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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华强北重金打造的商业街开放，原来的车行道被整齐美观的步行街替代，一条号称“全国最长地铁商业街”扭转了旧工业区遗迹的糟糕形象。这是深圳市近年城市更新的主要项目。
如今华强北步行街上，令人厌恶的拖车声少了，人流、嘈杂声以及月入过万的职业乞丐也少了。但是，华丽、大气却隐藏不住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寒意。
从2002年至2007年，华强北借助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功能手机、MP3MP4、电子游戏机，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
2007年，苹果发售第一代iPhone手机，人类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华强北浪潮再起。
但是，次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电子加工遭遇重创、出口断崖。
2009年1月7日，中国提前一年发放3G牌照，期望3G成为抗击经济危机的一支“骑兵”。
在智能手机和4G的刺激下，华强北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电子浪潮，进入了“狂野时代”。
那些年，全球电子商家及贸易商云集此地，整条电子街生意火爆、热闹非凡、拥挤不堪。受摩尔定律驱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快速更新换代，芯片、电路板、二极管等零配件，以及手机壳、保护膜、充电宝等互补品规模快速膨胀。
这股洪流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电子市场的创富奇迹。中国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赚得不如一个卖手机壳的多；华为工程师不如手机贴膜商赚得多；深圳白领收入不如华强北职业乞丐收入高。
2013年，国际电子市场出现波动，外贸形势严峻。同时，因深圳地铁七号线建设，封锁了华强北部分道路，电子街市场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修筑地铁的围栏，挡不住时代的浪潮和华强北的好运。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乘胜追击，发放4G牌照。
4G时代彻底释放了智能手机的能量，“下沉市场”崛起，华强北、互联网巨头分享了巨大的移动互联网红利。
此后，小米、华为、OPPO、vivo为代表的国产手机、无人机、LED、机器人、虚拟现实、新型可穿戴设备、比特币矿机、直播设备等再起涟漪。
虎牙、斗鱼、熊猫、快手、抖音都是4G之后涌现的“下沉市场”，他们加快了手机更新换代，给华强北带来不少拍照手机、智能麦克风、直播设备、外置音箱、镜头、屏幕等零配件销量。
但是，2017年全球手机销量进入拐点，首次下滑了100万台，报收14.72亿台；2018年下滑到14.049亿台。同时，比特币矿机、直播设备红利消失，无人机、机器人、虚拟现实尚未彻底爆发。
华强北电子市场寒意扑面而来，不少商家撤离，大量店铺空置，人气一落千丈，与崭新的地下街形成鲜明的反差。
所幸的是，5G来了。
华强北的商家们，都盼望着5G红利，能够拉动5G电子设备大更新，拯救低迷的电子市场。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再次提前发布通信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产业经济贡献》，预计2020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这一次，华强北的好运能否延续？5G时代，能否再创3G、4G奇迹，肩负起稳增长、创巨富的奇迹？
从3G到5G，移动通信牌照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救火队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与5G升级类似的是，汽车业也在推行新的技术标准。中国近年出台了“国六”标准，同时大力鼓励新能源汽车。
不过，与5G技术升级备受期待不同，今年中国汽车业可谓“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汽车整体销量大幅度下滑，汽车驶入寒冬；一边是互联网、房地产等造车新势力大举进入新能源汽车。
汽车业的技术升级能否激发一拨市场红利？
与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升级类似的是，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工厂环保标准、城市美化标准。各大城市正在大搞城市更新项目，即将铺开“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制度。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以及深圳的旧改与灯光秀。
近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性升级。
通信、汽车、能源、环保、城市、卫生、安全等领域的技术、产业、产品以及公共标准都大幅度提升。很多生意人都明显感觉到——以前能这样搞的，现在都不能搞了。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也经历了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产业、产品、技术标准得到提升，消费安全及福利大幅度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安全领域的召回制度以及食品农药残余标准。
