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几亿大国复杂的治理难题
今天给大家讲讲一个十几亿大国复杂的治理难题
1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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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来源：荆楚网）
9月7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第二天，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说道：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人权、贸易、科技、气候等等。
默克尔同时提出，鉴于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领先，我们总有一天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是否还能继续算做发展中国家。
默克尔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知道默克尔这番讲话的大背景吗？是德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默克尔带着一大票德国企业家来中国谈经济合作的。说白一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德国是有求于中国的。但是偏偏在有求于中国的节骨眼上，默克尔却发表了这么一番对中国含蓄批评的演讲，是不同寻常的。
默克尔这番话其实代表了西方社会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统一认识：中国人你们已经很富裕了，你们不该还算作发展中国家！你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站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立场，这个认识好像也没错。
在西方民众眼里，中国是这样的国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
美国每年购买1400万台汽车，中国是2800万台；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智能手机50%；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奢侈品的60%；
星巴克最大的市场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中国空调渗透率高达60%，比欧洲还高，与美国相当；
中国人均居住面积36平米，在欧洲也能排名前5，自有房率远远超过欧洲；
中国人每年出国人数是1.3亿人次，相当于德国与法国人口总数，出境的中国人狂扫各国商场，在奢侈品商店排成长队买白菜一样买价格不菲的包包手表。
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做不得假的。
所以，西方社会才有前面共识，才有默克尔含蓄的批评。
大家不要小看西方社会这个共识，这种普遍的共识很容易造成对中国很坏的观感，最后直接让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那么，西方社会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我可以负责的说一句：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2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从人群的角度，中国的社会阶层大致是一个“工”字形结构。
最上面那个“一”有4亿人，主要居住在一二线大城市，他们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车有房，他们创造了中国中高端商品的消费奇迹——包括全球占比超过60%的奢侈品消费，全球占比超过50%的汽车消费，以及中国中高端住房消费。这个人群分享了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大部分红利，同时也承担了向农村与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义务。
西方社会看到的消费数据，就是这群人创造的。
中间那一竖有1亿人，主要居住在2、3线城市，他们收入介于中产与底层老百姓之间，努力一下就可能达到中产了，松懈一下就滑到底层阶层。
最下面那“一”有9亿人，主要居住在农村、乡镇以及小县城。他们收入不高，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温饱能解决，他们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很难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不过却能享受国家扶贫与转移支付的政策红利。
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复杂的社会结构，上面的那4亿人已经基本摸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而下面的那9亿人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中间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
庞大的人口基数，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冲突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难题。
我们国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为下面这9亿人考虑的。
样给大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大家与上面那4亿人比较一下：
这9亿人一辈子没用过马桶；
没坐过飞机；
他们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元，
有近6亿人不会或者从未上过网；
我们的网络舆论场基本是上面那4亿人的声音，而下面那9亿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国家与政府顶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动摇，就是为这部分沉默的9亿人考虑——把国家的资源更多的留在国内，留给我们的困难群众，而不是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赢得西方社会的赞许。
按：按照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待遇是有很大区别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可以获得优惠利率，国际贸易可以获得关税优惠，国际邮费有补贴。
总而言之一句话，承担更小的责任，得到更多的权利。
3 中国执政党的诚意
过去总有一票公知造谣，说我们国家对外巨额援助，而不顾自己贫困人民，这类谣言配合亚非拉各种关于中国新闻的曲解非常蛊惑人心。
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
为什么？
看看我们做的扶贫攻坚战，从行政、商界、金融、教育、医疗等等各种层面向贫困人群全面投放资源。
在贫困地区建桥修路，给贫困人群通电通水通网络，危房给钱改造，医疗贴钱补贴，教育各种绿色通道，执政党的干部还一个村一个村住进去，各种想办法给贫困人群找工作找项目。
不谈这个过程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就直接按金额计算，这几年对贫困人群直接间接投入十万亿怎么都有了吧。
大家知道这十万亿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都是沉没成本！
讲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对贫困人群的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沉没的成本！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贫困人群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几乎不大可能产生合理的收益——从做蛋糕的角度，这么大的资源如果投放给这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上面那个“一”其产出效益将远远大于直接投放给下面那个“一”。
假如你是执政者，你会做何选择？全球99%的国家选择的都是把资源投放给上面那个“一”，而金字塔底部的底层人群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以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为例，同样是福利，投放给孩子的效率远远高于投放给老人，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能获得更多的国家福利。
比如日本最近就宣布了一个政策，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全免费，在家带孩子的每月还可以拿到相当于100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些都是政府财政买单——代价是全民消费税提高2%。
这项福利立刻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热议。但是另外有一则新闻却被大众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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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日本政府就是这么现实——多养孩子对经济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各种福利鼓励（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资源投放给老人就是“沉没成本”，所以，退养金各种削减。
说起来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我们的老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这个年龄与一票人均GDP几倍于我们的发达国家相比竟然是最低的！
