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创办始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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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后，第一期少年班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科大积极正视问题并展开研讨，经过综合权衡考虑，决定继续开办少年班，并在第二期招生时将少年班转变为预科性质。

♦ 第二期招生的工作量极大，从出卷到录取完全由中国科大自主负责，相当于重新组织一次全国小高考。

♦ 在第二期的正式招生文件中，教育部和中国科大均未再提少年班的性质。

♦ 正是因为中国科大对人才培养的执着与坚守，才会在第一期少年班出现问题之后，主动提出第二期招生的改进方案，并坚持以一校之力举办一场全国小高考进行严格选拔，通过“暗度陈仓”的方式将少年班从预科性质转变为本科性质。

♦ 现有资料显示，最早提出关于“少年班是参照李政道先生的建议试办的”说法，是在1979年4月20日李政道访问少年班时，杨海波在欢迎致辞中讲到的。

♦ 少年班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不是一开始就设计、规划好的，而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的。

成型： 少年班从预科转为本科

试办预科班，是在特殊年代针对群众来信、领导批示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

入学后，第一期少年班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科大积极正视问题并展开研讨，经过综合权衡考虑，决定继续开办少年班，并在第二期招生时将少年班转变为预科性质。

1. 第一期少年班出现的问题

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后，中国科大配备了一名政治、业务都比较强的女教师汪惠迪担任班主任，悉心照顾学生们的生活，并挑选了七名有经验的教师系统地帮他们复习中学课程。

第一期少年班开设了政治、数学、物理、外语、体育等课程，教材由任课老师单独编写。后来，鉴于学生的语文水平普遍不好，学校专门为他们开设了语文讲座 。

第一期少年班的招生虽然采取了笔试和口试相结合的考察办法，但并没有制定统一标准，这造成了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和偏科的状况，在入学后给教学带来了很多不便。

此外，还有“少数学生仅是从考生中视其年龄小，参考一下高考分数录取的”，“结果造成（入学后）学生成绩很差的现象”。

笔者在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第一期少年班学生入学第一个月的物理和数学考试成绩单。

从成绩单可以看出，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特别大，其中物理最高分99分，最低分24分； 数学最高分100分，最低分30分；总分最高分185分，最低分只有54分 。 

部分学生年龄太小也带来了管理上的问题。

中国科大在1978年5月27日《关于少年班的情况汇报》中就特别提到了两位低龄同学出现的问题，一位饮食和休息不好，一位调皮、不认真学习，认为他们“还不如在原来的环境里再学两年为好”。

与此同时，过度宣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少年班从筹备阶段就受到了国家主要媒体的高度关注，媒体的宣传对少年班学生的学习和心态造成了一定影响，中国科大当时已经意识到“采访、座谈、拍电影，占去了同学们很多时间，影响了同学们的休息和文化课学习”，并提出要“控制来校采访人数，减少外界干扰”。

经过4个多月的补习，大部分学生的成绩有较大提升。

中国科大在呈给中科院、安徽省委的《关于第一期少年班的情况报告》中列举了几个成绩大幅度提升的案例，有好几位学生的物理和外语成绩由入学时的不及格上升到98、99分。

任知恕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他们的学习情况：

优：董瑞涛、林承典、李宇澄、肖晨、施林、姚新、管俊林、陈师众、江凤；

良：谢彦波、曹晓南、宁铂、张保国、李平；

及格：5位；

不及格：1位。

1978年7月15日，第一期少年班结业。

校方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志愿将他们分到各个系，与即将在10月份入学的1978 级本科生一起学习。

2. 校内关于是否继续开办少年班的讨论

在第一期少年班开学之前，很多老师就认为这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

任知恕在1978年2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与钱临照等人的一次交谈，钱临照等人赞成对预科班先试半年，但不要一包到底，担心部分学生不能正常升入大学学习。

钱临照的担忧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老师的认识。

对招生老师而言，预科班的创办实际上给他们增加了很多额外工作量。

1978年2月20日，1977年高考招生工作基本结束，但推荐人才的热潮还未散去。

2月22日，任知恕专程去中科院院部找信访处的同志商议如何处理“宁铂效应”，并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学校容量有限，而且学制（学期有始有终）有限制，只能在每年招生之时，少量招收个别突出的。

