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 陈平原
手头有一册《(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乃当年校方印刷的宣传品,供学生选课参考用。翻阅半个世纪前老北大的规章制度,既感汗颜,又多启悟。看了以下引录的课程表,发布“今不如昔”之类的感慨,不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我更希望的是,略为引申发挥,谈谈大学改革之艰难。
最先引我关注的是,1930年代的北大,并未因炮火临近而苟且教学,其课程设置的完备与教师阵容的强大出乎想象。以我比较熟悉的文学院为例。其时的文学院,包括哲学、教育、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史学等五个系、除了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基本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主要课程由各系自行安排。当年北大施行的是学分制,学生选课有充分的自由。不过,各系均要求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五系之中,气魄最大的还属哲学系。请看“本系简规章”:
本系为探究哲理,融汇东西思想之设置,内容广博,门类滋多,凡百学说,如文、史、政、法、数、理、生、化等,苟有涉猎,均与本系有裨;故在修学上,本不必专选任何科为辅科。但为学者个人需要计,可任选本校所有各科之一为辅课。
由于担心学生选本系课程过多,选他系课程太少而导致“常识不足”“难受触类旁通。彻底解悟之效”,哲学系甚至规定学生除本系课程及共同必修课外,“宜选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之一门”——这比其它系仍在本院课程中打转,又前进一步。
至于任课教师的阵容,我想只需把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全部抄录下来,不用多加解释,便可一目了然。
中国文学史概要:(文学院长、国文系教授兼主任)胡适
中国文字学概要:(国文系名誉教授)沈兼士
中国音韵学概要:(国文系教授)马裕藻休假,(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代授
作文附散文选读:(国文系讲师)冯文炳
语音学:(国文系教授)罗常培
语音学实验:(国文系教授)罗常培
语言学:李方桂
中国古代文学史:(国文系教授)傅斯年
中国中古文学史:(国文系教授)罗庸
诗经:(国文系讲师)闻一多
先秦散文:(国文系教授)郑奠
汉魏六朝诗:(国文系教授)黄节
李白与杜甫:(国文系教授)罗庸
宋词:(国文系教授)罗庸
近代诗:(国文系教授)黄节
词史:(国文系讲师)顾随
戏曲史:(国文系讲师)顾随
中国小说史问题:(国文系讲师)马廉
传记文学研究:(国文系教授)郑奠
中国文学批评:(国文系教授)郑奠
古文字学导论:(国文系讲师)唐兰
甲骨文字研究:(国文系讲师)唐兰
钟鼎文字研究:(国文系讲师)唐兰
中国文字及训诂:(国文系名誉教授)沈兼士
中国音韵学-古音考据沿革:(国文系名誉教授)钱玄同
中国音韵学-韵书系统:(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
中国音韵学-等韵图史:(国文系讲师)赵荫棠
中国音韵学-音标运动:(国文系讲师)赵荫棠
中国音韵学-高本汉之《中国音韵学》:(国文系教授)罗常培
中国音乐学-方言研究:(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
校勘学及实习:(国文系讲师)刘文典
古书读法距离:(国文系教授)郑奠
诗词试作:(国文系教授)罗庸
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国文系讲师)冯文炳
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同学选修之课程:
中国思想史:(哲学系讲师)容肇祖
西洋哲学史:(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张颐
普通心理学:(教育系教授)樊际昌
英国文学史:(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梁实秋
日本文学史:(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周作人
中国上古史:(史学系教授)钱穆
魏晋南北朝:(史学系副教授)蒙文通
宋史:(史学系副教授)蒙文通
辽金元史:(史学系教授)姚士鳌
明清史:(史学系教授)孟森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陈受颐
西洋十七八世纪史:(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陈受颐
西洋十九世纪史:(史学系讲师)刘崇鋐
金石学:(史学系名誉教授)马衡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史学系讲师)向达
近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上之新发现:(史学系讲师)向达
希腊文明史:(图书馆长兼史学系教授)毛准
国文系教授傅斯年
不管是本系还是外系,上述所有开课的教员,几乎都是当年某一专业领域的顶尖学者。不能说今日学界无贤人,也并非上述诸君的学问无法超越;而是当今中国,无论哪一所著名学府,无论你如何绞尽脑汁,都排不出这么一张课程表。要求所有课程的主讲者,没有一个滥竽充数,这比开列若干“如雷贯耳”的名人要困难得多。
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与今日的教书先生截然相反,1930年代的大学教授课程多,收入高,生活优越,但很辛苦。据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当时在各大学教书的人,收入多,钱值钱,因而生活十分优裕”。因为,由学校发聘书的专任教授,月薪一般在三百元以上,像谢国桢这样在家里“天天开饭摆圆桌”,或者像鲍文蔚那样租一个独立小院子,雇两个女佣和一个厨子,外加一部崭新的包车,实在不算稀奇。谭其骧为书写的代序,以过来人的身份,介绍其时的读书人如何应付吃馆子、听戏两大享受:“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块二”。这就难怪邓先生要大胆立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员是当时的天之骄子。”
梅贻琦与胡适晚年相聚
教授薪水高,自然便于吸引人才。当年的北平,人文荟萃,学人间切磋学术,相接甚欢。只可惜抗战军兴,如此景象一去不返。在炮火连天的映照下,教授的面孔日渐苍白。
既是斗转星移,也就不好乱打保票。即便对北大充满信心的人,大概也不敢轻易断言:到了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我也能开出一张让今人和后人均“无可挑剔”的课程表。
注:本文节选自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一书
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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