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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题图 | 东方IC
人性，总是依赖安全，又追逐自由。
比特币不是莫名其妙蹦出来的“妖猴”。从技术上讲，几十年前技术精英选择了中心化数据库，今天成就了高效、稳定、庞大的Facebook、谷歌、微信等巨无霸平台。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想要追逐自由了。想要数据私有权、数字资产私有权，享有私有权才有自由，才有隐私权和收益权。
同时，我们呼唤安全，虽然分布式账本未必比中心化数据库更加安全，但是前者是信任自己和代码，后者是信任他人和权威，人性上讲显然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从货币上讲，除了哈耶克等少部分自由主义者质疑过法定货币垄断权问题，大部分人还是默许了这一存在，或许没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比特币去中心化方式发行，获取了很多人的拥戴，这是否是一种比美联储更优越的发行机制呢？
拨开云雾看本质，你会发现，比特币其实还不能算是一种货币，其发行机制上的缺陷是致命的。但是，比特币给世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Facebook的稳定币Libra有多大的想象空间？为什么央行研究数字货币？为什么国家层面如此关注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是目前区块链唯一一个成熟的应用场景。研究区块链，定然离不开比特币和数字货币。
本文为《货币的本质 | 石币之岛、美元之谜与比特币之殇》《货币的逻辑 | 美元、比特币与Facebook的格局》的接续篇，试图从货币本质的角度探索数字货币的前景。
一、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一切还得从2008年金融危机说起。
若1929年那场大危机及大萧条让世人看到了市场的脆弱性，那么，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则暴露出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危害。更令人无奈的是，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财政部及美联储又以人为干预的方式救市。
当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推行第一期量化宽松，决定购买3000亿的美元长期国债、收购房利美与房地美发行的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就连凯恩斯都知道，货币扩张，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另一些阶级受损。[1]
这时，一群技术极客忍不了了。2008年12月，一个代号为“中本聪”的人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一个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举大义”需要顶层设计，抓住时代的“睾丸”。陈胜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群雄草寇揭竿而起。“高祖斩蛇，平帝还命”，刘邦斩白蛇起义，夺得天下。
中本聪直指法币的要害：“传统货币的根本问题就是，它们必须得到全部的信任才能发挥作用。必须信任中央银行不会使货币贬值，然而历史上却不乏违背这一承诺的情况……”
2009年1月3日，比特币网络第一个区块被挖出时，中本聪在嵌入文本中批判：“财政大臣站在第二次救助银行的边缘”。
当时，中本聪将矛头指向币权垄断、货币贬值、美元霸权，试图取而代之。
于是，比特币诞生之时，就裹挟着一种“信仰”：分布式、民主化、自由化，反特权，反货币霸权。
中本聪的野心不仅仅是发布一种私人货币（竞争性货币），而是建立“一个点对点的电子现金支付系统”。所以，比特币背后至少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比特币是非法定、无国界货币，即货币的非国家化；
二是比特币网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网络，一个无国界的银行转账及支付系统；
三是比特币的出现，意味着一种非国家化的超主权货币以及无国界金融体系的尝试。
他在白皮书中这样写道：“可是该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整个货币系统的命运完全依赖于运作造币厂的公司，因为每一笔交易都要经过该造币厂的确认，而该造币厂就好比是一家银行。”
从私人货币，到无国界银行系统，再到重塑全球金融系统，第一个区块链网络就给世人如此巨大的想象空间。
这到底是不是空想呢？
我们先从理论上来看，哈耶克晚年写了一本书叫《货币的非国家化》。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将其一生坚持的自由主义贯彻到底，大胆地提出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国家货币垄断，引入竞争性货币和私人货币，攻破自由市场的最后一个堡垒。
