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院士 | 教育和科研，日日仍在行向的高处
2017年12月18日，《人民政协报》刊发了一篇关于CCF理事长高文教授的人物专访。这篇专访能够让我们近距离地了解高文院士的日常工作、科研精神和成长历程，读来让人倍感亲切。
教育和科研，是高文的事业，也是他日日仍在行向的高处。
高文简介
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信息与工程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曾主持两项国家“973计划”（任项目首席科学家）、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以及20余项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次（2006）、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5次（2000、2002、2003、2005、2012）、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次（2015）。
如果身在北京，高文的一天基本平分两半。一半在北京大学，一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长期来回穿梭，他对两者之间不足5公里的路已了然于心。这种熟悉，就像他对教育和科研两个领域两个角色的认识一样。
大学教育与计算机相关领域科研，是他几十年来的生活，“自然而然、脚踏实地。”这种“自然而然”的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实践，攀向高处同时面向未来的坚持。
感知“做学问做研究的态度”
11月中旬，高文刚从美国出访归来，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学习培训，休息调整、转换频率于他来讲，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高文身边的同事也说，认识20多年，“就没见过高文睡午觉。”
在党校见到高文，也正是个中午。校园里远远看到刚上完课吃完饭的高文，大幅摆手示意。快速、大步、微笑，他在满满一上午的学习后呈现出的精气神，让人印象深刻。
原本短短一个午休时间，硬是被他分成了几块。先是一件件处理从北大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带过来的紧急文件，一个电话会议。短短两个小时的分配，也投射了他对待时间的态度。
无法拉长时间，就把时间用得更厚。
之前几天的美国之行，高文也是如此。在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参与今年的ACM Fellow（美国计算机学会会士）评选工作之前，他找时间专程去拜访了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的霍普克罗夫特教授，这位刚刚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的计算机算法大师，曾在中国有过一段时间不算太长的执教经历，却对中国教育改革、质量提升颇有热情和想法。
高文想听听霍普克罗夫特关于大学教育的新理念、“怎样的教育提升更有力有效”的新想法，想与他交流“教育怎么更好地为自己的国家培养人，让中国的顶尖学生对中国社会有贡献”。这些也正是他迈上大学讲台后，一直关心的事。
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博士时站上讲台算起，“老师高文”这个身份，已经有30年了。他说起话来循循善诱，真诚坚定，个性与老师这个身份互相影响，似已天然契合。上过他课的本科生不计其数，他带过的博士也有百余人，“老师高文”在这条长长的教学路上，有坚持，也有反思。
坚持的是让学生感知“做学问做研究的态度”，是给予学生支持。“做研究，毅力是最重要的。比如博士生不只是要做简单训练，更多是要做探索性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标准是什么，做不好就只有一条路，继续。”
高文的这份坚持，学生们的感受直接且强烈。
“我博士毕业后做科研，跟读博士时一样刻苦，离不开高老师的熏陶。”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田永鸿曾是高文2000年的博士生，“他是真正能以自己做人做事的态度带动和影响别人的人。学术上是高老师领着进门，从最初一无所知，到后来敢去和国际一流青年科学家相比。关键时刻，高老师总是能提出切实的、建设性的建议。”
带学生的时候，只要在北京，高文就会高频次去实验室工作，更会主动找学生聊一聊。不论是研究进展还是生活困难，高文都愿意帮他们梳理线索，“先要找对方向，还要坚定不移。”在他的影响下，实验室形成了一种自觉自律的氛围，学生们也渐渐形成了一种时时都要保持状态的习惯，以及对每一个研究项目、每一篇论文负责到底的态度。
“对一些研究方向，比如二维转三维，高老师认为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方向，就会鼓励我们这些年轻老师多花时间，坚持去做。在申请科研项目、和企业界的合作等方面，高老师也都尽力创造一些有利于我们学习、发展的机会。”提到高老师的启发、支持和帮助，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副教授蒋婷婷，也都是感激。