二、办小孩班尚是实验，不宜大量招收或随时录取。

三、全国各地都会有大量人才涌现，应该鼓励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努力学习，将来考入重点大学。

2月25日，《信访简报》明确了对“宁铂效应”的处理意见：

1、1977年已录取入学校的不作变动了； 2、特别出众的，可以和科学院联系； 3、一般（的），注意培养。

由此可见，信访处没有采纳中国科大的建议。

《信访简报》的处理意见代表了中科院领导的态度，这为继续开办少年班埋下了伏笔。

针对第一期少年班出现的问题，1978年5月24日，时任中国科大党委副书记的王铮、孔真召集教务部门、少年班班主任及授课老师等召开少年班问题研究会。

王铮根据老师们反馈的问题和意见，提出了三种方案：

一是这个班如期结束，升入大学，不再办了。由大学中招收年纪小到十四、五的；二是办一年班，改进招生和培养办法；三是办理科中学。

部分老师同意第一种方案。但是王铮、孔真等学校领导对停办的意见很顾虑，认为“少年班刚刚出名，就销声匿迹了，影响不好”。

王铮等人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从破格录取宁铂开始，中央领导就对少年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少年班成立之后，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副书记顾卓新都到中国科大看望过少年班学生。

在少年班成立前后，国家主要媒体对少年班进行了密集报道。

1978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不拘一格选择人才》，披露中国科大将成立预科班； 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科大新生入学的消息，其中专门报道少年班的情况；3月29日，《人民日报》以《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为题报道了少年班的成立；5月中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校拍摄《少年大学生》，并将在全国公开放映。

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下，少年班在全国引起了极大轰动，各地人民群众纷纷来信，对中国科大开办少年班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少年班已经被赋予了超越教育本身的政治意义，作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先锋，成为“科学春天”的迎春花，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

中国科大对此也有清楚认识，认为“这个班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3. 继续开办少年班

经讨论研究，中国科大于1978年5月27日向安徽省、中科院呈交了一份《关于少年班的情况汇报》的文件，这份文件对少年班出现的问题做了客观描述，完善了5月24日的三种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种意见：

1、这一期少年班原计划半年，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大部分学员已经具有大学水平。所以，为了早出人才，这部分学员可以从少年班毕业，跟七八级普通班大学生一起学习，少数几个学员分别情况，适当处理。这样，这期少年班则按时结束，下学期就不要再办了。理由是：（1）大学招生年龄降为十四、五岁了；（2）各省都办起了重点中学、理科中学，代替了我们少年班的职责，实际上这是少年班在全国开花结果了。

2、第一期少年班按时结束后，继续举办少年班；学制一年，只招收十三、四岁的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优秀少年，实行淘汰制，加速培养人才，这样做可以使中学生提前一年时间进入大学。 

3、第一期少年班按时结束后，不继续办少年班，即创办我校理科中学， 学制二年，招收优秀初中毕业生，实行淘汰制，时间上没有提前，但学科上及早分科学习，有利于大学的继续深造。

中国科大在报告中明确提到“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这说明中国科大已决心继续开办少年班，但吸取第一期少年班存在的学历参差不齐和个别学生年龄太小的问题，准备对招生和培养方式进行改进。

6月2日，中国科大根据中科院与安徽省领导的指示精神，研究扎根安徽办好学校的具体措施，拟出《进一步贯彻中央批准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的几点意见》上报中科院，其中明确提出“总结经验，继续试办少年班”，并对之后的招生和培养提出新的方案：

少年班属大学预科性质，今后，每年拟由我校出题，在全国统一考核，或者从各地参加数理化竞赛的少年中，择优录取十四、五岁的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成绩优异的少年，学制一年。学习一年后，具备大学水平的直接升入大学学习。

少年班要单独制定教学大纲和学习计划，要因材施教，健康第一，允许单科独进，千方百计加速特殊人才的成长。

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此时中国科大对少年班的定位依然是“预科性质”，准备经过一年的“因材施教”升入本科学习。

