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戴泽蘅、李光柄访谈录

2017 年 8 月 19 日 知识分子 李海静、王淼

导言

钱塘江河口江宽水浅，潮涌汹猛，主槽变动频繁，早有兴修海塘防御涌潮和筑堤围垦滩涂的历史。自唐至清末，以修筑海塘为重点，以此来防御潮灾，保护两岸民生。民国时期，水利专家开始提出初步治江规划，但因多年战乱，资金技术匮乏，治理工程仅仅停留在海塘的修筑维护层面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钱塘江河口的治理，与黄河、淮河治理并重，多次组织国内外专家对钱塘江河口进行勘察诊断，制定治江规划。钱塘江治理开发规划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和调整，至本世纪初，钱塘江河口治理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通过治理，不但改善了钱塘江河口的防洪、排涝、通航条件，而且在河口两岸围垦土地16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1]。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的成功，“在我国河口治理中尚无先例，在世界河口治理中也独具特色”[2]。

受访者：戴泽蘅、李光柄

访谈者：李海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王淼（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访谈时间：2014年6月19日、7月16日、9月2日

访谈地点：浙江杭州市杭海路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试验基地会议室

戴泽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河口专家。1921年8月生于湖南常德，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曾任修文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工务员，中央水利实验处助理工程师，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程师。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陈汶港段、盐平段工程处处长，浙江省钱塘江河口研究站副站长，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名誉所长，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第1届副主任，中国海洋学会河口海岸学会第1、2、3届副理事长[3]。长期从事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工作，曾负责“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86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8年，钱塘江管理局授予“钱塘功臣”荣誉称号。

李光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河口专家。1922年生于浙江丽水，194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水利系，长期从事水利河口科研工作。1950年后，历任浙江省钱塘江水利工程局助理工程师，浙江省水文总站工程师，钱塘江河口研究站工程师，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河口室主任，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工程师、规划室主任。浙江省海洋学会第三、四届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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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泽蘅和李光炳自从先后于1947年和1948年来到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起，锲而不舍，并肩奋斗在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第一线40余年。作为当代钱塘江治理开发工程的亲历者、见证人和合作者，戴泽蘅和李光炳在本文中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钱塘江治理开发的研究和实践活动，首次公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文中的标题、脚注和参考文献系整理者所加；本文资料照片由戴泽蘅提供。

一、民国时期钱塘江治理的初涉

访谈者（以下简称“访”）：戴总，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大学时的学习情况以及来到钱塘江工作的背景？

戴泽蘅（以下简称“戴”）：好的。1939年，我考取了中央大学水利系，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国内设置水利系的学校很少，大部分都包含在土木专业里。中大水利系，每届只有一个班级，每班大概20人左右，中途也有人转系。在这里，除了受到专业的水利教育外，还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同学和老师。正是同寝室同学的影响，使我的学习由“死学”变为“活学”。后来他们也都成长为各领域的专家。另外，当时的专业课程老师水平都很高，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严恺老师，他曾经在荷兰留过学，在中大教我们灌溉、防洪、排涝等课程；黄文熙老师，他的书教得最好，上课讲的条理很清晰，没有废话。因为他是留美的博士，基础非常扎实，可以自己编写讲义给我们上课，主要讲水力学、高级水力学、土力学等课程。谢家泽老师，给我们上水文学、水利发电的课程，后来当过中央水文局的局长。

1943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资源委员会下属的水利发电勘测总队，贵州省修文县正在建设小水电项目，便被派到修文县工作，主要从事前期勘测。在修文工作1年后辞职，黄文熙老师将我介绍到中央水利实验处。1947年，正值战后，钱塘江得到了美援善后救济物资，有资金和施工需要的机械设备，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另外，钱塘江还汇集了国内最优秀的水利专家，如茅以升、汪胡桢。这里有全国最好的人、财、物条件，所以想到钱塘江工作。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冯旦先生是老水利专家，在这里工作。1947年，经过冯先生介绍来到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