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数字货币拥趸们的理论大旗。
但是，你如果读过这本书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本经济学专业著作，整本书缺乏史料论证，奥地利学派所擅长的逻辑演绎也不够严谨。哈耶克在书中提出了不少连自己都不确定的问题，如竞争性货币带来的财政挑战。
不过，哈耶克提出的核心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既然市场是效用最大化的机制，那么为什么货币不能市场化、不能自由竞争？
这本书出版后，哈耶克就这一问题问过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作为自由市场的信仰者，弗里德曼也答不上来。他只是说，货币不是闹着玩的，不可轻举妄动，必须国家发行，而且以立法的形式确定货币增速，维持价格的稳定。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坚持货币国家化，但都没有可靠的理论支持。
从历史来看，货币非国家化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法定货币。经济学家韦伯将这种“没有国家的保障”、由习俗或契约支撑的货币，称之为“卡尔塔货币”。日本黑田明伸教授将这种局部人认可并发行的货币，称之为交手货币，也叫“支付协同体”。
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金银。金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通用的货币，各国商贸的硬通货，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金本位时代，国家发行法定纸币，但法定纸币依然是以自由竞争的黄金为锚，黄金在全球自由流通，且比纸币更为硬通。
早期人们使用的贝壳、铁钉、食盐、石币、金银、银行券都不是国家化的，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比如银行券是早期威尼斯、伦敦等城市的私人金铺向客户发行的“凭证”。
历史上，黄金、白银、银行券都不是法定货币，货币的非国家化的时间远远大于国家化，为什么货币到后来又被国家垄断？这到底是国家机器干预的结果，还是经济规律演进的必然？
最早的央行英格兰银行，是由苏格兰人威廉·彼得森于1694年创立的。这家英国皇家特许的央行最初是私人性质，主要为政府筹措战争经费，并拥有发币权。
1844年，皮尔首相推行了新银行法《皮尔条例》，将英格兰银行改组，分设发行部和银行部。
《皮尔条例》的推出，在人类货币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条例规定不再增加私人发币银行，现存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受到限制。当时英格兰一共有279家私人银行及股份制银行拥有发币权，若银行倒闭则发行额度自然失效，其额度转移到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部实际上承担了央行的基本职能，包括发行货币；管理国债；同财政部和财政大臣协作，执行货币政策；代理政府保管黄金外汇储备，等等。
《皮尔条例》削弱了私人银行发币权，控制了私人银行法币额度，确认了英格兰银行的央行地位以及英格兰银行券的法偿货币地位。
这是货币史上，货币国家化的关键步骤。
后来，为了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冲突，英格兰银行逐渐放弃了商业银行业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央行，并于1946年由工党政府收归国有。
英格兰银行成为其它国家央行的标准模板，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2]
不过，在《皮尔条例》通过后，当时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对此提出质疑。斯宾塞的理由跟哈耶克如出一辙，他指出：
“既然我们信赖杂货店老板卖给我们的茶叶的分量，我们也相信面包店主卖给我们的面包的分量，那我们也可以信赖希顿父子公司（Heaton and Sons）或伯明翰的其他企业也会根据其风险、利润来供应我们沙弗林与先令。”
斯宾塞的主张，惹恼了当时英国经济学大师斯坦利·杰文斯。杰文斯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货币更不适宜于交给企业进行竞争的了”。杰文斯搬出了“格雷欣法则”作为依据，他说：“良币不可能驱逐劣币恰恰证明了这一法则”。
后来，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杰文斯的观点，即货币市场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因此货币发行应该交给国家。在战争年代，多数国家的政府接手了央行及货币发行权。此后，人们逐渐习惯了货币国家化及法定货币的规则。
