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与形变：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爱情观

2017 年 11 月 30 日 三联生活周刊 驳静

1900年的今天，作家奥斯卡·王尔德逝世。

对他来说，唯美主义不是一个信条，而是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王尔德是个胖子。

他身高6.3英尺，一直有发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他后半段人生中，成为现实。他从来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可是说起俏皮话来，机敏澎湃，完全是个段子手。他最爱的花是百合，他的墓碑上印满了红唇。诸如此类的细节还能说上许多，总之与王尔德的作品相比，更为流传在人们口中的，是他的服饰故事和穿着它们时说的俏皮话，他的情史和才子之名，这些都凌驾于他的作品之上，笼统地给人们一个“恃才傲物、声名狼藉”的印象。

所以他为他的人生事先预留好了警句：一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而是围绕着他形成的传奇，你永远不该摧毁传奇，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可能对一个人的真实相貌略有了解。

王尔德

“恃才傲物”倒还算旁人的评价之语，“声名狼藉”则出自他本人之口。1890年，出狱后的第四个年头，王尔德混迹于巴黎街头，他觉得应当想办法暗示自己的拥趸，自己身后该用什么话评价自己，于是他决定这样描述：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the infamous St Oscar of Oxford，Poet and Martyr）。

1890〜1891年，是王尔德的奇迹之年。因为仅仅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出版了四部书，其中有两部童话故事书，一部评论集，还有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甚至还发表了一篇政治长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灵魂》。要知道，他一生像样的作品，除此之外，也不过还有几部戏——《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可儿戏》、《莎乐美》——还算为人们熟知。

童话故事，预言的完成

1891年的王尔德，还想不到自己最后在巴黎潦倒而去。即便想到了，圣奥斯卡大约也不会在乎。因为他从没过过节俭的生活，而且总是欠债，又必须打扮得锦绣堂皇，即时行乐，以及，“从不因前途未卜而放弃当下的享乐”。

《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是1891年出版的故事书之一，后人往往把他写的这些故事称为“给成人读的童话”。事实上，包括《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在内的这五个故事，最早发表于1888年，正是他声望的上升期。但通过这些故事，王尔德才开启了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创作元年。这一年，他34岁。

从牛津求学时期开始，到1888年的这段时间里，他活跃在伦敦社交圈，以会说俏皮话和热衷于锦衣出行而闻名。

王尔德将在伦敦首次亮相的场合选在了1877年。库茨·林赛爵士（Sir Coutts Lindsay）创建格罗夫纳画廊（Grosvenor Gallery），打算举办一个开幕式，王尔德去参加了，并穿了一件至今还被谈论的“提琴外套”。据称，这是根据他自己的梦定制的，他梦见了一个幽灵般的人，他外套的形状和颜色不知怎么让他联想到了大提琴，所以他绘制了草图，让裁缝按图裁剪。这件提琴外套，从后面看，背部的画面呈现出了大提琴的轮廓。艾尔曼将这个细节写在传记里，并补充道：“普通人居然会关注一位23岁年轻人的穿着，这证明王尔德正开始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的确，仅仅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年轻人，怎么会有人注意到他的穿着呢？

王尔德

然而这正是王尔德想要的效果，他依靠这些噱头轻而易举地吸引了注意力，随后，他将用自己的才智和热情，维系住这种关注。“但他维系这种注意力的方式却严肃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文化史学家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在他的《王尔德在美国》（Wilde in America）一书中提出的“王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名声是可以先于成就到来的人”，早在他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弗里德曼说他“发明了一种创造名声的公式，直到今日，那些名人们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着它”。

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人们特意用王尔德句式，杜撰了警句：“我不认识王尔德先生，不认识王尔德先生，也就没人认识你。”确实，人们都很期待他在社交场合，期待看到他穿什么，听他口若悬河，说俏皮话，讲故事。

《快乐王子》正是在这样的场合，讲出来的一个故事。1885年，王尔德受邀去剑桥大学观看一部戏《欧墨尼得斯》（Eumenides），过程中，有人提议他给剑桥学生讲个故事，听上去像是“给孩子讲个故事听听”那种闲适的口吻，那时候儿子西里尔（Cyril）刚出生不久，还不到听得懂故事的年龄，据称，王尔德“仍然以童话的形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学生们很喜欢，他才回去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于是有了《快乐王子》。

“我可以爱你吗？”燕子说，他素来就有马上谈到本题的脾气。芦苇对他深深地弯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边不停地飞来飞去，用他的翅子点水，做出许多银色的涟漪，这便是他求爱的表示，他就这样地过了一整个夏天。

