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职场“35岁焦虑”,也许唯一的方法是比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跑得更快。
作者 | 姚心璐
编辑 | 罗丽娟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全天候科技(ID:iawtmt)
张乙翔第一次看到朋友转发“35岁职场焦虑”文章时,出于好奇,点开了阅读。毕竟,这看上去与他密切相关——张乙翔今年34岁,程序员,每一个指标都喻示着,他应该正面临着类似的焦虑。
“35岁职场焦虑”的话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特别在科技圈。自2017年,华为传出“清理35岁以上员工”消息以来,各企业关于“劝退35岁以上员工”、“招聘限35岁以下”的传闻此起彼伏,在无数传言和事实下,人人自危。知乎上,一则询问“35岁以上的人都干嘛去了”的问题获得了近2000万浏览量,回答超过1300条。
然而,这种焦虑似乎与张乙翔无关。“我看了一两次就不看了,”他的口气中,透露出些许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被年龄焦虑所困扰的人,思维和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局限的范围内”,“但我已经不怎么关心这件事了,讨论这个问题,对我没有价值。”
同样将焦虑感抛之脑后的,还有39岁的贺然。
他在诺基亚已工作了10年。他承认,与过去可以在企业中养老相比,如今即使是大企业也常常裁员,“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但他对此并不担心,依照他的现状,即使离开职场,也不会遇到太多经济压力。
“你在职场上的每个阶段,都要专注想,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进步、下一步的可能性在哪里。”晨晖创投合伙人曾浩燊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每一步都很充实,还来不及焦虑。”
他们是这个焦虑时代的胜利者,同样的,他们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常态”。
提前焦虑
30岁时,张乙翔和贺然正在遭遇着职场的第一次焦虑。
焦虑的起因不是无路可走,而是对下一步发展的茫然。彼时张乙翔正在百度担任程序员,贺然则是华为的一名工程师。尽管30岁还不是一个需要担心因大龄被裁员的年纪,他们却同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失去眼下这份工作,自己还能做什么?”
2015年,百度尚未经历魏则西事件,公司年度净利润达到52亿美元,是前一年的2倍有余,作为所在团队绩效考核的第一名,张乙翔获得了18个月月薪的年终奖,并用这笔奖金支付了人生第一套房产的首付款。这是30岁时的张乙翔,妥妥的“赢家范儿”。
如今回想起来,他却清晰地记得,这亦是他在职场生涯中最为迷茫的一年。或许源于此前数年的“小成功”,他渴望自己拥有更多能力,分析之下,发觉自己只能“输出技术去换取工资”,除此之外,别无他长。
张乙翔的终极目标是创业。早在他的大学时期,有创业成功的学长回校交流,商业模式、盈利、融资……当学长讲出这些名词时,张乙翔的感觉是“也太酷了吧”。从那时起,创业种子便已在他心中埋下。
但百度程序员张乙翔还不知道“创业”的真正方法。“大公司像一个围墙,困在里面,程序员仅仅是一个技术”,除此之外,他对于如何成为创始人、如何融资,“认知都是模糊的”。2015年,也正是互联网行业创业高峰的一年,在张乙翔参加的许多聚会中,创业是朋友们挂在嘴边的话题,听着一些朋友提出的见解和认知,他自愧不如,甚至暗暗生出了些许自卑。
焦虑感驱使着张乙翔离开百度,时隔不久,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向他发出邀约,提供了技术管理的岗位,带着跃跃欲试的心情,他果断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三年时间里,他从技术出发,逐渐接触了产品运营、项目发展、商业模式,不仅对公司运作形成了概念,也对立项、拉新、变现等概念有了实践经验。在2018年底,当他离开这家公司时,他拿到了来自一位朋友的百万种子轮融资,以及来自多家公司年薪百万的技术高管Offer。
但由于创业环境整体遇冷,犹豫再三,张乙翔暂时选择担任一家公司的技术高管,不过,他尚未放下自己的创业梦,“常常会想起来那笔放弃的种子轮,每次都会觉得遗憾,”张乙翔笑笑,“现在的规划,大概三年后会再选择创业吧。公司不太可能裁掉我,但我有时还会想想,裁掉也不错,没有退路,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创业了。”
他从未后悔过离开百度,无论是离开的当时,还是数年后的今天,正如他所说,于他而言,此前,他只知在“围城”中埋头苦干,只有打开城门走出去,才能拥有此后的种种经验。
提前焦虑的人,已经提前为“中年危机”做好了准备。
贺然在30岁时离开了华为,与张乙翔不同,他离开的原因,主要是对华为过于忙碌的生活感到疲惫。自毕业以来,在中兴、华为分别工作三年,初出茅庐的工作热情,已经逐渐被消磨。
还在中兴时,他曾和同事一起赶工一个项目,连续加班一年有余,在临近完成时,却由于某些原因,项目被砍,一番努力瞬间付之东流。多年之后,贺然回顾这段经历时承认,这无非是职场十分平常的一件事,市场需求变化、公司战略转向,都会导致类似事件,但在当时,对于年轻、相信“奉献给公司”的贺然,却是一次重大打击,自此之后,工作在他心中的地位,慢慢下滑。