美国退休年龄是67岁，目前是鼓励延迟到70岁退休；
瑞士的退休年龄是65岁，计划延迟到67岁；
日本是70岁，计划延迟到75岁；
德国是67岁；
英国是65岁；
我们不但退休年龄最低，而且养老金实现了17年连续提高！虽然我们因为财政的巨大压力也在酝酿延迟退休方案，但是不管最后方案怎么样，我们的退休年龄一定全球最低的。
以上还是一票发达国家，至于发展中国家，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票国家在贫民窟挣扎生存的贫民的凄惨生活，这些人群一辈子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啥是执政的诚意？
愿意把资源不计回报沉淀给弱势人群就是最大的执政诚意！
为什么全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对老百姓表现出执政的诚意？
因为这个政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为老百姓利益而奋斗的。
这里给大家插播一段国际共运党课。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福利是怎么来的？
是资本家主动施舍的吗？
不是！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取来的。是共产党领着老百姓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来的。
往前追溯100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当国际共运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含福利）就提高得很快；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就急剧下降。
在没有共产党之前，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时工人与城市市民是啥生活。
引用一段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的描述》：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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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看，堂堂大英帝国，19世纪全球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其工人阶级过的却是猪狗不如的生活。
所以，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才有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
当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1918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
1920年美国立法给予妇女投票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开始对立。
从此之后，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开始急剧提高；西方福利社会恰恰开始于二战之后；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70年代，苏联在全球如日中天，冷战主战场越南美国全面溃退，国际共运达到高潮；
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人数急剧增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1%；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80年代初期，在苏联推动下，亚非拉地区掀起一轮新的共运浪潮；
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顶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80年代也是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91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
90年代美国老百姓收入增长开始变缓，到90年代末期陷入停滞；1999年美国GDP是10万亿美元，当时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是5.7万美元，到了2015年，美国GDP是18万亿美元，但是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却不增反减才5.6万美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在国际共运发展到顶峰的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但是在苏联解体二十几年后的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人口总比锐减到49%。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为什么过去100年历史中西方社会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如此敌视？
原因就是，只要共产主义的红旗不倒，资本就不敢为所欲为。
当共产党的存在就可以间接让西方国家被迫提高老百姓福利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政党执政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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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老电影，有句台词印象很深刻——“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大救星”，年龄越大，回头再看这句台词真的是感慨万千。
现在的国际形势大的格局还是敌强我弱的局面，舆论的话语权还被西方媒体所控制。我们的执政党被西方媒体各种妖魔化抹黑。
所以，一定要建一个那啥把境外有害的信息阻挡在外面，不这样做，现在大陆每一个城市都会变成今天的香港！
4 我国面临的治理难题
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主题，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理解这个主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的治理难题。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们现在是一个“工字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旦特定阶层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很多人就闹骚满腹，对国家对执政党有很大的怨气。
去年某大V有篇文章轰动一时，大致是描述作为中产阶级对国家的各种不满意。撇开文章中的各种常识错误不论，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代表“工字型”上面那个“一”发声的。
文章中通篇都是，我的诉求是什么，国家应该怎么做——反正只要国家没有满足这个阶层利益诉求的政策都是错的。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红利最大的获得者，如果这个阶级都还对国家不满意，希望从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分配权，那么，底层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的9亿人还活不活？
中国不是欧洲！
发达地区不能如同西欧一样无条件享受东欧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享受商品向落后地区倾销的便利，而不承担对落后地区扶贫的责任！
平衡不同阶层巨大的利益冲突是社会治理的第一个难题。
按：我们的中产阶级看问题的格局要高一点，不要老是惦记那点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大家想一想，中央财政有钱了才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民生的保障，才能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生产？为什么我们拼命也要搞出自己的五代机？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搞出自己的原子弹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被外敌入侵，我们现在拼命提高国防预算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泰国、去埃及、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不被欺负，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缅甸、去越南、去非洲投资的时候不被侵害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巨大难题。
依法治国首先得有法律。我们国家是4重法治体系。宪法是最高大法，其次是人大制定的法律，第三层是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第四层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
理论上讲，宪法最高，上一层法律大于下一层，下一层法律与上一层有冲突的时候就应该修改。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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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大制定法律为例。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人群差距很大。那么，问题来了，人大应该立足哪个人群来制定法律呢？
