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无人系统：海上作战的演进而非革命

关键要点

• 海军无人机正在重塑海上作战的实施方式，而非重新定义海军力量本身。其价值在于在现有舰队架构内增强监视、打击范围和作战持久力——旨在增强而非取代传统力量。

• 技术优势转瞬即逝。乌克兰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等冲突表明，无人机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支撑它们的卫星、情报和工业网络。

• 有人平台、无人系统及数字网络的集成将塑造海上作战的未来。各国海军面临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能力同步整合成自适应且可互操作的兵力架构，并能在对抗环境中持久存在。

引言

在近期冲突中，海军无人机占据了全球头条新闻，成为当代海上作战中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之一。从最初俄罗斯在黑海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乌克兰海军力量几乎可忽略不计的状态，到基辅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发起的创新战役，标志着一个显著的战略逆转。通过精准且巧妙地运用无人水面艇（USV），乌克兰削弱了莫斯科的海上行动自由，并为自身开辟了作战空间。在进一步的演变中，据报道配备改装空对空导弹的乌克兰USV已开始剥夺俄罗斯飞机在黑海上空的行动自由，包括据称击落了两架苏-30SM（Su-30SM）战斗机。类似地，胡塞武装——曾是一个地方性叛乱组织——利用无人机技术将其力量投送至远超出也门边界，在红海对海军和商船实施了备受瞩目的袭击。这两个行为体都展示了技术适应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及非对称作战概念如何能产生超乎比例的战略效果。

在此背景下，全球对海军无人机的兴趣激增，许多国家竞相开发或获取此类系统。这些发展共同反映了各国寻求扩大其海上覆盖范围、韧性和威慑力之际，向自主海事系统更广泛转变的趋势。然而，尽管海军无人机日益突出，且已带来诸多变化，但将其视为未来海上作战决定性“矛尖”仍为时过早。

本文旨在客观看待海军无人机作战的演变，并主张军事规划者不应仅仅将无人能力视为传统舰队的革命性替代品，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演进式的战力倍增器，其真正价值在于融入更广泛、网络化的海上力量体系之中。

回顾早期的无人机冲突

近期围绕海军无人机的热议并非前所未有。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出口涌现，中小型国家大规模获取和操作武装无人机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在2010年代显著降低。第二次利比亚战争（2014–2020年）成为首场大规模无人机冲突。

在叙利亚，土耳其2020年的“春季之盾行动”（Operation Spring Shield）展示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如何能够压制装甲、火炮和防空系统，在不部署有人空中力量的情况下取得战术成功。这些作战经验在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中得到了最显著的体现。战争中无人机精准摧毁坦克和防空系统的震撼画面在全球传播，强化了战争方式发生革命性转变的看法。

快速演变，战略不确定性

无人机创新的速度非同寻常，但正是这种速度凸显了技术优势的短暂性：一年前看似革命性的系统，次年就可能被反制或过时。持续的乌克兰战争说明了这种波动性。早期冲突中曾备受吹捧的TB2无人机此后未能达到预期，因为其在对抗性空域的损耗率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而更小的无人机仅能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产并饱和前线才得以维持。虽然估计目前俄军战场损失的60%至70%由无人机造成，但战争的最终胜负仍取决于地面部队、诸兵种合成机动及对领土的控制——而非仅靠无人系统。

其作战成功还依赖于获取卫星导航、安全通信和数据处理基础设施的能力。就乌克兰而言，无人水面和水面作战的有效性依赖于来自美国侦察卫星和北约监视资产的实时目标数据。基辅将商业和军事情报融合到打击计划中的能力，突显了其成功既关乎信息也关乎技术。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动态，将无人机整合到更广泛的诸兵种合成作战框架中，加之亚美尼亚过时的防空系统和有限的作战能力，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看似自主的作战实际上是由跨越卫星基础设施、情报共享和工业供应链的广泛外部支持网络所维持的。维持高损耗率还需要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有韧性的后勤保障。这些冲突表明，无人机的变革性作用不在于替代传统部队，而是作为网络化精确作战体系中的成本效益高的倍增器。

重新思考无人机在海域的作用

应用于海上环境，无人机不太可能是革命性的。相反，它们代表了海上作战演进的下一步。无人机作战的历史表明，海军力量的未来不在于单一技术，而在于其如何有效地融入更广泛的作战架构。其真正效用在于扩展传统平台的航程、覆盖范围和生存能力，起到战力倍增器的作用而非替代品。来自空中领域的概念，如“协同作战飞机”（CCA），已经指明了这个方向，将有人驾驶飞机与自主系统结合以扩展能力和韧性。

一种海上的类似概念，可称为“协同作战舰艇”（CCV），正在多个海军中成形。CCA与CCV概念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自主性以克服海上通信与控制方面的复杂技术挑战。诸如安德鲁尔公司的“幽灵鲨”（Ghost Shark）、波音公司的“虎鲸”（Orca）、中国的试验性滑翔器、英国的“塞特斯”（Cetus）以及新加坡的“多用途作战舰艇”（Multi-Role Combat Vessel）等项目，都反映了将无人平台与传统舰艇一起整合到网络化特遣大队中的并行工作。

从无人机作战中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是需要一支“可消耗”的混合力量。近期冲突的观察表明，最好通过高低端系统混合来实现这一点。高端无人机能力更强，但替换速度较慢，使其易受消耗战影响。低端无人机虽然在航程和精密程度上更有限，但可以快速大规模生产以在对抗性环境中维持作战。对CCA模型的研究表明，这种混合能为指挥官提供灵活性和作战纵深，这两点对海上应用同样重要。

然而，条令和作战问题仍未解决：应如何向自主单位下放指挥权限；在战斗条件下应允许何种程度的控制或独立性；以及如何在持久冲突中大规模生产和维护此类系统？挑战不在于是否采用无人机，而在于如何将这些平台系统地编织到更广泛的海上力量结构中，以创建一支有韧性、可互操作且能在对抗性环境中持久存在的力量。

结论

虽然海军无人机标志着技术和作战上的重要演进，但它们本身并未重新定义海权。其日益突出的地位反映了向网络化、数据驱动和集成化战争形式的转变，而非与过去的决裂。历史表明，军事事务的革命并非仅来自平台本身，而是来自新技术如何被吸收到条令、组织和战略中。因此，海上作战的未来将更少取决于部署的无人机数量，而更多取决于各国海军如何有效地将有人和无人系统整合成一个自适应且可持续的海权架构。

参考来源：https://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5/10/IP251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