但对招生提出了明确的改进意见：一是要进行全国统一考核，择优录取；二是年龄应在十四、五岁，不能太小。

6月9日，时任党委第一书记的杨海波从北京汇报完工作回校，向党委常委和各部门负责人口头通告了中科院的批示：“这个班就这么处理了，再招个一年的预科班。”

6月15日，中科院向院属各单位部门转发了学校的报告，原则同意报告中所提的意见。

至此，开办少年班已不再是针对领导批示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科大加速科技人才培养的“长久之计”了。

4. 本科性质的少年班正式成型

在下定决心继续办班之后，中国科大立即开始研究第二期少年班招生方法。

1978年6月15日、17日，学校两次开会研究少年班招生问题，一致同意“以高考为初试”的招生方法。

6月19日，中国科大向教育部和中科院呈交了《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九七八年招生的请示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科大仍然将少年班定位为“大学预科性质”，学制一年，但对招生条件做了限制，提出“年龄一般为十四、十五周岁”，同时对招生办法提出了改进：

为了解考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进行初试和复试，请地方协助组织。

（1）初试：少年班的初试即参加当地统一高考。凡报名者由县（区） 招生委员会组织在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考试科目与理工科相同。请各省、市、自治区统一评卷后，于八月十五日前将报考少年班的前五至十名考卷密封寄中国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报名多、考试成绩又好的省市，可适当多选送一些。

（2）复试：由学校从各省、市、自治区选送来的报考少年班的考生中按全校录取少年班总数的二倍的比例，选拔出参加复试的考生，再由学校统一命题，派专人去考生所在地进行复试。在复试的基础上辅之以口试，以进一步考察考生的智力和思维能力。

这是中国科大第一次提出以“高考初试+复试+口试”的招生办法，这个招生方案可以认为是当前国内高校自主招生的先行先试，具有重要意义。

这份报告由时任中国科大学生工作处处长、负责招生工作的刘贤荣带到北京向中科院和教育部汇报。

中科院于6月28日很快就批准了这份招生报告并转送教育部。

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是7月20—22日，但教育部的批复却迟迟未下。7月5日，内心焦急的刘贤荣在北京给时任中国科大教改组组长何作涛写信汇报情况，提到教育部学生司对招生报告的意见：

说我们（指“中国科大”——笔者注）要求太高了。第一试参加全国高考，第二试由学校复试，比考本科还严，要求还高。让我们自己采用去年的办法招生。

7月11日，教育部终于向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的通知》，对少年班招生作了三点说明：

一、少年班的招生条件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学习成绩突出，热爱科学，有志于自然科学研究，才智出众，有培养前途的；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为十四、十五周岁。

二、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对于在数理化竞赛中或通过别的途径发现成绩优异的少年，可向中国科技大学推荐。

三、少年班招生的考试（包括笔试、口试）、评卷以及录取工作，都由中国科技大学办理。

在这份通知中，教育部没有同意中国科大提出的“以高考为初试”的招生方法，也没有明确指出少年班的性质。

笔者推测，与中科院积极支持少年班的态度不同，作为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行政部门，教育部对此是持慎重态度的。

教育部同意少年班继续招生，但没有对少年班的办学性质表明态度。

从后面的发展来看，教育部的“缄默”实际上包容了中国科大的“特立独行”，为中国科大留了一块教育“自留地”，这也是少年班能够不断探索调整、成为中国科大教育“试验田”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教育部的文件发出后，中国科大迅速改变了招生方法，于7月20日出台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九七八年招生简章》，决定于8月22日、23日自行组织 统一考试。

在这份招生简章中，中国科大没有再提及第二期少年班的预科性质。

第二期招生的工作量极大，从出卷到录取完全由中国科大自主负责，相当于重新组织一次全国小高考。

考试科目参照了全国统一高考，有政治语文、数学、 理化、英语（不计总分，只作参考）。

第二期招生原计划招30—50名，但全国各地踊跃推荐，报名考试的人数近千人，很多参加1978年高考的考生再次参加少年班的招生考试，中国科大经过考虑决定增加招生人数，最终录取了67名学生。

