先扪心自问一下，你是给电影创作者提供创意了，还是哗哗往里砸钱了？

至于那些影评人，你可能见惯了他们的伶牙俐齿与头头是道，直到有一天他们谈起一个你精通的领域，或者你熟悉的事件，你才明白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强行刻奇，什么叫不懂装懂，什么叫故作腔调。他们不是在“评论”，他们是在“毁坏”。

姜文对于影评人的诟病由来已久，此番他也特地在《邪不压正》里量身定做了嘲讽影评人的段落。至于编剧史航饰演的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影评人，在电影中外号为何叫“公公”，看看姜文早年的那句话就明白了——“很多影评人就像太监，净瞧皇上办事了，自己只会瞎琢磨。”

《邪不压正》里的北平是荒诞不经的。

美国医生亨德利在北平的街道上飞扬跋扈地开车，不避让行人，还美其名曰“入乡随俗”，这很荒诞；

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将文坛泰斗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除，留下患病的左肾，导致梁启超的壮年早逝，这很荒诞；

蓝青峰说蒋介石在日记里写的实际上是心里话，朱潜龙说老蒋有病就有病在这，政客实在一回，反倒被说是有病，这也很荒诞；

当荒诞不经成为一种常态，正常便会成为一种突兀，这是电影中那个民国的真相，也是所有凡尘俗世的真相。《邪不压正》的叙事既不乱、也不散，创作者只是在铺陈世界本身的粗糙与混沌，那些鸡零狗碎又自得其说的部分，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拍得太乱，恰恰是因为电影的细节拍得太真实，拍得太接近生活本身而非戏剧理论中关于生活的想象与建构。姜文当然可以把生活拍得更有序，但前提必须是生活真的是有序的，是让那些讲理的人、认真的人、自然的人活得更顺更妥帖更称心如意的，如果“生活”做不到上述这些，那么姜文就宁可还原这种变质生活的“既让人没法生”和“又让人没法活”。

至于什么叫做“真乱”，便是没看过经典的人说经典晦涩难懂；是不认得几个字的人斥责辞藻佶屈聱牙；是大众毫无道理地偏听偏信、人云亦云；是滥竽充数者“料他人应如是”。如果一整个世道都流行这些，这样的世道便是乱世。

结合电影去看，李天然孤军深入的世道之所以是乱世，乃是因为他的本性过于赤诚与纯良，换个人去适应，比如奸佞朱潜龙或者老油条蓝青峰，“如鱼得水”和“手拿把攥”这类关键词就会被扶正。李天然要做的事情，表面上看是在进行一场难度系数极大的复仇，实际上是在努力理解一个礼崩乐坏的世道的生存指南，并在其中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密码。李天然像走兽一样在屋脊上闪展腾挪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隐喻，关于行动，关于行之有效，关于行知合一。

电影在进行上述略显深邃的题旨的同时，剧情里显露出的一切均是经过考证与编排的，看似写意潦草，实际上非常讲究、细致。抛开剧情和寓意不谈，即便是冲着这份讲究与细致，观众也应当致以相当程度的敬意，而不是急着落井下石。

《邪不压正》的细节的确讲究，比如电影中露面不超过半分钟的张自忠，他在被蓝青峰接上车时只有一句台词，演员的口音用了山东口音。张自忠将军是山东临清人，口音的细节便是考证过的，姜文就是能细到这个程度。

再比如李天然前去复仇时，“七七事变”到平津失守前北平城的时局，电影里也有一明一暗两处细节与历史呼应。明的那处是日本特务在街头枪杀人力车夫，听见枪声维持秩序的却不是中国军队，而是为虎作伥的警察；暗的那处是蓝青峰送李天然比武途中，车上照会他，29军已经撤走，日本兵还没有进城。

| 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

当时的情况正是，南苑要地因汉奸出卖而遭日军突破，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华北防线被拦腰截断、大势已去。29军军长宋哲元为保留实力，委任38师师长张自忠为代理北平市长，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谈判，企图拖住日方攻势。29军残部在南苑沦陷的第二天便撤离了平津防线，仅留下4个团来维持治安。北平城的中国军力瞬时成为真空状态，日本军人、特务、浪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也正是电影末尾反派开始大举反扑并且气焰嚣张的原因。

如果你熟悉上面这些“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历史细节，你便知道在那些影评人“分析来分析去也分析不到点子上”的历史纵深处，姜文已经走了多远！这样的人做事不是为不懂的人做的，而是为懂的人做的。懂的人可能很少，而且不懂的人可能永远也变不成懂的人，他们不懂的事情或许永远也不会懂。但那又如何？

姜文在《圆桌派》里讲过，自己之所以找了一批一米五多的中学生去扮演日本兵，是因为结合老照片复原三八大盖与日本钢盔之后发现，那时候的侵华日军普遍就该是那个身高。窦文涛于是问姜文，日本鬼子比枪高还是比枪低这件事，对今天的年轻观众来说，意义究竟在哪里？