坚持之余，高文也有反思，“为什么我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从事了科研工作？”信息技术创业潮涌，高文的学生中，走学术路的依旧是大多数。他想是不是他的训练方法潜移默化有倾向，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和创业之间是不是还有沟壑？是不是要转换思路？
田永鸿教授倒不是这么想，“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经商，也总会有一部分人，就是适合踏踏实实做学术，在科研路上走得长远。中国也一直需要这样做科研的人。”
“乡村教师”初体验
更准确来讲，高文成为一名老师，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从大连一个海岛上的小学开始的。
彼时不足20岁的高文，板板正正站在大连海岛村落里一个小学教室里。由于陈旧而显得破败的桌椅后面，年纪参差不齐的五年级学生盯着眼前高高大大的“老师”，听他生涩灵动讲语文，听他条分缕析讲数学。
高文略带拘谨、非常认真，认真得甚至有些紧张。他知道，到农村小学校教学可能只是他“上山下乡”所要从事众多工种中的一项。但对这些学生来说，却是获取知识为数不多难能可贵的机会。
当时也不过走出中学一两年，高文的体会还很切近：一名优秀的老师，对一个脑容量极速增长的少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下乡前，高文本是在大连一所普通中学就读，学校的老师却恰巧是之前从五七干校返城的重点中学老师，“是大学生。”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他眼里“最好”的老师，就是他中学时代的最大意义。“那时候，脑袋几乎要伸出触角去吸纳知识。而老师就知道怎么调动我们的兴趣，知道怎么教能引发我们主动思考。物理老师会想办法创造条件，帮我们找实验设备，数学老师讲得特别细，会讲思路而不是就题论题，至今还能想起他讲课的场景。”
这些几十年后还能回忆起风格与细节的老师，激发了少年高文对学习的热情，也让他在心里能描画出“一个好老师该是什么样子”。这种形象，也成为若干年后他真正成为老师时，内心责任感的源泉。
在村里小学当老师前，高文还做过很多别的活计。下乡伊始，他做的是各种各样的体力活：种庄稼、施农家肥、挖积水的方塘……把汗水挥洒在田里地里方塘里，对于一直在城里生活却天生豁达的高文来讲，虽苦涩却也新鲜，“虽然累，一点也不颓废。”
后来，在村里样样都做得有模有样、一学就会的高文，还化身“螺丝钉”，尝试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到村里当广播员搞宣传，去大队当电工，为老乡修收音机和钟表……因为“接地气、热心肠、乐呵呵”，高文跟村民们也结下了深厚感情。他至今还记得，那几年在乡下过春节，热情的老乡还会排着队，等着“领回”这个下乡青年，“回家过年！”
高文笑说，以至于后来有了招工回城名额，大队书记点名要给高文的时候，他还慷慨地回绝对方，“我干得挺好的啊。让那些生病的、有困难的先回去吧！”
1977年，“年轻单纯，一心想着要进步且善坚持”的高文还是回到了大连。他被分配到一个轻工业工厂，做学徒。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一个生产烤箱烤炉电冰箱的工厂里遇到的师傅，会成为他人生与事业转折的关键因素。
与计算机“相遇”
工厂里师傅是做晶体管的，对计算机有些许了解，在当时计算机尚不发达不主流的情况下，却有一种“计算机以后可不得了”的笃信。在高文决定考大学的时候，师傅强烈建议这个“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动手能力强，很是聪明”的徒弟，“报计算机专业。”
虽然懵懵懂懂，高文却也听从了师傅的建议。还没弄明白报考学校的方式流程，却坚定地在志愿报考的所有大学后面，都填上了“计算机专业”几个字。
1979年，学徒期满23岁的高文去到哈尔滨科技大学，如愿就读了计算机专业，却也成了班里“数一数二”年纪大的学生。“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在1977年、1978年都考上大学了。”笑说“有点跟他们玩不到一起”的高文，就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专业课程学习上。
善钻研又学得多，便觉得“课程讲得实在有点慢”，高文跟老师商量，能不能跳一级。
期末考试时，高文参加完79级的考试，就被带到系老师办公室，接着答78级的卷子，答出来的一点不差。“79级的考试能拿第一名，78级的考试拿到第四名。”就这样，跳级“成功”的高文，用3年，完成了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本科学业。
没尝过松懈的滋味，只是善于学坚持学。此后高文的学业路，仿佛坦途。
1985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博士时，导师给了高文一个机会：在完成国内博士课程后，去日本访问研修。
当时的东京大学，计算机科研环境在硬件和软件层面都比国内先进不少。初到日本的高文感叹过瘾，“从前只能在文献里看到的操作，都能动手去接触了。”却也有丝丝惆怅：自己考上博士那一年，哈工大一共才只有20多个计算机专业博士生，什么时候国内能迎头赶上？计算机科研环境能与国外比肩？