访：那时钱塘江状况如何？国民政府时期，有没有想过要对钱塘江进行治理？

戴：抗日战争期间，海塘因长期遭受损毁破坏，已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钱塘江海塘的修筑，便成为当时浙江省政府与中央行政的紧急任务。据《申报》1946年12月8日刊载该报记者访问钱塘江海塘工程局茅以升局长时的报道说：“有清一代，不惜以国库中的大部分耗费在兴建石塘上，便是要保全锦绣的江南！而今中央以整治钱塘江与整治黄河并重，也正是一种明睿政策之表现。”[4]足见当时钱塘江海塘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先是沈鸿烈主政浙江省府后，于1946年4月成立了浙江省海塘抢修临时工程处，由冯旦先生任总工程师，在海宁陈文港等险要地段抢修柴塘、土塘、石塘，为安度当年秋汛打下基础。1946年8月1日又改组成立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习惯简称“塘工局”），由茅以升任局长，汪胡桢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并主持日常工作。

塘工局成立不久，在茅、汪胡两老策划下，即由浙江省政府聘请行政院工程计划团来杭，聘请中外著名土木、水利、港工专家17人（其中外籍6人）作为塘工局顾问工程师，并组织以侯家源（1896-1959年）为团长、茅以升为副团长、唐振绪为总干事的22人视察团。1946年8月10日至13日，视察团对杭州至平湖乍浦一带的海塘进行视察，随即提出视察报告。各位专家围绕海塘工程修筑中塘前冲刷、塘基沉陷、塘身倾斜开裂和渗漏排水、塘面之外形及塘前坦水、沉排、丁坝等护滩工程之修筑等方面，运用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提出分析和建议，并全文发表在1946年《建设季刊》第4期[5]。

海塘的修筑，工艰费钜，筹措不易。1946年初，在冯旦先生主持抢修工程时，获得行政院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别拨补的20亿元资金，合计40亿元。塘工局成立后，又经茅老和汪胡老等多方呼吁，1947年度和1948年度分别获准由中央拨款86亿元和43亿元，并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补助面粉5000余吨（折合20余亿元）、大米1000吨。此外，1948年，由浙江省政府拨款21.5亿元，向地方征收工程受益费22亿元。1948年度，又获得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核拨海塘工程救济专款，支付数项大型工程之开支。历经艰辛，筹得上列款项，方使海塘工程得以择要修筑，安全渡过了1946-1948年三年汛期，没有酿成大灾[6]。

中外专家考察海塘之时，均认为：海塘修缮工程仅能治标。整治江道，将水流束范归槽，才是治本之道。汪胡老于1947年即聘请中央大学水利系张书农教授拟订了从杭州闸口至海宁尖山河段的《钱塘江下游整理河床初步计划》[4]。

因为接受美援善后救济款，美方安排了一位监理梅安诺（Arnold. N. May）在钱塘江工程局做总负责人。那时钱塘江工程管理局还下辖三个处：海宁盐官的工程处、萧绍工程处和尖山采石场工程处，前两处均由一个美国人负责管理，主要是管理海塘修筑经费。后来，又成立一个海塘养护总队，负责海塘日常维护工作。

到这里工作不久，我被梅安诺调到钱塘江边取水样，观察记录江水的含沙量。每天带一个工人到陈汶港新昌江边取样。初涨潮时，每隔1、3、5、10、15分钟一次，以后每30分钟取水一次，每天在8～16时取样。取来的水样放在岸边，静置过夜，然后量记含沙量数值。再将这些数据按照潮前、潮中、潮后进行分类整理，上报建档。这是首次对钱塘江岸边悬移质含沙量涨落潮变化之量测分析。汪胡局长将这份稿件送与黄文熙教授一份，黄老师交同班级何子峰学友译成中文。此时，已有将滩地促淤的想法，但没有系统的治江规划。这份报告是钱塘江河口最早的水文报告。

访：此后，您又负责哪些工作？

戴：那时，国内有关水利的书籍非常少。汪胡祯副局长翻译捷克人旭克列许（Armin Schoklitsch）撰写的《水利工程学》（Hydraulic Structures），让我负责校对工作。此书原文是德文，译自英译本，我也是按照英译本进行校对的。当时，我发现有一句话被漏掉未翻译，将其补充进去，汪胡局长觉得我工作很仔细。后来，因与梅安诺意见不统一，汪胡局长调走，从事治理淮河的工作。我们一起工作了大概1年时间。后任局长徐世大仍与梅安诺意见不同。事实上，梅安诺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对水利并不精通。不久全国解放，也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图1 2014年9月2日王淼（后排左）、李海静（后排右）
采访戴泽蘅（前排左）、李光炳（前排右）后合影