如今，这场制度性升级意味着什么？
标准提升，带来的社会效益不可估量，但经济效益如何？能否在经济换档下行中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提升消费福利？
边际递增 V.S. 边际递减
标准升级能否推动边际曲线右移？
中国是全球少数在众多领域都有独立标准的国家。不过，在奶粉饮品、自来水、食品农药残留、石油柴油、汽车安全、移动通讯、气体排放、垃圾处理、驾考标准、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的技术及产品标准都有待提升。
中国制度性提升这些领域的标准，最大好处应该是提升了国民的消费安全及健康指数。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制度性升级可以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标准，增加产业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及技术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增进消费体验，甚至引发一场高质量的消费革命。
制度性升级，是一次多维度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及变迁将技术成果巩固下来。如产权制度保护专利鼓励创新，产业激励制度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
中国这一次制度升级，可能是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诺斯式增长”的结合体。但是，每一个领域，都有其不同的增长逻辑；侧重点不同，化解矛盾的方式不同，决定了增长速度的快慢。
下面对5G、新能源及“国六”、垃圾分类、城市更新，分别考察技术标准、产业标准、公共政策、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解析其中的增长逻辑。
5G：考察技术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六：考察产业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垃圾分类：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城市更新：考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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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增长逻辑：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以效率型增长为主
5G是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的合体，由技术创新驱动，前期政府投资拉动，后期消费市场刺激。
5G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标准，但也是一种产业标准。
这里主要考察技术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5G通讯技术标准的提升，可以大幅度地推动边际收益递减曲线右移。技术创新增长的逻辑如图——3G、4G和5G通信技术边际收益率曲线图。
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2009年3G技术投入商用后，行业收益率从高逐渐走低；紧接着，2014年4G投入商用，直接将通信及相关领域的边际收益率直线拉升；到2019年通信领域的边际收益率又递减到较低的位置，政府提前发放了5G牌照，再次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
这是技术革命，尤其是底层技术标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经典走势图。虽然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规律，但是新技术可以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一次性拉高投资收益率，实现规模经济。如此，反复波浪式前进，经济持续递增。
预计，5G将开启一个万亿级别的规模市场。
目前，中国已部署了“环江西带”5G示范城市，预计2020年开始投入商用。5G将促进整个通讯电子以及相关产品更新换代，包括主设备、系统集成、基站天线及射频器件、小基站、光纤光缆、各类电子产品，以及智能汽车、智能医疗等。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5G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在直接产出方面，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预计当年将带动约4840亿元的直接产出，2025年、2030年将分别增长到3.3万亿、6.3万亿元，十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9%。
在间接产出方面，2020年、2025年和2030年，5G将分别带动1.2万亿、6.3万亿和10.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