“人会对自己有一个评估,如果你是热爱技术、热爱工作的人,你可以把所有精力放在钻研技术上,在中年时成为一个技术专家,这是立身之本,我有认识这样的人,”贺然感慨,“但我可以确定自己不想走这条路,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
离开华为后,贺然换到加班较少的诺基亚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其余精力则一股脑扎入了投资,看书、看财经新闻、请教懂行之人,不一而足。
在2015、2016两年,诺基亚先后两次大裁员,公司内人心动荡,许多同事离职,正值35岁的贺然也遇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职业危机:是去互联网行业另寻出路,还是全部依赖于投资?“按今天的定义看,那的确是一次中年危机,也是我最焦虑的时候,”他承认。
不过,贺然最终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先留下来继续工作,加紧研究自己的投资策略。“大概在两年前,我基本能够确定,现在的投资方法是可以跑通的。”他并未讲述过多投资涉及的具体内容,不过,从赚取第一桶金至今,他已经拥有了一套“覆盖高风险、低风险等不同层面,达到稳定且可持续回报预期”的投资组合,来自这一部分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主业的薪水。
在诺基亚的工作仍是他物质及心态上的一种保障,但贺然认为,即使现在离职,凭借投资所得,也足够他与家庭度过一段缓冲期。
来不及想年龄问题
有些人的焦虑感提前到来,也有些人,从未在意这种焦虑。
“前几个月和一位正在求职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原来40多岁在职场上不太好找工作,”刘希夷感慨。对于正在一家知名投资机构担任总监的她来说,在过往20多年的职场生涯中,并未感受过年龄带来的焦虑。
“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思考,当下如何进步、下一步怎么做,来不及去焦虑年龄的问题。”有着同样感受的曾浩燊这样解释。
在许多人眼中,刘希夷和曾浩燊都是典型的职场精英,一路高开高走,每个职位都令人欣羡;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正是因为从不敢在任何一段工作中懈怠,才为自己铺就了这样的职业生涯。
刚入职场的头几年,曾浩燊每天早起洗澡时,都会询问自己,“你有没有动力去上班?在工作中你得到了什么?”他解释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26岁、一次28岁,如果你不能保持进步,那就是在浪费时间。”那时的他,一周可以工作7天,忙起来,总工时达到120小时。
28岁时,曾浩燊已经是一家美国大型半导体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带领着百余人的工程师团队,而他的直属老板,则是一位年近50岁的美国人。曾浩燊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他询问自己,“还要等几年?这是我想要的吗?”
他决定回国创业。
“第一次转型,一定是痛苦的”。起初,环境、平台和角色的转换,使曾浩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他记得,到上海不久,他为新团队找办公区域,依照过往的工作习惯,曾浩燊找到了此前熟识的供应商询问价格,“5000块钱一个工位?!”他对价格感到震惊,“大公司来往的供应商大都偏贵,但我当时却没有这样的认知。”
熟识的合作伙伴显得更为冷淡。为了谈成一笔生意,他与之前的一位客户约定了日期见面,但当他专程从上海飞到深圳,再转乘大巴抵达时,对方却抱歉地告知,当天出差在外,只能再约时间。
创业的第二年,曾浩燊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对不起啊,我们今年预算很难看,可能没办法给你付款了,要不你的项目先停一停?”当时,为这家公司打造的产品已经进行了半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浩燊已经释怀,“都是接触很久的朋友,人家也是真没钱了,不是故意要害你。”
数年后,他转行成为投资人,这些经历反而成为他与被投企业交流的经验,“我常常和一些创业者说,一笔投资、一笔签单,即使对方的意向再强,在最后的决策中,意向的影响程度也只占10%,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曾浩燊迄今为止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有两个重要的“七年”。第一个七年,曾浩燊完成了从基层工程师向管理层的转变;从29岁到36岁的第二个七年,他先后创立了三家公司,成为一个创业者,其中第一家公司已经以“还不错”的价格出售给了一家外企。
创业的第七年,曾浩燊遇到了晨晖创投创始人肖文彬,时至国内半导体产业复苏,肖文彬想寻找一位熟悉这一领域的合伙人,曾浩燊扎实的技术背景和创业经历完美吻合了他的需求。最终曾浩燊又有了新的身份——晨晖创投的一名合伙人。
“我没有意识过年龄的问题,可能是我一直走得很快,”曾浩燊想了想,“如果我36岁还在做工程师、或者40岁才第一次创业,那我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我一直处在定目标、完成目标的循环中,就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巧合的是,刘希夷的职场角色转换也是以七年为周期,7年记者、7年科技项目经理,此后,她转为担任一家知名公司的总监。
