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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江苏高教》授权发布
作者:万圆
文章采用质性取向下的多个案比较法,以不同类型的7所高校(UCLA、UCSD、UNC-Chapel Hill、USC、WFU、Pitzer、Davidson)为研究对象,通过对7校招办24位招生官的访谈数据和丰富文本的分析,探究了美国精英高校如何选拔本科新生。研究发现,精英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通常采用含地域主管在内的两名读者先行评价、招生委员会会议再行协商的委员会讨论模式,精英公立大学则采用读者团队的一致推荐意见,即为初步录取决定、有争议者被管理层进一步评价的团队审阅模式。尽管路径不同,两种模式都高度依赖人为经验和集体智慧,实为集体化审阅模式,体现为至少两名读者阅读同一份材料、必要时更多读者的介入以及大量的团体讨论和经验分享。集体化审阅可以避免单一评价的不足,更好地了解申请者,以及确保对录取生源特征的控制,以满足公平诉求和机构需求。
关键词:美国精英高校;新生选拔;委员会讨论模式;团队审阅模式;集体化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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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属于高选拔性机构的7所案例高校使用的模式只涉及多名读者(即审阅材料的招生官)审阅、委员会作决定及团队审阅即达成录取决定或进一步审阅两种模式,其中私立大学USC、WFU以及文理学院Pitzer、Davidson使用“多名读者审阅、委员会作决定”模式(可简称“委员会讨论”模式)。
AO一致认为确保地域主管阅读所有来自其辖域的申请很重要,因为地域主管甚为了解辖域内不同高中的办学情况,能够使自己和其他读者将申请者的成就置于高中背景中考察,从而确保对来自同一所高中多位申请者的审阅是准确和公平的。
与精英私立高校最常使用委员会讨论模式不同,精英公立大学多使用“团队审阅达成录取决定或进一步审阅”模式(可简称“团队审阅模式”)。团队审阅模式没有招生委员会集体讨论所有申请者或被推荐录取学生的环节,读者团队的一致推荐意见可以成为初步录取决定,有争议的在进一步审阅后则得到初步录取结果。招办的中高级AO通常是读者团队的成员之一和最终读者。
委员会讨论模式和团队审阅模式在操作上有一些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种模式的差异体现在阅读任务分配和录取决定达成方式上。两种模式本质上都是高度依赖人为经验和汇集集体智慧的集体化审阅,而非由单名读者做主或电脑自动决定。
案例高校之所以都采用集体化审阅,在于该决策方式既可以满足公平诉求,又可以满足机构需求。一方面,高校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均衡器”,通过集体化审阅可以满足其公平诉求。另一方面,集体化审阅可以使招办掌握有关申请者更全面、深入的信息,从而确保对录取者特征的控制,达成塑造符合机构需求的新生的目的。
我国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在坚守与改革之间走过了66周年,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也已40年,开展了从单一考试走向多元评价、从统招统配的唯分数论走向素质教育导向[1]的探索,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的目标。在长期的摸索与实践中,美国经验,特别是精英高校的实践是主要参照系之一。然而,虽然众所周知美国精英高校对申请者的多方面表现开展综合评价,但我国公众对其审阅方式、质量控制手段等真实和完整的生源录取决策机制知之不多。此外,国内学者关于美国高校招生的研究不少,涉及法律、历史、中高等教育衔接、信度与效度、制度、效率与公平等多个视角的解读,研究内容涵盖价值取向、制度基础、制约因素、录取标准、招生成本、考量因素等,但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文本材料和成果进行引介和重新阐释,颇为缺乏基于一手调查数据的实证成果[2]。由于研究方法的不足,国内相关研究的发现和结论往往不够深入和细致,且未完全拨开美国精英高校如何作出录取决定的“迷雾”。