“这样的恋爱太可笑了。”别的燕子呢喃地说，“她没有钱，而且亲戚太多。”的确河边长满了芦苇，到处都是。后来秋天来了，他们都飞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他觉得寂寞，讨厌起他的爱人来了。他说：“她不讲话，我又害怕她是一个荡妇，因为她老是跟风调情。”这倒是真的，风一吹，芦苇就行着最动人的屈膝礼。他又说：“我相信她是惯于家居的，可是我喜欢旅行，那么我的妻子也应该喜欢旅行才成。”

《快乐王子》插图

《快乐王子》成了王尔德童话中最受孩子欢迎的一个，但往往是缩减版。原文中的这只在芦苇那里爱而不得的燕子，与铅制成心却仍能流泪的快乐王子，有了宿命的相遇。并且，已经开始体现出他日后写作时，王尔德式的“对比”展开方式：身材较高的年长求爱者，与身材矮小的年轻被爱者；或者一只燕子，先是爱上了一株芦苇；而后的快乐王子，又是一尊雕像。

《夜莺与玫瑰》讲的情与爱，则更为彻底。夜莺用心头之血染红了白玫瑰，好叫穷学生得到一朵红玫瑰，但他的心上人并不领情。玫瑰被丢弃在臭水沟里，叫路过的马车碾得粉碎。本文首选取的文本中，天真地展示完整却无人在意的牺牲，残酷得令人心纠。

在“主动寻求迫害，而不是承受迫害”这一点上，快乐王子与夜莺，是一般无二的。这两个得不到回报的自我牺牲故事，其残酷性都足以让“孩子读不懂”。就像王尔德在《自深深处》（De Profundis）中写给波西的那样，“你就是这样，攥住了我的生活，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你将它摔碎”。

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写下过著名的《叶芝传》和《乔伊斯传》，对第三个爱尔兰人王尔德，艾尔曼认为，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有种厄运感。在《王尔德传》中，他写道：“他既觉得自己会走运，又觉得自己会遭不幸。”他获得的第一次成功是以诗人身份，《拉文纳》（Ravenna）这首获得了“纽迪给特奖”的诗，描述了一个从辉煌中陨落的城市。他的序诗《唉！》预示着他可能会失去一份灵魂的遗产。涉足戏剧行业，他首先创作悲剧主题，而后才是喜剧。《道林·格雷的画像》，则从一开始便让人感到宿命和厄运的压力。

多年以后，王尔德不免在《自深深处》中写下“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一种预言的完成”。

肖像，唯美主义者的两种爱

在王尔德的二儿子维维安（Vyvyan）写的关于他父亲的传记中，他回忆自己儿时，“（父亲）有时会趴在育婴室的地上，轮番装成狮子、狼、马，平时的斯文形象一扫而空⋯⋯玩累了时，他会让我们静静听他讲童话故事，讲冒险传说，他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

作为父亲也好，作为年轻人的崇拜偶像也罢，王尔德肚子里的故事，可不只他发表出来的那么十来个。不过按照艾尔曼的说法，童话故事进展缓慢，而王尔德内心，还积蓄着许多要表达的东西。尤其是他对艺术的看法，和试图定义唯美主义的野心。

所以他又选择了其他文本形式。

“我不是在笑，道林，至少不是在笑你。不过，你不应当说这是你一生中最了不起的罗曼史。你应当说，这是你一生中第一段罗曼史。你将永远被人所爱，你将永远在恋爱中。多情是无所事事者的特权。这是这个国家有闲阶级的唯一本领。别害怕，等着你去体验的新鲜事儿多着呢。这仅仅是开始。”

“你把我这个人看得这样浅薄？”道林·格雷怒气冲冲地喊道。

“不，我认为你怀有深情。”

“这怎么讲？”

“我的老弟，一生中只恋爱一次的人才是真正浅薄的。”

《道林·格雷的画像》剧照

《道林·格雷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中，亨利勋爵关于浅薄的言论，还有那句著名的“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画像》是王尔德唯一一部长篇叙事小说，情节吊诡，又饱含唯美主义的情致，王尔德把他对唯美主义的思考和论断，全部写进了这部现代寓言里。

道林是一个美少年，他幻想一辈子都保持青春和美貌，这显然不可能，但是他的肖像画，却能够历久弥新，永远停留在美貌时刻。所以他祈求上苍，让肖像代人承担年龄的负担。最终，画像果然逐渐丑陋起来，而格雷本人则依然青春。可惜，日日见着画像的格雷，终于不堪其丑，拿刀子捅向画像——这个唯美主义的所有的反义词。

普通人的罗曼史，是爱情的一部分，而爱情，则是艺术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普通人的浅薄与否，似乎全然取决于艺术家对唯美主义的实践，爱情反而只是其中一次冒险，并且总以“拒绝多情”的方式存活。

另一种冒险则是属于王尔德的。道林尝试了两种爱，一种对女人，另一种对男人。一如现实中的王尔德。他把自己的现实体验，直白无误地告诉维多利亚时期的伪善者们，如果说他与道格拉斯之父的那场世纪审判，才真正捅破同性恋这层窗户纸，那么《画像》中无法掩饰的王尔德本人的同性倾向，其实已经为作家积酿了坏名声。

