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到卢嘉锡，我与中科院4位老院长的点滴接触

作者 | 杜石然

在我长年从事科学史学习以及研究活动中，曾经和中国科学院的老院长们有过点点滴滴的接触。

虽然只是点滴的接触，但却使我深深的感到受益良多。而回忆，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一

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任老院长是郭沫若先生。

我和郭老的唯一一次相遇是在1957年。当年我考取了李俨先生中国数学史专业的研究生。那时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尚未成立，还是附属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一个研究室。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历史研究所都还属于科学院。历史二所实际上的负责人是侯外庐先生，而名义上的所长则由院长郭沫若兼任。

同时考入历史二所隋唐史专业的，还有刘学沛年兄。现在他已是年高有德的老专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可当年他正值盛年，而且又躬逢提倡敢想敢干的好时代，到研究所不久他便体会到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给郭老写信恳请他接见我们这一些新入学的研究生。

正巧当年历史二所明清史组的王戎笙先生兼职做郭老的秘书，经常到郭老家值班工作，于是很快便有了图1照片所显示的机缘。

图1.  郭沫若院长与新入所的研究生（1957）

照片后排左起依次为：冒怀辛、朱瑞开、杜石然、何兆武，第四位记不起他的姓名。

其中冒怀辛、朱瑞开、杜石然三人是新入所的研究生。前排与郭老并列的是胡一雅。冒、朱、何、胡四位都属于历史二所声名卓著的侯外庐学派（《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班子，何兆武先生还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拍照地点是在迁到后海恭王府之前的西四缸瓦市大院胡同5号郭老故居。背景即是著名的小灰楼（据说现已拆除改建）。匾额系清代何绍基所书：不染亭。

韶光荏苒，60年过去，当年的研究生现今都已经是耄耋之年。冒怀辛年兄虽然著述等身但人已作古。

何兆武先生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有做出了杰出成就。他长年以来还对科学史工作很是关心，我多次曾经在学术会议上遇到他。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共同出席过在上海举办的科学思想史讨论会。会间，也还曾一同到朱瑞开先生家去作客拜访。

1957年与郭老的会见虽然短暂，但有一事印象深刻。

当时郭老一边看着名单一边问起：“谁是杜石然？”正当大家不知就里发愣时，郭老笑着说他外婆家也姓杜。于是大家也都释然的笑了起来。

我研究生毕业证书名义上也是由郭老签发的。前些时候有人研究研究生制度的历史，可能对这些证件（图2，图 3）会感到兴趣。

图2. 中国科学院招考首届数学史研究生的准考证（1956，杜石然提供）

图3. 郭沫若签发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及补发说明（1963，杜石然提供）

毕业证书外覆硬皮，姓名、专业等项目是毛笔手书填写的。证书大小：10cm×15cm。证书照片经过中国科学院钢印骑缝。证书是由中国科学院干部局经办的：毕业证书登记第0092号。准考证也同时保存，发证日期：1956年8月14日。

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十分正规。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制度，实际上很难说得上正规。

招考时说是要招考“副博士研究生”（向苏联研究生制度学习），还不到入学，这种称呼就不见了。

在学期间，历经“反右”、全民炼钢、“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等等运动，大家都自我检讨“读研究生，就是名利思想”，打过报告要求转为研究所的一般工作人员。

另外，学习时间也得不到保证，导师也没有时间开出专业课程。论文答辩我记得是在夏天，很热。证书上写的却是一月份，而且证书还是1963年补办的。

1964年9月我便下放农村参加两年四清运动，接下来就是十年“文革”。论文题目：《朱世杰研究》。答辩委员会由钱宝琮先生主持，有叶企孙等先生参加。

论文先是在《科学史集刊》上部分发表，后来全文发表在钱宝琮主编的《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4）。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可以说，我研究生的入学和毕业和郭沫若老院长还是有一点点关系。而这点滴的关系，对于像我这样从事科学史工作一生的人来说，也是印象深刻、很难忘怀的。

