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姿势】究竟是哪些因素在拖居民消费升级的后腿？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
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付一夫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居民消费一直处在升级通道，不过，每个阶段的升级速度并非一成不变，主要推动力也不尽相同。
眼下，国人的新一轮消费升级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那么此轮消费升级的步伐是快还是慢？又有哪些因素在背后起作用？且看下文分析。
由于消费升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消费结构的优化提升，业内通常采用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度来表征居民消费升级的速度。
这里的结构变动度，是指平均每年消费结构的变动程度，结构变动度越大，表明居民消费升级速度越快，反之则越慢。该指标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计算：
其中，V、K和t分别是结构变动度、结构变动值和所要测算的时间距离，
基于这一算法，可以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有关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做一个测算。为了更加精确地反映不同阶段居民消费升级速度的差异，我们大体以五年为一个短周期，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分段考察（参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到，在2000年以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幅度大体上是逐个阶段上升的，尤其是在1995年~2000年期间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为6.3%；而后的10年里，结构变动度由高点依次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再次有所回升，由前一阶段的1.66%上升至3.91%，为1985年至今的第二高。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走势同城镇居民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在1995年~2000年期间达到数值上的最高点，此后出现下降态势。不过在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开始出现反弹，并稳中有升，从2005年~2010年的3.03%升至2010年~2017年的3.05%。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自1985年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国人收入的持续攀升，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升级速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加速到趋缓再到“提速”的变化过程。而2010年以后的“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当前正在发生的全民消费升级热潮。
不过，看似消费升级提速的近些年，其背后或许另有他因。
我们依然可以从数据中洞悉。基于前文的测算，进一步分析不同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究竟是由哪些支出的变化所引起，这可以通过不同支出项目对消费结构变动的贡献率来衡量。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居民消费支出项目主要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交通通信等八大领域。
总体上看，国人在不同时段的不同支出项目对消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不过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大体上都表现为相同的趋势，即2000年之前，食品类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变动有着决定性影响，而2000年以后则是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与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参见表1、表2）。
这与改革开放至今，居民消费内容的变迁基本上吻合，即从解决温饱到家庭耐用消费品，再到汽车与服务消费的演进。而近些年，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占比有抬头趋势，或许反映了国人饮食消费结构的升级，即对于更为健康、优质以及能够带来愉快体验的饮食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017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的变化中，有47.07%是由居住消费支出贡献的，而前一阶段的2005年~2010年，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仅有3.49%。考虑到2010年~2017年的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明显“提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201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剧烈变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在居住方面的支出较过去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加。
相比之下，2010年~2017年，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领域的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较2005年~2010年均有大幅度的下滑，分别从26.27%、21.08%和13.13%降至4.17%、1.57%和2.9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10年以后，城镇居民在服务领域的消费升级步伐大幅减缓，原因大致有二：一来，可能是由于居民消费结构在既有需求层次上继续提升的空间愈发有限；二来，人们的服务性消费被其他领域消费的增加所挤压。
现象背后的深意，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其实，居住消费支出的增加是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表现之一。国际经验表明，当居民收入提高并达到一定程度时，满足和改善居住的需求开始凸显，此时居住支出的比重也会相应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时，房地产进入高速发展期，住房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内容；而人均GDP进入4000~8000美元时，房地产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
就我国而言，2001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此后便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这让国人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储蓄，能够为购买住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此外，住房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居住需求的满足方式，这便在短期内释放出大量的住房消费需求，进而带动了国人的消费升级。
从数据上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98年的18.66平米上升到2016年36.6平米（参见图2），接近翻一番，城乡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则由1998年的9.43%和15.07%上升至2017年的22.76%和21.48%。
然而，虽说居住需求的改善是全社会范围内普遍且重要的消费升级方向，但这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居住价格（包括购买价格和租赁价格）的变化相对稳定且可以预期。事实上，近些年全国范围内的房价轮番上涨，以及一线城市房租不同程度的上涨，大大抬高了国人的居住成本，进而对其他方面的消费造成了“挤出效应”，2010年~2017年城镇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对消费结构变动度的贡献大幅度下降可以印证这一点。
面对住房领域高企不下的大额刚性支出压力（比如房贷、租金等），人们势必要在其他消费项目上节流，这便制约了居民消费升级的步伐。数据显示，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4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的回落（参见图3）。
由居住支出的激增导致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大幅度变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健康”的消费升级。因为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服务性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性消费的主导地位，几乎是居民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可近些年，服务性消费的引领性作用似乎正在减弱。不过，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楼市调控效果显现，不少城市的房价正在向理性范围回归，未来人们或许会有更多的“活钱”用以追求高质量商品和服务，而居民整体消费升级的步伐亦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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