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应该更接近欧洲；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下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就更接近于非洲。
欧洲社会治理与非洲的社会治理完全就是两回事，这两者差距极大，相互兼容难度很大。所以，最后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条款弹性很大、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最后多半就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其落地性是很差的，落地只能靠各地的执法者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所以，法律条款弹性大其实就是赋予执法者以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最被人诟病的，首先自由裁量权过大确实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同样的案例不同地区执法判决大相径庭。
为什么我们法律界最容易出公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法律界的公知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首先从阶层来看就属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制定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要照顾下面那个“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竟然对这些“滞后的法律”执行都有问题，司法部分往往会放大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被公知律师描述为典型的“人治”。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自由裁量权呢？
公知的药方是搞西方那套制度，搞选票政治、地方自治。如同美国一样，每个州每个县都可以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制定自己的法律。
听上去很美好是不是？
但是这个药方是有重大问题的。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异，地方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分裂。
分裂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不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而且对普通老百姓就是一场灾难。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出去的东欧一票国家迅速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自主产业全面溃败，生活水平严重下滑，男人变成西欧的农民工，女人变成西欧的妓女，乌克兰竟然落了一个“欧洲子宫”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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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落寞的普通苏联人民
就算是大致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老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1991年——1999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一路飙升。
有学者统计，这十年俄罗斯死亡的人数与苏联解体前正常死亡率相比整整多了500万。俄罗斯总人口才1亿3000万，500万除以这个分母就是4%，如果中国解体，按照14亿总人口计算，就要有5000万人为这个分裂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我坚决反对公知那套药方，坚决反对西方那套制度的根本原因。
5 伟大的目标
回到之前的主题，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还是不同社会阶层差距太大，城市人口有8亿，农村人口有6亿；城市人口仅有4亿达到中产阶层，另外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下面有9亿人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巨大的阶层鸿沟，复杂的利益冲突，对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拿到更多的红利，同时给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然后不断提高城市化率，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0亿人，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社会治理就会轻松很多，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2亿，同样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我们就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以上正是19大报告规划的2035年与2050年两步走的目标。
时逢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福共和国明天会更好，一起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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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讲讲一个十几亿大国复杂的治理难题
1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来源：荆楚网）
9月7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第二天，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说道：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人权、贸易、科技、气候等等。
默克尔同时提出，鉴于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领先，我们总有一天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是否还能继续算做发展中国家。
默克尔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知道默克尔这番讲话的大背景吗？是德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默克尔带着一大票德国企业家来中国谈经济合作的。说白一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德国是有求于中国的。但是偏偏在有求于中国的节骨眼上，默克尔却发表了这么一番对中国含蓄批评的演讲，是不同寻常的。
默克尔这番话其实代表了西方社会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统一认识：中国人你们已经很富裕了，你们不该还算作发展中国家！你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站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立场，这个认识好像也没错。
在西方民众眼里，中国是这样的国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
美国每年购买1400万台汽车，中国是2800万台；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智能手机50%；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奢侈品的60%；
星巴克最大的市场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中国空调渗透率高达60%，比欧洲还高，与美国相当；
中国人均居住面积36平米，在欧洲也能排名前5，自有房率远远超过欧洲；
中国人每年出国人数是1.3亿人次，相当于德国与法国人口总数，出境的中国人狂扫各国商场，在奢侈品商店排成长队买白菜一样买价格不菲的包包手表。
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做不得假的。
所以，西方社会才有前面共识，才有默克尔含蓄的批评。
大家不要小看西方社会这个共识，这种普遍的共识很容易造成对中国很坏的观感，最后直接让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那么，西方社会的这个认识正确吗？
我可以负责的说一句：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2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从人群的角度，中国的社会阶层大致是一个“工”字形结构。
最上面那个“一”有4亿人，主要居住在一二线大城市，他们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车有房，他们创造了中国中高端商品的消费奇迹——包括全球占比超过60%的奢侈品消费，全球占比超过50%的汽车消费，以及中国中高端住房消费。这个人群分享了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大部分红利，同时也承担了向农村与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义务。
西方社会看到的消费数据，就是这群人创造的。
中间那一竖有1亿人，主要居住在2、3线城市，他们收入介于中产与底层老百姓之间，努力一下就可能达到中产了，松懈一下就滑到底层阶层。
