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15楼的另外两位科学家
中关村15楼
撰文 | 老 多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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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爬楼以前，给大家看两张图。前两天的文章发出以后，有朋友留言希望老多能画一下三栋楼的平面图，然后读起来对三栋楼会有感性的了解。老多觉得这位朋友的提议很好。而且现在有比画图更好的办法。我用 Google Map 找到了三个楼的航拍照片，然后截图标上标识，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三栋楼大致的情况了。我截了两张图，一张就是三栋楼，一张是包括老多2016年文章里提到的附近的一些地方。大家看了有啥问题可以留言，如果老多能回答一定回答。
下面继续爬楼。今天老多写15楼第三个门洞，也就是最东边门洞里住的科学家。不过遗憾的是这次老多只能写两家，因为老多熟悉的就这两家，其他四家老多都很不熟悉，老多就不写了，还请大家原谅。拷贝粘贴各种资料，这样写不好玩，没什么意思，也不是老多的风格。
图1
图1里15楼最右边的门洞，就是今天要写的第三个门洞。其中一层最南边一家，应该是116号，住的是陆元九，陆伯伯家。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陆伯伯的：“陆元九，1920年1月9日出生于安徽滁州，自动控制、陀螺及惯性导航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陆元九在美国期间从事最优控制、动态系统分析和测试、涡轮机控制等研究工作。1956年回国后，长期致力航天工程控制问题的研究。参加和领导多种航天器控制系统和导航系统的研制工作。”
这些表述大家不必有怀疑，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假的。但是，大家肯定不会知道，陆伯伯在文革中的遭遇！用他儿子的话说，活下来不易。
还是像老多2016年写的那样，“有人问，你们这么被人整，怎么还在干？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干科学是为求知，求知是因为好奇，科学研究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为整个人类，所以他们要继续干下去。”
陆元九
陆伯伯一家和钱学森先生、郭永怀先生家一样，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陆伯伯个子比较高，是一个儒雅的老头，老多记得小时候他的头发好像就白了。陆伯母更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伯母。老多有五十多年没有见过陆伯母了，但是她的样貌老多还清晰地记得。昨天听说陆伯母已经在五年前仙世了，老多想哭……不过陆伯伯虚岁100岁了，现在每天还可以下楼走一会儿，真心地祝福陆伯伯健康长寿。
他们家有几个孩子老多不确定，但应该都是美国出生的。老多肯定知道的是他们家有两个小姐姐。大姐姐比老多岁数大，但是也大不了多少，她是一个很有大姐范儿，很亲切的女孩儿。对于我们这些淘气小男孩儿的无理，总是宽容以待。老多为啥会有如此之印象呢？因为有一件事老多至今都没有忘记。小时候我和陆伯伯家两位小姐姐（还有个弟弟）经常早上一起去上学。记得有一天下了大雪，我们都非常高兴，一路玩着雪去上学。老多也许高兴过头了，突然推了一把大姐姐，她一点防备也没有，一下就摔在雪地里了，弄得浑身都是雪。干了坏事以后老多突然清醒了，看见她从雪地里爬起来心里害怕极了，怕她会教训我。可是大姐姐没有教训我，她若无其事站起来，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和我们说笑着继续上学去了。如今两位小姐姐也都有五十多年没见了。
老多在写这篇文章时，恰好与多年没有联系的陆伯伯儿子联系上了。他为老多这篇文章做了如下精彩的回忆：
很温馨的回忆。
继续爬楼，爬到陆伯伯家楼上216号，这里住的是叶渚沛，叶伯伯。百度百科上是这么介绍叶伯伯的：
“叶渚沛（1902-1971），祖籍厦门，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冶金学家，中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氧气转炉炼钢的倡导者之一。
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金属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62年，叶渚沛在国内率先提出关于微粒学研究。1965年在0.7立方米小高炉上采用炭热高温竖炉炼磷，该课题通过了中科院级鉴定。
叶渚沛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2001年更名为“过程工程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提出了强化冶练的“三高”理论及提倡矮胖型高炉炉型。在中国率先提出冶金领域内发展碳热超高温新技术和开发微粒学及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冶金过程，为中国冶金事业作出贡献。”
叶渚沛
这些赞颂看似冠冕堂皇，但没有一个字是假的，只是赞颂的背后，仍然是无法形容的迫害和苦难。令人痛心的是，叶伯伯没有熬到文革结束就……