那么，理论上是否支持私人货币的存在？
根据货币的本质——货币即合约，货币的非国家化在历史上、理论上都站得住脚，比特币、以太坊、Libra稳定币以及私人货币，至少具有“合理性”。
弗里德曼好友张五常先生，自称对货币理论并不精通，但他却一语道破货币的天机——“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3]
他认为，美元上印刷的“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以及港元上印刷的“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都是合约之辞。
不管是羊皮、金银、香烟、铁钉、大米、石币，还是金本位货币、纸币，货币都是市场的共同契约，即交易解决方案——降低交易费用。古代，金银货币稀缺，地租与农民约定用大米来缴纳地租，这时大米既是资产又是交易媒介。
货币合约，多数都是市场长期摸索的结果，即符合奥地利学派自发秩序的思想。
比如，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讲到的石币。20世纪初，在太平洋加罗林群岛的雅浦岛上，这个原始岛屿没有政府及货币当局的干扰，当地又不生产金银，为了解决交易问题，岛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最终选择了一种叫做“费”（Fei）的巨型石轮作为支付货币。
有些货币合约则是人为协商而定的。如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讲到的木片货币。
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华盛顿州特奈诺集镇上1055家银行全部停止兑付，一时间城中的交易瘫痪。但是，商工会议所计划发行相当于储户存款25%额度的证书，其中一部分证书以印刷25美分等面额、明信片大小的木片形式发行，商人们同意接受这种货币，并以此渡过难关。
黑田明伸教授对此分析：“并不基于确实的债权、没有来自政府的保证、只是以其本身不过是木片或纸屑作为通货而流通，完全是基于城里的人们共有的松散约定。”[4]
目前，国家的法定货币，不管是美元还是日元，都是一国全体国民共同制定的交易合约。不过，合约是否履行，关键还得看市场。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例子：战争年代出现这种情况，将10元纸币撕成两半使用，半张为5元。撕成了一半的法定货币，银行不接收（除非兑换新币），法律已不承认，但市场依然认可，以5元价值交易。
比如，黑田明伸教授在《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描述的著名的玛丽亚·特丽萨银币——一种在19、20世纪广泛流通于红海周边国家的通用货币。凯恩斯、哈耶克、韦伯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都关注过这一历史货币。
玛丽亚·特丽萨银币是一种超越国家权威、疆域、民族及文化的自由货币。这种银币最早是由奥地利发行的法定货币，由18世纪著名的奥地利女皇冠名。
1854年，玛丽亚·特丽萨银币在奥地利国内被废除，在奥斯曼帝国也被禁止，成了“非法定货币”。但这种来自维也纳的银币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更为广泛在非洲、西亚等国家长期流通，成为国际区域性货币。英国公司在红海领域的皮革、石油、食糖、纤维制品等贸易都是以该银币结算。
所以，货币是一种在市场交换中主体自发认可的“看不见的协议”。本质上，所有的货币都是协议本位。
美元是美国人的合约，欧元是欧元区国家的合约，数字货币是数字货币持有者的合约。合约，数字货币支持者一般理解为“共识”，执行合约叫“记账”。
比特币是比特币支持者们的合约，以太坊是以太坊支持者们的合约，Libra稳定币是Facebook支持者们（27亿全球潜在用户）的合约。
比如以太坊是典型的合约货币。以太坊有一个创新，那就是智能合约，开发者可以利用智能合约开发Dapp，支持者们可以使用以太坊投资、消费Dapp。这就是“以太坊”这一共识货币的应用场景。
以上货币即合约的主张，论证了货币的非国家化的合理性。
二、数字货币能否成功？
不过，并不是一群人制定了一个交易合约，它就自动会成为货币。
不管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协议，还是群体、国家协商制定的合约，目的都是为了确定一个可靠、可信的交易媒介（货币）。何为可靠、可信？
除了质地均匀、不易腐烂、便于携带、易于切割外，最根本的是价格（价值）稳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群体会使用一种不稳定的媒介作为货币。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不稳定的货币能够长久。所有的货币都崩溃于大幅度贬值，或相对价值不稳定。
所有货币合约中，都有一条“使命性质”的义务：货币价格稳定。
币值稳定，是货币的灵魂。只有价格稳定，货币才有信用，人们才敢持有这种货币。反之，人们避之不及，甚至一文不值。
所以，货币当局（发行方）最根本的义务就是维持货币价格的稳定。