最下面那“一”有9亿人，主要居住在农村、乡镇以及小县城。他们收入不高，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温饱能解决，他们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很难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不过却能享受国家扶贫与转移支付的政策红利。
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复杂的社会结构，上面的那4亿人已经基本摸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而下面的那9亿人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中间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
庞大的人口基数，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冲突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难题。
我们国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为下面这9亿人考虑的。
样给大家列举一组消费数据，大家与上面那4亿人比较一下：
这9亿人一辈子没用过马桶；
没坐过飞机；
他们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元，
有近6亿人不会或者从未上过网；
我们的网络舆论场基本是上面那4亿人的声音，而下面那9亿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国家与政府顶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动摇，就是为这部分沉默的9亿人考虑——把国家的资源更多的留在国内，留给我们的困难群众，而不是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赢得西方社会的赞许。
按：按照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待遇是有很大区别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可以获得优惠利率，国际贸易可以获得关税优惠，国际邮费有补贴。
总而言之一句话，承担更小的责任，得到更多的权利。
3 中国执政党的诚意
过去总有一票公知造谣，说我们国家对外巨额援助，而不顾自己贫困人民，这类谣言配合亚非拉各种关于中国新闻的曲解非常蛊惑人心。
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
为什么？
看看我们做的扶贫攻坚战，从行政、商界、金融、教育、医疗等等各种层面向贫困人群全面投放资源。
在贫困地区建桥修路，给贫困人群通电通水通网络，危房给钱改造，医疗贴钱补贴，教育各种绿色通道，执政党的干部还一个村一个村住进去，各种想办法给贫困人群找工作找项目。
不谈这个过程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就直接按金额计算，这几年对贫困人群直接间接投入十万亿怎么都有了吧。
大家知道这十万亿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都是沉没成本！
讲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对贫困人群的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沉没的成本！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贫困人群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几乎不大可能产生合理的收益——从做蛋糕的角度，这么大的资源如果投放给这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上面那个“一”其产出效益将远远大于直接投放给下面那个“一”。
假如你是执政者，你会做何选择？全球99%的国家选择的都是把资源投放给上面那个“一”，而金字塔底部的底层人群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以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为例，同样是福利，投放给孩子的效率远远高于投放给老人，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能获得更多的国家福利。
比如日本最近就宣布了一个政策，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全免费，在家带孩子的每月还可以拿到相当于100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这些都是政府财政买单——代价是全民消费税提高2%。
这项福利立刻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热议。但是另外有一则新闻却被大众忽略了。
你看看，日本政府就是这么现实——多养孩子对经济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各种福利鼓励（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资源投放给老人就是“沉没成本”，所以，退养金各种削减。
说起来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我们的老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这个年龄与一票人均GDP几倍于我们的发达国家相比竟然是最低的！
美国退休年龄是67岁，目前是鼓励延迟到70岁退休；
瑞士的退休年龄是65岁，计划延迟到67岁；
日本是70岁，计划延迟到75岁；
德国是67岁；
英国是65岁；
我们不但退休年龄最低，而且养老金实现了17年连续提高！虽然我们因为财政的巨大压力也在酝酿延迟退休方案，但是不管最后方案怎么样，我们的退休年龄一定全球最低的。
以上还是一票发达国家，至于发展中国家，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票国家在贫民窟挣扎生存的贫民的凄惨生活，这些人群一辈子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啥是执政的诚意？
愿意把资源不计回报沉淀给弱势人群就是最大的执政诚意！
为什么全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对老百姓表现出执政的诚意？
因为这个政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为老百姓利益而奋斗的。
这里给大家插播一段国际共运党课。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福利是怎么来的？
是资本家主动施舍的吗？
不是！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取来的。是共产党领着老百姓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来的。
往前追溯100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当国际共运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含福利）就提高得很快；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就急剧下降。
在没有共产党之前，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时工人与城市市民是啥生活。
引用一段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的描述》：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大家看看，堂堂大英帝国，19世纪全球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其工人阶级过的却是猪狗不如的生活。
所以，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才有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
当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1918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
1920年美国立法给予妇女投票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开始对立。
从此之后，西方国家老百姓收入水平开始急剧提高；西方福利社会恰恰开始于二战之后；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70年代，苏联在全球如日中天，冷战主战场越南美国全面溃退，国际共运达到高潮；
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人数急剧增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1%；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80年代初期，在苏联推动下，亚非拉地区掀起一轮新的共运浪潮；
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顶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80年代也是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91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
90年代美国老百姓收入增长开始变缓，到90年代末期陷入停滞；1999年美国GDP是10万亿美元，当时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是5.7万美元，到了2015年，美国GDP是18万亿美元，但是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却不增反减才5.6万美元！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在国际共运发展到顶峰的80年代初期，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占人口总比例接近80%，但是在苏联解体二十几年后的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人口总比锐减到49%。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为什么过去100年历史中西方社会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如此敌视？
