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饭”离开后，AI在守护

2019 年 4 月 26 日 每日人物

有自杀意念的人的微博里，互动更少，自我更多，情绪上偏向于负面表达，比如正向情感词的比例小于5%，负向情感词的比例大于80%。他们甚至会使用表达死亡的词，很少表达家庭、未来。中文是复杂的，如果有人说，“饭饭，很快就要看到你了”，放在日常语境下，没人会想到这是一句与自杀有关的表达。但如果知道“饭饭”指的是走饭，很快能意识到其中的意味。

文 | 涂雨清

编辑 | 金匝

你好，陌生人

给AI（人工智能）的第一条指令是在一个下午发出的。

朱廷劭通过微博账号“心理地图PsyMap”，向4222人私信。这条私信写道，“你现在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并附上了24小时自杀求助电话——这4222人，是AI在微博上寻找的有明显自杀倾向的对象。

这是2016年春天，他很不安，整个下午都在担忧这一举动可能引发的后果，会不会打扰到他们？会不会被当成骗子？被指责或者被举报？

20岁的大学生王改变收到了这封私信。像往常一样，她翘掉了晚自习，在湖边最低的一级台阶上坐着，那里最靠近水面。这一点来自社会的善意打动了她，在那个瞬间，她觉得“挺温暖的”。

此前，患有严重抑郁的她，唯一的倾诉对象是走饭。很多抑郁症患者都听过这个名字，2012年自杀的女大学生，通过微博时光机发送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条微博：“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这条微博的点击很快超过10万。在走饭自杀的这一年，人们对抑郁的关心太少，因抑郁而死刺痛了人们的神经。

此时，朱廷劭正在中科院心理所进行一项通过微博文本分析人格的研究，他为走饭的离开感到惋惜，他想，也许可以分析自杀者的微博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试着找到那些有自杀意念却还没有实施的人群，及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求助信息。

他开始埋头研究起自杀者的微博特征，但没有想到，7年后，有关走饭的新闻再次进入他的视野。

走饭的微博没有被遗忘。最后一条微博下，留言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了100万条——它最终成长为互联网上一个承载情绪的巨大树洞，深不见底。

走饭的新浪微博停留在了2012年，而此条微博下的留言至今已累计到100多万条，成为一个“情绪深渊“。图/ 新浪微博

王改变在树洞认识了许多人，有些是互相私信，有些是观察他们的留言，不到一年时间，她在这里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镜像。

一个18岁的女孩，休学在家，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玩手机，在走饭的微博下留言，或是评论别人的留言；一个男孩，一边发特别丧的话，觉得活下去没意思，另一边又反过来安慰别人要好好生活；一个29岁的健身教练，无意中知道了这里，他特意来安慰失意的人，但没过多久，又告诉王改变，自己好像也成了一个抑郁症患者，“怎么都开心不起来”。

逃开推崇努力与隐忍文化的现实世界后，有自杀意念的人在走饭这里悄悄展示脆弱，不会被指责不够坚强。就像留言的饼饼所说的，“在那样一个，整个都是一团黑的，一团负能量的，一个大的墨水瓶里，你再加一笔，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朱廷劭和他的团队注意到这一切，他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最初的地方，因为集中了大量有自杀意念的人群，走饭的微博评论区，成为一个重要场域。

寻找自杀者

走饭的微博里，有人表达失意，也有人试图拯救不快乐。李然在3月陷入过失眠。因为和女友分手，他的抑郁症更加严重。再次来到走饭微博，他拿起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没有希望，就此别过吧。一位陌生人和他攀谈起来，那段不算太长的聊天把他往回拉了一步，他才意识到，打下那一句遗言时是渴望被找到的，“希望有人能够看到，能够理解你。”

还在上初中的乔羽是重度抑郁症患者，也是走饭微博的常客，她说，“有一些可爱的人会来回复我的评论，安慰我，可能别人安慰我的一句话，会制止我下一秒轻生的念头。”