以及，《画像》中几个主角的同性恋倾向，今天看来，也十分清晰。例如前半部分一直在给年轻的道林灌输理念的亨利勋爵，虽是结了婚，可“让他颇为满意的是，妻子离开了他”，并在英国同性恋常去的度假胜地拥有度假屋。以至于，这几乎成了英国小说中，试图提到同性恋的最早文本。

当然，同性恋之外，唯美主义仍然是王尔德的叙述核心。对他来说，唯美主义不是一个信条，而是一个问题。道林的问题在于，他的形象是一个浅薄的放荡者，原本毫无破绽，却迷恋上了一个演员。爱情出面挑战，居然还胜利了。而王尔德的问题则在于，他既需要在男主角上自我投射，表明“自己也受到了来自约翰·格雷的爱情挑战”，又忙于描述唯美主义的悲剧。

最终，他选择在文本中殉道，即爱情的结局不美妙，看上去，解决问题失败了，或者说，正是因为文本中的实验失败，才达到了他“揭示艺术和隐瞒艺术家的艺术目标”。

艾尔曼称他的这些故事，“总是从毁形起，然后结束于变形”，就像快乐王子那样，从全身珠光宝气，到最后黯淡无光地死去。在《画像》这个文本中，毁灭性依然存在。道林，死都死了，最后还要被人们发现“形容枯槁，皮肤皱缩，面目可憎”，而画像则“洋溢着奇妙的青春和罕见的美”。而站在道林对立面的西比尔·文恩，则更倾向于现实，甚至，为了彻底过上没有艺术虚饰的生活，她选择了服毒自杀。

电影《坎特维尔的幽灵》剧照（1962）。改编自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同名小说

19世纪末，欧洲大陆人心浮动，艺术界正在经历分类的阵痛。王尔德曾写道：“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王尔德几乎是非常自然地走向了唯美主义这条路，仅仅从他对服饰的严肃来看，小说之华丽修辞，简直是他在文风上的“唯一可能性”。

即便是稍后期，王尔德文风上的希腊痕迹渐渐褪去，辞藻也不再过于繁复，仍不免出现些过度描写，例如巴金翻译的《年轻的国王》中那句，“黎明灰色的长手指抓取垂灭的星星”，原文“Dawn's grey fingers clutching at the stars”读来也觉得意味十足。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格雷的名字里，藏着玄机。彼时，王尔德正与名叫约翰·格雷（John Gray）的年轻人来往密切。按照王尔德自己的说法，道林·格雷有诸多出处，其中有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歌德的《浮士德》等，恰恰约翰·格雷并非其中之一。所以，为自己小说中的男主角起名叫“格雷”是为了奉承他，是一种求爱形式。毕竟，道林是个美少年，“由于你是象牙和金子制作的，世界就此变了。你那双唇的曲线改变了历史”。

怎么样的爱情才唯美？是一生只恋爱一次，还是寻寻觅觅，悲观地爱上许多人，因为最正确的那一个不会那么轻易找到。在王尔德的警句里寻找，恐怕会得出一些前后矛盾的结论。而王尔德本人的情爱史，前半程与女人相爱，后半程在男人中发现自我，似乎也很难给所有人一个可以借鉴的范本。更何况，他还常常在爱里自我放纵。

《自深深处》：伟大爱情的悲剧性

同样是在1891年，王尔德遇到了波西（Bosie），即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彼时他才二十出头，正在牛津上学，是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的小儿子。他连续读了14遍《画像》，经人引荐，在泰特街拜见了王尔德，并热烈地表达了对这部小说的赞美。

如果实在无法理解王尔德对波西的痴恋，可以看一看拍摄于1997年的电影《王尔德》。剧中，大帅哥裘德·洛扮演了波西，他在电影中“过分地美貌”，青春美艳超乎想象，简直到了倾国倾城的地步。

现实中的波西，实在也没有逊色太多，王尔德说他“长着一张苍白如雪花石一般的脸庞，头发是金黄色的”。在另一封写给罗斯的信中，他说波西像是一位那喀索斯——那么洁白，金光闪闪。追求美的王尔德，面对波西，毫无招架能力。而波西也爱他，同样也折磨他，妨碍他，抛弃他，将他引入麻烦。即便如此，即将上庭的王尔德仍然隔着铁栅栏握着他的手轻唤“darling boy”。与王尔德一样，读者的每一种当下指责，一见波西的美艳，就容易柔化作一声叹息。

正如后世对王尔德有一个笼统的片面印象，波西与这个印象骨肉相连。他身上被普遍指责的缺点包括：挥霍成性，生活奢侈，虚荣心强，鲁莽且难以控制。王尔德后来的追随者们，更是称他为“红颜祸水”。对于前两点，陷入热恋的王尔德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反正，他本人也是享乐主义的。