和曾浩燊一样,不断转换角色,使她始终处于学习和创新的环境下,来不及思考所谓的中年危机。
从记者身份转化为项目经理时,很多领域都是陌生的,她曾为了一个项目,一口气买下20多本专业书,四处找人咨询,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内学完,成功推动项目完成。
刘希夷今年45岁,按她的规划,自己的职场生涯至少还将持续10年,“希望能把履历、成就都再抬高一个层级”。如今,她正面临着更多需要学习的内容,“一方面是公司四大业务板块的内容都在不断更新,要随时能跟上,同时,我也想掌握更多战略层面的知识和思考。”
没有轻松的职场
还在美国时,曾浩燊身边有许多年长的工程师。在他当时所供职的公司中,如果没有极强的进取心,工程师是一个可以做到退休的职位,并且随着技术能力增加,待遇也并不低于管理层。
但这不是中国职场的现状。无论曾浩燊还是刘希夷,都同样意识到,其实在一些基础岗位的招募上,年轻人会更受欢迎。“不是说只看年龄,但比如去接触一些新领域,年轻人的确精力更好,学习的速度也更快,”刘希夷承认。
贺然记得,刚刚步入社会时,各行业工作的迭代速度相对缓慢,一些大企业中,“一做就是一辈子”,如今,这种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
无论是曾浩燊、贺然或是刘希夷,他们之所以与“35岁焦虑”无缘,都源于多年以来,对自己发展规划的不断探索和尝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期都曾有过在行业排名TOP3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或学习到更精尖的技术、或积累了系统的工作模式;但在30岁出头的年纪,大部分人选择了离开,在不同领域或不同业态的公司,继续尝试着新的发展。
在他们当中,尚无一人甘愿进入所谓的中年疲惫期。
“从工作开始,给自己不断设立目标,也设定期限,尽力在期限内完成,一旦达到目标,不要过于留恋,快速向下一个目标进军,”在与一些年轻人的交流中,曾浩燊常常给出这样的建议,“如果实在迷茫,就像我当年一样,每天洗澡时,反思下自己是否有动力、是否在进步。”
对于那种毕业后追求稳定,直到遭遇困境才感到危机的状态,他形容为“温水煮青蛙”——“不要在同一个状态下停留太久,”他这样总结。
最近三年,他正在适应着投资人的新角色,“以前是亲力亲为,自己上考场,现在好像是送儿子上考场”,他这样比喻心态的转变,他希望能给予创业者足够的指导,又唯恐显得太强势,努力在这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贺然则不断尝试着新的投资品类,两年前,他选择投资了一家民宿,“涉及衣食住行的投资,风险较低”,民宿开在市区的一处景区旁,招募了专业团队负责运营,目前“在各处开销之外,已经可以有结余”,不出意外,最近一段时间,他还会增加一些新的投资。
对于女性职场人,家庭总是避不开的话题。怀孕近5个月时,刘希夷踏入了在职研究生的全国统考考场,孩子出生不足四个月,她又报名了新东方的一万单词班,为即将到来的研究生英语考试做准备。
这份努力为她换来了国内TOP2高校研究生的一纸文凭,“很难说,在绝对意义上,这究竟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哪些帮助,不过,可能没有这个学历,我也无法进入之后的那家大型科技公司。”刘希夷说。
曾担任外企高管的童海琳,则由于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不得不在接近40岁时,告别了十几年的职场生涯,暂时回归家庭。她不愿放弃工作,辞职仅一个月,便着手研究小型的创业项目,在三年内考出了中医营养师、艾灸师、芳疗康复理疗师,小儿推拿师等各类大健康产业的专业证书,照顾孩子的同时,开办了一家中医艾灸工作室。
“我曾经设想过,如果一直没有离开最早供职的那家外企,会不会一直很稳定,也可以照顾家庭,”童海琳回忆说,那是一家相当稳定的外资公司,在细分市场中有着绝对的垄断地位,她曾在那里工作了近7年,在32岁时,因为不愿在公司继续“养老”,她选择了离开。仔细思虑后,她依然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年轻时需要一点挑战,太过稳定的养老性职业,会让年轻的自己失去斗志,从而也失去了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中,也许唯一能够摆脱“中年职场危机”的方法,是比这个社会变化的速度,奔跑得更快。
“如果说我真的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曾浩燊笑道,“比如,我职业的第一个积累期用了7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这个时间是3年。”
曾浩淼在微信上分享了一张图片,上面印着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疯子?就是一遍又一遍做着同样的事情,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名言,”他说,希望把这句话送给那些焦虑但不敢改变的人。
(文中张乙翔、贺然、刘希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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