面对这个刁钻的问题，姜文的回答堪称经典：“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觉得他今天不懂，他有一天会懂的，等他懂的那一天回来想——老姜真对得起我……我对得起他小时候无知的时候，但没关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我对得起那时候就够了。”

关于电影的名字，《邪不压正》和《侠隐》的腔调完全不同。之所以叫《侠隐》，是因为世道太乱，令包括侠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所适从，旧的规矩已经破碎，新的秩序仍在颠倒，人们苟且偷生，不得不窝着。但侠从来是不甘寂寞的，地上若是没有立锥之地，那就在房顶上出现，砖瓦之上似有一个清平世界，与污浊现世平行共存。侠隐中的“侠”，是一种步履坚定的叛逆；侠隐中的“隐”，则是一份迫于无奈的浪漫。

清末程派八卦掌宗师程廷华便是这样的隐侠，崇文门外经营一家眼镜店，从不多生事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师，生灵涂炭。程廷华气不过，便于夜间提一把单刀走壁飞檐，遇见落单洋鬼子便跳下格杀之。动静一多，被洋人盯上，最终殁于侵略者的乱枪之下。

但叫《邪不压正》的故事就不太一样了，主人公不再隐于市朝，他试着从所有表面文章中跳将出来，彻底认清周遭的世界。

电影开场弑师的桥段有个特写，朱潜龙朝师父开枪，后者眉心中弹，本能性地发功运力，想要手刃逆徒。但师父离朱潜龙还有数步之距，他的掌力拍不到逆徒身上，接着朱潜龙开了第二枪。想想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马三同样偷袭了师父，但他用的仍是师父所教的拳术，近身得手后还被师父用最后的力气打出门外。

所以说，《邪不压正》的世道比《一代宗师》的世道更乱、更险恶，因为坏人直接上枪，不讲理的人不讲的可不单是“理”，连“情”都不讲。如果李天然坚持他的“月棍年刀一辈子枪”，那他最后一定数不清身上到底多少个枪眼。他想要复仇，就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把刀枪换成手枪，二是不信拿手枪的人说的话。

第一件事容易，李天然在美国受训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第二件事困难，难住了他回到北平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直到他遇到关巧红，后者告诉他，复仇不用别人信，“一个人，一把枪，足矣”。电影中关巧红的原型是侠女施剑翘，她卧薪尝胆整整十年，直到亲手击毙杀害父亲的军阀孙传芳。关巧红这个角色对于李天然的意义，就在于她以己为例破解了后者的心症：不管在何种境遇，一个人都应当明辨是非、内心强大、步履坚定，别的不用想，想了也是白想。

为什么想了白想？因为坏人重塑了规则、篡改了真相，就像电影里的朱潜龙，摇身一变成为大英雄，成为不可撼动的形象，受世人顶礼膜拜。你跟他讲规则，他跟你讲道德；你跟他讲道德，他跟你讲法律。总之一直会绕来绕去，让你找不到发力点。跟颠倒黑白的人讲理，永远讲不清。这时候还在乎社会评价，请问你怎么在乎？

《邪不压正》令我想起一个是非题：一个快饿死的人倒在屋子前，被屋主人救了。接着，屋主人被害，凶手成为了新的屋主人，屋子也变成了他的屋子。再后来，那个被救的人回来了，他想向屋主人报恩，试问他应当向屋子的主人报恩还是实际救了他的人报恩？如果这个人能明辨是非，向实际救了他的人报恩，他此刻就应当向屋子现有的主人报仇，这便是电影；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人真的就“认贼作父”了，将屋子现有的主人视为恩人，这便是历史。

李天然跟朱潜龙对质的时候，后者百般无赖，拒绝承认错误。李天然用了一计，他问朱潜龙，如果师父答应日本人种鸦片，你还害师父吗？后者果然中计，他回应道，那我还杀他干什么？就在朱潜龙说出这句话后，李天然扣动了扳机，他就是要等坏人的谎言被自行拆穿后再杀之，这个“讲理”的过程实际上是做给观众看的。李天然当然知道是谁杀了师父，借着上帝视角去看了整场电影的观众也知道，可如果《邪不压正》不是电影，所有人变成了普通视角，周遭充满着被迷惑被欺骗的可能性，又有多少人能够笃定谁是正，谁是邪？

历史的糊涂账太多，所以唐德刚在诗里写道：“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再回到电影里，李天然完成了复仇，他终于理清了以往的纷乱，但所处的时代环境却比从前更乱，更不可控，日本人昂首阔步地进城，红颜知己亦不知所踪，新的困境接踵而来。李天然已经学会了一手拿刀（旧秩序），一手拿枪（新规则），但在从未停止却又不合逻辑的“变化”面前，他永远显得滞后，永远手足无措。

姜文是悲观的，也是客观的，他安排主人公达成戏剧意义上的使命后，没有授予其“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权利，而是又带着他看到了生活更深邃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