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见丨高奇琦:“智能+”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2017 年 8 月 23 日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转自高奇琦 李阳 赛维坦

《解放日报》2017年8月22日,思想周刊/新论




作者简介






高奇琦,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上海东方公益事业规范与测评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大数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云联盟产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中外政治制度学科负责人、华东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首席专家、国家治理指数(NGI)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数(CICSR)项目首席专家。“2016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霍英东教育基金获得者、上海市曙光学者。


李阳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行政助理。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面对当下汹涌的人工智能浪潮,人们通常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避让,一种是主动作为。由于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人们采取消极避让的策略,其结果很有可能是无处可逃。因此,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将智能看作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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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众、合、善:人工智能的“四字真经”

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跨智,即跨媒体、跨界别的智能。目前的人工智能被称为弱人工智能,它只能在某一领域发挥智能的作用。例如,部分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处理图像、声音和文字的信息,但是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中可能要将这几类信息进行整合使用,就好像人类在分析外界信号时,听觉、视觉、嗅觉等不同的感觉是同时感知的。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技术特征应该是一种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跨媒体和跨领域的信息处理和分析。

第二,众智,即用集体的智慧来实现问题的求解。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多数重大的成果都是运用集体的力量而达成。去年,《Science》也提出了“群体智能”的说法,这种“群体智能”其实就是本文所说的众智。众智的实现可以分为几种模式:第一种是权威模式,第二种是对等模式,第三种是网络模式。权威模式强调领导者的协调,对等模式强调少数合作者之间的信息沟通,网络模式展现出社会整体协作、自发合力的结果。未来开源平台的发展,更有利于众智理念的实施。现在很多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致力于平台的建设,例如谷歌的TensorFlow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和百度的“阿波罗”无人驾驶开源平台等都属于此类。

第三,合智,即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现在多数观点将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看作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这其实是不准确的。例如,早期飞行器的研究曾力图让人类插上翅膀发展,这种思路导致了飞行器发展的困境,人类在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之后,才在航空上实现了突破。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也是依赖于神经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实现的规律不能完全仿照人类的智能。所谓柯洁被谷歌的AlphaGo人工智能程序击败这种两种智能相互竞争的叙事,只不过是商业公司为了获得商业资源的噱头而已。换言之,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都拥有各自优势,二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第四,善智,即好的智能。人工智能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通过技术的进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从而为公平正义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朝着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描述的技术超人控制世界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应该惠及全球,而不是为那些少数的技术超人和企业寡头所垄断。在此之前,已有许多人工智能的学者关注到了这一点。例如,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和IBM共同成立了一家AI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然而,这样的联盟仍然是比较偏狭的,因为这些参与者的根本立场仍旧是企业利益。由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非常明显,所以许多社会科学界的学者都未完全参与到这场关于未来的大讨论之中,这对于未来人们公平正义的实现是非常不利的。

 简言之,跨、众、合、善分别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四个方向:跨智是技术趋势,众智是社会趋势,合智是人文趋势,善智是伦理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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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未来,人们需要将“智能+”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人们才能从容面对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复杂影响。

中国政府前几年提出的“互联网+”是非常好的实践——将互联网同各行各业加在一起以产生新的内容。这对中国在互联网行业全面追赶甚至与西方的行业巨头并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互联网+”并不能统领未来时代的发展。根据许多行业观察家的说法,互联网的时代已经终结,一个被冠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标签的时代正在开始。在这个新的时代,人们需要形成新的思维模式就是“智能+”。在“智能+”目标的指引下,人们至少应该形成五类行动要素。

第一,智学,即突破传统的学习方式,开发新的学习思路和可能性。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并行计算,人类同样需要向机器学习这种并行合作的模式。当然,智学并不局限于并行学习模式,这就需要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去不断创造新的学习模式。

第二,智问。这其中有两点内涵,一是去问人工智可以实现怎样的应用,二是去问人工智能将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让人们的问题意识与智能这一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要通过人工智能为人类的历史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要对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保持警惕。

第三,智思,即时刻有智能的思维方式,要把人类传统的固化行为特征和智能结合在一起。只有将这种“智能+”的思维贯穿到人类思维的每一个角落,才能使人们重新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习惯和行为特征。

第四,智辩。人工智能自身发展的重要难题是算法“黑箱”。近期的研究成果似乎在说明,人工智能也可以接近人类的理性规则,并提供计算的结果。针对算法“黑箱”所带来的算法“独裁”,人们需要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社会的大辩论,并且让每一个受人工智能影响的人都能够理性地参与到大辩论当中,也就是说,要将人工智能发展的前途掌握在人民大众手中,而不是技术超人手中

第五,智行。智能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行动上。智行的要点是发挥智能对生产力的推动效应,要让智能的发展为人类历史难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例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同时,智行同样也要思考公共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导致资源向企业寡头过度积聚,最终受到利益损害的将是普通大众。那么,这就违背了前文所说的善智的目标——通过人工智能推动公平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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