叶伯伯是1950年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属于49年以后最早回国的科学家。叶伯母是美国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一个小哥哥，两个小姐姐，他们和陆伯伯家孩子一样，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和陆伯伯家孩子一样，我们都很熟。但是小哥哥一般是和老多的小哥哥还有其他家比较大的哥哥们一起玩，不太搭理老多这些小豆包。大的姐姐也比老多大，胖胖的，是个非常可爱的姐姐，叫 Susan。最小的姐姐和老多一样大，我们是小学同学。
老多小时候没怎么去过叶伯伯家，不过他们家有个很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他们家南边窗户外有一颗老槐树，槐树树干很粗，大概要两三个人才抱得过来（位置见图1，这棵树现在没有了）。树干中间已经被蚂蚁蛀空。小时候经常看见叶伯母从窗户里伸出手臂晾衣服啥的。有时还会看见叶伯母站在窗户里面向外面喊我也听不太懂的话，意思是叫孩子们回家吃饭。他们家一直有一个老阿姨，帮助做饭打理家务，一直到最近几年。
文革发生以前，我们的生活是平静的，伯伯伯母们是忙碌的。经常会看见叶伯伯微微驼着背，快步在中关村由青砖铺的小路上走着的身影。那时15楼所有的伯伯、伯母都非常忙，因为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
文革发生以后，像老多这样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虽然不是黑五类，但也属于出身不好，不受待见的人，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是不会要我们的。不过文革开始以后，整个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谁也管不着谁，就算是出身不好也可以自己组织一个红卫兵组织。叶伯伯的小女儿是个性格很泼辣的女孩儿，她就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家的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好像叫“红色战斗队”的护校队。文革开始以后学校都停课了，老师都自身难保，学校就没有人管了。我们这个“红战队”就每天晚上在学校里巡逻，不让小偷进到学校偷东西。
混乱了大约两年，秩序逐渐开始恢复，1968年复课闹革命，老多和小姐姐都上了北大附中。一上学就开始分男女界限，我们就再也不说话了。1969年老多去云南建设兵团当知青了，大概在70年代初，叶伯伯去世以后，他们三兄妹都回美国了。小姐姐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
老多记忆里的，关于15楼的故事基本就是这些了。再啰嗦几句。
有一位读者在上次的文章里留言说，
“中国对科学（教育）巨匠的宣传过分强调‘奉献’，这有点‘矫枉过正’，导致现在的机构领导及普通人对科研人（教育界的员工）过于‘苛责’！”
另外蔡邦华先生（2016年那篇写了蔡伯伯）家的大哥哥蔡恒胜先生看了老多的文章这样留言说：
“地震学家李善邦的小儿子老多又写了一篇中关村15楼的科学家的故事，写得好，真实生动，其实这些老科学家都是平常普通人，有血有肉的人，不像现在一些文章写某些人总是一味歌颂，拔高，想像性提出如果……他们将获得诺贝尔奖……”
老多这三篇关于中关村15楼的文章，没有写“奉献”，写的都是老多记忆里的伯伯伯母们。大家读了老多的文章也许可以感觉到，这些曾经为科学事业做出极大贡献的人，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那他们做这些真的是为了“奉献”吗？那他们“奉献”给谁呢？如果是1949年以前，他们都“奉献”给谁？还有更老一辈的科学家，像地质学家丁文江，动物学家秉志，他们在1928年以前是“奉献”给北洋政府。所以说，把科学家的工作精神说成是“奉献”，就像自己打自己嘴巴一样是非常愚蠢的话。科学家们也许一天都没想过要“奉献”，那他们干嘛呢？还有老多说过的，“他们干科学是为求知，求知是因为好奇，科学研究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为整个人类。”
另外还想啰嗦的是，文章里引用的百度百科里对这些科学家的描述，老多说没有一个字是假的，但是这些描述让老多评价仍然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人不会这么完美。就算今天人造的AI机器也不可能完美一样，人都是有缺点的。15楼所有的伯伯、伯母，在老多的眼里可能永远是那些笑眯眯的伯伯和伯母，可是，在他们的学生面前还是笑眯眯的吗？还有这些科学家创造的所有科学成就，现在还是成就吗？就像老多爸爸1942年靠自己的双手造的中国第一台地震仪，现在还有用吗？博物馆里可能有用，地震学家肯定不用了。
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而且发展越来越快的，人类认识自然，发现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那些伟大的成就，而是他们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埋头科学研究的那股精神。
无论多么伟大的科学家，其实在生活中都是普通人，他们和我们都一样，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普通人。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坚持自己的热爱——我觉得也会和他们一样，成为值得后辈纪念的、不普通的普通人。
关于15楼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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