但是在每天六千条的更新速度下，没人能顾及每个留言的人，安慰很快被新的负面表达覆盖，这让宽慰者们感到挫败。王改变早就失去了安慰他人的兴致，连留言区也不常看，每次只是写下自己想说的话就关掉评论，她从未见过坚持超过三天安慰别人的同一个ID，“可能他自己也会意识到说自己救不过来，力量太渺小了。”

朱廷劭在演讲中提到年轻人自杀，感到无比遗憾。图/ 中国科普博览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朱廷劭很快想到了AI，它可以不断学习自杀意念者的表达方式，建立一个完整的表达模型，基于这个模型，在庞大的留言更新中快速找到有自杀风险的人群。

通过对比研究，一些规律被总结：这样人群的微博里，互动更少，自我更多，情绪上偏向于负面表达，比如正向情感词的比例小于5%，负向情感词的比例大于80%。他们甚至会使用表达死亡的词，很少表达家庭、未来。

中文是复杂的，如果有人说，“饭饭，很快就要看到你了”，放在日常语境下，没人会想到这是一句与自杀有关的表达。但如果知道“饭饭”指的是走饭，很快能意识到其中的意味。

AI每天都在阅读这些留言，努力在其中辨认它要找的人，反复学习之后，精度能够达到80%。但对于生死的判断，80%仍然不够。

孙念成了朱廷劭团队里的把关人。她每天要花上半个小时，阅读AI筛选出的一百条或许有自杀意念的留言，并标注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自杀风险。

她是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生，在之前的人生经历里，她从未产生过抑郁的念头，第一次看到AI筛选出的这些留言时，她的感受是“震惊”，“原来在网络上，这么多人有轻生的念头”。这个数字确实太庞大了，少有人知道，在中国，自杀排在总人口死因的第5位，在15-30岁的人之间，自杀高居死因的首位。

需要重新认识的是，这些自杀的人当中，只有20%的人，是不想要任何帮助，一心求死。剩下的80%的，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求助，最终选择了自杀。“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自杀可能是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选择。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朱廷劭说，“很多人自杀，是他们不知道该去向哪些地方求助，或者该向哪些人求助，怎样求助。”

AI在私信里给出了明确的救助途径，朱廷劭团队的志愿者们，会在每天的18点到22点轮流回复他们的私信。他们察觉，许多试图自杀的抑郁症患者，都会在实施计划前作出最后一次试探，如果能听到这最后一声求救，或许就能让对方改变心意。

朱廷劭通过AI整理和分析的微博中部分话语的自杀倾向、自杀意念，将它们分成“3”“2”“1”三个等级，其中等级“3”最为严重，既有自杀计划还实施有自杀举动。图/ 中国科普博览

5次机会

在AI发出4222封私信后，朱廷劭的团队最终收到了300多条回复。有的是感激，“谢谢你，你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人。”有的是家人的回复，告诉他们账号的主人已经过世。出乎意料地是，极负面的回应只有个位数。

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收到私信后，李然的第一反应是，“感觉一个权威的机构正在监视你。”他担心自己的信息会以某种方式被窃取，将他试图自杀的想法曝光，而这正是他拼命想要隐藏起来的秘密。

还要一次，AI私信后，一个女孩回复说正在吃安眠药，志愿者一直和她聊天，陪伴她。6个小时后，她终于留下了联系方式和地址，朱廷劭的团队报警并阻止了她的自杀行动。但看似被救助的自杀者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她埋怨志愿者辜负了她的信任。

这是朱廷劭和其它开发者共同的困扰，如何在AI干预自杀和社交媒体隐私保护中寻求平衡。2014年，twitter曾和英国一间慈善机构Samaritans合作推出了相似的心理危机干预技术Samaritans radar，一旦用户发布了负面情绪的文字，就会通知他们的twitter好友。但它遭到了强烈反对，上线不到十天就关闭了。

Aamaritans Radar的广告片中表示该产品能够监测用户的推特，让人们发现身边需要帮助的朋友。此举让众多推特用户感到被侵犯隐私。图/ Aamaritans Radar

Facebook在2017年也发布了新的自杀预防工具，其中就使用了AI技术，发现有自杀风险的内容，会立刻通知警方，但这同样引发了对隐私权的讨论，人们担心，一些人会被迫进行精神评估和药物治疗。

