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要补国际政治这一课

“随着大国之间竞争的加剧，地缘政治在全球商业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益发突出。届时，中国企业面临的全球市场性质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企业家必须补上国际政治这一课。”

来源丨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

作者丨鲍勇剑

编辑丨相宜

图源丨摄图网

当我们反思过去将近400年的国际关系之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是主导历史变化的长态变量。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具体体现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具体体现在国际霸权或均衡的战略中。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也被简称为思想概念和生存利益的变量。

每过一段时间，大约一甲子，统治思想概念的内容和形式会发生一些变化。生存利益对关键资源的偏好与控制方法也有改变。但是，它们如影随形，构造了不同的国际秩序形态。统治思想概念与一般观念有根本区别。前者试图解释一切存在的原因、价值和意义，并规范人们行动的合法性。思想史上，我们简称它为意识形态。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深刻的阐述。生存利益与一般生产资料也有根本区别。

统治思想往往突出某个特定阶段影响一个政治实体的关键资源，以及对此资源的获取权、使用权和控制权。掌握全球地理位置上的主动性，政治实体便可以获取、使用和控制关键资源。 国际关系中，我们简称之为地缘政治。

历史学家斯奈德（TimothySnyder）曾经指出，左右国际秩序的长态力量主要就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 它们有时同期发生作用，有时此消彼长，轮流主导国际政治秩序。

因此，对企业家来说，补习国际政治，要从了解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历史作用开始。

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

近现代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深受17世纪两位思想家的影响。

一位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的《利维坦》描述一个假想的人人自危，与邻为壑的人类社会初始状态。因此，霍布斯认为，我们需要有国家强权来建立和维持秩序。主权在国家，强权政治是人类共存的次优选择。

另一位是洛克（John Locke）。他的《政府论》提出与霍布斯不同的国家理论，洛克认为，主权在民，国家权力和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

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霍布斯的影响体现在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洛克则启发了理想（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观。

发展到20世纪，我们仍然看到这两种意识形态对大国（例如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极力希望通过“国联”（League of Nations）来建立一套国际关系规则，以求永久和平。

20世纪70年代，以基辛格为代表，美国外交政策定调于权力与利益博弈的现实主义。

在《外交》与《世界秩序》两本书中，基辛格毫不避讳地指出，秩序优于和平，终极和平不但不可能，而且很危险。一个“希冀和平”的国际秩序才是现实。

大国的外交实践总是交错推动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1941年8月14日，在加拿大外海的一艘军舰上，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签署《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它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石。《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原则明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建立一个“弱国安心，强国循规”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中，每过一段时间，大国总会重新倡导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

事实上，战后美国实施的外交政策更多偏向于现实主义。它主要体现在试图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霸权秩序。

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宣言。米尔斯海默阐述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的立场：当地区霸权力量出现时，美国就会采取进攻性的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遏制崛起的地区强权。历史上，美国对待德国和日本用的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也是目前美国的双重战略定调，即以理想主义的旗帜，维护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

从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角度，我们就比较能够透视众说纷纭的观点背后的长态变量。

2006年，《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随IBM总裁访问中国，推销IBM的“全球整合企业策略”。

在他的“世界是平的”全球化论述背后，弗里德曼假设的是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市场全球拓展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思想认识看板。

同一时期，《历史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预测：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民主的政治将会一直循环下去，并以此得出结论：历史终结了。福山欲突出的不是历史时间停止，而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统领全球，并循环往复。

地缘政治演变史

地缘政治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可以上溯到1618-1648年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那一次战争是欧洲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惨烈的混战，其伤亡人数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十年，欧洲从南到北，从东向西，所有的帝国和大公国都无一例外深陷其中。

1648年10月24日，在普鲁士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小镇，参战各方派出外交使节，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协定”（The Treaty of Westphalia）。

国际关系史上，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之前，欧洲的战争均打着宗教的旗号，推动帝国统治。所有的欧洲封建领主和大公国至少在名义上需要罗马教皇的加持。而此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出现。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国际秩序从“威斯特伐利亚协定”开始。

和平会议另外一个划时代的举措是奠定欧洲国家之间“势力均衡”的秩序思想。国家之间不再以宗教派别信仰划分阵营，而是追求相互之间势均力敌的平衡秩序。从此，阵营成员可以不断改变。而改变的战略目的都是防止任何一方做大，动摇欧洲各国之间均衡的国际关系。

经过血腥的三十年战争，欧洲各国最后意识到，军事技术的发展可以彻底毁灭战败方。担心被毁灭的恐惧成为各国军事竞赛的永久动机。为了避免相互毁灭的军事竞赛恶性循环，势力均衡的秩序符合所有国家成员的根本利益。