二、新中国初期的钱塘江河口研究工作

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单位的情况如何？

戴：解放前夕，我参加了科协组织。受同班同学地下党何子峰暗托，负责保护塘工局机关财产档案。我们三五个要好的年轻人组织“应变队”，日夜轮班站岗。解放后才知道，除了我们几个之外，还有其他资历老一些的人（比我大10多岁）也在负责保护这些资料，他们将所有资料都已打包整理好，防止国民党带走。解放后，杭州市领导陈伟达和谭震林做演讲，科协派我和谷超豪去听，演讲的主题是关于解放后的形势。1949年8月，我刚被调到陈汶港工程处任处长。以前的处长是薛次莘，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南京市市长。我在这里负责该段1891米的干砌预制混凝土块斜坡塘续建工程（图2），直到工程结束。

►图2 1949年在海宁海堤工地（前排左起：戴泽衡、吴又新、陈昌龄、马席庆）

建国后，人力、财力、石方采运能力都比解放前大大增强。通过抢险、护滩、加固海塘长达10年的实践，逐渐积累了经验，培养锻炼了大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建立和壮大了雄厚的石料采运力量，在抛石强度、抛石方法、防止散抛石块被潮水急流打散等方面作了改进，方得以抛成很多短挑水坝和少数长挑水坝。

访：李先生，您是什么时候来到钱塘江工作的？

李光炳（以下简称“李”）：1948年，我从北洋大学毕业后，被水利部统一分配到钱塘江海塘工程局，首先到四堡杭东工程处搞施工工作。1950–1951年，到宁波从事姚江的测量工作。

访：当时，浙江水利系统内像两位这样有着专业水利背景的技术人员多吗？

李：当时，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因有美援支持，工作条件好，因此吸引了一批资深的工程师来此工作。如：193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的马席庆；1920年，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水利系的董开章等。

解放初期，也出现过特殊状况，我是作为实习生在此工作，并没有编制。工资是国民政府水利部发，因为内战水利部搬到了广州，我们这些人可以选择去广州，如果不去就要自谋生路。为此解放后，我到丽水处州中学任教一年。戴总是有编制的，不涉及这个问题。1950年下半年，我再次回到钱塘江水利工程局工作。

访：建国初的治江工程是如何提出的？

戴：当时国家很重视钱塘江的治理开发问题。建国后，就不断邀请国外的水利专家（主要是苏联专家）来钱塘江调研，为钱塘江的治理出谋划策。海塘修筑方面继续开展民国时期未完成工程。直至组建河口研究站，才正式开始钱塘江治理工作。

访：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对钱塘江治理有影响吗？

戴：“三反”时，我正在担任陈汶港工程处的处长，被当成“大老虎”登上浙江日报头条[7]。事后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经常搭乘承包商的车子往返于杭州和陈汶港之间，有同事举报我贪污。隔离审查4个月，查清真相后返局工作。

1952年8月，我被派到华东水利部钱塘江海潮实验站，负责当年秋季组织突击测验的具体技术和资料整理工作。当年，以马席庆为主编制《钱塘江下游治理的初步计划》。

李：1952年“三反”运动结束后，来到钱塘江海潮实验站工作，这个实验站隶属于华东水利部，委托钱塘江海塘工程局代管，从这时开始与戴总一起工作。海潮实验站主要负责水文资料的收集。1953年4月，华东水利部撤销，海潮实验站也随之撤销。此时，单位派我到南京水科所参加钱塘江潮汐模型试验，这个实验也是南科所做的第一个潮汐模型试验。1954年底，来到钱塘江水利工程局测验科海潮实验组做组长，负责钱塘江河口水文资料的收集。1956年，我来到水文总站（先浙江省水文局前身）海潮实验组任组长。

