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50强作品的第34 篇。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做任何改动。
2017年6月24日,九江市修水县发生洪水,三名村干部在前往村中通知村民转移的途中被大水冲走,失去联系。作为民间救援力量,九江蓝天救援队是最早一批到达事发地的队伍之一,他们经历了整个救援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死者篇,将讲述他们亲历的救援细节。
作为一支公益救援队,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情况如何,队员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少被人提及。生者篇,将关注他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情况。
文 | 马聪骜
南昌大学
Part1 死者:第一具尸体
修水,2017年6月27日上午11时许,大雨过后的太阳异常毒辣。
南圳大桥下原本是宽阔的修河,今天上午雨停之后,河水被人为降至2米左右。河水褪去,大面积的河滩裸露出来。一群穿着不同制服的人在新裸露的河滩地上挖出什么来,装到袋子里。不远处,一名男子被另一群穿着制服的隔开,哭喊着“让我进去!扶摇啊!”
赣G06N88
修水是九江市的一座县城,修河是鄱阳湖的一条支流,也是九江最大的河流。每年的六月底七月初,是九江的汛期。6月23日凌晨,零星的雨滴瞬间变成瓢泼大雨,一下就是一整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样子。
24日凌晨一点五十左右,一个电话打到了匡美建的手机,匡美建一看,是县防汛办打来的,通知他修河的上游已经形成了洪峰 。这边电话刚挂,双井村的支书也打来电话,说水源塘水库怕是要溃坝。
约莫两点,程扶摇接到了匡美建的电话,他们要前往双井村通知群众转移,邓旭、冷春生、郭礼华、唐文也接到了匡美建的通知,立刻赶到了汇合点。程扶摇把皮卡开了出来,几人把蛇皮袋等一些防汛物资搬上了车,又在车顶上架上了一个红色的喇叭以便到达后快速通知村民转移。
皮卡的车牌号是“赣G06N88”。
你们直接去杭口!
6月24日,九江市区也下着大雨。家住九江的余振斌刚从河南出差回来。在九江城西电力设备公司打工的他,同时也是九江蓝天救援队的队长。这只救援队成立于2012年,是蓝天救援队的分支,属于民间公益组织。
凌晨五点多,手机上的QQ群里弹出消息,说修水西苠垦村有一名孕妇因大水被困楼顶,需要救援。余振斌把消息交给了后台七点半左右,后台联系上了求助者并确认了安全。
晚上七点半,余振斌决定给修水志愿者联合会的郭斌打个电话,“我这边得到的消息是西苠垦和杭口受灾比较严重,你派几个志愿者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吧。”
修水洪水 图片来源:九蓝队员
九点,一名邹姓副会长联系到了余振斌,“情况非常严重,修水下面的乡镇全部被淹了,请求你们紧急支援!”余振斌马上通知到救援队的通知群,十一点,12名队员完成报备。
25日中午,12名队员分四车,前往修水武战部,准备接受公安局统一协调调度。
路上,有一个电话打给了余振斌。电话接通时,电话那头的女人带着哭腔,询问着救援队的人员、设备情况,得知九江蓝天携带着一艘2.7米、一艘3.3米长的皮艇、两只外挂式马达和一个声纳等救援装备后,女人说:“我已经和武战部协调好了,你们直接到杭口村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洪水救援时,救援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群众转移,此时队员们也不知道杭口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下午一点半左右,救援队抵达了杭口镇的老杭口大桥。
老杭口大桥附近,原本是玉米地的一大片农田,早已被洪水浸没,一个红色的喇叭和墨绿色的皮卡车顶铁皮兀自站在洪水的中央。
