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所的零号病人？新一轮的谣言和“猎巫”
从前天开始，网络上又开始流传新的一轮谣言，说武汉病毒所的研究生“黄燕玲”是第零号传染病人，是最初的感染者，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中外泄的。网上还找到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比如黄燕玲在网页上没有照片等等。石正丽对媒体的回复，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刚，说不掌握黄燕玲的情况，但研究所没有一个人感染，这个回复同样引发了更多民众的质疑。说你自己的研究生，你居然不掌握情况，还说研究生没有一个人感染，肯定有问题。
昨天和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新的信息。比如，黄燕玲是2012年入学的硕士研究生，2014年论文开题，指导老师是危洪平。有一些微信截图说黄燕玲现在在成都工作，与武汉所已经没有关系等等。
下面，我就这个问题做一些常识性的分析。
首先，对于微信截图聊天记录这些，无论是哪边的证据，我都保持怀疑态度。但从入学录取资料看，黄燕玲是2012年入学的硕士，这个是可信的。硕士研究生的时间大概是3年，黄2014年论文开题，估计2015年硕士毕业是正常合理的结果。黄燕玲是否还在武汉病毒所工作，这个很容易调查，如果黄燕玲还是武汉所的员工，这个是瞒不住的。
我在CNKI上找了一下黄燕玲的论文，找到的应该都是同名同姓的人，没有找到她的论文。如果黄继续了读博士，还在科研领域，照理说应该不可能完全没有论文。石正丽，王所长，武汉所的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人员，每个人都有很多可以查询到的论文。当然，杠精可以说，黄从事的是绝密的工作，所以没有论文....
我的推测是，黄燕玲硕士毕业后，没有读博，直接工作了。工作单位应该也不是科研院所，所以没有发表什么论文。
如果黄是一个2015年，四年多以前，毕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石正丽没有印象是很正常的事情。而研究所有没有人感染，她应该是很清楚的。她对媒体的回复，很直接，但是也符合正常情况。
至于黄为什么没有照片。其实反过来想也很容易理解，造谣的人为什么会选黄燕玲做为造谣的对象，也许就是因为她没有照片。
有些人说，黄燕玲为什么不站出来，接受采访。假设黄15年毕业，离开了病毒所，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莫名其妙就成为了第零号感染者。她没有义务站出来打破自己平静的生活。当然，从政府的角度，应该主动澄清这个事实，防止谣言的蔓延。
对于零号感染者：因为新冠目前没有准确找到零号传染者，产生了很多怀疑。
但是，传染病的零号感染者不是都能找到的。流感也是传染病，零号传染者就不可能找到。1918年西班牙流感，连最早在哪个国家发生都不确定。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传染病都列出来，能找到完整链条和零号传染者的寥寥无几。SARS这样能完整找到传染链的传染病，反而是特殊情况。
我前文中写过：这次新冠病毒，之所以防控非常难。不是因为传染力多强，而是因为隐蔽。一个病人，可以不发烧，症状轻微，自己都没意识到得病，但同时具有传染力。当传染链中出现一个这样的无症状病人时，整个传染链就断了，无法通过流行病学史追踪。如果新冠病毒感染人的最初期的传染链，存在1-2个没有被发现，症状轻微已经自愈的感染者，就基本不可能定位到零号传染者了。
在现在，人类对新冠病毒的知识已经远比去年12月更丰富，也重视的多。在新冠的海外传播上，寻找零号传染者也是难上加难。
1月20日到22日，来自全球各地的109名员工齐聚新加坡君悦酒店，参加英国气体分析仪器公司仕富梅（Servomex）的内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五个国家的超过10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就这109个人，一个固定场所，照理说找出来谁是造成这场国际传染的“零号病人”应该轻而易举。然而，直到2月14日，把病毒带到这个会议的人，这个零号感染者还是没有找到。
世卫组织全球疫情和警报响应网络主席费舍尔（Dale Fisher）坦言，无法找到传染的源头“确实让我们不安”，而不知道源头所在将使防控措施的效果减弱。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染病研究专家覃毕雅（Paul Tambyah）则推测，传染源可能是参会者之外的人，“大家都认为是参会者，但也可能是清洁工、招待”等其他人。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已经表示，当局将继续追查此次事件的“零号病人”，直至疫情结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追查工作的难度将越来越大。颜金勇承认，另一种结果是“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零号病人”。
在今天，新加坡一个固定场所的会议，100多参会者，零号传染者都没有找到。
日本今天，也出现了找不到传染链的感染者。
武汉的疫情的零号感染者感染应该在12月初之前，那时还没人知道新冠病毒，对病毒也不了解。在这个情况下，零号感染者找不到，是大概率的。
大家看到石正丽说武汉所没有一个人感染，都觉得不正常。武汉这么多确诊案例，为啥你们所一个没有？肯定有问题。
关于武汉所没有一个人感染到底合不合理。简单算一下就可以看到。
据2016年12月研究所官网显示，研究所设有5个研究中心，共设有34个研究学科组；共有在职职工266人，其中科研岗位189人；在读研究生253人，其中博士生124人，硕士生129人。研究生寒假春节期间大概率要回家吧。现在留在武汉所的人，估计也就300人而已。
武汉留在城内大概 900万人，截止今天确诊人数不到4万，大概感染率0.44%。200多人也就有一个感染。武汉所如果现在还有300人，大概按武汉平均概率，也就1个人而已。做为病毒科研人员，安全意识比较强，科研人员平时的社交活动也不是特别多，一个都没感染不算什么奇怪。对概率有研究的朋友可以算一下，0.44%的阳性率，抽300个人，一个阳性都没有的概率是多少。我自己粗粗算了一下，20-30%吧，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概率。如果武汉所大家谨慎点，阳性率是总体的一半，一个都没有的概率就超过50%了。