访：钱塘江河口研究站是如何建立的？它的主要职能和工作内容是什么？

李：为了治理钱塘江河口，1957年4月，水利部钱正英副部长在杭州主持召开钱塘江下游（河口）治理座谈会。以苏联水利专家为组长，汇集河口、泥沙、水文、水工等方面知名中外水利专家近30人对钱塘江进行现场勘查后召开座谈会。会上一致认为：钱塘江河口情况十分复杂，在未进行基础科研前难以确定治理方案。目前，应先建立专业测验队伍和科研机构，建议成立钱塘江河口研究站，由浙江省水利厅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共同领导。

5月，成立钱塘江海潮测验队。7月，钱塘江河口研究站成立，由戴总任副站长，站长由南京水科所河港室主任黄胜兼任。其主要任务：先整理分析钱塘江河口河床、地形和水文实测资料，探明钱塘江河口水文、泥沙运行规律和河床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治理方案。成立之初，浙江省派戴总、我、李鸿涛等5位同志到研究站工作，南京水科所也派人过来。李鸿涛来了没多久就去了水电设计院，我们两个一直在这里。

戴：这时主要做基础数据的收集工作，开始着手制订以减少进潮量为原则的全线缩窄方案。1957年夏，我和余大进同志查勘浙江沿海潮汐水力资料，并编制报告。1958年，河口研究站划归浙江省水科所，专注于钱塘江河口研究工作，我开始全面负责所内技术。老李是规划室的主任，我们一起进行钱塘江河口治理的研究工作。

访：当时，基础的科研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会需要国外资料吗？

戴：不同的单位负责不同的研究领域，南科所派了两三个人，与浙江省水利厅共同负责潮汐水文部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华东师范大学都短期派人过来，这两个单位主要负责地貌、地质部分，陈吉余也来到钱塘江。这一时期主要是基础资料的收集，主要涉及水文、地形、潮汐、气象、地质资料的分析整理。国外类似流域治理资料的获取，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治理经验。

李：我们了解到英国隆河（Lune）河口，河槽往复摆动，为解决航运问题对低水河床全线缩窄整治。人工缩窄江道后，致使束窄河段及其下游滩槽淤积。当时，我国尚未与欧美国家建交，很难获得相关资料。最终，在北京图书馆找到该资料。这份资料对我们预测钱塘江河口全线缩窄后，缩窄段下游河床变化很有参考价值。后来，单位专门派人在北京图书馆负责收集国外资料。我们将需要的资料写信告诉他，收集好后寄回单位。

访：两位先生在1958年合写了《钱塘江河口河槽冲淤变化及悬移质泥沙的运行》[8]一文，发表在《泥沙研究》上，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怎样的？这是不是最早有关钱塘江河口研究的论文？

李：我们当时收集了很多江道地形和水文实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完成此论文，这也是钱塘江河口方面最早的一篇文章。当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摸索过程中发表这篇文章，尝试着指出潮汐河口河床演变和潮流辅沙问题的研究途径。文章发表后，参加了几次国内相关方面的研讨会。后来，在此项工作基础上，全国制定了标准规范。由于我们的研究来自于实践经验，钱宁先生对此文评价颇高。

三、“大跃进”及“文革”时期的治江经历

访：1960年5月，在杭召开钱塘江河口综合治理开发技术工作会议，参会涉及到政府、勘察设计、科研机构、高校等77家单位，为什么会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主要的议题和目的是什么？

李：这次会议的规模非常大。此次会议源于1958年由中科院与水电部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潮汐发电会议，当时钱塘江潮汐电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提交了有关钱塘江河口潮汐发电的文章。会上大家认为，钱塘江河口有希望建设大容量潮汐电站。会议总结报告建议，钱塘江河口治理方针由治江改为综合治理开发利用资源，尤其是潮汐资源。

戴：这时，新安江水电站的工程将要结束，浙江省考虑将员工和设备转移到钱塘江下游的治理工作中来。1959年11月，浙江省委向中央报告钱塘江下游综合治理工程的初步规划方案。12月18日，周总理批示：原则同意这个计划。继而，浙江省委通过决议成立钱塘江治理工程委员会，省长周建人为主任委员。