事实上,美国精英高校不仅仅是选拔理想的个体生源,更是“塑造”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卓越的、多样化的新生群体。那么,在宏观层面,招办究竟如何选拔新生?有多少人参与选拔过程?经历了哪些决策阶段?不同类型的高校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为何采取相应的选拔模式?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使用质性取向下的多个案比较研究策略,选取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两州的七所精英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包括3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和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C-Chapel Hill),2所私立大学——南加州大学(USC)、维克森林大学(WFU),以及2所私立文理学院——培泽学院(Pitzer)和戴维森学院(Davidson),对7校招办24位包括高级管理者在内的参与录取决策的招生官(Admission Officer,简称AO)进行了半开放式访谈,并收集了相关的丰富文本数据。
一、委员会讨论模式
大学委员会曾经发布系统介绍美国高校招生实践的录取决策模型系列报告,指出美国高校招办选拔新生的模式主要包括以下7种:多名读者(即审阅材料的招生官)审阅、委员会作决定;团队审阅即达成录取决定或进一步审阅;单名读者达成录取决定或进一步审阅;读者评分即录取决定或进一步审阅;电脑评分、委员会作决定;电脑评分与读者审阅共同作决定;电脑评分即录取决定或进一步审阅[3]。基于对获取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属于高选拔性机构的7所案例高校使用的模式只涉及前两种,其中私立大学USC、WFU以及文理学院Pitzer、Davidson使用“多名读者审阅、委员会作决定”模式(可简称“委员会讨论”模式)。
(一)多名读者审阅
在委员会讨论模式中,每位最终被录取的学生都会经历“第一名读者—第二名读者—可能的第三名读者—委员会讨论”的评价流程。换言之,一份申请通常被两名读者阅读,然后进入委员会讨论。其中,在读者的独立审阅阶段,申请材料至少由两人查看。第一名读者对高中GPA、考试分数、课外活动等多个因素进行初步评价,做好关于申请者重要信息的书面摘要,并给出推荐录取意见,其阅读通常比后续读者的阅读更具深度,总结也更详细。第二名读者倾向于在第一名读者的基础上复审,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第一名读者的评价结果,并就个人推荐意见写下书面评语。如果两位读者意见不一致,可能会召集第三名读者。所有的读者评语一般总结在一个单独的评价表或推荐表或文件夹的封面。
在我们办公室,有50人阅读申请。显然,每位读者不是阅读相同的申请。在我负责的地域内,我是所有申请的第一名读者,大多数申请通常有2名或3名读者。有时,在第一轮阅读上,我便知道这位学生是一个正确的匹配。当进入第二轮阅读程序时,第二名读者会说“是的,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好的匹配”。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额外的第三名读者。但有时第一名和第二名读者意见不一,便需要第三名、甚至第四名或第五名读者参与查阅申请,以便达成录取决定。所以一份申请有多少名读者取决于申请和学生本身。(USC-AO-3-151215)
这是一个整体过程,每名读者花费一些时间阅读整份材料,做一些记录,给学生打分,并对申请常规录取的学生作出“录取”“候补”或“拒绝”的决定。如果两名读者意见一致,而且一致同意“拒绝”,那该生便不可能被录取,并被置于标记两票“拒绝”的申请者类别中。(Pitzer-AO-3-151217)
在Pitzer,第一名读者是负责各地域的咨询师,给出审阅意见,并为其他读者提供背景信息。第二名读者,负责最后一遍阅读。如果在两轮阅读后,仍不确定学生是否与Pitzer匹配,第三名咨询师可能会介入并开展调查。(Pitzer-AO-JE-151007, 网络讲座)
从以上AO的陈述可知,申请材料并非被随机分配或按学生身份特征被分流审阅,而是开展基于地域的审阅,即根据地域及地域内的高中被分组,由地域主管作为主要责任读者。美国大学的招办会对美国的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以及世界不同国家进行地域划分,由不同的AO任主管负责地域内申请材料的审阅。