目前的关于“黄燕玲”的谣言，是一个很低级的谣言。而零号感染者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武汉所没人感染，也很正常。
那科研人员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应该批评呢？
我们看看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的一段。
“我在2016年就提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可以搞揭榜挂帅，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对抗击疫情所需要的疫苗、药品等研发，要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防控实践相结合，在保证科学性基础上加快进度。
对相关数据和病例资料等，除有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外，在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条件下，要向我国科技界开放共享，组织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等方面的专家，研究病毒传播力、毒性等关键特性，尽快拿出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要鼓励专家学者增强担当精神、职业责任，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多拿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请看这三句：
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防控实践相结合：少发点英文论文，多研究一下如何和临床、防控实践结合。所以我认为武汉所对氯喹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目前已经进入临床，初步显示，有一定效果
“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张新民介绍，磷酸氯喹是一种上市多年的抗疟药物，体外实验显示对新冠病毒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因为它是一个上市药物，安全性有一定保障，目前正在北京、广东等十多家医院开展临床研究，累计入组患者超过100例。近期，湖南省也将启动磷酸氯喹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临床结果初步显示，磷酸氯喹对新冠肺炎有一定的诊疗效果。”
在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条件下，要向我国科技界开放共享：总书记写的是，向我国科技界开放共享。是我国，少发点英文论文，少和国外合作做涉及基因和病毒的研究。
尽快拿出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核心是四个字切实管用。而不是全力去发高影响因子的论文。
科研唯SCI是从，确实是一个应该好好思考检讨的问题。为什么各路专家都抢着发论文，因为新冠这样的突发事件，大家都在研究类似的东西，成果迟早就能出来。但谁先写出论文，谁就能在NEJM，Lancet上发出高影响力的论文，晚别人一步就发不出来了。所以都是在玩命抢发论文，发英语论文。这个确实是应该反思的。
科技部发了一条指导意见，要求加强病毒实验室的管理。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武汉所病毒泄露的证据。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的是病毒泄露导致了这么大的疫情，会就发一个加强管理的通知吗？还不是早就高度紧张，把武汉所甚至所有的病毒研究所都紧急关闭然后查个底掉儿吗？会发个指导意见就了事？要是病毒泄露，石正丽还能现在这样随随便便接受媒体采访？
指导意见题目是《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现在国内多个实验室都在全力研究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本身也是P3级别，不需要P4实验室的。科技部鉴于现在国内各地都在研究这个病毒，国家也强调生物安全，发个加强管理的通知很正常。
当然，科技部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指导意见会让舆论场产生更多的猜测。
新冠疫情夺去了超过1000人的生命，对经济打击巨大。大家心中的愤怒和怨气都可想而知。把这些都归因于天灾，归因于老天爷让人心绪难平。归因是人的天性，是人心理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是一个重压之下的舒缓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这样。心情不好时，把责任推出去，抱怨出来有利于身心健康。但是，科研人员和医护人员一样，都是我们抗疫战争中的作战军人。医护人员可能是最辛苦的步兵，而科研人员给医护人员提供武器和弹药。如果新冠病毒全球蔓延，疫苗和药物将是我们战胜病毒的核心武器。
把这个怨气归因到武汉病毒所的科研人员，并不公平，对抗疫大局也没有好处。武汉所至少做了病毒基因测序。分离毒株、研制抗体检测试纸、首先提出了在细胞层面上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有较好抑制作用的瑞德西韦、氯喹、利托那韦。这三个药都进入了临床使用。
另外大家不要忘记了，病毒所在武汉，武汉目前大多数机构都已经停止运转，大家都在家隔离了。武汉的单位工作效率肯定受到影响。病毒所现在应该还是在坚持工作，坚持科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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