但既然有了资源，就先努力去学、去用、去锻炼。当时在日本的生活并不轻松，高文还要自己打工赚取生活费，“但我打的工可不是去餐馆刷盘子，是帮别人编程！”
别的留学生需要花几周完成的程序，编程“技艺精湛”的高文只消一个晚上、几个钟头就能搞定，日本的项目负责人也表示“难以置信”。“你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但从讨论开始自始至终一直在场的高文，明显确实是“现知现做”。
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学术天赋也让高文的日本导师折服。1988年3月访学期满回国后，日本导师还专程去了趟哈工大，向校长表明心迹，“这个学生我要带。”他建议高文去日本，再读一个医学博士，拿到工学和医学两个学位。这在当时中国来讲，也将是少有的学术表现。
深感“是个好机会”，高文决定再次返程日本，准备按照导师的设想，走一条工学医学跨界学术路。
不过，在计算机研究领域算得上如鱼得水的高文，到了需要“把传感器埋进小动物体内”的生命医学工程专业，竟也周身不适。看起来高大强壮的高文，也会痛苦于“看到小动物的血会晕”。说起这段经历，高文笑了，“知道人生还是有极限”，他继而专心攻读电子工学博士学位，而这个学位，也意外为他打开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一扇门。
“动脑子、下功夫”
日本的经历对高文来说，专业契合、环境适宜，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后期，高文到日本一家有名的电信公司，做人工智能研究。不过这种日子对高文来说，似乎总是感觉有点“轻飘飘”———直到1991年2月又一个转折的到来。
那个时候，高文在哈工大的博士联合副导师李仲荣病重，他专门把还在日本的高文叫到病榻前，当着校长的面，郑重把哈工大一个做计算机应用的新的博士点托付给他。
即便日本公司给出异常优厚的条件几度挽留，高文还是很快做了决定：回国。
他知道当时走出国门做研究感受到的落差，也见识了国外公司在计算机应用实践方面走得多靠前，但也正是这些，成为他决定回国，做好一个先进的计算机博士点、为中国科技发展做点“小小贡献”的重要原因。
回国后支撑一个博士点研究经费从无到有的困难，可以想见，但高文也没有多提。“就是确立一个个目标，克服困难，做到做精。”所有的勤奋、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高文都觉得理所应当。在他看来，所有开创性的工作需要的都是：动脑子、下功夫。
他不说一句渲染成就的话，履历却透露光彩：不管是科研，还是教学，都在高文的“确立目标、坚持行动、自然而然”中一点点爬坡。他也欣慰于能在对的时间回来，参与进国家计算机行业高速发展与信息化浪潮之中，为建设科技强国培养人才、做好研究。
十几年来，高文研究领域涉及人工智能、模式识别与多媒体计算、视频编码与分析、计算机视觉等等。1992年以来，主持973（首席）、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0余项。出版著作6部，在ACM Computing Surveys、IEEET-PAMI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含指导学生论文）200余篇……
一众研究成果的达成，来自高文的研究兴趣、努力，更来自国家发展的强烈需求，AVS就是一个典型。
2002年6月，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工作组成立，高文担任组长。
AVS标准是《信息技术先进音视频编码》系列标准的简称，是我国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信源编码系列标准，也是数字音视频产业的共性基础标准。通俗来讲，“AVS是希望能够把视频编码得比较小，进而降低传输、存储成本。”
AVS起步的时候，国际上MPEG标准体系已经建立了十余年，并得到广泛应用。但高昂的专利收费严重阻碍了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国家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在AVS方向上，高文带领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风雨兼程，在完全没有舶来品，完全自主创新的坚持下，实现了目标。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都是满满自豪。“我们的科研成果和国外大公司、一流大学的相比，一点也不差。AVS成功价值在于，我们完全是靠技术在拼，完全自主创新。”在他们看来，实验室全心全意的坚持，对国家、对民族相关产业的意义深远，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创新性国家”转变的成功范例。
在技术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AVS标准已经成为国际上三个主流标准之一，并获得了国内外所有主流音视频解码芯片厂商的支持。如今数字电视机和机顶盒，几乎都要内置AVS解码功能，AVS以独特的方式进入市场、进入家庭。