地域主管负责的地域数量通常根据招办人员的数量、主管本身的职能和各州申请者的情况而定。例如在WFU,有地域主管负责2个或5个州,也有地域主管负责25个州。不同高校的地域主管不一定都负责首轮阅读,比如在USC、Pitzer和Davidson为第一名读者,在WFU则为第二名读者,但均审阅辖域内所有申请者的材料,并为其他读者提供背景信息,以及可能推荐候选者至委员会讨论。有时,地域主管与其他被分配阅读同一地域申请的读者在各自阅读后,会面商得出一致推荐意见[4]。
AO一致认为确保地域主管阅读所有来自其辖域的申请很重要,因为地域主管甚为了解辖域内不同高中的办学情况,能够使自己和其他读者将申请者的成就置于高中背景中考察,从而确保对来自同一所高中多位申请者的审阅是准确和公平的。某AO就指出:“基于地域分配阅读任务,是因为我们了解各自负责的地域,了解地域内的所有高中,了解各高中提供的课程和GPA计算方式。”(WFU-AO-9-150901)
(UCLA)
私立高校之所以依赖地域主管的审阅意见,在于其同时负责辖域内的市场拓展活动。一些高校(特别是大型的公立大学)招办有专门的职员负责申请者招募,也有专门的读者。但是在私立高校,招募者往往也是读者,在全世界出差拜访的过程中参观过高中,与高中咨询师、学生及其家长有过当面沟通并建立了联系。这就使其对辖域内申请者有直接的了解,在评价时便可运用相关背景知识,从中发现与高校匹配且能取得大学成功的最佳生源。WFU的受访者就表示:“确保地域主管会阅读所有来自其辖域的申请,比如说我阅读所有北卡的申请,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与地域高中建立了联系。我们希望确保看到地域内学生的材料,希望在写作和面试中看到他们,也尽量面试辖域内的学生。”(WFU-AO-6-160518)USC的某AO对此作了如下详细解释。
因此,尽管基于地域的审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地域主管也许不如与申请者没有接触的读者客观,但是关于申请者当地情况的额外知识的优势比担忧更重要”[5]。
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确与高中有紧密联系。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招募者和读者是同一批人的另一个原因。当我阅读来自加拿大和英国的申请时,拿起一份来自我参访过的高中的申请,可以更了解那所高中提供的资源和学校文化,了解申请者是否修读了已有的难度课程,我知道某位教师教学特别严苛。所以我能够在委员会面前将申请者置于合适的背景中陈述,比如这位学生的GPA可能比申请者库的整体表现低一点,但比其就读高中的平均GPA高得多,这所高中是一所竞争相当激烈的学生,很难拿到高的GPA。了解申请者的背景在录取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了解高中背景,将学生的成就与高中建立联系。(USC-AO-2-151215)
(二)委员会讨论决定
至少两名读者阅读完毕后,地域主管的推荐意见、所有读者的评价表以及候选者的名册和申请材料,通常会被汇总呈交至招生委员会进行讨论。不同高校的委员会讨论对象有所差异,其中WFU和Davidson会讨论所有申请者,但在USC和Pitzer,只有两票“录取”者能进入委员会讨论环节,得到两票“拒绝”的申请者即被淘汰,两票不一致则召集第三名读者并视情况决定是否作为讨论对象。在Pitzer,还有“候补”的决定类型,得到两票“候补”的申请者便进入候补者库。
在会议讨论阶段,一位委员(通常是第一名读者)先行陈述自己负责的申请者的情况,并就其中的特殊案例做特别说明,比如地域主管可以在同事面前为有争议的学生辩护并争取录取资格。其他委员则倾听并做出回应,没有读过完整申请材料的委员会成员可以查阅实际材料,以提供咨询意见。经过民主讨论后,委员集体投票决定录取名单(一般是一人一票制),投票往往根据地域和地域内的个体高中进行[6]。当然,委员会会议并非只召开一次,而是举行多次,可能在审阅季末期每周都会召开,直至最终产出意见一致并满足高校各项目标的新生。