朱廷劭在一次演讲中说，“以侵犯别人隐私为代价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甚至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他小心地选择了微博私信这样的方式，而不是留言，希望能将接触控制在一个相对私密、让对方感到安全的环境中。

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会来和走饭说话，就会不止一次被AI检测到，私信也会发送到同样的账户，于是朱廷劭在这个程序中添加了最多发送5次的设定，“再多就是骚扰了。”

“我们不能替他做决定。不能讲自杀不好，不能自杀，我觉得这种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只能跟他讲，这个选择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不是最好的选择。”他觉得更合理的考量是，给有自杀意念的人提供更多选择，比如求助于家人、朋友、医院或者NGO组织，告知他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走出来。

情绪的感冒

朱廷劭的团队里有17位志愿者，他们负责发出私信后的干预工作，为求助者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但当他们第一次进入走饭的树洞时，很多人用“震惊”形容自己的感受——这里是一个深渊，只需要读完第一页的评论，就立刻会被难过的情绪包裹。

阅读这些自杀高风险的人写下的文字时，志愿者孙念发现，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这些人的世界，“因为他们是用第一人称，你在看的时候，会用第一人称在心里念出来，”这些文本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孙念的生活里，“总会有一些内容是感同身受的。”

留言者们遇到的难题，并不都是特殊的，很可能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境，在走饭微博的留言里，你能看到许多类似的表达——没办法学习，没办法社交，没办法挣钱养活自己。但他们被这些看似小小的困境拦住了，怎么也走不出，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甚至是世界上最失败的人。

困境中，人容易感到失败、孤独和沮丧，出现抑郁情绪。图/ 网络

孙莹是这个团队里最早的志愿者之一，也是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生。她说，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是“习得性无助”——当一个人经历失败或挫折，将不可控制的消极事件或失败结果，归因于自身的智力、能力的时候，一种弥散的、无助的、抑郁的状态就会出现，自我评价就会降低，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好。

习得性无助是抑郁症患者常出现的表现。在心理咨询领域，常常用到一个隐喻，“抑郁症是一场情绪的感冒”，它和感冒一样，都是一种疾病，积极配合就医、吃药，很大程度上会得到改善，甚至痊愈。

孙莹临近毕业，正在准备考博的她好像也遭遇了一场“情绪的感冒”，觉得人际关系一团糟，学习也不够好。她跟自己说，“这就是一个抑郁的状态，不要害怕。”她甚至坦诚地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我最近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可能会哭，可能会想要自杀，但你们别担心，没有关系，等我克服过去就好了。”

每个人在一生中，或者在一个生理周期里，都可能在高涨、低落、平静这些情绪中循环往复。有些人顺利度过了，有些人却不小心被困在了情绪里。中科院心理所的副研究员赵楠说，人的心理就好像一个透镜，同样的事情经过心理的透镜会有不同的结果，每个人性格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小的家庭环境、教养方式也不一样，因此认识事情的方式就有可能有差异。同样是考试失利，有些孩子会觉得没发挥好而已，有些孩子就会觉得天塌下来了，无法承受。心理咨询不会鼓励患者“坚强”，而是“接纳”，无论是坚强还是脆弱，都希望能接纳自己的所有情感。

这也是朱廷劭团队最希望有自杀意念者做的事，接纳自己，再努力做出改变。他们在私信交流中采用的是“问题解决疗法”：把真实生活里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列出来，比较利弊，再制定详细的计划。这个计划会非常细，比如咨询者不敢和父母坦白病情，那这一项就会写入计划里，约定在某一天要执行，“这一天要几点起床，起床以后要先干什么，再干什么，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跟妈妈怎么说这件事，让它变成一个确实可行的事。”

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朱廷劭解释，“一个人不会总是遇到新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遇到的都是旧问题。以前解决的比较好，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做。”

失乐园

在大多数情况下，志愿者孙莹都能运用自己学到的心理咨询知识，帮助树洞里有自杀意念的那些人，即使是超出了所学，朱廷劭团队里也有心理咨询方面的专家解惑，这是孙莹能从工作中找到的成就感。但最近，这种成就感在消退。