反过来，如果货币价格不稳定，尤其是大幅度贬值，就相当于货币当局违反合约、背弃承诺。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合约的角度看货币是重要的，而这样看，通胀或通缩的出现算是毁约……我们听到的要求稳定物价的声浪其实是要求守约。”[3]
再看比特币、以太坊和EOS，这些数字货币的价格涨跌幅度都非常大，价格极度不稳定，本质上是违背了货币合约，致使其丧失了货币的交易功能属性。他们从此与货币渐行渐远，彻底变成了投机性数字资产。
主要原因是，数字货币这种合约中，即“白皮书”，在发行机制上存在巨大缺陷：
首先，比特币、以太坊、EOS强调去中心化，没有货币发行的责任主体。换言之，没有一个类似于央行的机构来维护货币价格的稳定。
其次，比特币是一个封闭的、与市场隔绝的发行机制，无法维护货币价格的稳定。
中本聪表达了对传统银行系统的不信任以及货币超发的不满，试图通过定额发行（2100万枚）的方式维持比特币不贬值。实际上，这种办法是机械的、无效的。
货币不是为了发行而发行，货币的功能是服务于市场交易。货币不应该定额发行，而是按市场需要发行。中本聪采用定额发行机制，试图让比特币不断升值，结果却适得其反。
最后，以太坊、EOS注重货币应用场景，但忽略了价格稳定的重要性。
以太坊的智能合约推动了Dapp的发展，也为以太坊这一货币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很多人购买以太坊投资项目，项目方也乐于收取以太坊。但是，当以太坊价格大幅度下跌时，这一美好的应用场景就崩溃了。
2018年下半年每当比特币下跌时，以太坊跌得更加凶狠，尤其是比特币跌破6000美元关键支撑时，以太坊大幅度杀跌。原因就是大量项目方抛售以太坊发生集体踩踏，他们抛弃以太坊换回美元以稳定财富值。
如何才能维持货币价格稳定？何种货币合约才可信？
从人类货币史来看，大致有几种解决办法：
在商品和金属货币时代，最朴素、最原始、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选用靠谱的商品或金属。比如岛民偏好石币，渔民偏好贝壳，游牧民族偏好羊皮，古代中国使用铜钱。
在金本位时代，以黄金作为基础发行，以稳定货币价格。
1844年的《皮尔条例》规定：
“英格兰发行部可以用持有的1400万英镑证券以及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发行等额银行券。其中用证券做准备的发行最高限额为1400万英镑。超过此限额要用金银做准备，其中白银做准备的发行不得超过25%。
任何人都可以按3英镑17先令9便士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向发行部兑换黄金。”[2]
到了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不能与黄金刚性兑付，货币价格的稳定依托于制度安排，即对货币总量的控制机制，以及公开市场、利息等调节手段。
信用本位替代金本位，实际上是回归了货币的本质——一种纯合约本位货币，不需要商品、黄金兜底，仅依靠制度安排。
具体做法是，央行以证券、债券、外汇作为储备资产发行货币；当货币价格下跌或上涨时，通过买卖证券、国债、外汇储备等资产来回收、释放本币，以维持本币价格稳定。
但是，比特币、以太坊、EOS都没有这种发行机制，当价格下跌时，发行方没有任何资产如外汇、证券能够回收这些货币以维持价格稳定。
货币发行面临一个问题：谁能够获得货币。比如，在金本位货币时代，持有黄金的人可以换得货币。在信用货币时代，持有土地、房地产、国债的人容易在银行获得贷款。
货币发给不同的人，对经济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同时财富分配结果也是不同的。越接近货币发行权的人越容易获得财富。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超发其实有利于持有房地产、股票、国债的富人。这就是坎蒂隆效应。
中本聪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货币发行应该是公平的。怎么才能做到公平呢？
中本聪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平等竞争、多劳多得。
所以，比特币的发行机制叫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简称POW)的共识算法。所谓“共识算法”就是协议里具体的权力、义务及规则。工作量证明则是按照哈希运算效率来竞争记账权。
具体做法是，中本聪出一道数学题，解哈希函数，即“在自己的区块中找到一个具有足够难度的工作量证明”。当然这个工作由计算机来完成，算力越强的计算机，竞争胜出的机会越大。这样算力超强的专业矿机就诞生出来了。
胜出者可以获得这个区块的记账权。当全网广播和其它节点确认后，你就可以将这些转账记录在区块之中，然后“跟随该区块的末尾，制造新的区块以延长该链条”。这个过程就叫“记账”，这个链条就是区块链。这就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
这个记账过程是公开的、平等的、不可逆的，被认为是更加可信的。这就是区块链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好处，谁愿意干记账工作？
每赢得一个区块记账权，都有若干个比特币奖励。
所以，你的权力和义务是记账，你的收益则是比特币奖励。挖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记账权，比特币（作为货币）实际上是为了驱动比特币区块链网络而设计的奖励机制。