1978 年10月9日，第二期少年班学生入学。

同日，中国科大向教育部呈交了一份《关于增补六十七名少年班和十七名普通班学生的招生计划的报告》。

报告提到：

经教育部和中科院批准，今年又招收了第二期少年班，共六十七名。这期少年班，是经过全国统一考试（试题与高考相当，有的难度更大），严格选拔的，其中不少还是高考中的优秀者，总分成绩达400分以上；有的是从全国或省（市）数学竞赛的优胜者中挑选出来的。少年班的学生入学以后，不再上预科的课程，按大学普通班课程的要求，进行特殊培养。因此，少年班的待遇也应与普通班大学生相同。

从第二期少年班学生的学籍卡可以看出，他们在入学后已是具有正常学籍的本科生了。

第二期招生是少年班性质发生转变的重要事件。

在此之前，中国科大呈送给中科院和教育部的文件中均明确提出“少年班属大学预科性质”。

而在第二期的正式招生文件中，教育部和中国科大均未再提少年班的性质。

在认真总结第一期少年班办学经验之后，中国科大坚持在第二期招生时实行统一且严格的选拔标准，第二期少年班学生入学后不再补习高中课程，少年班自然而然从预科性质变为了本科性质，中国科大少年班由此成型。

探讨： 少年班由中国科大首创的原因

任何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

少年班的创办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时，“文革”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对人才有真诚而紧迫的需求，中央领导求贤若渴，人民群众自发举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大遵照方毅“破格录取”的批示录取了三位“神童”，并进一步提出了将有天赋的少年集中起来加速培养的方案，这是顺势而为、敢为人先的创举。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社会对人才的渴求，是中国科大创办少年班的外因。

但少年班为何由中国科大首创并通过不断创新坚持下去，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1. 中国科大作为中科院直属院校的特殊优势

1958年中国科大由中科院创建于北京，学校的成立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以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亲自批示。

1975年初邓小平着力整顿中科院时，便指示中科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

1977 年，邓小平正式复出，方毅协助邓小平具体开展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

“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科大再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点关注。

在中科院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大成为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先锋。

此外，中国科大在“文革”结束初期能够迅速崛起，与远离政治运动中心也有一些原因。

任知恕在一次访谈中就认为在当时“教育部本身是（‘文革’）重灾区，所属高校一时难以恢复正常秩序”，而中国科大作为中科院直属高校，恢复起来相对容易一点。

1977年6月20日—7月7日，方毅、李昌等院领导在中科院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办好科技大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8月5—13日，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把中国科大建设成为中科院第二个学术中心以及高水平的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8月18日，新华社以《一定要办好中国科技大学》为题报告中科院召开中国科大工作会议的消息；197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登载并配发评论：“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式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迈开了一大步。”

9月5日，中科院向国务院呈交《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得到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圈阅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告明确提出要从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这比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于9月19日决定正式恢复高考早了半个月。

中国科大的招生问题还得到华国锋的亲自批示，他在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高等学校招生文件时专门指出：

科技大学的学生，要在中学打好数理化的基础，年纪不要大，学习不要中断。这样出成果可以快些。

正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在中科院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科大才有足够的“底气”在“文革”之后迅速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意识的改革举措，首创研究生院、试办少年班，成为当时领风气之先的高教明星。

2. 中国科大对人才培养的执着与坚守

中国科大创办的目的是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起“科教报国”的历史使命。

建校初期，一大批国内最具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教师重教乐教、学生勤奋学习成为中国科大的文化自觉。

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科大依然敢于突破极左思潮的干扰，举办“回炉班”，抽调毕业生加强基础课培训；政治空气一松动，便提出了筹办理科中学的设想。

在1978年1月16日向中科院呈交的《关于试办预科班的报告》中，中国科大关于人才培养的想法显露端倪，不止于仅为预科班学生补习高中课程，还特别提出“两三年后再分专业”的想法。

中国科大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培养方案？

笔者在任知恕笔记中找到了一份记录，或可作为佐证。1978年2月17日，李昌、武汝扬、严济慈、钱志道、钱临照等在北京开会，研究如何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

