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以色列与伊朗在数十年相互威胁与代理人战争后爆发直接冲突。战事始于以军对数十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宣称旨在摧毁其核设施。攻击目标涵盖核设施与军事基地，并迅速升级为针对伊朗军事安全领导层的精准暗杀——包括总参谋长与伊朗革命卫队(IRGC)司令，以及约20名核领域领导人与科学家。多数遇袭者在家中遭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预谋行动杀害，该行动通过将在伊朗境内组装部署的无人机实施。
伊朗以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回应，目标锁定军事情报设施、科研机构及居民区。6月22日夜，美国直接介入冲突：出动隐形轰炸机空袭福尔多、纳坦兹与伊斯法罕三处伊朗核设施。尽管伊以虚假信息对抗已持续数十年，本轮冲突标志两大转折：既是战事进程的质变节点，更是政治技术动荡环境下新一代虚假信息战的里程碑。
这场在数字世界与人工智能(AI)环境中展开的新型信息战，根本性改变了国家、实体与群体间冲突本质及利益博弈模式。交战方不再仅依赖传统媒体与情报行动影响舆论，更日益诉诸AI算法、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攻击等尖端手段。信息战目标在于夺取信息域主导权，从而塑造国内外受众对冲突的认知。此类行动关联所谓"第五代战争"(5GW)概念，核心在于掌控战争媒体叙事、实施心理操控并引导公众舆论。
本文聚焦当前演进态势，力图追溯伊以对抗背景下信息战与虚假信息的演变轨迹，重点解析双方冲突管理策略。研究基于现有信息对媒体实践模式开展定性分析，首次将媒体宣传解读为当代信息战的关键维度。
1. 信息战与文化符号
以色列袭击伊朗前的外交活动与情报泄露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军事行动可能性低的信号。但当轰炸启动后，媒体重新评估认为这是美以外交官的欺骗策略。实际上媒体过度简化了事件本质：6月初已有大量冲突征兆。尽管现代军队具备侦察预警能力，但公众注意力被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分歧、以总理筹备儿子婚礼乃至阿曼伊美谈判等事件转移，忽视了战争随时爆发的真实风险。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十日后，媒体第三次聚焦外交欺骗议题，突出特朗普"两周内决定是否参战"的声明。
此次战争中的欺骗与虚假信息再次证明：信息战非现代战争次要因素，而是塑造国际同情与联盟的核心武器——其通过操纵舆论、文化及大国立场发挥作用。过去三年加沙种族灭绝战争、俄乌冲突乃至2025年印巴短暂交火中，信息战在新政治技术环境下的威力展露无遗。以色列将轰炸行动命名为"雄狮崛起行动"，该名称蕴含文化政治内涵，延续以方二十年来选用《托拉》宗教文化符号强化心理宣传效应的传统。"雄狮崛起"源自希伯来圣经《民数记》23:24（新国际版）："挺身如公狮，未吃猎物不歇息，未饮猎物血不止息"。
行动前一日，以媒报道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西墙缝隙放置写有"这民将如雄狮崛起"的纸条。嗜血雄狮意象是圣经文本中战斗勇气的经典隐喻。该纸条图像经以色列传统/社交媒体疯传，战端开启后舆论对其政治文化内涵展开狂热解读。显然，雄狮意象旨在为战争疲态的以色列注入精神力量——此次对手是主权国家而非抵抗组织。以媒解读中，雄狮是能咬断蛇（或章鱼）头颅的唯一生物；西媒则称此名暗示颠覆伊朗政权，且暗指伊斯兰革命前伊朗国旗狮徽。
伊朗将其军事行动命名为"真实承诺3"，同样蕴含宗教文化意味。该名称首次用于2024年4月13日报复以色列袭击大马士革领事馆的行动；同年10月1日回应以军刺杀访德的哈马斯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时启用"真实承诺2"。"真实承诺"出自《古兰经》多节经文，指代真主对信士胜利的应许。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将此行动比作"穆萨手杖"——掷于法老术士前即化蛇吞没其绳杖的神迹。
