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模式：解释高等教育地方崛起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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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江苏高教》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戴粦利 蒋达勇
摘要
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加码高水平大学建设，大有高等教育地方崛起之势，这背后的因果机制是什么？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做出有力解释的雁行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非一致性、压力型的政治体制、可流通的高水平大学资源等都为建构以“先行—追随”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雁行模式理论提供了前提。雁行理论揭示了“头雁”引领和“雁尾”跟随并最终形成雁阵的因果机制，提示了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张力与挑战。
关键词：地方政府；高水平大学建设；雁行模式；大学资源
本质而言，大学是一个超地域的组织，但又与所在地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大幅增加对区域内重点高校扶持力度。地方政府为何纷纷发力高水平大学建设？不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决策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为何在具体建设方案上又会高度的趋同？百舸争流的图景给中国大学建设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问题都极富现实与理论意义，本文试图从跨学科的视角对此作一探讨。
一、现实背景与理论困惑
我国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上一直采取中央政府主导的“重点大学”策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投巨资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两项重大政策，使中国高水平大学更深地烙上了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行动”印记[1]。但近几年，长期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上“置身事外”的地方政府开始纷纷发力，目前，除极个别省（市、区）外都出台了大体相似的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方案。一些地方政府更因投入巨大、力度空前而引发广泛关注。地方政府的“份外”举动同样引起了学界浓厚兴趣，提出了多种解释理论。
政策配套说。这主要是各地为响应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结合本地实际而采取的配套性举措，其目的在于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力图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区域格局调整中占得先机[2]。
经济转型需求说。在国家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创新驱动等重大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急需高校提升科技创新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构成了地方政府建设高水平大学的主要动力[3]。
晋升竞标赛制说。有学者借用地方官员晋升竞标赛制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倾情高水平大学建设是竞争性地方政府的“路径依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续，“这种政府意志最为明显地体现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它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4]。
地方政治精英决定说。我国政治权力相对集中，政治精英在决策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地方政治精英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主要发起者，是理解高等教育地方崛起的关键因素[5]。
现有解释对我们把握高等教育地方崛起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总体观之仍存在缺乏实证、视角单一、未充分考察各地高水平大学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等缺陷，以致难以充分解释实践中的一些重要现象。第一，无法解释地方政府在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反应时差”现象。褚照锋在对全国24个地区的“双一流”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各地在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相关政策上存在明显的“反应时差”，既有在国家“双一流”计划实施前“抢跑”的“先行一步者”，也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应迟钝者”[6]。这种显著的“反应时差”与政策配套说存在明显张力，更无法在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逻辑中得到解释。
第二，无法解释地方政府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内容上的高度趋同。与各地在推出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时间上的明显不同步相对应的是，各地在具体的政策内容上却出现了明显趋同现象。这种趋同不仅表现在文本结构上，更表现在具体的政策内容上，根据褚照锋的研究，在选取的24个地区“双一流”方案中，有17个地区采取分层分类策略；绝大多数地区都强调优化整合资源，实现多主体共建；在保障策略上，更是高度一致，均强调加大财政投入、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加强绩效考核、动态调整等[7]。可以说，各地只存在建设力度大小等形式上的差别而无实质性差异。这种趋同现象与经济转型需求说、政治精英决定说和晋升竞标赛理论都存在较大出入，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地区政治精英的关注点也不同，各地建设高水平大学理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切合各地经济转型实际，才能在晋升锦标赛中占得先机。更重要的是，单就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而言，集中力量支持属地的教育部重点大学而非扩大至地方重点高校更为“划算”，因为前者的科技创新能力显然要高于后者。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我们认为，需要采取比较研究的视角，将各地高水平大学建设关联为一个整体性“事件”，建构统一的解释框架，揭示高等教育地方崛起的动力机制和深层逻辑。
二、雁行模式：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雁行模式理论的原型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他在对明治年间日本产业发展历史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依次经过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等四个阶段，在图表上形似飞行的雁阵，因此将其定式化为“雁行模式”[8]。后来，以山泽逸平为代表的很多学者对雁行模式进行了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对具体的雁行形态进行了扩展和引申，如将上述四阶段说发展为“进口、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的五阶段说。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经济的相继起飞，以小岛清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这一理论迁移到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解释上，提出东亚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追赶型发展模式，若干个具有不同生产禀赋的国家，形成由雁头（日本）—雁身（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雁尾（东南亚国家）构成的梯次产业结构[9]。现在讲雁行模式一般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雁行理论的提出，对东亚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对雁行理论内涵的讨论也不断深入，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