WFU的某AO即表明三月份每周有一天“以整体委员会的形式进行讨论”。在讨论效率上,受访AO没有提供该信息,但案例高校可能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情况相差无几,即“他们精力旺盛,委员会一小时可以决定20份或更多的材料,每位申请者得到3分钟的讨论时间”[7]。以下对其委员会会议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在委员会上,有时会说“我们绝对需要录取这位学生,使其秋季入学”;有时会说“我想要这位学生来到USC,秋季或春季都可以,因为仍然在审阅过程中,但他们必须出现在新生名单中”;有时则会说“这些学生不错,做了一切值得被录取的事情,是好学生。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认为必须录取他。不过如果需要他们,确定在某些方面可以满足我们对数字的追求,他们是不错的选择”。然后,招办的几位领导会综合所有的推荐意见,审视目前的拟录取情况如何,比如是否满足了各种不同的目标。如果一些目标没有被满足或者在录取决定上意见不同的话,申请材料会被返回给读者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的阅读,以确保取得一致意见。委员会基本上是在综合地域主管所有的推荐意见之后,基于我们的目标来选拔新生。(USC-AO-2-151215)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高校招生委员会的功能和成员构成不尽相同,且有些规模很大,有些偏小。在一些高校,招生委员会是制定广泛录取标准的政策委员会,政策委员会通常是由不参与日常录取决策的专业教师组成的,招办人员独立执行录取标准。
在另外一些高校,招生委员会由所有的招办人员组成,有时还包括一些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甚至校友。录取材料通常由招办人员独立阅读(基本上不会出现委员会会议期间所有成员阅读所有材料的情况),其录取建议会进入招生委员会的讨论环节。
还有一些高校的录取决定,是由招生委员会的子委员会(通常是两或三个成员)作出的[8]。在WFU、Pitzer、Davidson,负责最终录取决定的招生委员会由招办所有人员组成,称为“整体委员会”,USC由于申请者数量多,其录取决定由属于管理层的中高级AO组成的子委员会负责。
(UCSD)
二、团队审阅模式
与精英私立高校最常使用委员会讨论模式不同,精英公立大学多使用“团队审阅达成录取决定或进一步审阅”模式(可简称“团队审阅模式”)。团队审阅模式没有招生委员会集体讨论所有申请者或被推荐录取学生的环节,读者团队的一致推荐意见可以成为初步录取决定,有争议的在进一步审阅后则得到初步录取结果。招办的中高级AO通常是读者团队的成员之一和最终读者。需要指出的是,读者团队可能以委员会的形式组织,也可能会建立子委员会。而且尽管阅读和录取决定是独立发生的,团队成员偶尔会碰面(有时是每周一次),以讨论不寻常的案例或确保所有读者在使用同一评价标准[9]。UCLA、UCSD和UNC即使用该模式,但UCLA和UCSD的录取决策过程更为复杂,有多个审阅阶段,具体如下。
(一)UCLA和UCSD
两校目前均采用单一分数整体性审阅选拔新生,决策过程依次包括常规审阅、决定性审阅、补充性审阅和高中调查,但并非所有的申请材料都会经历四种审阅。只有最初的常规审阅是必经阶段,也是唯一使用招办外部读者的阶段。在常规审阅中,两校将申请材料随机分配给由外部读者和招办AO组成的不同资源组,并不开展私立高校使用的基于地域的审阅。各资源组均有一名由高级AO担任的负责人,监督阅读过程和跟进读者的问题。每份材料由两名读者进行背靠背盲审,即读者之间的阅读和评价是相互独立进行的,没有一名读者知道谁在审阅同一份申请[10],也没有AO的预先审阅。
同时,两名读者会分别给出以下评分——“1”(绝对推荐录取)、“2”(强烈推荐录取)、“2.5”(推荐录取)、“3”(可录取)、“4”(合格)、“5”(推荐拒绝),两个评分被平均后为申请者所得录取分数,也就是说最终得分可能出现11种情况(1、1.5、2、2.25、2.5、2.75、3、3.5、4、4.5、5)。为了确保一致性和公平性,如果两名读者评分差异超过1,则一般由中高级AO担任第三名读者开展进一步审阅,即进入其他审阅阶段。
(UCLA)
除常规审阅外的其余三个阶段给部分特定的申请者提供了被多次评价的机会。就决定性审阅而言,进入该阶段的申请者包括在常规审阅中没有被录取的一部分学生、两位读者的评分差异超过1.0者以及没有得到有效评分者(比如评分不好但有优异的GPA,或者评分不错但GPA低)。
就补充性审阅而言,常规审阅或决定性审阅中没有被录取的一部分申请者会经历该阶段。读者如果在常规或决定性审阅中认为无法基于申请材料包含的信息给出评分,或者认为申请材料反映的个人境遇值得给予申请者特殊考虑,可以向所在组负责人推荐将他们转至补充性审阅,但哪些申请者实际上得到该审阅由负责人决定。对被选中的申请者,招办会发送一份问卷让其提供关于个人境遇的额外信息(包括家庭和高中背景),并提交高四上学期的成绩单表明学业表现的最新进展,以了解学生是否遭遇了变故并成功克服。