九蓝队员检查皮卡 图片来源:九蓝余振斌(《江南都市报》以此图为报道封面,但删去了图片左侧)
失踪
唐文在这场洪水中死里逃生。
24日凌晨两点多,他正在那辆车牌号为“赣G06N88”的皮卡上,和匡美建一道准备通知村民转移。开到杨坊村路段,他们遇到了驾驶着铲车转移群众的朱亚民,朱亚民提醒他们,前面的路已经被淹了,但匡美建执意要去通知群众转移。
车子开到杭口老桥时,洪水便涨了起来,很快车子也浮了起来。六人从车窗爬到了车斗上,但洪水越涨越猛,一条水舌席卷了车斗,唐文、冷春生、郭礼华直接被冲走。所幸,一卷蛇皮袋漂到了唐文的身边,唐文连忙爬上去,随着水流,漂向了玉米地。
借着微弱的光线,唐文依稀看到匡美建、程扶摇和邓旭还在皮卡边上,冷春生和郭礼华被冲到了另外一边。手机因为洪水的浸泡,早已不能使用,唐文沿着玉米地一路狂奔,在附近的养猪场里,找到了几个泡沫箱,便返了回去。没走几步,洪水已经涨了起来,唐文过不去,也看不到匡美建三人的身影。
这时,冷春生、郭礼华找来了村民章金龙和他的渔船,但由于水势太急,章金龙的渔船也无法靠近皮卡。半个多小时后,章金龙的船才到达唐文等人所说的地点。可是皮卡以及杭口镇镇党委书记匡美建、副镇长邓旭和杨坊村村主任助理程扶摇,全都不见了踪影。
金阳山大桥
27日的凌晨,雨仍旧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余振斌站在金阳山大桥上,用头戴式探照灯巡视三百多米宽的修河河面,生怕放过了漂浮物。
从25日起,各路救援队便携带着救援设备赶赴修水。25日晚间,余振斌抵达现场,担任现场救援指挥,和其他救援队负责人商议后,余振斌提出了他们的救援方案。
修河河面自事发地上游起,有8座大桥,分别是杨坊周大桥、津台大桥、南圳大桥、秋湖里大桥、修水新桥、修水老桥、金阳山大桥和藕坑大桥。新余蓝天负责搜索杨坊周大桥——津台大桥段,九江蓝天负责搜索南圳大桥——秋湖里大桥段,南昌蓝天负责搜索修水新桥——老桥段,都昌蓝天负责搜索金阳山大桥——藕坑大桥段。
搜救计划 图片来源:九蓝队长余振斌
由于水流湍急,各救援队将皮艇驻扎在大桥下,以拦截河面漂浮物为主。新余蓝天拥有两辆高速水上摩托,承担起驰援的任务。
整个搜救计划的关键一环是金阳山大桥,它位于事发地下游,上承南圳大桥、秋湖里大桥、修水新桥,其下游河流出现分支。金阳山大桥便成了最后一道关卡,一旦放过了疑似漂浮物,前方三支救援队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余振斌决定亲自驻守这座桥梁。
搜寻了一夜,除了兀自奔涌的河水,余振斌没有发现类似尸体的漂浮物。早上五点多,天边发白,换班的工作人员来替班,余振斌合起衣服,靠在桥墩上便睡了过去。满是雨水的靴子就没干过,队伍里的女队员,两三天没有洗漱,队员们晚上也只能睡在车里,有的甚至铺上放热垫便睡。
巡查河面一夜后的余振斌在桥上睡觉 图片来源:九蓝队员
第一具遗体
27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南圳大桥附近的河滩上,砂砾的颜色明显分出了上下层,标记着洪水曾经的高度。一个村民带着草帽,手里拿着铁耙子,在河滩上寻找着什么。
大雨之后的太阳,显得更加毒辣,水分从地面蒸发向上,给人一种汗蒸的感觉。农民找累了,来到一棵树旁坐下,把耙子扔到一边,掏出烟抽了起来。抽着抽着,他发现前面的河滩上有一坨与周围不太相似的肉色。
他拿着耙子走了过去,用耙子扒拉了一下周围的砂砾,一具人形的腰臀显露了出来。他猛吸了一口烟,立马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根据计划安排,27日上午,修河的水位被降低至两米。救援队继续负责水上搜索,周边的村民被发动起来,沿河滩搜寻三位失联村官,蓝天救援队在修水各个地方张贴了相关地区的举报电话。接到群众发现疑似失联村官遗体的电话后,离南圳大桥最近的新余队和九江队立刻向目标点驶去,其他救援队负责相关区域搜索的队员,也向目标点集中。
现场被立刻戒严。救援队员们把砂砾扒开,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终于重见天日。这时,程扶摇的家属闻讯赶来,辨认过遗体后,救援队员立刻拉起人墙,将他们隔离在作业区。另一边救援队员把这具遗体装进裹尸袋里,拉上拉链,直接送检。
第二具遗体?