挖矿和记账的整个过程，其实也是比特币基础货币发行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比较公平，但是它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没有资产储备。
本质上来说，比特币是劳动本位或叫电力本位，但是劳动和电力被消耗了，但比特币网络却没有增加任何如证券、债券、黄金之类的资产。没有资产的结果不是比特币不值钱，而是无法通过买卖资产来维持比特币的价格。
这导致比特币完全违背了货币合约，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失去了货币价值。
所以，比特币、以太坊、EOS以及大部分数字货币，都失去了货币的价值，都违背了货币的合约。
不过，Facebook的稳定币Libra，规避比特币发币机制上的弊端，采用了EOS超级信用节点的优势，结合了现代货币制度——以一篮子货币为储备资产，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数字货币合约。
Libra最初由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这4种法币（可能还包括新加坡元）计价的一篮子低波动性资产作为抵押物。Libra可以通过买卖美元、美债等方式维持其价格稳定。这样Libra有条件履行其货币合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所以，只要解决价格波动的问题，未来私人货币存在是极有可能的。
不过，Facebook的野心不仅仅是一个跨国界的私人货币。Libra白皮书开篇便霸气侧漏：“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
Libra的目标应该有三个：
一是一种稳定的无国界的加密货币；
二是一个全球化的分布式银行系统；
三是一个以Libra为核心的全球数字金融体系。
所以，Libra、比特币（即使没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第二大价值，便是建立了无国界的分布式的全球银行系统。这实际上在挑战传统法币及金融体系的权威。
不过，Libra能否真正挑战美元及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威？
从技术上来看，分布式算法都存在效率问题。以太坊与比特币一样都面临拥挤的问题，之前一个稍微火爆的游戏就可以堵死以太坊。以太坊试图用分片技术（分组记账）来改进，但这项技术估计还要两年才能成熟应用。这是当前区块链技术的弊端。
EOS选择超级节点来解决以太坊的拥堵问题。为了维持超级节点，EOS制定了社区“宪法”，“宪法”实际上就是货币合约。
Facebook的Libra也采用类似于EOS的办法解决效率问题。Visa、PayPal、Uber将成为Libra稳定币的信用节点，他们会成为整个区块链网络的记账者和驱动者。
有人认为，超级节点并非真正的去中心，违背了分布式精神，属于超级玩家的豪门游戏。换言之，这些豪门信用节点的信用程度，是否高于央行？货币当局无法遵守法定货币的合约，凭什么相信Facebook完全履约？
目前区块链技术可以做到不可逆、更公开透明，但无法确保Libra价格稳定。更何况Libra采用的超级信用节点以及许可型区块链，并不是彻底的去中心化。Facebook在技术路径更加实用和成熟，但数字货币信仰者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
从理论上来看，Libra本质上是美元本位，受制于美元价格的波动。港元是美元本位，以美元为资产储备发行。Libra与港元类似，锚定美元，当然还包括其它国家的货币。
但是，Libra的命运是港元还是俄罗斯卢布、阿根廷比索，完全取决于Facebook成立的国际管理组织Libra协会（暂且定义为Libra的央行）是否具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如果美元波动大，Libra为了维持价格稳定，低买高卖，未必能够维持其价格稳定。Libra的外汇储备来自哪里？
Libra协会本身不能成为盈利机构，与央行职能相冲突。所以，主要外汇来自Visa等信用节点的入会费，以及Facebook的援助。但是，这应该远远不够。
新兴国家，即使具有一定的创汇能力，多数都难以完全维持本币稳定。Libra的主要压力是，美元波动时如何保持价格稳定。
Libra锚定一篮子货币能否分散风险？所谓一篮子货币，依然是美元为大，因为其它货币更不靠谱。所以，Libra没有任何挑战美元的余地，其定价权被美元掌控。
不过，作为一种超主权货币、一种全球化的分布式银行系统，Libra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三、何为央行数字货币？
不少国家的央行都对数字货币的兴起颇为浓厚，市场一直在猜测中国央行是否会推出数字货币。
首先，要解释一个疑点，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电子货币不就是数字货币吗？其实不是，现在的电子货币是货币数字化，而不是数字货币。
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在债权性质上存有根本区别：货币数字化是M2，属于商业银行的负债；数字货币是MO，属于央行的负债。