就高中调查而言,AO会基于申请者就读高中的特殊情况对一小部分未被其他阶段录取者开展进一步的审阅,包括:申请者本身的学业表现优秀,但是由于所在高中拥有大量高成就的学生,使其与同伴相比表现较弱;申请者在高中表现相当出色,但在常规审阅阶段得到的评分很低;高中的整体学业水平每年波动比较大。在各阶段,AO均会为每位申请者分配一个与常规审阅范围相同的11个分数之一作为录取决定的依据[11]。
(二)UNC
在UNC,申请材料同样会被随机分配给不同的读者,每份申请至少被两名读者审阅[12]。首先,每份材料被随机分配给第一名读者,其审阅完材料后会输入“推荐录取决定”(可能是同意、拒绝、延迟或者候补),并输入评语以支持给出的决定。然后,材料会被分配给第二名读者重复上述过程。如果申请者是UNC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并且两名读者意见一致(即都是“录取”或“拒绝”),或者申请者来自州外并且两名读者的建议都是“拒绝”,那么就会成为一个“暂定录取决定”。如果两名读者意见相左,或者如果申请者来自州外并且“推荐录取决定”为“录取”,那么材料会被交由招办主任、副主任审阅,或者是由高级AO组成的子委员会投票,然后输入“暂定录取决定”[13]。
从审阅过程可以看出,UNC对州外申请者的录取更为严格,即使两名读者一致推荐“录取”,招办负责人或子委员会也会开展进一步评价。与UCLA和UCSD不同,UNC没有对个体申请者开展更多阶段的或单独的审阅[14]。
(UNC-CHAPEL HILL)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异构同质
委员会讨论模式和团队审阅模式在操作上有一些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种模式的差异体现在阅读任务分配和录取决定达成方式上。就阅读任务分配而言,私立高校的本土申请者范围广泛分布于美国各州,使用地域主管负责制是有效且公平考量申请者的最佳方式。相比之下,公立高校的本土申请者和录取对象主要为州内学生,随机审阅材料并不影响审阅效率。就录取决定达成方式而言,私立高校的招生目标更为多样和复杂,因而需要委员会把控录取决定。同时,私立高校的申请者规模一般更小,委员会有能力讨论所有申请者或者被推荐录取的候选者。限于申请者规模和招办资源,公立大学以读者决定为主,没有耗时、耗力的委员会讨论投票形式。
两种模式本质上都是高度依赖人为经验和汇集集体智慧的集体化审阅,而非由单名读者做主或电脑自动决定。在依赖人为经验上,读者而非电脑是所有高校审阅的主体,录取决策过程高度基于读者对申请者个体情况的主观判断,是一个非常人为化而非机械化的过程。当阅读申请材料时,读者实际上是在个人的层面上了解申请者[15],通过阅读短文和推荐信、直接交流等方式互动,并勾勒申请者的整体画像。UNC招办主任法默就指出:“我们的录取决策过程过于全面,依赖基本的‘人为经验’,因而难以提供单一角度的逻辑解释。”[16]该校AO的回答也呼应了这一点:“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评价方式,会改变如何给不同因素打分,但不会细查说读者必须以这种方式评价,或电脑以那种方式阅读。在基于讨论的录取中,我们以团体的形式进行讨论。”(UNC-AO-AM-160505)
在汇集集体智慧上,各校的每份申请材料都至少被两名读者共同审阅,如果两名读者意见不一致,则有更多读者或委员会介入。换言之,尽管个人可以有推荐意见,比如“我认为应该录取这位学生”或者“将那位学生放在候补名单中”,但没有单一的读者可以做决定,而是经由集体决策产出录取名单。
某AO就指出:“最终的录取决策由一组人、一个委员会共同做出,而非一个人。我们坐下来共同讨论,查看能够录取多少位学生。这是一个协作的决定,由许多人共同做出。”(WFU-AO-9-150901)另外,在4所私立高校,为了保障效率,读者之间往往还可以看到彼此的评价记录,一如某AO指出:“我们的读者会在材料中留下对申请者印象的备注,当他们看到时,会明白这是我所了解的,也是另外一位读者留意的。实际上这样做特别有效,因为这给予个体评价足够的空间,又是集体讨论。”(USC-AO-1-151214)
(USC)