第一，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雁行模式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雁行理论本质是一种关于赶超型发展模式的解释理论，存在于地区之间的显著的发展不平衡是雁行模式理论成立的现实基础，离开这点，也就无所谓“先行”与“跟随”、“头雁”与“尾雁”。
第二，比较优势是雁行模式运行的关键因素。雁行理论认为，资本的逐利本性促使“头雁”国家和地区将产业外移，“尾雁”则利用自己在人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上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并实现自身的产业发展。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指引下，跨国产业开始联动，“雁阵”最终成型。
第三，有利于资本、产品跨区域流动的制度环境是雁行模式成立的外部条件。雁行理论在价值取向上支持国际自由贸易，主张更大程度消除影响生产要素、投资跨区域流动的制度障碍。因为，只有这样“头雁”和“尾雁”才能发挥各自优势，“雁阵”方能维持。
第四，“雁阵”是动态平衡的。尽管在一定时期内，雁阵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但各雁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尾雁”对“头雁”的赶超意愿或对后者领航方向的否定可能促使雁阵的调整甚至解体。
通过对雁行理论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出这一理论的形式和实质构件：方法论上，它首先通过历时性研究将同一因果机制影响下的不同对象加以联结，进而采用共时性视角将联结形态表述出来；在价值主张上，它强调因果链条上的不同对象占据不同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主次之分；在运作机制上，它将各方发挥比较优势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视为雁行形态的主要形成机制；将对象谋求梯度结构中的地位上升视为雁行形态的主要调整机制。
初看起来，发轫于经济研究领域的雁行理论与本文似乎缺乏必要交集，但如果紧扣雁行理论内涵，特别是着眼于方法论的借鉴和启发则会发现，在高等教育地方崛起这一“事件—过程”中，存在使相应的“雁行”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换言之，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域存在“神似”之处，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水平差。自有现代高等教育形态以来，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就是常态。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逻辑嵌入到国家行动的整体框架之下，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机制得到进一步发挥，进一步形成了我国区域高等教育的“差序格局”[10]。这种格局为形成高等教育地方崛起的雁行模式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二，各地在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上各具优势。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但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在发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央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则努力追求缩小地区差异，对后发地区进行倾斜性的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在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崛起上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直观看，比较优势体现为经济发达地区拥有建设高水平大学必需的雄厚财力，而中西部地区则有一定的政策扶持优势。这为形成“引领—赶超”的雁行发展格局创造了条件。
第三，具有形成竞争赶超格局的宏观制度条件。在大学数量迅速扩大，高等教育全面进入大众化阶段，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必须扩大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主导权才能较大幅度地提升中国高水平大学的数量和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均对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中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提出要“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鼓励相关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央高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基础条件，统筹推动区域内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针对性举措，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参与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制度激励，改变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隔膜状态，为最终形成竞争性赶超格局提供了制度空间。同时，全球化、市场化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使人才、设备、技术等知识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成为可能，使赶超战略的实施更具操作性。
由于动态平衡特征是对雁阵形成之后运行状态的概括，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将雁行理论运用于对高等教育地方崛起实践的解释是合适的，能够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建构起相应的雁行模式理论框架。这一新的理论框架的核心要义是：少数地方政府在内生需求驱动下做出了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决策，并随即产生了显著的“头雁效应”，其他地方政府在差异化动力机制作用下陆续跟进，最终形成了以“先行—追随”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
三、高等教育雁行发展的实践逻辑
前面，只是分析了地方高等教育雁行模式形成的必要条件，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作用下，使得必要条件转化为充要条件从而催化出雁行模式呢？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揭示雁阵的形成逻辑。
（一）倒逼与赶超：“头雁”的形成
众所周知，改革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均以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以GDP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被很多人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要素[11]。从这点出发，学界形成了多种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论模型，典型的如“企业型地方政府”[12]“发展型地方政府”[13]“县域竞争”[14]等。无论这些理论的切入点如何，其核心都在于揭示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强大动力，其解释路径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决定政治”。这一路径同样是理解地方政府对于高水平大学建设“偏好”形成的关键。
正如本初意义上的雁行模式理论揭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重点包括规模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持续增加的基础设施投入、对外来投资的政策性倾斜等。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减退，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向“头雁”逼近的难度越来越大，改变原有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日益紧迫。于是，中央和地方都开始意识到必须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大力实施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作为科技、人才、创新交汇点的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正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所强调的那样，“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循此逻辑就不难理解，最先遭遇旧发展模式困境的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对于高水平大学阙如的切肤之痛和由此产生的强大动力。经济发展倒逼带来的动力，是解释“头雁”率先行动的首要机制。
