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思(心理学家)
原创 | 思想潮
9月2日上午,华中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生陈泽民,从西北教学楼五楼一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这起悲剧,在高校圈引起的震感至今仍未平息。
那天早上自杀之前,陈泽民做了两件事:控诉导师,并向世界告别。
7点36分,陈泽民在QQ空间上传《狗血的研究生生涯》一文,长达7页。自述了狗血但并不特别的研究生生涯,以此问责徐海银和石柯两位老师。
随后,陈泽民再次在QQ空间上传照片,照片中的黑板上写下“石柯,徐海银我看你们有多*,让我看一下华科水多深!”的字样。
跳楼前一个小时,陈泽民QQ空间更新了钱钟书在《围城》中的葡萄论。
究竟是什么样的悲观,让这位聪颖的27岁河南研究生,不顾老迈的务农父母,决绝地撒手而去?
负向敏感,导致认知扭曲
仔细研究陈泽民的遗书内容和心路历程,可以发现导师的不当作为难辞其咎,但他自己“负向敏感”的个性特质,也在无形中加剧了精神世界的崩塌。
陈泽民患有先天近视和白化病,但在同学眼里,他既是学霸,也是先天的乐观派。甚至在导师眼里,他或许只是一个“努力”“听话”“实在”的学生而已。
他的敏感却是鲜有人关注的,不然,不会有“一个天生视力三米外看不清别人的脸的人,跟人说又有谁在意”的质问,不会有“两年来,每日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痛苦体验。
准确地讲,敏感是一个中性词。
正向地看,它意味着善于捕捉观察,有着“对方立场”和“对方视角”,富有同理心,养成体贴、温和的个性,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负向地看,它意味着神经异常敏感,极易产生的扭曲认知,致使“小事情”引出“大问题”,负性情绪产生负性行为,陷入恶性循环,导致焦虑、抑郁,甚至放弃生命。
陈泽民有很多扭曲认知都是负向敏感的结果。
扭曲认知一:心理过滤。
其实就是选择性注意。人存在选择性注意是必然的,但如果留在记忆里的全是“不好”,那就有了注意偏差。
就像在心里安装了一个漏斗,给漏斗贴什么标签,决定了下漏什么。而认知扭曲的个体,往往贴的是消极的标签。
陈泽民要么记性真好,要么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万言遗书是7月份写的,整个研究生生涯,除了开篇,充斥其中的几乎是不好的情绪、不好的事件和不好的人。
导师不去办公室,导师只关心利益相关的事;石老师处处为难自己的细节,评三等奖学金,脸色不好看,实验室座位被占用,被要求交考勤,强行汇报论文进度等等;兼职工作工资低,学的东西于毕业无益,于找工作无益;错过了秋招,春招就更没戏;别人都找好了工作,自己却论文、工作两头都顾不好。
这一桩桩、一件件,在陈泽民的反复思考中,演变成了无人可说的孤岛、整体教师的“自私谋利”和整个校园的“暗黑”。
就像一滴滴黑墨水,在一汪净水中晕开,染黑了整片水。
扭曲认知二:主观推断。
可以理解为常说的“读心术”。“我认为我知道你的想法”,哪怕没有确定事实支持结论的情况下,依然对事情作出消极的解释,同时不愿意花功夫检验。主观推断往往是人际交往中的一堵墙。
陈泽民在与老师交往过程中,很多话没有说出来,而是使用“读心术”完成沟通。
奖学金评定的事,他认为石老师是在计较没有跟随其做项目;徐老师和公司负责人谈工资的事,他认为是“把我当傻子”;石老师问及暑假安排,他觉得:要么怕我实习引起他手下的学生不满,要么是人手不足。
类似的心理旁白几乎贯穿每一个事件,但都朝着对方要“借机刁难”的方向,导致偏见与隔阂日益加深,进而加重了学业困境和心理负担。
如果,陈泽民愿意往前走一步,走出“读心术”的陷阱,主动将内心的质疑袒露,把话说出来,结果就会不一样。
扭曲认知三:以偏概全。
受眼界限制,以部分充当全局,以“小事”推断全部,以情绪推断事实,以“眼下”捆绑未来。在现实处境之外,得出一个更大范围的消极结论。
陈泽民在信念系统的三个关键点上都存在“以偏概全”的扭曲认知。他对自我的看法是,“我没有价值,没有存在感”,作为学生,不能平等与人对话,工作、学业都不能自己决定。
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没有人在意我”,与两位老师“交恶”,就是与整个华科“交恶”。
对未来的看法是,推迟毕业,校招失意,就是“没有未来”“没有出路”。
有人发问:对于研究生来说,这些经历虽然狗血,但也都是些人所共有的“小事”,想开心,看远点,何至于自杀呢?
可问题就在于,经历的过程中,少有人提醒陈泽民,将视线拉开。
看见生活的全局,除了学校,还有家庭;看见人的全局,除了“虐心”的导师,还有关心自己的亲人和同学;看见时间的全局,眼下的失意,抹杀不了未来的希望。
杂而生乱,敏感导致的扭曲的认知很多。它们很有说服力,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为了维护自己的想法,就会不断搜寻佐证,在生活中捕捉对应的脸色,记录相应的事件,从而不断强化。
很不幸,陈泽民就陷入了这样的死循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何避免下一个“陈泽民”,除了呼吁社会和学校的进步,更为根本的,还是如何做好心理自救,修炼钝感力,做自己生命的贵人。
悲剧发生之后,有人指责教师队伍稂莠不齐,导师缺乏指导能力,毫无责任心,压榨学生劳动力。
有人质问研究生制度不够合理,导师一端独大,缺乏平衡和制约机制。
有人感慨,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堪忧,智商拔高的同时,逆商是否未能同步?
有人担忧,高校师生关系己紧张至此,严重阻碍了教师传道、学生求学。
如果能好好活着,谁愿意去死?一定是活得够痛苦,一时走入了生活的死角,忘了来时的门,也看不见上帝的窗。
在惋惜生命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从这逝去的生命里探寻好好活着的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陈泽民学业困境和心理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期间经历了至少一年的恶化和发展。
哪怕到了陈泽民要跳楼的时刻,生活也远没有他想象中的绝望,我们能想到的退路还有很多。
只是,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陈泽民自己,所有人都“就事论事”,关注工作,关注论文的进展,关注毕业,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情绪和心理问题的存在。
高校未给予陈泽民必要的心理疏导和干预,被不如意的生活和扭曲的认知双重捆绑的陈泽民,自己也毫无调整和自救的意识,使他一步步跳上“绝望”的窗口,走向了不归路。
(作者介绍:陈思,心理咨询师,教育硕士,“思想潮”专栏作家。爱读书,爱码字,爱倾听,爱生活。公众号:摆渡人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