而且,虽然不同读者都是独立阅读申请材料并做出个体判断,但决策过程中有大量的团体讨论和经验分享。从下列AO的表述可知许多高校招办基本上每周都开会,讨论评价案例、出现的问题、录取决策中的重要信息、面试情况等,读者在审阅中没有把握也可以寻求集体帮助。在日常工作中,招办职员之间也会有许多自发的交流和请教:“我们对学生有许多讨论,当没有把握时会与同事一起探讨学生的情况。即使在没有审阅材料时,我们也经常讨论录取决策中什么信息重要。”(WFU-AO-7-150901)UNC官方亦表示:“一旦发现任何异常问题,招办会联系申请者进行核实,并且进行团队讨论。”[17]除了招办内部的合力,AO在需要时也会借助外力,与大学内其他部门合作,比如负责国际招生的AO可能会与英语系的同事定期见面,讨论录取的国际学生在大学的写作表现,并将获得的启示运用至生源选拔中。因此,不管是哪种模式,每位申请者最终得到的评价结果都是个体判断与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集体化审阅的动因:满足公平诉求与机构需求
案例高校之所以都采用集体化审阅,在于该决策方式既可以满足公平诉求,又可以满足机构需求。一方面,高校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均衡器”,通过集体化审阅可以满足其公平诉求。因为单名读者的单一评价容易滋生片面性、同质性、偏见、腐败等诸多问题,而集体化审阅中多名读者的把关可以有效规避这些缺点。UCLA的副校长里德就表明“每份申请得到多名读者的审阅,以及每当两名读者的评估差异很大时高级水平审阅的介入,旨在防止不正当的偏见……共同预防了对特定学生的串通”[18]。
同样地,委员会讨论模式在这一点上可能更有效。例如,大学委员会指出:“使用委员会讨论模式作决定,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民主性,还因为持有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委员会成员的个人偏见都可以通过其他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得到纠正。”[19]私立文理学院Davidson的某AO也强调:“我们是集体决策,共同讨论学生的表现,诚实评价,提前设置好评价和阅读申请材料的精确的、合作的方式,没有学生在审阅过程中会被人为抬高或贬低。”(Davidson-AO-1-160512)USC的某AO呼应委员会讨论模式可以避免单个AO以同样的标准和自身的喜好审阅所有申请者,是吸纳集体智慧的民主决策方式(详见下文)。
(Davidson)
另外,USC的两位AO指出少见腐败现象的发生:“我没有看到多少人为腐败的存在。当然,读者会有十分拥护的学生,但至少在我们办公室,如果有人贿赂,我们会开玩笑说‘这需要付出代价’。我认为我们真的很幸运,美国高校招生的确发生过一些丑闻,但至少从未出现在USC。”(USC-AO-3-151215)“腐败不是个大问题,它不像其他问题那么严重。人们理解这里的录取决策过程。”(USC-AO-2-151215)
在选拔性招生中,有可能你阅读一份申请,并且见到这位学生,然后说“他不错”。但问题是当说了20000次、30000次、40000次后,没有足够的录取名额,因此你开始说“OK,我喜欢这位学生的这些方面,喜欢那位学生的那些方面”。它就像一个老式的平衡秤,将所有积极的因素放在一边,所有不那么积极的因素放在另一边。当然不是每一个元素都有相同的权重,但我们不使用公式,不使用数字化的公式。因此,录取决策是真正的主观判断,这是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做决定,而是委员会机制。是的,我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我并不评价每位申请者。我们是协作式工作,由委员会而非个人负责。“我喜欢俄亥俄州棕色头发的学生,所以每位俄亥俄州棕色头发的学生都可以被录取”,这并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如果只有一个人负责做出所有的决定,将非常容易变成只有一种观点。我们有许多人,拥有一个多样化的阅读申请材料和给出推荐意见的群体,这是唯一的方式。它吸纳了一群受信任的人的集体智慧,并运用主观判断进行决策。(USC-AO-1-151214)
另一方面,集体化审阅可以使招办掌握有关申请者更全面、深入的信息,从而确保对录取者特征的控制,达成塑造符合机构需求的新生的目的。