但如前所述，雁行模式对于“经济转型需求说”持批评态度，“经济发展倒逼”不能独立地解释“头雁”的形成，我们必须在此之外寻求进一步的解释，而最重要的是将经济发展史与高等教育发展史统合起来。
一般认为，我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由局部到整体、由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路径，这种路径在最大限度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发展水平高度不平衡等问题。饶有趣味的是，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格局虽然大体与经济发展格局相一致，即东中西部的大学发展水平依次递减，但由于建国后实施的诸如“三线建设”等特殊政策，个别中西部省份，如陕西、四川等在高等教育上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此不同，改革恰恰是在诸如广东这样计划经济时代的边缘地带破局，而这些地方的高等教育基础非常薄弱。这就导致出现“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一致性”[15]。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落差带来的“逆袭冲动”与经济发展的倒逼相叠加，最终促使个别地区率先行动，成为领航的“头雁”，广东省的例子最能阐释“头雁”形成的上述机制。
自1989年起，广东就一直牢牢占据GDP总量全国第一的位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经济强省，但长期以来广东省无论是高水平大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与京、沪、苏等地有较大的差距，与鄂、陕、川等一些中西部省份相比也毫无优势可言，推动区域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任务较为紧迫。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进出口贸易占比较大的广东比全国其他地区面临着更大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只能向上突围，思路和想法是，以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总引领和总抓手”，“真正做到动力切换，在全国率先建成创新性经济”[16]。实现向上突围的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建设高水平大学”，充分发挥高校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一个典型例证是，广东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特别重视理工科大学的建设，大手笔推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计划，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倒逼机制的作用，因为显然理工科大学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客观形势催化和明确的指导思想引领下，2014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调研时提出：“要办更多高水平的名牌大学”，“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就差在缺少高水平大学上，我们要有意识地扶持，争取能有几所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17]2015年2月，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宣布从2015年到2019年将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高水平大学建设，同时出台《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建设目标、体制机制、资金投入、组织保障等做出了安排。2016年3月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介绍广东省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专场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推介广东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经验，广东的率先作为获得上层认可，“头雁”效应由此显现。
（二）借势与顺势：雁阵的成型
在“头雁”形成之后，其他地区是基于何种动因决定加入这一阵列？或者说，先行地区的政策效应是如何扩散出去的？笔者不认同主流的锦标赛制理论解码思路，一是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成果较难量化，它不符合竞标赛制理论要求的“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是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和“参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的成绩”这些重要前提[18]。二是如前所述，差异发展而非亦步亦趋更符合竞争的内在逻辑。从形式上看，“头雁”效应的形成源于“后雁”的学习和模仿。积极学习“先行先试”地区的经验、做法是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它实质上也是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效化解政治风险的理性选择。但学习模仿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对其背后动力机制的解释。回到地方高等教育崛起事件本身，“后雁”学习、模仿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两类：
第一类是借势赶超。对于部分地区来说，尽管没有“头雁”那种迫切的内生需要，但在国家大力提倡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双一流”建设的大环境下受到“头雁”的示范启发，敏锐地看到了借助国家利好政策实现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弯道超车”的良好机遇，因此不甘人后，果断地选择跟进，河南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作为一个有着过亿人口的中部大省，国家“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之前，河南却没有一所“985工程”高校，能稳定进入全国大学主要排名榜前100名的高校也只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因此，河南具有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较强内生动力，在国家明确表示要打破大学的身份固化，改革重点大学建设政策，且前有“头雁”抢跑带动的情况下，河南省决定迅速跟进。2015年7月，河南召开全省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按照高水平大学、特色骨干大学、应用技术类型大学和高职高专院校四类分类推进发展。2016年7月，河南省正式推出地方版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即“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建设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学科高地，实现高等教育的局部高端突破”。2017年9月，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郑州大学成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B类），河南大学成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成为“双一流”建设的大赢家，河南的借势赶超策略初见成效。
第二类是顺势跟进。在中央集权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各项工作都面临着完成考核的压力，在“双一流”建设成为中央政府大力倡导、明确要求的重大战略决策的背景下，做出积极响应的姿态是地方政府在科层制逻辑下的必然选择，由“雁头”而及“雁身”的示范效应最终扩散至“雁尾”。其实，当国家倡导与“头雁”的自发配合形成呼应时，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选择加入“雁阵”时，已经形成了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合法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避免成为落单的“异类”就是组织最理性的选择，而对先行组织的模仿行为就会发生，并最终促使“雁阵”的成型。
（三）偏离与约束：雁阵的调整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高等教育地方崛起雁阵的形成逻辑和机制。那么，雁阵成型后会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往前飞行？它又如何实现动态的调整呢？