经过DNA比对后,27日在南圳大桥发现的尸体被确认为失联村官程扶摇。对于救援队员而言,这是一件提升士气的事情,在大多数队员看来,剩下两位失踪村干部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搜索策略必须调整。“人在水的浸泡下,内部器脏会发生膨化,我们叫‘巨人化’,尸体在水里浸泡三到五天必然会浮起来,”余振斌解释道,“但是如果没有水了,尸体也不可能浮起来。”此外,27日的河床水位过低,且河流中多砂石,各个救援队的皮艇和马达都不同程度地受损,不能继续在低水位条件下作业。
民间救援队人员和当地民众,又按照最初的救援方案搜索了一个白天,却没有什么收获。
晚上八点多,余振斌正在同其他救援队负责人开会,突然有举报电话打进了救援队,称在马家洲公园附近的枯枝堆下闻到了异常的臭味。
马家洲处于修河中央,近几年被开发成市民公园,由于地势低平,在“6•24”洪水中也被部分淹没。在居民举报的地点,堆积大量因洪水褪去而沉积下来的树木,正如举报者所说的那样,现场有一股刺鼻的臭味。
余振斌赶到现场前,九江消防已经携带着油锯等破拆工具进行切割作业,救援队员们便帮助清理堆积物。滋滋的电锯声切割着黑夜,随着清理工作的完成,可疑物渐渐显露出来。然而,并非大家所想的那样是匡美建或邓旭的遗体,而是一只死羊。
在随后的几天里搜救人员不断调整搜索方案,仍旧一无所获,之后各救援队又转战武宁县。7月10日,修水县政府叫停了搜索工作,要求所有民间救援队撤离修水,准备由专业搜救队负责下一轮的搜救。据余振斌估算,这些天来共有四百多名民间救援队成员参与到搜救行动,如果把村民、政府工作人员囊括进来,运作人数大约有六千人。
Prat2 生者:生生不息
起源
2008年,汶川地震。
听说九江移动要派出队伍到灾区进行通信设备抢修,余振斌决定要跟着一起去。队伍负责人直接告诉他:“党员才能去。”
余振斌立马跑到原先供职的九江市劳动就业局,找到书记,说:“书记我要去支援灾区,你帮我开个党员证明。”说到这儿,余振斌自己都笑出了声,直到那时,他才知道从提交入党申请书到预备党员再到转正,最快要两年。但余振斌铁了心,书记只好让他交入党申请书。
就这样余振斌去了汶川。
2012年,九江蓝天救援队(以下简称九蓝)成立时,陈晓华就加入了救援队。他也是救援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支援雅安灾区时已经56岁。在灾区,他主要负责后勤物资的调配,他说,经历过大灾之后,人的心境会有所转变。
九蓝中大多数队员都因户外运动互相结识。余振斌说,现在再听别人说自己登上了江西第几高峰时,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你能爬上几高的山峰那算不上本事,你能把别人从几高的山上救下来,那是真本事。”
九蓝的队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有网站编辑、医生、护士、4S店修理工、下岗工人、驾校教练、退休教师等等。余振斌说,他们就是群“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六月底的修水搜救,在现代汽车4S店做售后记录总监的柯敏休掉了自己的年假,事实上所有的队员都要自己协调工作和出队时间,救援队里没有一个全职人员。
九蓝救援实录(部分) 图片来源:自摄 2017年7月21日
这支民间公益组织,成立于2012年,2016年完成注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水上救援、山野救援和城市搜救。支援过雅安、天水、鲁甸等地,仅2016年一年,就在九江市县进行搜救共38起。
九江蓝天救援基地内部 图片来源:自摄 2017年7月21日
资金
队员鞠学武是驾校的教练,六月底先后两次前往修水,参与失联村官搜救。7月13日,下午下班后,他找了个时间去了趟救援队基地,检查三艘皮艇的受损情况。临走时,他在基地里拿了个木质的开水瓶瓶塞,准备回去自己做一个损坏零件的替代品。设备坏了,九蓝的队员得自己想办法修。
修水搜救时,降低水位的策略让九蓝损失惨重:两个外挂式马达受损,其中一个金属护圈被打断;两艘2.7米长和一艘3.3米长的皮艇不同程度受损。7月21日,我又去基地和余振斌聊了会儿,3.3米的皮艇依旧没有补好。负责后台的刘慧和另一位队友在基地里处理出队信息,她的女儿和鞠学武蹲在基地门口冲洗着救生衣。
鞠学武和刘慧的女儿在洗刷救援服 图片来源:自摄 2017年7月21日
由于公益性质,九蓝执行搜救任务是不收取求助者任何费用的,出队费、设备购置费,都是队员们自掏腰包。据余振斌初步估算,修水救援,队员们至少垫付了两千元的出队费。