1960年1月，水电部就发出了治理工程的意见。据此，钱塘江治理工程委员会于当年2月编成《钱塘江下游近期治理工程初步规划》，里面提出了闻堰和七堡两个拦江枢纽工程方案，后确定为七堡方案，包括要建低水头电站一座。同年3月，谭震林副总理又指示积极加强对钱塘江潮汐电站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月，浙江省委成立了钱塘江治理工程局，5月中旬邀请华东水院、南京水科院、浙江大学等单位参加，完成以灌溉、围垦、航运、交通为中心的钱塘江近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上报国务院。因此，也就有了1960年召开的“钱塘江河口综合治理开发技术工作会议”，涉及77个单位，203名代表，省长周建人致开幕词。会议期间，还另行组织了潮汐电站水轮机的科技问题座谈会[10]。

李：1960年的会议主要围绕着潮汐发电而展开的，广泛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开展大协作，对许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开展研究。会议分了5个专业组讨论，修订了钱塘江河口综合开发问题项目表：项目分为9大类，41个研究方向，168个研究项目，并组织协调签订了163份协议书。戴总在会上作了“关于钱塘江河口自然环境与治理开发潜力的报告”，并参与具体技术事务筹备联系和部分文件起草工作。会议建议在国家科委水利组下设钱塘江分组，组长由冯仲云副部长担任。

戴：这次会议的规格高、规模大是因为钱塘江河口综合治理开发的巨大潜力，尤其是乍浦巨型潮汐电站，当初估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30亿千瓦小时，这样的远期目标吸引了各方广泛的关注。

访：这些项目后来都实施了吗？

戴：没有。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大家的积极性很高。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这些项目基本都下马了，只有河口水文及地质地貌专业小组开展了钱塘江河口河床演变及整治问题的研究。

访：为什么只有水文和地质地貌的工作能够开展？

戴：上面提到过，钱塘江的水文观测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与当时的厅领导也有关系。当时负责技术的吴又新副厅长非常支持基础科研工作，所以这项工作得以持续开展。

这次会议后，中国水科院也参与到钱塘江治理工作。这时正是“文革”初期，很多人受到影响停止了工作。我的大学同学钱宁也加入到钱塘江河口治理的研究工作中，1961年至1965年，他每年都会有段时间来杭指导工作，为钱塘江的治理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11]同时，还请来曾一起在修文水电站工作的同事林秉南。他们两位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知名的水利专家，虽然两个人研究方向不一样，但都认为钱塘江是一条值得研究的河流，是有工作可做的，并带来他们的助手。那时，承担任务是不讲价钱的，他们来这里只是科研人员之间相互帮忙，尽义务而已。

在此前后，钱塘江相关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南京水科所派员来杭，建造乍浦以上全河口的定床潮汐河口模型，开始试验；邀请华东水利学院师生首次对初拟的规划江道作潮汐水力计算（手算）；1963年，派人前往北京运用我国第一代计算机进行杭州湾潮波计算，开创了我国潮汐河口运用比尺模型与数学模型相结合的河口研究工作。

李：这时已经在逐步开展治江工程。

访：最早开展的工程为赭山湾工程，是这样吗？

戴：当时赭山湾工程初期主要是抛筑长坝，后来发现钱塘江摆动厉害，水流会绕过长坝，使长丁坝变成了顺坝，继而改变策略，提出利用江道摆动特性，在形成高滩时集中力量围堤，萧山开展大规模围堤工程，这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以围代坝”。1961年，李光炳和我合写《赭山湾整治围涂工程技术座谈发言》，首次提出“根据钱塘江河口江道摆动特性和在围涂范围内出现高滩的有利时机，乘淤围涂（即以围代坝）”的工程实施新途径。实践表明，这是钱塘江治江围涂“多、快、好、省”的工程措施，大大加速了治江围涂进程。