预计在2023年直接和间接产出的边际收益率逐渐开始递减。5G比4G、3G更具外溢性，很可能在中后期带动智慧医疗、智能汽车等相关产品增长，从而间接产出增加。所以，5G边际收益率递减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短期上涨的波动。
5G增长属于良性的效率型增长，既受消费市场刺激，也受政府投资拉动，根本上是技术驱动。
2020年，运营商网络设备投资是重点，预计投资金额超过2200亿，占5G设备支出比重超过80%。2024年，设备年投资额开始下降。其中，包括不少政府投资以及政策激励，以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增长。因此5G增长也有凯恩斯式增长成分。
新能源及“国六”增长逻辑：产业制度升级增加私人成本，倒逼技术升级
应用性技术的缓慢进步，无法一次性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除非底层技术革命。
电动汽车的历史比内燃机汽车还早。在1881年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特鲁夫就制造了第一辆铅酸电池三轮车。这比卡尔·本茨制造出燃油汽车要早五年。
1900年，欧美出售的4200辆汽车中，40%是蒸汽机车，38%是电动汽车，只有22%燃油汽车。但是，此后电动汽车技术进展缓慢，电池续航能力差，成本及售价高昂，投资收益率很低，一直无法大规模商用。
反观，内燃机技术取得了革命性进步，燃油汽车技术更加稳定成熟。再加上福特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推动了汽车边际收益率右移，吸引大量资金投产，汽车从此走进了欧美千家万户。
受环保主义及石化能源紧缺影响，如今全球汽车业的方向再次回到电动汽车。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美国家大力发展氢能源以及氢燃料汽车，还有一部分国家则发展锂电池以及纯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能否规模递增，关键看电池技术创新、成本及商用程度。
“国六”属于产业标准，属于制度性升级，而不是纯粹的技术性升级；考察产业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六”是指“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于2019年～2020年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提升汽车污染物排放的限值，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理论上，制度性升级可以促进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制度性升级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一、通过制度变迁增加私人成本
当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时，比如汽车、工厂排污，就会造成福利损失，甚至发生公地悲剧，公共环境受到污染。“国六”出台，实际上增加私人成本，促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平衡，以恢复市场效率，避免福利损失。
二、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费用
比如产权制度、专利法可以降低信息搜寻、合同纠纷、交易风险等成本。又如汽车召回制度可以降低合同纠纷、反复诉讼的成本。
科斯认为，产权制度可以解决以上庇古提出的问题。只要产权明确，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即效用最大化。
三、通过制度升级倒逼技术革新
这是第一点的延伸。排污标准提升，为什么会促进市场恢复效率？原因是，环保标准提升，会倒逼企业改进技术，提高经营效率，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新一代汽车大规模商用，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有人提出，环保标准提升后，很多企业因成本增加而被迫关闭。但这个锅不在环保标准的提升。
因为在低标准下，企业之所以能存活实际上是以污染环境为前提，损失了社会福利。如今提升其排放标准，实际上让其归回正常，并不是提升了他的成本。而是让他的成本恢复到本应该承担的程度。如果企业因此倒闭，属于正常的市场淘汰。成本恢复到应有的水平，短期压力会增加，但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倒逼技术创新。
所以，制度创新、升级，与技术创新是一样，都可以推动边际曲线右移，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制度不同，效果也不同。产权制度可能带来增长率快速提升；产业制度作用相对间接，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将新能源与“国六”标准结合，可以得出一条制度升级倒逼技术创新的增长曲线。其特点是：
第一，产业标准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性的，传导机制缓慢。
与3G、4G、5G引发的效率革命不同，国四、国五标准都没有倒逼汽车爆发科技革命，只是促进汽车节能方面的技术提升。国四、国五标准对边际收益率的提升非常有限，增长率波动幅度远远小于通信及电子行业。
国六能否间接倒逼新能源技术革命？