二

1979年，方毅出任中国科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任期两年。

1988年曾经在安徽宣城召开过一次清代数学家梅文鼎的学术会议。有人提议请人题写“绩学参微”四字匾额到会。

这四个字的匾额，原是康熙为了表彰梅文鼎而题写的，已损毁。而方毅同志曾分管过中国科学院，是比较合适的重写人选。

我因与方毅院长的秘书相识，知道方院长离任后经常应邀为各方题字。于是提议请他来题写，幸蒙慨允，此事玉成。

这也算是我和方毅院长的一次点滴接触。

我想要谈到的第三位老院长，就是钱三强副院长。

近来，古旧书店曾推介一本写有钱老赠书题字的《科坛漫话》（图 4），并且其中夹有我写的书信草稿。

图4. 钱三强题赠《科坛漫话》扉页

题词中钱老亲切地写道“纪念我们的合作”，我想是指他给中央首长讲课的事，那是1980年。

1980年3月，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会讲话。他号召：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并表示将邀请科学家讲课。

其中第一讲是综合性的，领导人想通过这一讲较为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全貌。

钱老被选为讲课人。钱老又选了科学史研究所的仓孝和、许良英、李佩珊、杜石然等人来撰写讲稿。

与几位前辈不能相比，我主要只是负责中国部分，内容真是极其有限。

7月24日钱老进中南海讲课，我们这些撰稿人，由于钱老的好意也一并到场。

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和中央领导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坐在胡耀邦同志旁边。

钱老的讲稿《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署名也包括了我们几个人），先是《红旗》《光明日报》转载，稍后还印发了单行本。

钱老赠书中提到这次“合作”，使我很是感动。在我写给钱老的信中也提到了此事。

那是一封恳请钱老对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丛书给与支持的信，草稿字迹潦草，为醒目，将其誊清如下：

尊敬的钱老：

久疏问候，殊为不当。但当初钱老经管我所以及钱老中南海主讲科技史等情景，历历在目，不敢一日或忘。

今有一事烦请钱老在百忙中拨冗给与支持。英国人李约瑟所写《中国科技史》一书，台湾早已翻译完毕。近年来由于中央领导同志过问，中科院已拨款15万元进行翻译了。但作为中国的科技史工作者，只是译他人之书，似嫌不妥。台湾在译完李书之后，也以中国人不可自己无书为理由，仍由陈立夫领衔，编辑《中华技艺丛书》，已出版十余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着手编写足以和李书与台湾《丛书》相应的著作，就更为不妥了。为此我们拟订了一个编写《中国科技史丛书》的规划。我们期待着钱老的鼎力支持，玉成此事。我们将根据老前辈们的意见，上报中央，以期解决经费问题。

此外，在访问日本期间，偶然得见玄同先生于1928年为方纪生先生（原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革后随其日本夫人返日，方先生83年去世） 写的一个斗方，笔力遒劲，真乃稀世珍品，原件现藏于方先生女公子之手。影印件随函奉上，敬请留存，不必退我。

专此

敬礼！

杜石然

9月15日

附 1.《丛书》编写计划 

2. 水利部副部长、水利史专家张含英先生的意见，谨供参考

在和钱老的点滴交往中，印象比较深刻也令我最为感激的是：钱老亲笔所写的对我和几位同仁合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肯定和推荐。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在1982年出版了。1983年， 它获得了一次请奖的机会。

钱老推荐书的手稿影印件及其誊清件见图 5（原件已随请奖资料上报）：

图5. 钱三强推荐《史稿》一书的手稿影印件

推荐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下册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光辉成就，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已为举世公认。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近几年来成了中外学者家的重要课题。我国出版界，自三中全会以来，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由该所杜石然等六位同志执笔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下册，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标志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成就和新起点。它是一部我国自己编写的古代至近代科学技术史综合性著作，打开了对我国科学技术史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领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该书按时间先后综合地论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和杰出科学家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观察自然解释自然的主要成就引用的材料比较可靠，而且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同时，对于产生这些事实的原因，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该书在最后结束语中，就转给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有规律性问题，如中国古代科学体系问题，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等，作了一些探讨。在约六十万字的篇幅中，综合了约五千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史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在国内还是难得的著作，值得向著者祝贺。