其中，钱临照提到：

（我）是58年兼课，60年调到科大。一向重基础，后来任务代学科，干扰了。开广州会议时，我们在火车上，严老（严济慈）提出办个“00 系”。主要是基础好，可以有多种选择，左右逢源。招了生，可以三年以后定专业，不要来以前就定了专业。这是一个难于做到的特色。

中国科大历来重视基础课。

1959年建校第二年，钱学森专门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阐述了加强基础课训练的教学理念 。

与此同时，严济慈、钱临照等一批老科学家也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自身的教育经历积极思考科技人才培养的问题。

这种对人才培养方式的思考一定直接或间接成为中国科大提出预科班“两三年后再分专业”这种培养方案的思想源泉。

一旦机会出现，中国科大就想将此理念付诸实践。

虽然，李昌否定了这种集中三年学习基础课的培养方案， 但是中国科大并没有放弃。

1979年10月，经过反复研讨，少年班集中三年加强基础课学习的培养方案正式开始实施。

1985年9月，中国科大仿照少年班培养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这个班就简称为“零零班”。

这些改革创新举措均可视为老一辈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中国科大的传承与发扬。

此外，也正是因为中国科大对人才培养的执着与坚守，才会在第一期少年班出现问题之后，主动提出第二期招生的改进方案，并坚持以一校之力举办一场全国小高考进行严格选拔，通过“暗度陈仓”的方式将少年班从预科性质转变为本科性质。

这种执着与坚守，也是四十年来少年班能够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坚持遵循教育规律办学的内在动力。

3. 李政道先生与少年班创办的关系考证

在现有的宣传中，一般都会将少年班的建立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联系起来。

李政道在2005年12月撰写的《少年班的建立和思考》一文中也曾提道：“中国在大学里建立少年班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和我1974年的一项人才培养的建议有直接的关系。”

现有资料显示，最早提出关于“少年班是参照李政道先生的建议试办的”说法，是在1979年4月20日李政道访问少年班时，杨海波在欢迎致辞中讲到的。

那么，李政道1974年的建议具体是什么？

这项建议对少年班创办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考证。

众所周知，李政道先生一贯关心祖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和青年人才培养问题。

“文革”期间他两次回国访问，对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情况有直观了解和深入思考。

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在参观完复旦大学之后，他对“基础科学的训练比以前有相当大幅的缩短”感到忧虑。

在参观上海舞蹈学院后，他从“舞蹈人员的选择和训练”中受到启发，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写了一份《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的建议书，就“如何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大学之外，组织一组很少数的、以广大民众中推选出来的、不脱离群众的、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来为人民服务。

……做基础科学的人员不要多，但必须精。此外还有两个要点：一、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有连续性的培养时间。二、 基础科学人员能力发挥效率的最高峰，往往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约20至30岁之间。因为有这两个要点，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是否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约13岁或14岁左右就开始？

……选择做基础科学工作的少年人员似乎也可以采取类似（指“舞蹈人员的选择”）的步骤：先请各农村和各城市的学校，用全民性的方法，推荐出很少数的、约十三四岁左右的且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当然做基础科学工作者的条件和舞蹈是不一样。他们必须有极强的“理解力”。他们也需要有充分的“斗争性”和较强的“记忆力”。

建议书对基础科学少年的选拔和培养也提出了具体方案：首先由全民推荐一批有培养条件的少年，然后与他们共同生活半年，充分了解其能力、思想和态度之后再进行选择。

在训练时，一方面要向工农兵学习，加强劳动；一方面进行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打牢基础。 

在2005年的回忆中，李政道阐述了1974年提出这份建议书的初衷：

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1974年5月20日，李政道请好友朱光亚帮忙将建议书递呈给周恩来，并请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

5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李政道夫妇，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陪同会见的有钱学森、吴有训、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近20人。

在讨论李政道先生的这一建议时，江青发言反对，在座的科学家们没有明确表态。

5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李政道夫妇时说：“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

李政道的建议虽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当时并没有机会实行。

李政道在回忆中说：“国家领导把我的建议交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

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个说法。

那么，杨海波在1979年提出“少年班参照李政道的建议而办”的依据是什么？

笔者认为，此说可能是因为李政道关于选拔十三四岁的少年进行培养的思想与少年班办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同时还可能与1975年中国科大筹办理科中学有关。