为什么央行对数字货币感兴趣？
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大的原因。
对内是重夺货币市场的控制权。
如果推出数字货币，这意味着货币债权性质发生改变。这种债权性质的改变，对货币市场结构和货币控制力的影响非常大。技术是推动这一切改变的根本动力，货币数字化的底层技术是计算机及互联网，而数字货币则是区块链。
在计算机时代，商业银行携M2掌控货币创造力。
货币数字化是1970年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改变。在此之前，银行没有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ATM机24小时银行没有出现，银行依靠人工做清结算，用户存储、支取、转账汇款都不方便，很多人、企业都存有大量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当时的货币市场上，M0和M1的占比要比现在更大，M2则小得多。
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之后，银行的清结算系统给货币结构带来根本性改变。银行可以实现快速存储、借贷、支取和转账汇款，用户将大量现金存入银行，这样市场上现金大量减少，而存款大量增加。
这一变化导致三个结果：
一是债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用户持有的现金，是央行的债务，属于MO范畴，如果存入商业银行则是银行的债务，属于M2范畴。
二是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M2占比和货币乘数增大，银行的债务和资产都大幅度增加：一方面商业银行吸收了更多的存款（债务），从盈利角度考虑同样放出更多的贷款（资产）；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的出现，银行可以更加精准的控制风险，扩张资产负债表，不断吸收更多存款，释放更多贷款。
三是商业银行的控制力增大，央行控制力减弱，市场杠杆率大幅度增加，债务大规模扩张。
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在投资银行领域。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主要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在浮动汇率之下，汇率、利率波动较大，出现了投机套利空间。套利空间诱发了各种金融创新，包括期权、期货、信托、各种基金及衍生品，投资银行借此兴起。
由于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投资银行的风控能力，同时也鼓励他们快速扩张。高回报促使更多资金从商业银行流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迫于盈利压力借助“影子银行”将钱转投到投资银行领域。
可见，在计算机出现和执行浮动汇率之后，央行对货币的控制力被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削弱。虽然当时美国对银行实行分业管理，监管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但是商业银行通过扩张表外业务来规避美联储监管。这段历史似曾相识，近几年在中国上演了这一幕。
在区块链时代，央行试图借数字货币M0重新夺回控制权。
去年中国央行去杠杆去得有点疲惫，与财政部“互掐”起来。这里面反映的问题很多，央行在去杠杆方面确实比较被动，商业银行在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面前出现资产错配、表外业务激增、杠杆率提升。这样大大削弱了央行的货币控制能力和货币工具调控效果。
数字货币的出现，或许改变货币市场结构，增强央行的货币控制力。数字货币时代虽然基本上消灭了现金，但是MO却回来了，数字货币与现金一样都是MO，属于央行的负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姚前博士公开的信息，央行数字货币拟采用“双层架构”，即银行账户加数字货币钱包账户。数字货币钱包账户实际上是映射到商业银行系统的个人“钱包”，属于M0范畴。银行账户系统里的资金属于M2范畴。
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央行按照双层价格设计发行数字货币会给货币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首先，“私人钱包”里的数字货币像现金一样重新回到MO的范畴。用户掌握了自己的密钥，将现金存放在私人钱包里面，不用担心商业银行会拿走这笔钱。
其次，数字货币如果采用区块链技术，将促进商业银行“脱媒”，商业银行的资金可能会再次外流，更多地流向投资银行和其它新派生的金融机构。这样，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被压缩，M2占比可能会降低。
第三，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控制能力得到增强。