哈梅内伊与内塔尼亚胡在X平台的账号成为宗教文化符号信息战战场。以总理发布西墙纸条照片后，以色列政要纷纷发帖宣称"上帝站在我方"，"大卫弹弓"（以军防空反导系统）已蓄势待发。哈梅内伊则回应特朗普劝降推文："以海达尔之名，战役开启。阿里持祖勒菲卡尔重返海巴尔"，赋予军事行动新名"海达尔"——什叶派首位伊玛目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尊称（其佩剑名祖勒菲卡尔）。
2. 病毒式虚假信息
新兴AI模型支撑的数字环境为虚假信息创造了空前传播条件。从新冠疫情到俄乌战争再到加沙种族灭绝战争，连续危机与冲突为信息生产消费模式的变革提供试验场。伊以战争则彰显这种变革的规模效应——其影响已超越传统媒体战、宣传战与心理战的范畴。
本次战争呈现三大数字战特征：交战方利用数字环境操控媒体叙事；算法通过精准推送与个性化内容放大叙事；大数据技术被深度运用。社交媒体充斥所谓战场图像视频（含真实片段、剪辑内容及AI生成物），此类多媒体虚假信息被证实能显著提升网络参与度，增强说服力并加大辟谣难度。
视听多媒体虚假信息可分三类：
- 情境重构型（浅层伪造）：将真实图像视频与虚假文本、偏见陈述或错误主张关联，或篡改时空背景
- 内容篡改型：通过裁剪画面、增补元素或强化情绪冲击（可延伸至图表数据）进行操纵
- 内容捏造型（深度伪造）：智能技术伪造视听内容并赋予表面可信度，包含超写实人脸生成、换脸移植、服装背景修改及语音合成等高级手段
战争首周双方及支持者发布大量视听虚假信息案例，其中以方凭借战略政治经济联盟体系（含西方国家、媒体科技公司及安全情报机构）占据传播优势。
数百则支撑以方叙事的图像视频常以匿名来源传播，难以溯源验证。典型案例包括：宣称展示伊朗核设施遭重创的图片；开战次日流传所谓"伊朗民众庆祝以军空袭"视频（暗示反政府起义），后证实实为2023年德黑兰隧道堵车场景；另则亲以账号传播的"德黑兰民众围绕大楼庆贺"视频被揭露系AI生成。
伊朗方传播最广的案例则是宣称伊防空系统击落以军F-35战机并俘获飞行员的影像，该主张获伊朗官媒转载。但影像分析显示：所谓战机残骸图片系伪造或AI生成，多数"击落视频"实为战争模拟游戏画面。
尽管伊方缺乏证据支撑，此类虚假信息仍对金融市场产生短暂实质性冲击——尤以对安全新闻高度敏感的国防工业为甚。F-35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股价在视频流传当日下跌约4%，后趋稳定。诸多后期被证伪的案例还包括：空袭警报中以色列民众恐慌逃窜视频（实为剪辑）、所谓遭伊朗导弹摧毁的摩萨德总部燃烧图片（AI生成）等。
病毒式内容旨在激发情绪与认知的双重反应（通常偏重前者），通过聚焦愤怒、恐惧、悲伤、震惊、敬畏、幽默及讽刺等本能情绪实现高传播性。此类内容易被转发推送，迅速引发广泛争议与立场分裂。过去三年技术进步助推这类病毒式传播，而科技公司对2010年代"打击虚假信息与仇恨言论"承诺的逐步背弃更使其愈演愈烈——亿万富翁马斯克收购X平台后彻底放弃相关承诺即是明证。脸书与Instagram等平台的措施亦被证实无效，其政策本身甚至沦为危机时期散播虚假信息的工具。
3. 信息武器化与叙事控制
信息武器化指将信息（无论真实、虚假或经操纵）从单纯新闻传播工具转化为武器与战略手段的尝试。其通过传统媒体或数字平台（尤社交媒体）控制战争叙事，旨在先影响国内舆论，再波及敌国舆论，最终左右全球认知。伊以冲突爆发首日，双方即展开叙事控制权争夺——较量谁更擅主导叙事节奏、击破对方叙事或调节事态升级程度。
信息武器化依赖三大支柱：快速媒体响应、高密度信息流及精准信息管控，同时注重虚假信息的投放时机、方式、地点、目标受众与传播手法。新一代信息战已根本改变媒体冲突形态，当今实践与20世纪传统宣传不可同日而语。主战场转向数字虚拟空间，算法在此充当"信息核武器"，具备放大虚假信息与强化偏见的惊人威力。
信息武器化同步瞄准认知与情感。充斥视听内容的数字世界既能模拟人类感官体验，更能激发强烈情绪——尤以恐惧、恐慌、仇恨、愤怒、悲伤与讥讽为甚。
