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政策的两种误区：雷同与结构扭曲

现在各地都开始重视人才了，各种人才政策纷纷出台，仔细研读这些政策却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缺陷：其一，各地的人才政策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其二，在政策设计中存在明显的人才布局结构扭曲现象。那么，这种政策安排在具体实践中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关于人才政策同质化问题，这已经是当下人才政策中最不务实的通病了。各地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条件，盲目攀比，结果各地的人才招聘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根本没有区分度。都要求高端人才（如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以及以海龟为代表的四青人才等）。

问题是，这些地区真的需要这些人才吗？即便把这些人才引进过来就能实现预期目标吗？科学史的研究早已揭示出：知识生产是需要非常苛刻条件的，不是简单地把一些人、财、物拢到一起，就能立竿见影地产出所期待的成果，否则世界科学中心早就转移到土豪国家去了。

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知识生产需要一个适宜的知识梯度与制度环境的支撑。所谓适宜的知识梯度是指引进的人才的知识梯度与当地现有的知识梯度是匹配的，如果知识梯度差距太大，再好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在操作层面落实。

没有人否认马斯克与扎克伯格是人才，但是非洲国家不需要马斯克和扎克伯格，因为，他们与当地之间的的知识梯度太大，缺乏有效的支撑，导致他们的任何精彩想法都无法在非洲实现。因此，引进人才前一定要把自身的知识梯度测量好，这样才可以避免一窝蜂式的哄抬物价，害人害己。

区域间的知识梯度平台是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建设才能跨越的。经济学家舒马赫有句名言：小的是美好的。对于人才而言，最适合当地的人才才是最好的人才。否则，对于投入的资源和人才本身来说都是浪费。中国古人对此曾有过非常成功的案例，比如田忌赛马。

仅从决策层面来说，这种盲目攀比的人才政策看起来很美却不中用，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懒政行为。生态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生态位，即个体或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把这个概念通俗来讲，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尽量避免区域间生态位的重叠，这样会减少竞争，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基于这种理解，各地的人才政策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采取有针对性的设计，实行错位人才政策。可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施行这种错位政策，如2017年5月份武汉市率先推出人才的“户籍新政”，把落户门槛降低到人才基准线水平，这是非常漂亮的政策工具运用案例、随后西安、长沙、郑州等地跟进。客观地说，这些区域应该是这轮人才竞争中的最大获益者。反之，有些区域则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响应与市场敏感性，比如东北和华北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沉寂状态，未来的发展趋势由此可以初窥端倪。

关于人才布局结构扭曲的现象。这是当下某些一线城市在引进人才时的投机心态的极端呈现。通过户籍约束，一些一线城市为了阻止人口的大量流入，通过过度抬高人才的准入门槛来阻击低学历人才的流入，从而造成区域人才结构布局的制度性扭曲。

问题是：是不是人才级别越高越好？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有二：首先，知识的有效生产是一个由多梯度知识体相互合作而完成的事情。从最初的好想法到最后的落实，是一个知识梯度逐渐下降的过程。爱因斯坦只需要提出相对论，至于验证这个理论是其他知识梯度的人才来完成的事情，同样原子弹之父也没有亲自造出原子弹，那是曼哈顿项目中无数不同知识梯度的人才共同协作，才把他的设想一步步分解与整合而实现的。

其次，任何一个区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其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一旦人才金字塔的顶层结构过于庞大，而底层结构通过人为控制而逐渐萎缩，那么，这个金字塔的结构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因此，在人才的生态链上也需要符合最基本的生态学规律。就如同一个生态系统中，要有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一样，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导致生态结构失去平衡，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按照美国生态学家R.L.林德曼（R.L.Lindeman，1915～1942）提出的能量流动规律：系统中存在十分之一定律，即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具有逐级递减的特点，能量在相邻两个营养级间的传递效率大约是10%～20%。这个规律构成了群落中的数量金字塔的稳定结构。根据能量流动规律，我们既要有适量的顶尖高级人才提出设想与蓝图，还要有大量基础型科研人员的支撑，否则，高级人才是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的。

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导致人才金字塔的结构日益呈现出头重脚轻的征兆。笔者曾开玩笑说，即便从世界上找来最好的11位足球名星来组建国家队，这个队伍也拿不到世界冠军，因为缺乏次一级水平梯度的大量足球人才队伍的支持，导致这些大牌球员的能力由于缺少竞争性支持而下降，科技界也是这个道理。

为此，笔者根据生态学的能量定律，提出一个知识传递的递减规律，即拥有初级知识的群体总量决定下一级知识群体的规模，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比例在1-10%之间，举例说，一所大学的长江学者与专任教师数量之间就存在这个关系，目前国内顶尖大学这个比例在2-8%之间，其中清华大学的比例最高，为7.8%。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扭曲的制度设定，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基于一个错误的预设：即城市规模不能再扩容了。其实，这是计划经济模式留下的错误认知，学者陆铭曾论证：中国一线城市的规模远没有达到其最大规模，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同理，基础人才的数量也仍未达到最佳规模，没有这些庞大基础知识人才做地板，高端人才会因缺少必要的知识支撑与合作而呈现出能力与水平的损耗与下降现象。

客观地说，这一轮区域的人才争夺战，将直接决定未来各区域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位置与影响力，一旦错过将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这是信息化时代的特点：直接跨越某些阶段。因此，人才政策的制定必须量体裁衣，落后地区尽量采取错位人才政策，利用现有的资源吸引到自己最需要的人才，对于那些暂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区域来说，如果仍旧迷恋所谓的高大尚的倒金字塔型人才结构，到最后将丧失宝贵的发展先机。

博主跋

这篇小文章上半年写于台湾，现发在《文汇报》2017-12-23的文汇教育栏目，发表时文章名改为：制定人才政策必须量体裁衣，与樊老师合作很愉快，期待来年仍会有激情去关注一些问题，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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