随着国六标准的实施，国五标准汽车将逐步淘汰，车企面临“国六”的环保压力，是否会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的投入？
若新能源汽车，如电动汽车没能爆发技术革命，那么增长曲线也会如国四国五一样平庸。
若氢燃料技术或其它新能源技术获革命性突破，那么收益率会大幅度拉升，大量汽车更新换代触发规模经济，引发一场汽车及新能源产业革命。
垃圾分类的增长逻辑：公共政策升级降低交易费用，但作用具有发散性及滞后性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政策。该政策要求，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是一项公共政策。通过对垃圾分类的研究，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公共政策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巴泽尔、诺斯的国家理论，公共政策属于公共用品，其作用是降低交易费用。这属于“斯诺式增长”。公共政策如何降低交易费用？
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公共用品不足，公共卫生糟糕，情况会怎样？
近代欧洲，由于生育率上升，人口向城市集中，公共用品供不应求。城市自来水、公共厕所、排污系统、垃圾处理、公共卫生教育等严重不足，导致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反复大爆发。
直到1830年代，在霍乱的威胁下，英国才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由查德威克推动公共卫生改革，通过了第一个强制性的卫生法案。美国、德国等随后跟进，逐渐建立城市污水系统、公共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
强制垃圾分类，升级公共卫生标准，可以降低瘟疫、疾病传播带来的风险，降低整个经济系统的交易费用，有助于营造宜居、宜商、宜创新的城市环境。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大城市如东京、伦敦、纽约，都是公共卫生俱佳的城市。
但是，公共政策降低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扩散性的。
其次，公共政策增加私人成本倒逼技术进步、经营效率提升。
这一点与“国六”的逻辑是一样的。提升公共卫生标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公共环境沦为“公地悲剧”。强制垃圾分类，是通过增加个人、企业的私人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平衡，从而避免福利受损。
由于公共卫生属于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科斯的私人产权的方式来解决，只能依靠“庇古税”，即增加税收或罚款。
中国主要生活垃圾构成是厨余垃圾，比重超过60%。厨余垃圾不但量大、且容易变质腐烂，处理起来困难，增加公共卫生的成本。强制垃圾分类后，可以降低处理的成本，同时可能倒逼酒店、超市、菜市场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提升、效率改进。
例如，带包装的精品菜可能会增加，清理好的蔬菜、杀好的鱼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厨余垃圾。清理厨余垃圾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酒店、菜市场处理垃圾的成本。
这属于“斯诺式增长”叠加索洛式增长。
最后，公共政策直接拉动公共消费。
强制垃圾分类实施，大量的公共卫生设备需要更新和新建，同时清洁工人及相关人员增加不少。这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属于凯恩斯式增长。
据住建部介绍，目前，全国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
这46个重点城市已配备厨余垃圾分类运输车近5000辆，有害垃圾分类运输车近1000辆。在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已超过1900万次，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
2019年将计划投入213亿元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所以，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公共消费拉动、交易成本下降、倒逼相关产业技术进步叠加而成的。其中，公共消费拉动短期作用明显，交易成本下降和相关产业技术进步都存在滞后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率走势图，是一条存在不确定性的曲线。整体上，边际曲线右移时间缓慢，边际收益率提升不大；若公共消费拉动可以带来短期增长，但衰退也很快。
城市更新的增长逻辑：混合型、复杂性
城市更新的增长作用比较难判断，更新项目繁多、花样各异，有公共消费，也有公共投资，也有私人消费及投资；有凯恩斯式增长，也有斯密式增长，还有索洛式增长。
下面以修路、旧改、灯光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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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拉动GDP，是一种凯恩斯式的共识。