雁行理论揭示了一种以“引领—追赶”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从这一特征出发可以合理推断，“后雁”对“头雁”的跟随建立在对后者“飞行”目标方向、手段方法的认同上，并且从较长时段看，实现对“头雁”的赶超是“后雁”始终不变的追求。因此，影响各“雁”位置序列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后雁”的认知改变都可能导致“头雁”的易主，甚至雁阵的解体。如在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深圳市发现如果沿着国家和广东省既定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路径，深圳很难打破固有的秩序格局，深圳大学在获得市政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仍未能如愿成为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就说明了这点。在这种情况下，深圳采取了很多“单飞”的措施：如引进香港中文大学、莫斯科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国际、国内一流高校在深圳建立新校区或建立研究生院；继续大力支持南方科技大学建设创新型大学，进一步明确其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高校的定位；与深圳产业发展融合，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领域建设特色学院等。深圳市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对现有高等教育地方崛起模式的冲击，成为影响雁阵演进态势的一个潜在因素。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与产业发展中的“头雁”不同，在高等教育发展雁阵中，领航地方崛起的“头雁”反而是高等教育的欠发达地区，其“头雁”的地位源于其对国家政策走向的提前洞察和率先响应而非更高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真正的“头雁”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的终极来源，中央政府的政策走向构成了对雁阵调整力度、方向的根本约束。与“头雁”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上的追赶者地位相关联，它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在雄厚经济实力带来的持续巨额财政投入能力，而高薪抢夺高水平大学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则是其发挥这种比较优势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这种比较优势的作用方式与经济学雁行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短期内人才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头雁”的经济实力优势在较短时期内就会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在其他地区相应增加对高水平大学的财政支持之后，这种“金元”政策遇到的瓶颈就益加明显，雁阵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
四、理论初判与实践预期
（一）中央主导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传统与扩大
地方高等教育自主权需要之间的张力从对“雁阵”形成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地方崛起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但总的来看，中央政府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上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无论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还是如招生指标、科研项目、重点实验室、高层次人才认定等具体的资源分配，地方政府都缺乏必要的自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先行先试的“头雁”也是受到“终端导航”规制的，并不能完全自主地选择一个新的航向。在高水平大学数量较少、国家资源较为有限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来主导实施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合理性。但在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理应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些地区脱颖而出，真正地形成高等教育的“头雁”效应。
（二）依赖政策驱动与激发高校发展内生动力之间的张力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密切相关”，“近几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几乎完全为政府主导的改革所驱动”[19]。地方高等教育崛起同样是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而这势必带来政治考量与遵循教育发展内在规律之间的张力。例如，尽管“头雁”具有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较强内生动力，但由于其根本着眼点是迅速提高大学对于地方经济转型的支撑能力，这种政策定位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和大学的投机行为，目前高水平大学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重理工科、轻人文社会学科，重应用性学科、轻基础性学科”，以及提高物质待遇为主要手段的人才争夺等现象都与此密切相关。因此，在推动高等教育地方崛起过程中，必须深刻意识到政治权力高度介入带来的双重结果，既充分抓住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带来的利好，更要以此为契机，争取更大的体制改革空间，进一步厘定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真正实现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制相融合，防止出现权力逻辑主导下的“运动式”建设、盲目追求量化指标的短期突破等情况。
（三）强大的趋同压力与差异化发展需要之间的张力
透过对雁阵运行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雁阵中的不同主体存在较大的动力差异，但雁阵的成型本身就预示着行为趋同逻辑的强化。换言之，当前述各种机制最终促使“雁阵”形成时，无论是领航的“头雁”，还是跟随的“尾雁”都很难再完全按照自身的逻辑去实践。这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的同质化。目前来看，尽管各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要凸显地方特色，但从雁阵模式理论看，在“引领—跟随”的行为模式下，这多少是一种过于“严苛”的期望，特别是对于“被迫”跟进的“尾雁”而言。趋同不但消解了通过差异化发展实现异军突起的可能性，更带来了不可持续、效率低下的风险。因此，各地政府及高校，尤其是“后雁”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应该更好地平衡顺势跟进与“另辟蹊径”之间的关系，在合理化解合法性压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因地制宜、因校施策。
（四）对“头雁”的领航要求与其本身的追赶者地位之间的张力
理论上讲，“头雁”的地位应该是基于其实力自然形成的，但在高等教育地方崛起过程中，“头雁”更多是由先行先试的政策效应带来的。简单说，就是诸如广东这样的“头雁”地区尽管其率先推出的政策作为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它本身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上却并不具有优势，因此其领航能力需要时间考验，其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上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否具有方向性意义是一个尚待验证的命题，这无疑对整个“雁阵”模式的健康发展带来挑战，“头雁”的判断失误甚至会带偏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YJCZH065）；广东省教育科研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14JKZ01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项目（项目编号：14Y16）。
作者简介：戴粦利（1981—），男，广东梅州人，华南师范大学现代国家与大学治理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蒋达勇（1978-），男，四川绵阳人，华南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现代国家与大学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学博士。
转载自：《江苏高教》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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