不过，AVS也只是高文主导的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回国后，高文作为第一完成人，在视频编码与系统，以及人脸与手语识别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五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8年底他因在视频编码方面的技术贡献，被评为IEEE Fellow。2010年因“音视频编解码理论、标准及应用的突出成就”被授予中国计算机学会王选奖。2013年底因“对视频技术的贡献，及对计算在中国发展的领导力”，当选为ACM Fellow。
做科研也要有大胸怀
因为在专业和教育方面的成绩，高文也渐渐有了更多社会角色。在高文看来，全国政协委员是其中“特别”的一个。
他可以凝练地把其他社会角色上的所思所想，集中放到政协平台上。
今年9月7日，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是以“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为主题。高文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同时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对这个话题更有一种综合系统的思考。
“由于管理部门互不通气，加上用人单位鼓励，不少年轻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申请各类人才计划上。一个人头顶多个‘人才帽子’的现象时有发生。”
高文觉得，“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应该更纯粹一些”，但无疑，要有一个适宜这种纯粹的环境。他建议，“加强人才计划顶层设计，加强部门间协调沟通，避免重复支持。正本清源，回到基础研究人才类项目资助的本来定位。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人才项目回归学术本位。”
这种适宜创新的环境才是健康的环境，但要实现这样的理想，“还需要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和坚持。”
谈及在政协委员角色上最需要的是什么，高文觉得，也是坚持。
做了三届政协委员，高文的不少提案都是一提好多年，既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也能从不同侧面不断完善和补充观点。比如，国有技术标准的建立，“会遇到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的声音，但这却是我们把科技发展主动权握在手里的重要条件，坚持提了好多年，还会继续提。”
近几年，高文的建议还涉及网络环境下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等等方面，具体面向不同，却也总与科研与教育密切相关。
他也希望，委员角色所带来的，在国家、社会层面上思考问题的态度，能够带动学生，更多把眼光和视野放得大一点，而不只是拘泥于眼前的一点，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科研也需要大胸怀。”
近年来，因为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民间热词，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来临也成为一个颇为流行的问题，作为人工智能方向的专家，高文也总会在不同场合被问到这个话题。
“今天产业界都觉得人工智能大风来了，赶快前进不要掉队。但是如果你冷静下来想想，人工智能在研究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人工智能方法现在主要的不足，是机器学习的理论还很初级，很多好结果是靠大数据训练出来的，与人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相比还相差甚远。”
尽管还有诸多待研究待破解的问题，但高文依旧看好AI的机遇。“如果我们说过去这几十年比较大的浪潮，第一波是PC浪潮，给信息领域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紧接着是互联网浪潮，成就了一大批互联网公司。之后马上出了一波新的浪潮，叫移动互联网。那下一波是什么？一定是AI。”
“人工智能总体来说，不管你是否接受，不管你是否看好，这件事就要发生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们怎么去应对它。”
而面对人工智能、面对高速发展的科技带来的不确定，高文觉得，一方面要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也要开阔眼界，保持开放，望向未来，让技术服务于更宏大的人类福祉。
做好眼前事，也更要着眼大目标。教育和科研，是高文的事业，也是他日日仍在行向的高处。
作者：王卓，原文刊载于《人民政协报》2017-12-18期08版
原标题：《高文：行向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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