此战中双方更关注全球及国内受众对其行动的感知，而非行动本身执行。以方媒体论述迅速转移焦点，将全球国内认知引向预设论题：宣称其行动是为消除"将以色列从地图抹去"的生存威胁而实施先发打击。伊朗则塑造相反叙事：将以方攻击定性为非法侵略，援引国际标准自塑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阴谋受害者，主张己方反击属自卫范畴。
全球战争认知塑造战易受操控，难容透明度与证据空间：伤亡数字选择性上报、卫星影像篡改伪造、元数据遭系统性操纵。但以色列及其盟友明显占据上风——凭借美欧情报机构强力支持（其掌控全球监控系统、尖端AI媒体监控及外交渠道），以方在信息流控制与框架设定上享有结构性优势。
这种国际背书优势体现于：匿名信源泄露管理、碎片化/选择性/夸张化的社媒信息流引导。多数情况下伊朗被塑为侵略者与世界公敌（动机可疑），而以方行动则在"必要防卫"外衣下得到辩护。
尽管以色列叙事在西方占据主导（体现为政界媒体合力"制造共识"——即令舆论依从政治指令导向），其仍在西方语境面临挑战。这尤其值得注意，因西方媒体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始终沿袭东方主义、殖民主义与历史偏见视角，通过选择性碎片化叙事系统塑造伊朗侵略者与世界威胁形象。
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CISSM)研究分析了西方媒体对伊朗核计划的报道样本（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卫报》《独立报》六大英文报纸），发现其过度依赖美西方及以色列官方声明，缺乏准确性及背景深度。此类报道强化了欧美以公众对伊朗的负面情绪。多数研究表明：西方媒体始终将伊朗塑造为安全威胁与不稳定源头。
战争首周，西方媒体为以色列官员提供高频曝光机会，伊朗官员出镜率则极低。这种失衡助推以色列叙事主导权，使冲突框架服务于以方政治与媒体利益。内塔尼亚胡首周接受五次电视专访（最显著为福克斯新闻布雷特·拜尔与ABC新闻乔纳森·卡尔专访），其试图将伊朗核计划塑造为全球威胁："该计划不仅危及以色列，更威胁美国、阿拉伯邻国及欧洲"。报道的强烈偏见体现于美国主流报纸头条与有线新闻播报，以及"以色列先发打击""伊朗持续升级""以方警告""伊方袭击""消除伊朗核威胁""以色列自卫权"等短语的重复使用。
战争首周西方媒体报道呈现恐惧煽动趋势：通过选择性措辞、声明与图像，配合注意力引导策略，将伊朗渲染为全球性威胁。这强化了伊朗"世界公敌"形象及其核计划对中东、欧洲乃至美国的威胁。内塔尼亚胡在福克斯专访中宣称："伊朗正研发射程8000公里弹道导弹，短期内可覆盖美国本土"。类似论断在CBN等平台重复传播，如称伊朗导弹可打击伦敦与利物浦。
以方发动空袭同时，在社媒平台启动付费广告 campaign。这些广告覆盖英国、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谷歌与YouTube平台。开战首日起，以色列驻英使馆官方账号在英投放27则脸书广告。其中一则模拟2027年新闻快报，宣称伊朗用核弹轰炸巴黎且导弹正袭击里昂，结尾强调以色列正"保护世界免受伊朗威胁"。
以色列宣传战与西方媒体报道共同强化"以色列强权对抗全球威胁"意象。西方媒体以赞叹笔调描绘6月13日拂晓以军导弹袭击：渲染其突破伊朗防空系统、打击近百目标的威力；报道摩萨德精准情报行动致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与核科学家身亡。首日行动被塑造为"先发制人、全面精准的打击——非但具历史意义更具变革性，重新定义21世纪震慑作战概念。这不仅是空袭，更是网络、人力情报、电子战、空中力量、特种作战与心理战的同步多域攻击"。
西方报道与以方宣传还强化"伊朗袭击平民vs以色列精准打击军事目标"的二元框架。一则针对西方的以方广告视频宣称："伊朗蓄意袭击城市，以色列则精准消除威胁...行动仅锁定军事与恐怖设施，不伤及平民"。视频以"以色列行必要之事"标语收尾。
这种叙事框架差异在具体事件报道中尤为显著。以6月16日以色列空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总部为例：以军警告德黑兰市中心民众撤离一小时后实施轰炸，全球观众目睹演播室遭袭实况。直播中主持人萨哈尔·埃米米因附近剧烈爆炸仓促离镜，浓烟粉尘弥漫演播厅，频道紧急切换预录节目。建筑严重损毁致演播设备全毁、1人死亡多人受伤，多数西方媒体却将此定性为"附带损伤"。
