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张印鹏：中国高校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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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8期6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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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浩、张印鹏
摘要
基于1987—2015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借助“高校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重点分析了我国高校数量规模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30余年来，我国高校密度明显提升，但仍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高校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存在边际效益，具体表现在，扩招后高校数量规模发展对人均GDP的拉动作用减弱，同时人力资本和创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弱且不显著；高校数量对经济推动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别，中部地区作用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作用最小且呈现出负相关。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扩大高校数量规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释放高等教育红利；改革创新创业与就业的体制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平衡东中西部高校结构，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关键词：高校数量规模；经济发展；边际效益；区域比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调结构稳增长”为主要特征和基本任务的经济新常态成为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发展决策。在我国“人口红利”不断衰减，“教育红利”日益显现的时代背景下，教育越来越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密切，高等教育规模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已经成为研究热点。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通过人力资本的主要特征指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规模等）来分析教育或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少有直接将高校数量规模、结构功能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1987—2015年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应用“高校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重点分析了我国高校数量规模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提供参考。
一、我国高校数量规模的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就高校数量而言，其绝对数量和高校密度（即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高校数量）都有大幅提升。从高校的绝对数量来看，普通高校数从1987年的1075所增长到2015年的2560所，增长2.4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受高校扩招政策的推动，我国高校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期间全国平均每年增加89所高校，增速为6.36%。（见表1和图1）总之，过去近30年中国高校总体数量不断上涨，经历了一个“慢—快—慢”的发展周期，涨幅的波动也从剧烈波动转向日益平稳。
高校密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World Higher Education Database，WHED）提出的测量某国高校数量规模的指标，主要用来反映一国高校数量与人口规模的相恰水平。从高校密度来看，1987—2015年间高校密度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发展过程，总体趋势依然以提升为主。从1987年到2000年高校扩招以前，由于人口总量和适龄人口的增加，高校的绝对数量虽有小幅增长但高校密度却在下降，2000年全国的高校密度达到最低，仅为0.82，远不能满足人们教育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高校扩招后，我国高校密度开始快速增长，到2015年该密度达到1.86，增长了一倍。（见图2）
综合上述分析，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出台以前，我国高校数量规模增速缓慢甚至略有降低，扩招后全国高校的总体发展规模才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可见，我国高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推动。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年）》的规划，202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然而这一目标在2015年就已经提前实现。有研究表明，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0—2024年可能会达到63.42%～78.27%，届时我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目前我国的高校绝对数量仍然难以满足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需要，特别是与同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美国相比，我国的高校绝对数量和高校密度依然偏低。2015年美国的高校总数量达4583所，是我国高校总数的近2倍，2000—2015年美国的高校密度在14.25～15.09，是我国高校密度的近10倍。所以，中国高校的发展空间依然十分巨大，“高等教育红利”在新旧经济“换挡升级”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更加突出。
二、高校数量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高校的数量规模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绝大多数情况下，高校数量的增长意味着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以及高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功能的增强。国内外研究表明，高校数量的增长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影响机制直接与高校的社会功能相关，超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所局限的高校教育（人才培养）功能：首先，高校可以提高人口素质与技能，进而形成人力资本；其次，高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能力，降低社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最后，高校可以改变人们的保守思维方式，更易形成民主创新的社会氛围与环境。高校数量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如图3所示。
三、高校数量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取1987—2015年全国29个省市（不含川、渝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相关统计数据。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本研究探讨的是高校数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以各省以及全国的年度GDP成为一个重要的因变量。同时，考虑到人口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所以本研究最终选取了各省和全国的年度人均GDP作为最终的因变量。