该书结构严密，条理清楚，文字流畅而深入浅出，这就更增加了该书的效果。总之，这是一本向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作品。

当然不足之处是在所难免，例如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探讨和各个时期的特点的论述还嫌不够深入，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相互影响等还阐述的不够，这些都是希望在再版时加以补充修订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特别是广大干部和青年都要强调知识化的时刻。不久前，李昌同志曾和我说过，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钱三强

四月二十九日

三

中科院第三任老院长卢嘉锡，我和他也有过一些点点滴滴的接触。

最初的接触是在1981年。1981年11月，应日本学士院的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日本。

卢院长亲自带队任团长。副团长是技术科学部副主任水利专家张光斗（清华大学副校长），科学院外事局局长郝汀，还有一名管理局的官员。

记得成员还有化学家蒋丽金、生物学家施履吉、数学家杨乐，他们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我有幸忝列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躬逢其盛，真是与有荣焉。

代表团为什么会选中我，至今我也不了解。我是代表团中唯一一名副研究员。但是能参加这样的代表团，我还是十分高兴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到日本访问。

代表团在东京期间，长年与我有书信交往并且在北京见过面的日本数学史学会会长下平和夫先生和日本珠算学会会长铃木久男先生一同到代表团下榻的新大谷饭店来访，并向代表团所有成员赠送了礼物。于是就有了图6的纪念拍照。

图6. 铃木久男（左三）与访日的卢嘉锡院长（左二）、姚佩君（中科院外事局日文专家）和杜石然（右一），下平和夫先生摄

代表团参观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等等。我个人还专门访问了京都大学文人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的科学史教研室，拜会了薮内清、山田庆儿、伊东俊太郎、中山茂、佐佐木力等先生。

其中薮内、伊东、佐佐木是初次见面，而山田和中山都曾来访过北京。

代表团从东京开始，经名古屋、京都、大阪再返回东京访日的10天期间，大家饮食起居都在同一个宾馆，很多活动也是共同出席的，因此可以说彼此接触还是比较多的。

卢院长为人亲切、爽朗，喜欢与人交谈。当日本学士院负责接待的行政官员个人恳请卢院长为他题字留念时，卢院长要我提供意见，结果他采用了我临时的急就篇（套用了李白的“桃花潭水”）。

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富士雄山高千丈，不及先生赠我情”。

我和卢嘉锡老院长的另一次接触，和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在研究所 大家经常简称为《大书》，图 7）相关。

多年来，《大书》都是研究所的重点工作，也是我个人多年来苦苦追寻的梦想。现在她已经即将最后完工。

人们知道，已经出版的26大卷的《大书》都印有醒目大字：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请卢嘉锡老院长出任主编，也是我参与办理的。

那是1989年初夏的一天。我和研究所的《大书》班子一起，来到木樨地卢老院长的北京高层寓所，汇报了我们想聘请他来做《大书》主编的事。

在寒暄并指看过走廊窗框伤痕之后，我们便陈述了我们的来意。卢院长没有回答，先是打开两个一人多高的铁皮文卷柜说：“老石（他老人家当年在同团访问日本时也曾经如此以名做姓的称呼过我），你们看看我这满满两柜，全都是别人送来的聘书。我不能再接任何别的聘书了，真的不能再接了。但是你们的事，又真的很重要。你很让我为难。”

最后，在我们再三要求之后，卢院长了解到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的工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于是，老院长的铁皮柜终于又放进了我们的聘书。

现在《大书》，在经过多年、多人的努力之后，已经基本完成。回顾我们走过的路，当初，聘请卢嘉锡老院长担任《大书》主编的事，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

同时，我们也没有辜负老院长的信任。可以说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本丛书，即《大书》），实现了几代中国科学史工作者的梦想，弘扬了中国的传统科技文明，是中国科学界奉献给全世界的珍贵礼物。

图7. 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作者简介：杜石然，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数学史家和科学史家。

本文原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19年第16卷第1期，原题《与科学院老院长们的点滴接触》。经《科学文化评论》授权刊发，略有编辑。

关注我们

微信号：sciencenet-cas (←长按复制) 或长按下方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