1975年8月15日，李昌建议中国科大试办理科中学时提到“主席同李政道，总理同杨振宁，都讲过培养基础科学人员的问题”；10月23日，武汝扬组织起草的代拟稿在关于试办理科中学时也提到“参照体育界、文艺界培养人才的经验，我院责成中国科技大学试办一所理科中学”。

由此推测，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人才从小选拔培养的思想影响了中科院和中国科大的相关领导，李昌1975年建议中国科大试办理科中学的想法可能与此有关，而试办理科中学的想法又直接影响了1977年底武汝扬作出试办预科班的决策。

因此可认为，李政道的建议间接影响了少年班创办的决策。

结  语

中国科大少年班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下，受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关于科技人才培养理念的影响，由中国科大自主创办的。

少年班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不是一开始就设计、规划好的，而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的。

少年班创办初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期少年班为预科性质，在第二期招生时逐渐形成大学本科意义上的少年班。

为了办好少年班，中国科大不断总结经验，开始了一系列教育试验。

从第二期开始，中国科大连续召开少年班问题讨论会，学校领导、教务和学生管理部门，少年班班主任、授课老师以及少年班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各方意见不断碰撞， 促使中国科大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探索如何办好少年班并办出特色的问题。

1980年5月，中国科大成立以钱临照为组长的少年班研究组，开始对少年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进行研究，少年班成为中国科大名副其实的教育“试验田”。 

1985年1月，在邓小平的提议下，教育部批准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所重点高等院校参照中国科大的经验开办少年班。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的少年班试点工作陆续发生变化，迄今为止仍有中国科大、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设有少年班，其他高校陆续取消了少年班建制，代之以各类英才教育的形式继续开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探索。 

2007年，中国科大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少年班的宽口径通才教育培养模式是全国首创，直至今天也是办得最好的。少年班无论是招生模式、培养模式还是管理模式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借鉴。宽口径通才培养模式先在科大推广，后为全国重点高校效仿。在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北大的元培班等身上都能找到少年班办学模式的影子。”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少年班成立四十年，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它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探索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致   谢

朱清时院士对本文给予诸多指导，倪霖先生、任知恕先生、刘贤荣先生惠赐珍贵史料，原中国科大少年班班主任朱源先生、原中国科大党委秘书司有和先生、原中国科大少年班管委会张鹏飞先生对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少年班学生宁铂、牧青、姚新、王永等人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并帮助对部分历史细节进行了核对。

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24] 关于第一期少年班的情况报告 [R]. 中国科技大学关于第一期少年班的情况报告、意见 等材料 .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8-WS-Y-47. 

[25] 关于少年班的情况汇报 [R]. 中国科技大学关于第一期少年班的情况报告、意见等材料 .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8-WS-Y-47. 

[26] 少年班名单[R].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期少年班名单.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WS-Y-44. 

[27] 关于转发科技大学报告的通知 [R]. 中国科技大学转发中科院《关于转发科技大学报告 的通知》的通知 ,  1978-WS-Y-12. 

[28] 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九七八年招生的请示报告[R].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 国科技大学关于招收少年班的报告、请示、通知.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WS-Y-43. 

[29] 刘贤荣同志在京请示工作的汇报[R]. 中国科技大学1978 年招生工作的报告、意见、 总结、简报 .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8-WS-C-76. 

[30] 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的通知 [R].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科技大学关于招 收少年班的报告、请示、通知 .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8-WS-Y-43.

[31]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九七八年招生简章 [R].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 年招生简章 .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8-WS-Y-39.

[32] 招生工作情况汇报 [R]. 中国科技大学 1978 年招生工作的报告、意见、总结、简报 . 合 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8-WS-C-76. 

[33] 关于增补六十名少年班和十七名普通班学生的招生计划的报告 [R]. 中国科技大学关于第 一期少年班的情况报告、意见等材料 .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8-WS-Y-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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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 . 李政道文选 ( 科学和人文 )[M].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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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昊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政办公室职员，科学技术史博士生；张志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技术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本文原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18年第15卷第3期，经《科学文化评论》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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