2. 创新能力变量。主要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内三种专利受理与申请量作为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3. 高校数量规模变量。主要指各省每年的高等院校数量，包括一般公立本科院校、独立院校、高职（专科）院校以及成人高等学校，不包括其他普通高教机构和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考虑到高校作用的滞后性，故在处理时高校数量以4年为滞后作用期。
4. 控制变量。包括总GDP、年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地区分布四个变量。地区分布（东中西部）以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统计标准为依据。
（三）数据处理
主要采用一般线性方程和弹性测量方法。弹性概念是计量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概念和一种较为经典的数据实证处理方法，一般来讲，只要两个变量存在函数关系，我们就可以用弹性来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反映的敏感度。具体地说，它是指一个变量发生1%的变动时，由它引起的另一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本研究定义“高校弹性”的含义是，当一地区高校数量增长1%时，该地区4年后的人均GDP变化的百分比。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四）模型设计
本研究在借鉴Acemoglu和Anna Valero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高校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型进行修正，实证模型如下：
（五）研究结果
1. 高校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借助模型对各省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解释度（调整后）为44.27%，表明该模型有意义，且解释效果良好。由表2可知，从总体上看，1987—2011年间各省高校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弹性为0.976（P＜0.001），表示高校数量增长1%，可以拉动4年后的人均GDP增长0.976%，说明高校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专利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较为显著，但是代表人力资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变量并未体现出预期的显著性。这说明在现阶段，通过直接增加高校数量和提升创新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通过高校扩招的方式，提高受教育年限进而增加人力资本的做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很好地发挥生产功能，没能有效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源储备。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教育管理和就业市场存在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有关，因为不良和低效的学校管理方式和教育体制会降低教育资源原有的生产价值，对促进经济发展贡献不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诸如结构规模不合理、专业设置趋同、办学质量低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作用的发挥。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完善，就业信息不对称，让很多高校毕业生不能发挥自己所长，出现了“高才低配”“专业不对口”等就业问题，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
从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看，高校数量的增加更能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新建高校在建设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新建高校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加上边际消费，那么建设新的高校对于扩大的作用会更加巨大。另一方面，增加高校数量确实可以直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和更为直接的技术与智力支持。例如，高校数量的增长改变了欧洲商业贸易的形式，直接影响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的发生；在一些高校聚集或者临近高校的地区，企业会获得更加高效和廉价的管理与科技，这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总之，虽然从高校数量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上讲，高校主要是通过创新和人力资本实现自身对经济的推动的，但就我国当下的状况看，高校更多是通过直接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来实现其自身经济价值。
2. 高校数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弱化。表3显示了1999年扩招前后高校数量增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变化，扩招前高校数量增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系数为0.363（P＜0.01），扩招后该系数为0.142（P＜0.01），比扩招前降低了0.221，说明扩张前高校数量增长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要大于高校扩招后的作用，高校数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即随着高校数量增长到一定规模，高校数量扩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在减弱，这意味着单纯依靠高校数量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
研究还发现，扩招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专利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且没有显著性。扩招前，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作用的弹性为0.638（P＜0.05），专利数的系数为0.215（P＜0.05），也就是说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专利数每增加1%，对4年后人均GDP的拉动幅度分别为0.638%和0.215%，但是扩招后，这两个因素对经济的弹性则不具有显著性。根据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假设，人均受教育年限、专利数应该和人均GDP呈现正相关，即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专利数越高，反映了劳动力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越高，从而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扩招以来，我国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激增，加剧了高等教育文凭贬值，导致人力资本的非生产价值问题突出；同时，由于扩招前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采取以投资、消费和出口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方式，在传统发展模式的红利期，简单的扩大高校数量、低创新性的专利技术是可以明显拉动经济发展的。但是从2009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特别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因缺乏自主创新和自动恢复均衡等自调节能力，致使传统经济的动力呈现出疲软衰退与发展瓶颈。在传统经济发展空间不足，“人口红利”即将释放殆尽的时候，创新能力低、科技含量低的专利无法有效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因此，我国高校需要进一步提升其科研的质量与水平。
3. 高校数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别。表4体现了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类后，高校数量规模对当地人均GDP的影响。从整体上看，高校数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不同：中部地区作用最明显，东部地区作用居中，西部地区作用最少，甚至出现了负作用。