当前，央行发行的货币在社会中自由流通。最后怎么回笼呢？一个是商业银行派生货币的回笼，一个是央行基础货币的回笼。前者央行可以通过存款准备金、利率及其他政策去控制，后者是由税收体系和公开市场操作来完成的。
但是，发行数字货币之后，央行控制的基础货币占比提升，M2可能下降，提高了央行的调控筹码。数字货币和现金一样属于MO，央行容易控制和回收吗？
腾讯云区块链首席架构师敖萌认为，可编程货币可以大大加强央行对数字货币的控制权。敖萌博士认为：“通过编程，央行可以控制货币的整个生命周期——创造、流通、回笼。”
怎么理解？对于计算机，它的内部是有一定的自我控制的功能。以早期面向对象语言为例，要求至少有两个函数，一个是构造函数，一个是析构函数。你既要解决它的创造问题，也要解决它的消亡问题。
如果我们未来上升到可编程的数字货币，央行的控制权就大了很多。甚至在流通环节也可以增加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央行都对区块链技术抱有非常大的兴趣。
如果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提高央行对货币的控制力，那么因计算机兴起和数字货币化带来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表外业务过度扩展、杠杆率、债务率过高等问题，或许可以得到缓解。央行拥有更强的货币控制力，如果对货币市场管控科学得当，应该能更好地预防、缓解金融危机。
技术推动变革，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导致大量现金进入商业银行系统，货币债权发生转移，货币市场结构发生改变。央行的负债M0缩减，对货币市场的控制力减弱，商业银行通过货币乘数创造大量M2，资产负债表大规模扩展，同时引发诱发通货膨胀、高负债等问题。
而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同样引发货币债权、货币市场结构和货币控制权的改变。央行可发行数字货币，或促使货币从现金和银行系统进入数字货币钱包账户，央行可能重新夺回货币控制权，商业银行在M2的创造能力则被削弱。
增强货币控制力，应该是央行研究及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动力。
不过，央行数字货币不可能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它更像是在现有的银行系统中加入了一个中心化的钱包系统，可以简单理解为央行系统下开设了一个可以不需要跨行、点对点转账的无息账户，以存放电子现金。
更深层次的是，数字货币帮助货币当局央行在“坎蒂隆效应”上做文章，最大限度地把控基础货币的流通，以更好地发挥货币调解作用。
对外则是突破美元单一储备货币，探索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二战即将结束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作为英国代表，凯恩斯为维持和延续英镑的国际地位，削弱美元的影响力，就提出了“凯恩斯方案”。凯恩斯方案提出了一个基于一篮子商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Bancor）。
1969年，美元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创设一种补充性的国际储备资产，作为对美国以外美元供给的补充。这就是特别提款权（SDR）的由来。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目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
但是，特别提款权有特定的使用范围，成员国政府（非私人）才可以使用，主要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
白皮书来看，Libra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特别提款权。
Libra对美元的威胁自然不大，但是若多个国家联合采用Libra的模式，成立了一个超主权货币呢？
曾经，中国前央行行长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撰文，建议拓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用途，以创建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大致的方向可能是，多个国家作为超级信用节点，联合组成一个超主权货币，以多国货币、债券或大宗商品为锚。虽然距离这一方向还很遥远，但是区块链及数字货币技术可以推进这一想法。
当今世界，货币国家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探索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超主权货币，以降低全球化的交易费用，亦是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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