修路搭桥是一种准公共用品投资，政府是投资主体。若修路搭桥是正常需求，那么政府的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只是效率相对偏低。其增长逻辑是，城市道路作为准公共用品，其建设可以直接拉动增长，同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若有效投资或消费需求不足时，政府借贷投资，这属于凯恩斯式增长。这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有限，前期投资拉动作用明显，后期递减迅速。
所以，公共用品的投资效率都偏低，修路的边际收益率比较低，且波动很小；更好的道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间接提升边际收益率，但是时间上具有滞后性。
正常需求下的旧改，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及消费行为，符合斯密式增长。但是，城市旧改，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其中不少包含棚改货币化项目。货币化的加入，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棚改贷款，具有明显的凯恩斯式增长的因素。
棚改货币化的城市旧改，与短期的地方财政收入及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短期内促进增长，但投资收益率递减明显，后期增长乏力。
所以，市场驱动的旧改的边际收益率非常稳定，政策在短期内容易出效果。
灯光秀，是近年城市的特色。灯光秀与种植鲜花绿植类似，都属于公共消费品。其增长逻辑与垃圾分类公共政策类似。
灯光秀可美化城市，增加公共福利，吸引更多人才加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降低了企业搜索、聘用人才的成本。这对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属于斯诺式增长。
不过，灯光秀或许也存在“索洛式增长”。灯光秀相当于政府采购，促进LED技术的进步。LED技术创新，具有扩散性，可以提高整个产业及相关产品的收益率。
早在1995年，日本松下公司就在高达634米的晴空塔上安装了1995台LED照明灯组成的百变服饰，向世人展现了变幻莫测的灯光秀。
这套灯光秀背后的核心技术是精准控制的数字控制系统。在此基础上，松下公司对电路技术、导光技术、控制技术、散热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然后将灯光控制系统运用到家庭消费领域。
未来几年，预计LED 技术可能用有可编程能力及固态照明方案来改变照明市场。
灯光秀的收益率走势有可能出现两种：一种是LED及相关技术创新，快速拔高边际收益率；另一种是技术无突破，走势平庸。
城市更新比较复杂，但归根结底还得走到市场驱动技术升级这条路上来。正如华强北的旧改——建设一条靓丽的商业街，难以扭转电子市场的低迷。复兴华强北，还得看5G。
投资 V.S. 消费
何为手段，何为目的？
不过，以上的分析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忽视了消费承受力。
“国六”标准提升了排放标准，降低了尾气污染，但若消费者无法承受因此带来的成本增加，导致车企滞销，消费福利下滑，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
垃圾分类作为公共政策亦同理，若因此带来的成本增加是居民、酒店、商超无法承受的，那也会适得其反。
另外，5G、城市更新、垃圾分类都会涉及到不少政府投资，若政府需要大规模举债，依靠信贷宽松来实现，亦值得考究。
这是一个人人都懂的经济常识。但是，在经济学及经济政策中，却经常被忽视。主要原因是凯恩斯式政策常态化，混淆了经济增长的手段与目的。
凯恩斯反对节俭，认为扩大需求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有一次他在酒店故意把毛巾被褥弄乱，并打趣说，这样可以增加清洁工的就业。
实际上，凯恩斯存在三个误区：
一、忽视了消费承受能力
有效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容易引发资产负债表危机。
二、站在“上帝的视角”——这对市场来说是致命的
经济学家分为两派，鼓励消费和主张节俭。其实，节俭或消费，不能鼓励，也不能反对，应该让个体自由发挥。节俭或消费，都是市场个体的选择，若以“上帝的视角”提供倾向性主张或政策，则容易导致市场失去博弈的活力，甚至市场失衡。
三、混淆了目的与手段
凯恩斯长期将增长看成是目的，消费、投资只是增长的手段。但实际上，消费才是目的，投资、增长都是服务于消费，促进消费福利增加。
不过，其实凯恩斯是极为灵活、实用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若凯恩斯活到七十年，他会适时改变主张，写出“供给主义”）。现在宏观经济学的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凯恩斯追随者随意发挥、教条式坚守的结果。
凯恩斯强调他的主张是“短期”的经济政策，而非长期；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下，政府向社会借钱增加投资来拉动增长。
但是，后凯恩斯主义者及施政者失去了凯恩斯的“灵性”：
第一，将凯恩斯式政策常态化，长期依赖于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增长；
第二，将财政政策扩大到货币政策，货币宽松支持财政融资。
凯恩斯主义最伟大的贡献是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人们可以从各种宏观数据上分析经济走势。
但是，宏观经济学却严重颠倒了经济增长的目的与手段。