原因就是，只要共产主义的红旗不倒，资本就不敢为所欲为。
当共产党的存在就可以间接让西方国家被迫提高老百姓福利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政党执政的诚意？
小时候看老电影，有句台词印象很深刻——“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大救星”，年龄越大，回头再看这句台词真的是感慨万千。
现在的国际形势大的格局还是敌强我弱的局面，舆论的话语权还被西方媒体所控制。我们的执政党被西方媒体各种妖魔化抹黑。
所以，一定要建一个那啥把境外有害的信息阻挡在外面，不这样做，现在大陆每一个城市都会变成今天的香港！
4 我国面临的治理难题
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主题，我们这个国家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友好的国家；我们执政党是对普通老百姓最有诚意的政党。理解这个主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的治理难题。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们现在是一个“工字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旦特定阶层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很多人就闹骚满腹，对国家对执政党有很大的怨气。
去年某大V有篇文章轰动一时，大致是描述作为中产阶级对国家的各种不满意。撇开文章中的各种常识错误不论，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代表“工字型”上面那个“一”发声的。
文章中通篇都是，我的诉求是什么，国家应该怎么做——反正只要国家没有满足这个阶层利益诉求的政策都是错的。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红利最大的获得者，如果这个阶级都还对国家不满意，希望从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分配权，那么，底层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00多的9亿人还活不活？
中国不是欧洲！
发达地区不能如同西欧一样无条件享受东欧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享受商品向落后地区倾销的便利，而不承担对落后地区扶贫的责任！
平衡不同阶层巨大的利益冲突是社会治理的第一个难题。
按：我们的中产阶级看问题的格局要高一点，不要老是惦记那点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大家想一想，中央财政有钱了才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民生的保障，才能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生产？为什么我们拼命也要搞出自己的五代机？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搞出自己的原子弹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被外敌入侵，我们现在拼命提高国防预算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泰国、去埃及、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不被欺负，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缅甸、去越南、去非洲投资的时候不被侵害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巨大难题。
依法治国首先得有法律。我们国家是4重法治体系。宪法是最高大法，其次是人大制定的法律，第三层是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第四层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
理论上讲，宪法最高，上一层法律大于下一层，下一层法律与上一层有冲突的时候就应该修改。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以人大制定法律为例。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人群差距很大。那么，问题来了，人大应该立足哪个人群来制定法律呢？
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应该更接近欧洲；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下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就更接近于非洲。
欧洲社会治理与非洲的社会治理完全就是两回事，这两者差距极大，相互兼容难度很大。所以，最后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条款弹性很大、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最后多半就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其落地性是很差的，落地只能靠各地的执法者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所以，法律条款弹性大其实就是赋予执法者以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最被人诟病的，首先自由裁量权过大确实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同样的案例不同地区执法判决大相径庭。
为什么我们法律界最容易出公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法律界的公知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首先从阶层来看就属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制定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要照顾下面那个“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竟然对这些“滞后的法律”执行都有问题，司法部分往往会放大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被公知律师描述为典型的“人治”。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自由裁量权呢？
公知的药方是搞西方那套制度，搞选票政治、地方自治。如同美国一样，每个州每个县都可以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制定自己的法律。
听上去很美好是不是？
但是这个药方是有重大问题的。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异，地方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分裂。
分裂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不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而且对普通老百姓就是一场灾难。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出去的东欧一票国家迅速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自主产业全面溃败，生活水平严重下滑，男人变成西欧的农民工，女人变成西欧的妓女，乌克兰竟然落了一个“欧洲子宫”的称号。
苏联解体后落寞的普通苏联人民
就算是大致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老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1991年——1999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一路飙升。
有学者统计，这十年俄罗斯死亡的人数与苏联解体前正常死亡率相比整整多了500万。俄罗斯总人口才1亿3000万，500万除以这个分母就是4%，如果中国解体，按照14亿总人口计算，就要有5000万人为这个分裂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我坚决反对公知那套药方，坚决反对西方那套制度的根本原因。
5 伟大的目标
回到之前的主题，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还是不同社会阶层差距太大，城市人口有8亿，农村人口有6亿；城市人口仅有4亿达到中产阶层，另外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下面有9亿人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巨大的阶层鸿沟，复杂的利益冲突，对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拿到更多的红利，同时给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然后不断提高城市化率，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0亿人，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社会治理就会轻松很多，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2亿，同样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我们就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以上正是19大报告规划的2035年与2050年两步走的目标。
时逢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福共和国明天会更好，一起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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