波西出现的时候，王尔德与第一个引诱他死后与他合葬的罗斯，以及深爱过的格雷，都还未断联系。但之后，波西就占据了王尔德的所有时间，连写作的时间都不例外。而王尔德因为波西的自私任性，状告其父昆斯伯里侯爵“诽谤”，进而情势急转直下，终至身败名裂，度过长达两年的狱中时光。

王尔德与康斯坦斯结婚时，一份叫《蝙蝠》的周刊哀悼说：“他安顿了下来，还结了婚！”并称他为“驯化了的，耽于冥想的人”。而事实呢，结婚不是安顿下来，也不是为了给世人安顿下来的假象。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冒险生活。如果说王尔德的结婚，在他的前半生各方面造成了可观的影响，那么他的入狱，则为他生命里剩下的几年，撤走了“底座”——二人吵架时波西曾恶言道：“你就是尊偶像，没有了底座就没有了意思。”艾尔曼说：“他被揭发为鸡奸者，而他所处的社会则被揭发为伪君子。”这样的说法在理，却让人无法忽视王尔德沦为牺牲者的事实，毕竟出狱后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只堪堪创作了《雷丁监狱之歌》。

写给波西的长信《自深深处》是一个读来令人唏嘘不止的文本。因为你会发现，一个陷入爱情泥淖的可怜人，是如何假想出一个仍然爱他的沉默收信人，在纸上自我开解，又自圆其说地向他提问，又自我回答。王尔德在长信中写道：“命运将我们两个互不相干的生命丝丝缕缕编成了一个血红的图案。”字字血泪，事实则是，波西一次探监也未去。但这并不妨碍王尔德写下长长的情书，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波西：

爱的目的就是爱，不多也不少。你是我的敌人：一个从未有人有过的敌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交给你，以满足你那种人的感情中最低级、最卑鄙的感情：恨、虚荣心和贪婪，而你却毫不顾惜地浪费掉我的生活。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任何一种角度看你都彻底地把我毁掉了。就我自己来说，除了爱你我也没别的事情可做。我知道，如果我允许自己恨你，那么，在我已经跋涉过、现在仍须跋涉的干燥的“存在”的沙漠里，每—块石头都会失去自己的影子，每一棵棕榈树都会枯萎，每一眼井的水都会被人从源头下毒。

王尔德清晰地意识到波西的危险性，却欲罢不能，好比受苦比受窘更有吸引力，和危险硬碰硬也听上去魅力十足。在信中，他明白无误地告知波西他的缺点，又常常话锋一转，试图与他恢复关系，他抱怨自己受到的怠慢，又在想办法与怠慢他之人相聚。微妙的是，王尔德写完长信，并没有把他寄给波西，因为他知道信很可能被销毁，所以他决定寄给罗斯，由他誊抄一份，再将原稿寄给波西。

裘德洛出演《王尔德的情人》，饰演王尔德的男友

王尔德笔下，唯一进过监狱的主角是戏剧《帕多瓦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中的吉多·费兰蒂，他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罪责，并拒绝逃走。作为王尔德最喜欢的主人公，《红与黑》中的于连被囚禁后，同样在逃跑的机会面前选择留下。可惜，波西不像前两者的恋人，愿意共同承担，他的确也处在痛苦当中，但是仍然维持了自私的特性，并继续生活了50年。

逮捕令发下来后，所有人都劝王尔德“逃出国去”，可是“他的固执、他的勇气和他的骑士风度让他选择留下”。王尔德似乎厌倦了行动，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哈姆·雷特，试图与自己的困境保持距离，“成为自身悲剧的旁观者”。他曾给波西写信：“每一种伟大的爱情都带有它自身的悲剧性，如今，我们的爱情也有了悲剧性。”出狱后，王尔德在夫人和情人之间，悲剧性地再次选择了后者。

在美国，唯美主义旗手王尔德宣称“生活的秘密是艺术”，在监狱中，学会谦卑的王尔德承认“生活的秘密是受苦”。毕竟，不论男女，不论何种恋情，这种打击都过于致命。

当然，情书之外，《自深深处》这部作品是戏剧独白，也是自辩。从发现痛苦谈到发现慰藉，是他关于爱与恨、挂念、苦难和宽恕的哲学冥想。他最后的处境，的确与他钟爱的希腊式悲剧吻合。他无法抑制自己向浅薄靠拢，对轻浮的诱惑让步。同样，他也无法阻止爱人的背叛。命运发生逆转，就像他自己从声名鹊起到声名狼藉，也像他的童话中，乞丐变成了国王，宫殿坍塌成了废墟，被宠坏的孩子，最后只能吃猪草。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