我们通常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这种主张具有误导性。
实际上，消费是马车上的主人，投资和出口都是拉动马车的两匹马，消费是马车上的主人，驱动马车前进，同时享受增长的成果。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消费福利，即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幸福感以及成就感。
如果过度透支消费，任何方式的增长都是伪命题。
以下我们加入消费因素，考察技术标准、产业制度、公共政策、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5G：技术性消费由市场决定
技术与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谁决定谁？
198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提出“技术范式-技术轨迹”理论。这个理论指出，技术范式以自然科学的原理为基础，不以人的喜好为转移；技术轨迹由经济因素决定。
所以，5G是否如4G一样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完全取决于市场。若技术成熟，进入大规模商用，成本快速下降，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正如当年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大规模制造的廉价汽车——T型车。倘若像1900年代的电动汽车，则因技术不稳定、成本高昂而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技术不成熟或不具成本优势，则无法快速拉高边际收益率，推动右移边际曲线右移。
5G提前一年发放牌照，未来能否如期产生规模经济，关键看5G技术的稳定性及成本。
二、“国六”：基于消费需求的产业政策根据推动力
新能源技术的逻辑与5G类似，都由消费决定。但是，新能源技术与产业政策相关，“国六”能否倒逼新能源技术创新？“国六”标准是不是消费驱动？
中国在2013年开始实施“国五”标准，到2018年才全面覆盖。然后，2019年加速“国六”标准落地，现已有部分城市实施。
从排放指数来看，“国六”的排放标准要比“国五”严格50%以上。若实施“国六”，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就要减少一半以上。
不仅如此，“国六”二阶段的排放标准甚至比欧六标准都要降低30%。目前，欧洲国家还是第五阶段标准，相当于我们的“国五”。
与国五不同，国六标准还没有实验，就直接实施。原因是，国六标准比较高，国内找不到符合国六标准的发动机。
中国市场能否承受如此之高的标准？
预计，国六标准每台车将增加5%～10%的成本，平均到车上至少超过1万元。增加的成本，或许由车主、消费者共同分担。当前汽车整体销量断崖式下跌，成本增加会向车企倾斜。如此，汽车厂商能否承担相应的成本？
汽车厂商考虑成本太高，是否会转向开发新能源汽车？
宝马研发总监弗罗里希认为：
“没有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有需求。一个也没有。是监管机构对纯电动汽车有要求。”
他的意思是当前纯电动车的市场需求是政策驱动的。如果有足够的补贴激励，他们可以在欧洲市场推出100万台纯电动车，但欧洲消费者不会买，因为欧洲不需要纯电动车。
欧洲的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欧洲燃油车的排污指数非常低，对空气污染程度很小。不论从价格还是环保需求，纯电动车在欧洲都无法对燃油车构成挑战。这是欧洲消费者决定的。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产业政策即新能源补贴，对电动车的驱动。
在欧美国家，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消费者借助政府之手来实现，并以此驱动技术升级。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公开投票也未必能够保证产生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产业政策。
所以，产业政策对技术的倒逼未必完全是消费决定。不科学的产业政策，不但无法推动技术进步，还可能让情况更加糟糕。
例如，日本政府曾经大力扶持煤炭工业，但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导致煤炭工业濒临破产。此后，日本为了调整能源结构，大力支持核能发展。但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日本又自我否定了这一能源方向。
此后，日本开始去核化，鼓励丰田等企业开发清洁能源氢燃料，并提出了“氢能源基本战略”。目前，日本的氢能源及氢燃料汽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距离大规模商用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一次，日本押注氢能源能否成功，有待氢燃料技术进步的检验。若技术不稳定，经常引发安全事故，那么，这一产业政策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日本的能源结构转型历史，基本上由政府产业政策驱动，也有能源消费需求转型的因素。
所以，基于消费驱动的产业政策，更具有驱动力。
三、垃圾分类：在制度成本与交易费用中权衡