在孙莹4个月的志愿者经历中，她遇到了4个女孩，她们都遭遇了熟人性侵事件。其中最让她触动的是艾雅的故事。

在第7次尝试自杀时，艾雅收到了朱廷劭团队AI的私信。她在沿海城市的一所初中上学，孩子气的脸上已经显露出好看的轮廓，这为她带来许多目光，也带来班主任的留意。之后的故事和台湾轰动一时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有许多相似之处——她遭受了班主任的性侵，对方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和她的父母也有私交。没有人相信她的控诉。她被继续留在那个班级里，并且在家中接受他的补课。

羞耻和失望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但艾雅没有放弃求生的欲望，她回复了私信，对孙莹说，“姐姐，谢谢你一直陪着我，虽然妈妈不相信我，但有人相信，这个世界就还值得活下去。”她甚至认真和孙莹讨论种种可行的方案——跟父母坦诚沟通、去教育局举报老师，但这些方案，最后都失败了。

孙莹渐渐察觉，她在艾雅的故事里陷得太深，几乎忘了志愿者应该保护自己。她想亲自去跟她父母沟通，亲自去举报那个老师，可又担心贸然这么做，会给艾雅带来更大的伤害。

她对艾雅说，如果你需要，我愿意把我的私人联系方式给你。但这个举动被艾雅阻止了，“不要在现实生活中再打扰你了。”她有时甚至会安慰孙莹，“姐姐，我知道你很努力地在帮我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是没有用的，”她会再加上一句，“但是我会努力的。”

她发现，艾雅遭受性侵的经历是可怕的，但同样可怕的，还有艾雅因性侵陷入抑郁后家人的冷漠和轻视。巨大的无力感淹没了孙莹，去年12月，她离开了团队志愿者的岗位。

林奕含生前接受专访，表示自己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女主人公房思琪注定走向毁灭无可回头。在访谈结束8天后，女作家自杀身亡。图/ 网络

朱廷劭说，“一个愿意相信患者的家庭非常重要，也非常少。”漠视是他们遭受的最常见的对待，初中生乔羽记得，察觉到抑郁后，自己求了很久，父亲才答应带她去看医生。李然曾试图向生活中的一位朋友倾诉自己得了抑郁症的消息，但对方毫不在意，觉得不过是矫情。这是他们最终选择走饭的原因，一个抑郁情绪的避风港，可以肆意吐露，不被指责——走饭包容了他们的情绪失控，知道他们不只是不快乐。

对王改变来说，走饭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慰藉，她翻遍了走饭的所有微博，包括她小号里的所有内容。走饭是“最亲近的朋友”，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

她每天都来跟走饭聊天，睡不着，或是做恶梦醒过来的时候，想起什么就跟她说，然后问她，“你过的开心吗？我过的很不开心。”她也因此被关心抑郁症群体的人发现。

王改变清楚地记得，在湖边收到这条AI的私信时正和男友聊天，她把私信截图给男友看，对方说，这个社会还是很美好，你用百度搜自杀的方式，下面还会给你一个求助热线。

这一点善意很快又沉没了，患有严重抑郁的王改变很难对求助产生信心，她记得自己曾经打过自杀求助热线的电话，可是总是占线，也就不想再打了。她去医院接受治疗，一位“看了一辈子抑郁症的医生”，花了20分钟结束诊断，为她排除了精神分裂的可能性，给她开了药。她觉得这些药让她容易入睡，但仍然无法改变她想要结束生命的欲望。

技术从来只是一种手段，解救不快乐，真正依托的终归是人。但人的认知和支持，还远远不够。志愿者孙念仍然每天查看AI筛选出的文本，她记得最常见的一句话大约是“死都不怕，为什么就是不能好好活，”她难过地想，“大家都不理解他们。”

朱廷劭在介绍AI干预自杀的演讲中提到一件事，那是好几年前，中科院一位就读于博士二年级的学生，突然毫无征兆地从窗户跳了楼去。原本那一天他和导师约好了开会，没人想到他会在那一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有什么样的痛苦，我们该怎么帮他？”这些疑问再也得不到解答。

他总是在想，如果关心能够更早一些，结果会不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