”队员像大浪淘沙一样换了一批又一批,“余振斌把一个头戴式探照灯放回架子上,”设备就这么一点点攒起来的。基地里除了几个拼在一起的办公桌和几个简易的办公椅以外,堆满了设备和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余振斌估算,这一间房间的设备,大概价值十八万。
来到城西电力设备公司打工之前,余振斌在九江劳动就业局上班,是原甘棠宾馆的经理。九江九八洪水,甘棠宾馆一蹶不振,不久便因外债破产。现在,余振斌每个月只能领到三百五十块的生活费,而他现在打工的工资一个月也才两千多元。
“不像别的救援队里有土豪,我们虽然是江西地区资历最老的救援队,也是设备最老的队伍。”修水救援,别的队伍有专用越野车,有无人机、水上摩托,南昌队甚至专门有一个码头基地,九蓝的队员只能用民用车顶着皮艇,开赴救援地。
从管理层,到后台人员,甚至普通队员,当问到他们队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的时候,答案无一例外都是资金。
蓝天救援队是从北京始创的民间救援机构,其他地方救援队与其并非所属关系,所以长期以来,各个地方的救援队都是各自发展,最多互相借鉴经验,不存在资金上的帮扶。
五年来,也有企业联系过九蓝,但由于他们的都是以广告为目的,都被余振斌一一拒绝。最让余振斌感到紧张的,是一次和某企业近乎敲定合作时,对方才亮出了自己是狮子会成员的身份,对于这样来源敏感的资金,余振斌不敢接。余振斌说:“我们可以去帮企业刷广告柱的漆,可以帮他们锄草来换取报酬,但我们不会收了两千块钱就去给企业做安保,我们有底线。”
政策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政府并没有义务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帮扶,红十字一类的机构,也没有向九蓝提供过援助。
经过争取,九蓝最终和九江市民防局进行合作,得到了现在的基地。基地实际上是民防局的调解办公室,只有六十多平米。看见我带着相机,刘慧说:“你拍拍天花板,发出去说不定就有人帮我们解决一下了。”
余振斌尝试过和民政局的领导接触。以资金的方式进行援助是不可能的,余振斌希望通过直接提供救援设备的方式,获得民政局的帮助。每年,九蓝都会把自己需要的设备列出清单,提交到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一般也都是口头上表示尽力,可至今,他们除了这间容身之所外,请求的救援设备都不见痕迹。
今年,民政局发生了人事调动,九蓝又要和新局长重新进行接触。
市政府也开展了一些公益项目扶持计划。虽说对于动辄需要上万元购置救援设备的九蓝而言,这些资金只是杯水车薪,可该争取的,总要争取一下。今年,他们申请了一个防溺水公益讲座进校园的项目,获得了几千元的项目基金。
最让余振斌头大的,是相关材料的制作。由于缺乏文案类的人才,从前期策划书,到后期简报,九蓝的材料都只有薄薄的一两页纸。余振斌说,民政局开会的时候,别的公益组织讲的天花乱坠,自己以最简短的话语讲述完今年的成果之后,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座位上。“有的组织进养老院包个饺子,他都能讲出一大堆重要社会意义,但这些东西我真不知道讲什么。”去年市政府举办的一项优秀民间组织评比,九蓝只得了81分。
少说多做
2017年5月29日,端午节的前一天,余振斌和队友在都昌县进行打捞作业。所幸在当晚,他们找到了溺水者,这下大家可以回去过端午节了。
晚上,他们就睡在县政府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凌晨时分,余振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余振斌的妻子打来的。电话刚接通,电话那端便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将是没改啊……要撞死了啊……”哭声把所有队员都惊醒了。
从妻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余振斌得知自己的女婿当晚出了车祸,由于眼睛不好,在九江同文中学附近的转弯处撞到了树上,现在正在抢救中。余振斌连夜赶回家,所幸女婿最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余振斌家有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嫁人,儿子今年读高中。说起儿子,余振斌乐开了花,“儿子中考考得不错嘞,可以留在三中。”妻子则做物流信息中介,平时,都是妻子打理孩子,自己两千多的工资,总是投到了救援队里。
所以很多时候,余振斌出去救援,都谎称出差。“你一个大老爷们不去补贴家用,还贴钱去帮助别人,老婆会生气有她的道理,”余振斌说,“我也没法说要求她支持我,更多的时候都是互相妥协吧。”