访：当时江道的宽度、河道走势如何确定？

李：河道走势是按照适应河流自然特性，在原有河势基础上，因势利导，尽量利用天然山体和原有海塘建筑物，并参照高滩保存几率等值线分布图来确定。

访：1963年11月召开中国水利学会第二次会议，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关于潮汐河口河床演变及整治的综合意见”，两位先生就此议题做了报告。我们查到的资料[12]显示，当时主要涉及三个问题：潮汐河口分类分段问题及河床形态问题；钱塘江河口整治规划原则问题；河口建闸及防淤措施问题。两位先生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李：这次综合性的学术讨论会，着重探讨与当时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按专业分为七个讨论小组。钱塘江治理是个大问题。当时能够引起会议的重视，钱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钱塘江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13]在他的指导和参与下，制定了减少进潮量的治理原则与局部地段整治围垦的实施步骤。在会上，我和戴总合写的《钱塘江河口江道整治与围涂问题》在潮汐河口组介绍后，得到与会者认同，确定了钱塘江河口整治“减少进潮量，增大山潮水比值和单宽落潮量”的整治原则和“全线缩窄”的整治方案。[12]这篇文章为钱塘江河口整治规划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国家很重视，在京的国家领导人都来了，当时主席是刘少奇，毛主席已经很少出来（见图3）。

当时，制定全线缩窄方案时有两个顾虑：一是潮水对塘基的冲刷问题，二是洪水位逼得很高的问题。我们的报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根据钱塘江河口河床演变研究成果、已收集的国外相似河流治理资料及模型试验结果，上述顾虑基本得到解决。

►图3 1963年11月中国水利学会第二次会议合影

戴：钱宁为国内的水利事业贡献很大，他不仅自己学问好，而且培养了很多水利人才，曾开办全国范围的水利培训班。他是杭州人，就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

当时，另一个问题就是：潮汐河口的建闸方案。大家对钱塘江建闸方案都很感兴趣，但对建闸带来的危害还考虑得不够清楚。

访：既然大家都支持建闸，你们作为技术人员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提出了两个质疑：一是，如何修建大坝，技术是否成熟？二是，闸下淤积问题如何解决？

戴：最初，我们也是支持建闸的，但问题没有搞清楚，要先研究清楚才能下结论。后来通过计算研究发现：大坝可以建成，但淤积问题无法解决。最终得出结论，此处建闸会造成下游淤积，因此上游不适宜建闸。后宁波干旱，又提出在上游的闻家堰和渔山埠建闸方案。“文革”开始后，这些工作基本都停滞。

访：“文革”期间，两位有没有被戴过帽子？期间，钱塘江治理工作是否正常开展？

李：“文革”期间，我和戴总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起被关进牛棚。单位主要工作就是搞政治斗争，只有测量队仍进行测量工作，每年枯水期末期的3、4月份、梅汛中期6、7月份、大潮末期10、11月份各测量一次。钱塘江的水文资料最为完善，这在全国很少见，这为后期江道治理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研究数据。因为要建黄湾工程，1969年初，省水利厅决定成立钱塘江河口治理规划组，河口治理工作继续开展。4月份，我从牛棚出来，加入到规划组从事治江围涂工作。

戴：我家曾经被抄过两次，很多书籍和资料都烧毁或卖到废品站。还被当成“苏修特务”，因为当时浙江水利系统能讲英文的人稀少，只有我可以与外国水利专家对话交流。那段时间，国家很重视钱塘江的治理问题，经常请外国的水利专家来这里考察，每次都由我负责接待工作（图4、图5）。

►图4 1958年陪同前苏联水工模型专家奧菲采洛夫等参观海宁海塘
（左起：余广明、黄胜、奧菲采洛夫（Офицеров）、吴又新；右1为戴泽蘅）

►图5 1963年在杭州接待日本专家
（前排左2、左3为日本专家，右起：戴泽蘅、徐洽时）

至于“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是不怕的，因为当时周总理说过“反动学术权威是要追究来龙去脉的”，所以我并不担心。当时的领导被称作“资本主义当权派”。

1968年－1971年期间，工作基本停滞。1970年开始，慢慢参与工作，主要进行了钱塘江河口各种治理方案的论证比较，对河口全线缩窄方案进行修订和完善。继钱塘江上游建闸方案取消后，又提出在下游黄湾建闸方案。此外，还参与组织黄湾枢纽方案试验研究工作。1973年以后，钱塘江治理工程主要围绕着治江围涂和黄湾枢纽工程展开。由于对淤积问题认识不清，黄湾建闸方案研究了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杭州湾解除了军事禁区的限制，钱塘江的治理工程开始考虑对杭州湾的影响，最终确定黄湾建闸将造成杭州湾淤积，此方案才彻底放弃。为此，1985年各相关单位一起召开了一次会议，确定取消建闸方案。