有人说，上海人被垃圾分类逼疯了。强制垃圾分类，最大的争议来自对私人成本的增加，可能还是无法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这实际上是一道计算题。强制垃圾分类存在制度成本，但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关键看制度成本更大，还是交易费用更大。
强制垃圾分类的成本包括分类系统及配套建设费用、新增人工费用、督查费用，以及用户学习分类的时间成本、因垃圾分类带来的消费升级额外增加的费用。
日本的大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全球首屈一指，但私人承担了大量的垃圾分类及处理的成本。白天街道上垃圾桶很少，市民出行自备垃圾袋。
垃圾分类实施的前期，市民需要学习分类技能，以及改变习惯，这个阶段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毕竟改变习惯是艰难的，教育及监督成本不低。但是，一旦习惯养成，标准化的分类，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成本。
清洁的城市环境是宜居、宜商的基本条件，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城市。分类垃圾的处理成本会大幅度下降，公共卫生费用如疾病滋生等也会下降。这也就间接地降低了交易费用。
所以，垃圾分类，卫生标准到什么程度适宜，完全取决于市民能够承担的成本。
四、城市更新：财政能力、货币政策是关键
城市更新的推动者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是推动城市更新的主要手段。
不过，城市更新到什么程度为宜？道路一年更换8次鲜花是否过于频繁？每年修一次的道路是否过度？市民是否需要豪华公厕？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
若以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经济下行、有效需求不足时，修路搭桥、更换鲜花、建设公厕都可以促进经济复苏。
若按照货币主义的主张，什么时候修路，能否消费得起豪华公厕，完全由市场决定。
在预算软约束、银行非独立性的国家，修路搭桥基本上由政府决定。即使预算受控的政府也有一定的自主权，也能决定绿植更新等事项。
国会及政府是间接执行市民、消费者的需求，效率不如市场，不能表达消费需求。
所以，若缺乏公共决策机制或公共决策效率低，城市更新则无法完全由市场决定。市场的力量，无法倒逼城市公共用品升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此时，政府需求替代了市场需求，政府的财政收入，决定了其投资及消费能力。若以债务型、货币化的方式推动城市更新，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若财政自主、杠杆率低，且财政使用效率高，有助于公共福利增加及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V.S. 制度建设
制度性升级的主角是谁？
近些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制度升级。
金融、环保、通信、公共安全、城市更新等众多领域的标准升级，加速了产业更新，强化了市场监管。这场广义的制度性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模式各异、效果不同。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爆发过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消费保护主义开始崛起。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位名叫拉尔夫·纳德的美国律师。此君，被誉为“美国第一公民”，是消费者的保护神，曾多次“搅局”美国总统大选。
纳德于195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你买不到安全的汽车》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汽车厂商为迎合消费市场，在汽车设计及制造上追求时尚、速度，而忽略安全。
当时美国主流观点是交通事故源自驾驶速度过快及个人操作不当，而不会想到汽车厂商在设计及制造上的缺陷。
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了联邦政府劳工部部长助理莫伊尼汉的关注。莫伊尼汉请纳德来白宫担任汽车安全政策相关的顾问。
此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的“四项权利”。
1965年11月，纳德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开始掀起一场改变人类消费历史的权益运动。
纳德在书中第一章便拿通用汽车开刀，批判当时最为风靡的一款车型——通用汽车的科威尔。纳德指出这款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悬挂系统的缺陷会使车子剧烈打滑并导致翻车。事实上，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早已发现这些问题。但是，公司领导拒绝解决这些安全隐患，原因是每辆车的改进需要花费15美元。
后来，通用公司采用恐吓、调查等不光彩的手段打击纳德，最终被媒体曝光，舆论一片哗然。
参议员里比科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要求通用汽车总裁詹姆斯·洛希到国会，当面解释这起卑劣的调查及骚扰事件。于是，汽车设计安全问题被大肆报道。美国公众很快接受了纳德关于“汽车设计缺陷存在安全隐患”的主张。