首先,多名读者的共同审阅和讨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生源,如某AO指出:“在这个办公室的AO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觉得这很重要,可以确保大家理解彼此的每一位申请者。我们想要得到申请者和被录取者的全面拼图,所以聚集在一起讨论,因为各自负责不同的申请。”(WFU-AO-6-160518)这一点在委员会讨论模式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Davidson表明:“AO对每位申请者进行整体性审阅。申请材料被单名读者深入地检视,然后在委员会会议中被讨论,有时委员会讨论的时间很长。这些讨论让我们对申请者作为一个个体和作为一个我们学生群体的潜在成员都有更好的了解”[20]
其次,正如USC的某AO指出,多名读者的共同审阅可以确保高校拥有需求的各类生源:“每份申请至少会被阅读两次,通常多于两次。因为需要确保在特定的类别内拥有关于学生特征的正确数字,或想要增加更多的科学专业申请者,所以有许多不同的读者一直在审阅申请。”(USC-AO-3-151215)而且,招办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的介入,更能保证机构需求的被满足。比如,在UCLA和UCSD,之所以由高级AO负责实施补充性审阅,目的主要在于录取经历逆境但仍然取得一定成就、接近正常可录取范围的少数族裔学生。UNC招生委员会阶段性地检查申请材料的目的之一,也在于确认给予了部分申请者额外的考虑。
五、结语
从案例高校的实践可以看出,为了选拔出新生,私立精英高校(包括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通常采用含地域主管在内的两名读者先行评价搭配招生委员会会议协商的委员会讨论模式,公立精英大学则采用没有招生委员会讨论环节、读者团队的一致推荐意见即为初步录取决定、有争议者被中高级AO进一步评价的团队审阅模式。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模式,美国精英高校的新生名单都不是由电脑或单名读者确定的,而是吸纳了人为经验和集体智慧的协作式决策的集体化审阅结果。至少两名读者阅读同一份材料、必要时更多读者的介入,以及录取过程中的大量团体讨论和经验分享,可以避免单一评价的不足,也可以更好地了解申请者以及确保对录取生源特征的控制,从而满足公平诉求和机构需求。
目前我国建设的新高考模式明确了不依靠统一高考分数为单一录取标准的综合评价方向,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流大学也率先试点了“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但细究来看,“客观”的考试分数仍然为通往大学的黄金罗盘,评价者的主观判断和对学生分数以外的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实现硬挂钩,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担心难以避免人为腐败和作弊的困扰。
事实上,一方面,即使在传统的高考制度下,国内绝大部分高校曾经都有机动招生指标,而许多时候这些指标是为权贵或富家子弟服务的,或者说被作为与政治和市场利益的交换商品。另一方面,美国经验告诉我们,招生人员的主观评价并不必然为权力寻租提供土壤,相反可以为学生(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更认真的甄选,从而更好地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当然,这离不开设计相应的制度和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比如每一位被录取生源的资质应得到至少两人的共同把关,比如通过信息公开提高招生透明度等。同时,鉴于我国高校软硬招生环境的不健全,当下仍然需要坚守以高考分数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为录取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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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圆, 华东政法大学高等教育与教育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转载自:《 江苏高教》 2019年 第5期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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