四、改革开放后对钱塘江治理的研究与思考

访：戴总，改革开放后，在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研究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相关工作，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戴：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我们从事水利河口领域也不例外。比如，1980年，我和老李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河流泥沙学术讨论会，提交了共同撰写的文章《钱塘江河口河床演变及治理》，并放映《钱江潮》资料片，用英文对其进行介绍。1982年，我们赴荷兰参观有名的三角洲工程（图6）。

►图6 1982年在荷兰参观三角洲工程

（左起：戴泽蘅、韩曾萃）

1985年1月，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肯尼迪（J. F. Kennedy）前来参观考察钱塘江治江围涂工程，我与林秉南一起陪同考察（图7）。此外，1986年3月，我们前往美国参加了第三届国际泥沙会议（图8）。这些国际学术交流和考察工作对于做好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让国外同行更好地了解了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状况。

►图7 1985年1月与林秉南一起陪同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肯尼迪（J. F. Kennedy）
参观考察钱塘江治江围涂工程（左1戴泽蘅，左2林秉南）

►图8 1986年3月在美国参加第三届国际泥沙会议
（左起：黄胜、戴泽蘅、严恺、刘家驹）

访：1982年，两位先生合写的《钱塘江河口河床演变及其治理》[14]获得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两位先生不仅是同事还是密切的合作者，两位先生写文章是如何分工的？

李：我们基本是事先达成一致的想法，然后分工各自写，最后再统稿沟通。

访：两位先生还与韩曾萃先生合作写过一本书《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退休后，在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方面还做了哪些事情？

李：是韩曾萃提议写这本专著的。钱塘江河口治理已开展近半个世纪，通过持续观测研究、科学规划和工程实践，杭州至澉浦河段江道缩窄了1／2～3／4，江道得以稳定，增强了防潮、排涝和航运功能，并围垦土地110余万亩，取得巨大的综合效益。将以往河口治理开发的科研工作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完成专著以供参考。退休后，我们主要就做了两件事情：撰写《钱塘江志》[15]与《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2]。

戴：1994年退休后，就专职参加写志，1998年《钱塘江志》出版发行。值得一提的是，老局长茅以升、汪胡桢二老十分关心《钱塘江志》的编撰工作。1986年3月我和同事一起专程到北京拜谒二老（图9、图10），他们还专门为《钱塘江志》题了词并收录书中。除《钱塘江志》外，我还参加了《中国围海工程》[16]和《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的编写。

►图9 1986年3月北京家中拜谒茅以升先生（左起：戴泽蘅、茅以升、王一凡、陶承焕）

►图10 1986年3月戴泽蘅（左）于北京家中拜谒汪胡桢先生

访：戴总，您除了参加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工作外，还做过其他哪些流域的治理工作？

戴：1973年，曾参加以严恺院长为组长的珠江河口的调研工作，为珠江河口的治理规划研究工作提供咨询。1978年，又带队勘查瓯江、飞云江、敖江三个河口，撰写治理开发报告。1980年，参与了全国开展的沿海海岸线调查工作，当时浙江省由科委和农委牵头，会同十个厅局三十多个单位，前后组织1700多人参加的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我担任调查队队长并主编综合报告，这项工作1986年才完成，这项工作获得了1992年全国科学技术一等奖。后来又担任过1989-1994年浙江省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的技术顾问。因为这些调研工作，1995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先后多次参加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有关论证、评审的工作和会议。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的交流活动也多了，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向国外介绍钱塘江河口治理的情况。这么多年，钱塘江治理下来，浙江水科院的研究实力也增强了，开始承接外面的项目，虽然当时被一些人认为“不务正业”，但今天看来是对的，为拓展水科院的研究领域打开了局面。

访：戴总，您从1991年7月起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从1977年到1991年担任浙江省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这期间提出过哪些与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相关的重要议案？