“威斯特伐利亚协定”得出的均衡国际秩序观左右全球370年。在这一秩序之下，各国试图占据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获取、利用、控制关键资源，以求不会成为地缘政治态势失衡的受害者。最近八年发生在东欧的冲突就有地缘政治中失衡与再平衡的因素。

19世纪40年代，地缘政治与国际经济和贸易发生紧密联系。爱尔兰大饥荒迫使英国国会在1846年终止维护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谷物法》，开放国际贸易，购买外国谷物。

同一时期，欧洲气候反常，农业歉收，也引发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法国第二共和国。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先是被选为总统，后又推翻共和，实施君主制，成为拿破仑三世。作为交易，路易·波拿巴回应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要求，开放法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

对于这段资产阶级为自身经济利益而革命的历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深刻分析。文章除了提出阶级理论之外，马克思还分析了法国资本主义用国家力量获取国际经济资源。19世纪40年代的气候和农业危机打破欧洲各国贸易壁垒，带来全球贸易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同一时期，新兴的美国也对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定位表达清晰的立场。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提出，欧洲殖民势力不应该介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半球事务，美洲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1850年之后，门罗总统的这一宣示逐步成为各届总统持续贯彻的“门罗主义”。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相生相辅，全球范围内获取、使用和控制战略资源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及此，对地缘政治做理论总结的条件也自然成熟了。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者马汉（Alfred 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均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论述国际秩序。他们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

马汉从海洋地理的角度阐述大国如何选择和控制航海权。麦金德以陆地位置定义“心脏地带理论”，指出控制东欧和西亚对全球战略的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早期地缘政治理论对核心位置和关键资源的理解已经发生内容上的变化。

例如，19世纪对农业资源的关注已经让位给稀土、钴、锰、镍、锂矿等主导新能源技术的矿产原料。

不过，随着大国之间竞争的加剧，地缘政治在全球商业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益发突出。它已经成为理解全球市场变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分析视角。

国际秩序动态变化的当代因素

当今世界受到多重三角关系影响，好似同时进行中的“三国演义”。首先有中美、中俄、欧美之间的复合大三角关系。目前，这组复合大三角关系似乎定性。不过，如果下面一系列小三角关系发生变化，大三角关系也可能改组。

小三角关系中比较有分量的是英国、法国、德国关系。这一组关系中，核心问题是在争执下一个对手是谁。

1914年以来，“找敌对势力”的政治游戏一直在欧洲内部轮转，它决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的站位。这个核心问题能否改变边界，扩大到欧洲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e Kenan）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争取它能够发生。前苏联成为锚定的对手后，美国与欧洲的地缘政治联盟关系自然得到巩固。

未来十年，谁是下一个对手？对手是在欧洲，还是欧洲之外？这两个问题都与我们相关！

依中国企业的立场，亚洲有两组重要三角关系。

一组是中国、印度、东盟。其核心问题是怎样求同存异。处理好它，要呼唤东方的智慧。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讲话要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周总理强调，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它是处理亚洲关系的智慧解方。

另一组是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这组关系很难找到最优选择。因此，其核心问题为“非敌对”的次优选择。没有最优选择，次优不是坏选择。如果能够达到“纳什均衡”，即没有任何一方有想法去改变已经实现的均衡，那也不错。

在欧亚大陆的传统地缘政治敏感区，土耳其、欧盟、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一组三角关系。它的核心问题是“微冲突，动平衡”。

其中，土耳其徘徊在其它两极之间，并时常与之发生冲突。这个特征是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继承下来的历史问题。

因为石油，中东一直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敏感区域。 这组三角关系的要点在于各自争取外部超级大国的支持。

因为势均力敌，又被“你死我活”的集体心理情结绑架，如果没有外部超级大国参与平衡，中东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区域战争。 当外部超级大国的力量发生变化时，中东的动态均衡状况也随之改变。

就“黑天鹅”的成色而言，美国、欧洲和俄国之间的三角关系不确定性最高。英国退欧增加了这一组三角关系的复杂性。

退欧后的英国既有从独立身份中获得外交灵活性，也有退欧之后的不安全感。英国会更加积极地在欧洲之外谋求联盟关系，包括与美国、中国和俄国的新型外交关系。

国际关系中，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缓和或联盟。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发生。而是它如果发生，我们怎么办？

届时，中国企业面临的全球市场性质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企业家必须补上国际政治这一课。

本文作者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找靠谱商机，关注创业邦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