从具体的结果分析，2015年，中部地区共有高校813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31.76%；东部地区共有高校1105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43.16%；而西部地区的高校数量最少，共有高校642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25.08%。中部省份的高校总数量规模小于东部地区，在考虑边际效应的情况下，中部地区的高校数量所带动的4年后人均GDP增幅要大于东部地区。如果同样按照边际效益理论的假设，由于西部地区的高校规模小于中东部地区，所以在理论上，西部高校数量对经济拉动的弹性理应比中东部地区更高。但测算的结果却与理论假设相反，西部地区的高校数量弹性为-0.116**（P＜0.001），小于中东部地区，说明在西部地区的建设过程中高校并没有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基础薄弱，发展方式欠佳有一定关系。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导致高校整体实力与东中部地区差距较大，西部高校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扩大高校基础建设规模、提高教学科研设备等基础设施上，通过加大公共投入补齐高校发展的硬件短板，但同时也造成了忽略办学质量的问题。加之地区经济结构和高等教育投资耗资较大、时间成本长、短期收益不明显等固有特征的影响，使得西部高校的整体建设水平依然处于“投入低于产出”的“投资阶段”。综合分析，西部地区高校数量增长与当地经济发展呈现负相关也就在情理之中。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1987—2015年来我国高校数量规模的发展概况，然后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关系模型，并运用修正后的“高校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研究了我国高校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我国高校数量在经过30年的大发展以后，高校密度明显提升，但就应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普及化而言，我国现有高校数量依然不足。②我国高校数量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高校数量增加1%可推动4年后的人均GDP增长0.97%。③扩招后，高校数量增长的弹性系数由0.363%下降到0.142%，高校数量规模发展对人均GDP的拉动作用减弱，同时人力资本和创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弱且不显著。④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高校数量对经济推动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别，中部地区作用最大，东部地区作用居中，西部地区作用最小且呈现出负相关。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扩大高校数量规模。高校数量的增长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著，特别是我国将在2020年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刚性需求”依然旺盛，而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经验，我国的高校密度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高校数量规模依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国家应结合宏观经济转型的需求，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合理扩大高校数量规模，科学确定新建高校的数量、类型与地区分布。
2.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释放高等教育红利。高校数量扩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具有边际效益，简单靠增加高校数量获得经济效益的空间已趋于饱和，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著名经济学家Hanushek和Woessmann在研究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部分拉美国家的经济与教育关系之后发现，这些国家虽然拥有较高的初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但是以学业水平为代表的教育质量对经济的贡献度不佳，拉丁美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收入差距的50%~67%可能是由于低下的教育质量和人力资本储备不足造成的。因此，必须从招生制度、培养制度、课程建设、毕业要求等各环节进行持续深入的办学质量控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发挥高等教育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释放高等教育红利。
3. 改革创新创业与就业的体制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高校主要通过形成人力资本、提供技术创新专利等途径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的推动功能，但是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的生产作用不强，创新专利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不太明显。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优化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环境，改革就业市场存在的人才信息不对称、市场机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问题；另一方面，要营造鼓励创新，尊重知识和专利的社会氛围。特别是要进行课程体系的改革，提高教学与经济社会的相关性，更好地实现高校知识生产和教学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让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4. 平衡东中西部高校结构，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目前我国东中西部高校数量和结构不尽合理，西部地区高校没有很好地实现其经济功效。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处于换挡转轨的关键期，这既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追赶东中部地区的难得机会，但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深度分化”风险。在现阶段，转型成功地区高等教育的高水平、高质量与转型滞后地区高等教育的不均衡、低质量现象并存，两极分化也会愈加严重。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高等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教育红利加速形成、释放的关键期已经到来，而且也预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性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即将开启。所以，政府应加强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层规划与宏观调控力度，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扶持和政策倾斜。更加全面和系统地规划国家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平衡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各区域内部的高等教育发展，既要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平等，又要强调各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与特色发展，形成结构合理、资源分布平等、发展协同的区域高等教育新结构。
作者简介：郑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张印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
有缘的人终会相聚，慕客君想了想，要是不分享出来，怕我们会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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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慕编组成员（小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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