戴：1990年，在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我省重大应用技术试验基地”的建议。当年，这项议案得到省计划委员会回复，表示支持。后来，在省水利厅与省科委支持下，拨专款于1993年建成我省首批重点实验室之一“潮汐泥沙实验室”，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实验大厅。

访：现在治江工程基本完成，可以说钱塘江河口的治理工程是成功的。作为你们一生的事业，两位先生如何看待水利工程建设？作为长期的系统工程，如何才能建设一个好的、真正造福于后世的水利工程？

李：是的，钱塘江河口澉浦以上河段治理工程已基本完成，我们能够参加这份工作还是很幸运的。钱塘江河口是一个多灾的河口，数代人都想过要治理它，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没能做成。而我们这代人将这件事情做成，而且没有留下问题，还是很幸运的。

戴：做水利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方向和目标，当时的厅领导吴又新很支持做钱塘江的基础资料的收集和调研，这为钱塘江治理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国家也很重视钱塘江的治理工作，而且把握很准确，虽有过错误的想法，但大方向把握住了。在设想的基础上、治理的过程中“边做边看，随时纠正”，这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一个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之前，不轻易下结论，一定要拿出有科学依据的可靠结论。当然，上层领导的把关也是非常重要的。

访：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水利专家，两位先生认为从事水利工作最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对年轻一代的水利工作者有些什么建议？

戴：做事前要有一个大体的方向，按照这个方向做基础工作，工作的过程中“边做边看，逐步实施，随时修正”，这样就不会出大错。在还没有看准就采取大动作，就会出大问题。

李：科研工作者要实事求是，有科学态度，敢于说真话，做事情要留有余地。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水利工程更是要坚持“科学治江”的原则，不能盲目为领导意志所转移。现在，我经常跟韩曾萃说，以后的围垦要留有余地。现在地方对围垦积极性很高，我们一定要考虑下游乍浦港口、核电站的问题，不能因过度围垦而导致淤积。

访：两位先生对钱塘江河口未来的治理开发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李：钱塘江河口的问题很复杂，戴总曾提出过在杭州湾建一个人工岛的方案，后来发现很难，这样会严重改变自然生态，是不合理的。现在，杭州湾大的工程似不太可能，南岸还有一部分可以围垦利用，但不能过多，不可影响北仓港水深。现在地方上对围垦很感兴趣，科研工作一定要注意考虑下游的淤积问题，要保障秦山核电站、乍浦港和北仓港的安全，一旦被淤积就是大问题。

戴：钱塘江河口逐步缩窄的方案是要遵循的，但进一步再缩窄的话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致谢：在本文的采访过程中，得到受访人戴泽蘅先生哲嗣戴骅先生的大力协助。石云里教授、汪前进研究员阅读了访谈录的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1 潘存鸿，史英标，尤爱菊. 钱塘江河口治理与河口健康[J]. 中国水利,2010,(14):13-15,29.
2 林秉南.序[A]. 韩曾萃，戴泽蘅，李光炳，等. 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3.
3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现代水利人物志[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4, 46.
4 戴泽蘅. 汪胡桢先生治理钱塘江[A]. 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代水工汪胡桢[C].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32.
5 钱塘江海塘工程视察团视察报告[J]．建设,1946,1(4):201-246.
6 戴泽蘅. 序[A]. 茅于润. 我的父亲茅以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
7 孙栩. 农林厅在职人员培训班与大贪污犯斗理斗智破获独山工程贪污案[N]. 浙江日报,195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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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戴泽蘅，等. 钱宁同志在钱塘江[A]. 《纪念钱宁同志》编辑小组(编写). 纪念钱宁同志[C].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7. 1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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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钱宁，张仁，周志德．河床演变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9.
14 戴泽蘅，李光炳．钱塘江河口河床演变及治理[A]. 中国水利学会（主编）. 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第l卷. 北京：光华出版社, 1980. 457-466.
15 钱塘江志编纂委员会（编）. 钱塘江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16 中国水利学会围涂开发专业委员会（编）. 中国围海工程[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本文原刊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2期，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发，略有修订，由于篇幅所限，文中脚注略去，需要者请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