对比之下，西方媒体夸大渲染伊朗对以色列索罗卡医疗中心的袭击。以媒头条宣称伊朗"逾越所有红线"，指控其违反国际人道法攻击医疗机构。以色列通过西方媒体广泛传播"伊朗蓄意袭击平民与医院"的叙事框架。
尽管美国媒体与相对客观的欧洲媒体存在报道差异，但数十年文化媒体灌输塑造的"伊朗侵略者"形象仍根深蒂固。英国记者马克·塞登（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顾问）在法国24台《独家报道》节目质问西方媒体双重标准："以色列军事条令中的'参孙选项'（可发射数十枚核弹头）为何不被谴责？其生化武器库存为何无人追究？"
阿拉伯舆论场构成空袭外的第二战场。伊朗在此明显占优——非因媒体实力或宣传技巧，而源于巴以冲突框架下将以色列定义为地区公敌的历史语境，以及以军在加沙持续种族灭绝的现实。以方仍试图渗透阿拉伯舆论（尤其在社交媒体），散布所谓"阿拉伯民众庆祝以军袭伊"的伪造帖文。
阿拉伯媒体虽立场各异，但均考量国内政治环境及对美关系，导致报道模式趋同或立场矛盾。当机器人水军与意识形态网红持续争夺事件解释权时，伊朗凭借全球南方支持者网络及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地区盟友（具丰富信息战经验）形成对抗力量。
4. 媒体审查与战争迷雾
围绕媒体叙事的争夺伴随着大规模审查——两国自开战首日起实施并持续升级的管控措施。此类审查加深了战争迷雾，遮蔽事件真相并放大操纵与虚假信息风险。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日起实施严格军事媒体审查：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地带并杀害数十名当地记者。随着伊以对抗爆发，以方审查机构强化管控指令。
首份通告中，以色列军事审查局要求编辑报道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时采取严格措施：禁止披露可能暗示攻防行动位置的任何信息；严禁拍摄或播出来袭地点影像（尤军事设施周边）。审查机构重申警告：未经其预先审核不得转发社交媒体视频。战事第四日发布新规：禁止在火箭弹落点及附近区域直播。第七日追加指令：外国记者未经军事审查局书面批准不得在以境内袭击现场拍摄。国安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主导的空前严格审查，加剧了战争迷雾与本土战况的不确定性，某些情况下甚至助长了伊朗宣传的渗透。
伊朗在战争危机时期（乃至相对常态时期）素有媒体审查传统，覆盖传统媒体、电影业及数字领域。数千万伊朗民众依赖虚拟专用网络(VPN)访问被禁通讯应用与网站。2019年街头抗议期间伊朗曾切断互联网；2022年因玛莎·阿米尼拘留死亡引发全国示威，再度屏蔽WhatsApp等应用访问。
战争首周伊朗未完全断网，但实施数小时网速限制，偶发持续数小时网络中断。第七日政府宣称可能采取间歇性断网措施，辩称为防御以方网络攻击（此前攻击已重创该国银行等关键领域）。实践中当局已限制网络使用，并威胁对违规社交媒体用户采取法律行动。
"战争迷雾"传统指战场军事混乱状态。伊以战争有力证明：该概念同样适用于信息战领域的认知混乱——无论源于媒体框架扭曲与偏见权力，抑或准确报道缺失与社交媒体虚拟战争兴起。本世纪以来冲突报道中媒体频遭诟病：如美国记者未能驳斥政府关于伊拉克/巴尔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或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偏颇报道。伊以对抗在非中立技术支撑、右翼政权及渴求虚假信息的政治民粹主义环境下，正使虚假信息操控舆论的格局更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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