纳德说服了艾奥瓦州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举行了关于汽车安全问题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会后，全美高速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成立。
同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第一部缺陷汽车召回法案。
紧接着，纳德协助NHTSA制定了ABS、安全带、安全气囊、汽车消防等我们今天熟知的安全标准。
1969年12月12日，拉尔夫·纳德登上时代周刊，一时风光无限。时代周刊调侃他为“最难缠的消费者”，向全世界宣告：“每个车主都该感谢他”。纳德因此被称为“汽车召回制度之父”。
第二年，日本运输省修改了《机动车型式制定规则》，效仿美国制定了汽车召回制度。此后，欧洲德、英、法等国陆续出台汽车召回制度。
汽车召回制度到底对汽车产业是否有帮助？
美国召回制度出台的当年，亨利·福特二世抱怨说新的汽车安全标准：“不合理、武断、技术上不可行……如果我们不能达标只好关门了。”但到1977年，福特二世承认：“要是没有一条联邦法律，我们的汽车是不会有现在已有的安全性能的。”
汽车召回制度以及一系列汽车安全标准，实际上降低了汽车行业的交易成本，避免了反复诉讼、消费纠纷等交易成本，降低了因汽车安全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
汽车召回制度的出台，安全标准的升级，本质上反应的是市场需求的提升，有助于倒逼汽车安全领域的技术进步。
在汽车安全领域取得成功后，名声大噪的纳德组织一群“纳德战士”，继续向消费侵权及安全领域发起“堂吉诃德式”的进攻，并且硕果累累。
“纳德战士”分别对空气和水污染、食品安全、大企业侵权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州际商业委员会、个人隐私等众多领域发起攻击。
纳德战士的手段“快准狠”，每一份调查报告都打到点子上。在1970年代，纳德的行动直接推动了《天然气管线安全法》《控制辐射保障健康安全法》《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信息自由法》，以及规范屠宰业的《肉类卫生法》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
纳德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树起消费权益的大旗，推动了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消费保护法案。他也被誉为“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
在纳德之前，消费权益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政府也没找到太多理由干预企业经营，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二战之后，美国经济进入繁荣周期，迎来了消费大时代。
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消费升级，高品质的需求推动消费主权觉醒。纳德成为了站在时代风口上，捍卫消费主权的领军人，“纳德战士”推动了消费文明。
美国这一轮历史性的消费制度升级，给予我们以下三个重要启示：
第一，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增进消费福利。
纳德促进农业残余、电信安全等立法，都是从消费市场出发，最终都是落实到提升消费福利。
制度性升级应该从终端出发，由市场驱动、消费升级倒逼公共政策出台，强制整体提升安全、健康、卫生、更高质量等消费福利。
只有市场驱动的制度性升级，才是有效的需求，才能推动边际曲线右移，拉高边际收益率。
公共政策、经济政策、产业制度以及其它制度，都要以提升消费福利为目的，让市场自由启动，不以“上帝视角”随意拔高标准，透支消费需求，强制刺激经济。
第二，基于消费福利的制度性升级必须系统而全面。
“国六”只是汽车排污标准的升级，但石油燃烧标准、汽车撞击安全标准、新能源电池安全以及环保标准等同等重要。
要想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必须解决电池续航及安全性问题，电池回收处理问题，从技术上打消消费者对电池车爆燃的担忧。同时，这一技术的成熟度必须能够大规模商用，才能把成本下降到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如此，才能推动规模经济递增。
但是系统性的升级，需要以消费升级为驱动，否者市场承受不住。市场是一个自发程序，市场知道哪些地方要升级，哪些地方还能忍着。
第三，公众政策是“第三只手”。
在“纳德战士”的推动下，快速而密集的立法促使经济学家发现，在市场与政府之外，还有第三只手，那就是宪则、制度、公共政策。
布坎南、哈耶克、阿罗、诺斯等一批经济学家都将目光转移到公共力量之上，诉诸于公共决策及宪章，来约束“无形之手”私权和“有形之手”公权的过度扩张。
斯密发现了市场的力量，凯恩斯发现了政府的力量，布坎南等发现了公共政策的力量。
制度性升级，发端于市场，借助公共政策之力，倒逼技术进步。这种我称呼为“诺斯式增长，或许”布坎南式增长“更为准确。
制度性升级的增长逻辑，并不依赖于宏观调控，因为宏观调控强调“逆周期调节”和“相机选择”。这不符合制度性升级提升消费福利的目的，也不符合制度性升级追求稳定、规范的法治手段。
避免宏观调控扩大化，将制度性升级“制度化”，才能享受一拨拨“制度红利”。
参考文献
【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
【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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