在九江微来往做编辑的冷华胜老家修水,也参与了“6•24”搜救。他负责的搜救区域离父母家很近,但他没有去看。“也谈不上过家门而不入,我只是怕他们会觉得危险,非要我回去。”大多数队员都像冷华胜一样,并没有将自己在救援队做公益搜救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柯敏甚至觉得,是家人的话,就永远不会支持自己去做这种冒险的事,所幸是家人能够理解。
然而,反倒是很多溺水者家属不理解他们。由于很多时候,求助者再遇到亲友遇险时,会向政府部门求助,政府部门此时往往也会将救援求助转交给九蓝,不少求助者误以为九蓝是政府部门。救援队从接到求助、到队员报备、再到到达现场,需要一段响应时间,一些心情急切的求助者会不理智地责怪救援队的速度太慢,队员被指着鼻子骂脏话的次数不少。景德镇某村镇一次洪灾,洪水都淹到了二楼,一个政府官员的影子都没见着,转移群众的九蓝队员,成了民众泄愤的对象。对于他们不收钱不收烟的行为,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别有所图。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九蓝的回应是沉默和继续搜救,柯敏说“我们不会去争辩的,我们有我们的纪律。”
“少说多做”是九蓝队训的一部分,“我们同情他们,”余振斌说,“何必去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面对生命
第一次在打捞中触碰到尸体后,鞠学武三天没有睡好觉,生命的沉重感总是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好在现在,对于他而言,搜救能让他心里踏实。
一般情况下,水上搜救面对的,都是溺水者的遗体,每次进行水上搜救,九蓝都会购置一个裹尸袋,余振斌说,这是对死者必要的尊重。
7月26日,从莲花梅山水库搜救回来的余振斌发了一条朋友圈,介绍了大致情况后,余振斌说“九蓝不希望再出队了。”尽管九蓝是为了搜救而存在的,但余振斌希望的是有一天不用再去搜索逝去的生命。
搜救队有一条搜救规则,对于仍有生命迹象的遇难者,救援队原则上只搜不治,最多只能进行简单的伤口包扎处理工作,医疗处置工作必须由专业机构来进行。一次在三叠泉,一名游客因为走野路,掉到了山涧之中,救援队需要垂直起吊距离近三百米,耗时大约十小时,由于缺乏医疗设备和有资质的人员,无法在起吊前进行足够的医护作业,遇难者被吊起送往医院后,仍旧不治身亡。愿望和责任中间,也横亘着救援队难以跨越的山涧。
除了面对别人的生命,救援队员也面对着自己的生命安全。
进入九蓝的基地,设备架上的正上方写着“因为面对生命,所以必须专业”。虽然队员们在加入救援队前后,都必须进行攀岩、搜救等技能的培训。但山水之间,意外情况在所难免。队员们执行搜救任务,同样应该有安全的保证,可是在最开始,救援队连保险都买不到,在明知有危险的地方进行高危作业,国内没有一个保险机构愿意为九蓝提供保险服务。后来,九蓝终于在国外找到了相关的险种,但赔付比仍旧很低。
九蓝基地内部 图片来源:自摄 2017年7月21日
生生不息
前不久《长江周刊》的一位记者,再一次找到了余振斌。前一次,他以记者的身份,对余振斌进行采访,临走时他说要看看这支队伍能发展成什么样;这一次,他以志愿者的身份,找余振斌入队,来时他说没想到这支队伍不仅没垮还越办越好。到2017年7月,九蓝已经拥有正式队员37人,预备队员15人,考察队员23人。
余振斌自嘲队伍是厕所里的石头,被人骂臭了还硬着头皮干,“反正我们的经费都是我们自己的,除了自己,我们也不靠着谁。”
关于为什么坚持做下去,余振斌讲了一个故事。
2015年,他们接到一个来自赤湖的求助。一个中年老师在水库边看人钓鱼,不慎落入水中,不知所踪。八名队员接到求助后赶往现场,搜救作业从上午九点多持续到下午六点多,队员们的背上都晒脱了皮,终于在傍晚找到了溺水老师的遗体。他们将遗体打捞上来,装在裹尸袋里,交给了遇难者家属。
临走时,家属又是拿钱,又是从车窗往里扔整条整条的烟,队员们都一一谢绝了。汽车发动的时候,他们一家跪在了救援队的车头,整个水库都是他们一家感激的哭声。
“中国人说跪天跪地跪父母,我们如此普通的一个人,凭什么受人一跪?我们不是把别人打到跪在面前,而是让别人发自心底地这样做。它的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我知道这样做有意义。”
余振斌说,那天他们的哭声一直回荡在他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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