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模式变迁视角下大学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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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继明
摘要
自中世纪发轫至今，大学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组织其知识生产模式处于变迁之中，由模式1走向了模式3。在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大学的治理范式也发生着相应变化，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为标志的传统大学治理模式逐渐演化为日益多元的利益相关主体共同治理。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社会功用得以充分实现，但也由于知识生产过度遵从外部导向而陷入了功利化、工具化的陷阱，大学治理也因之发生了价值的迷失。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大学治理范式实际上给大学自身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就要求重新审视大学知识生产与大学治理的传统，发掘其时代价值，也就是要发挥大学知识生产与大学治理传统的内在规训意义，优化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结构，重建大学治理的价值理性，从而维护大学的发展逻辑，以使大学能够持续地实现其功用。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3；大学治理；大学理性；公民社会；传统价值
观点扫描
1、在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成为信息或知识的选择者、传播者和创造者，这也意味着一个区别于模式2的新知识生产模式的到来。
2、在部分大学传统力量薄弱或体制相对专制主义的国家，国家意志与权力的强势介入使得大学的工具主义倾向更加严重。
3、在“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模式下，政府与产业部门成为知识的选择者，进而影响了大学知识生产方式。
4、从行会组织逐步走向正式化、制度化从而最终蜕变为现代大学，从人类迈入民族国家时代，直至大学成为国家战略和社会进步的中心，大学的社会属性不断凸显，其与外部环境之间日益形成一个巨大的以知识生产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网络。
5、大学的办学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工具主义的陷阱。在部分大学传统力量薄弱或体制相对专制主义的国家，国家意志与权力的强势介入使得大学的工具主义倾向更加严重。
6、大学治理的变革创新离不开对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及学术自由的坚守，这是大学治理现代化建设不可篡改的底色，是“双一流”建设必然的制胜之道。
大学在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组织，故大学治理必须尊重知识生产规律，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亦必须以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为依据。自中世纪以来，大学逐步由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战略的核心，其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步入了模式3时代。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治理应如何变革才能适应大学组织及其知识生产的新要求，以保障大学知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本文以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为视角考察大学治理，以期为当前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从而进一步推进“双一流”建设。
一、中世纪以来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
（一）模式1：大学垄断知识生产
在很长一段历史内，知识活动并非独立化、制度化的社会活动。随着知识逐渐被赋予现世性的功用，知识活动才具有了越来越显著的专门化、独立化特征，最终出现了正式的知识机构，同时从事知识活动也成为一门职业。中世纪大学的诞生集中反映了知识活动走向专门化、独立化和制度化这一趋向。
中世纪大学一开始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治组织，其自治性首先表现为独立于当时的权力机构，从根本上说则表现为大学以追求纯粹知识为目的，因而避免了权力部门及市民社会的干预。虽然中世纪大学在事实上造就了牧师、律师、医生等职业人才，但并不是说大学以培养职业人才为目的，而是说这些以知识探索为业的个体胜任并从事了这些职业。因此，中世纪大学最初是以人文经典为基本课程内容，与直接的、世俗性的社会利益是相分离的。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作为最悠久的中世纪大学代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坚持着以培养贵族精神为圭臬的古典模式，拒绝与社会生产发生直接联系，因为学术是神圣的［1］。1810年，洪堡等发起设立柏林大学，将自然科学引入大学课程，并开始以实验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大学与社会间开始建立起某种内在联系。但理性主义作为洪堡理念的核心，使得柏林大学仍以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为目标，甚至有意识地中断纯粹科学与应用间的联系，正如洪堡所言，“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才常常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2］。这种“象牙塔”式的大学办学模式以路径依赖方式得以延续，甚至以一种大学理念、大学哲学的方式影响着后世大学的发展。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此类大学因循着纯粹知识的生发逻辑，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而从事知识生产，反映出了古希腊的学术基因，即“研究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3］，与社会生产之间存在严格界限；大学作为唯一的知识提供者，在这个独立的知识王国里，大学为自身立法，并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唯一裁决者。用吉本斯等人的话来说，“科学的认知和社会模式决定了什么才是有科学意义的问题，允许谁去从事科学研究以及怎样才算是好的科学。遵守这些规则的实践形式被认为是科学的，而违反规则就是非科学”［4］。此即知识生产模式1。
（二）模式2：一个“三重螺旋系统”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新大学运动中，牛津、剑桥面临着关乎生存的巨大挑战，是坚守象牙塔传统还是面向社会生产需求顺势转型？两所老牌大学选择了适应，在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泛智化进程中，不再固守单一的古典绅士教育，增设实用型、技术型、职业型课程，以服务于经济社会进步。
牛津、剑桥的转型是大学与社会间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随着科学知识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功用不断凸显而成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大学作为知识生产者已无法隔绝于科学转化及科技应用之洪流中，走出象牙塔成为历史的选择。因之，模式1越来越多地受到怀疑和批判［5］，知识生产模式2应运而生。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产业开始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源头，一方面产业组织自身开始具备了知识生产能力，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另一方面大学在走进社会、服务社会中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来生产知识，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性、工程性实用学科在大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改变了人文学科一统天下的古典学科布局。
如此，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原有分界被打破，建立起了一种“共谋关系”［6］。在此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在接受大学服务的同时扮演了知识生产的推动者角色，另一方面在大学与产业之间发挥了协调作用，为两者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这样，就形成了基于“大学—产业—政府”的“三重螺旋”模式。
可见，在模式2知识生产中，知识生产主体走向了多元化，而且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曾经的知识生产主宰者变为产业及政府的合作者，甚至是服从者。也就是说，知识需求者的立场往往取代真理而成为知识生产的标准，知识生产越来越受具体的应用情境影响，因而具备了异质性和反思性，即不同知识生产场所之间的交流联结点在数量上的扩张带来了知识生产在数量上的增加，并导致所生产的知识类型的增加［7］。
这一变化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即在社会变迁中科学越来越多地参与了社会生产，及至知识社会，科技已经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相应地，知识生产必然就要遵从社会法则，尊重社会生产规律，而不再固守纯粹知识观。
（三）模式3：“四重螺旋系统”的形成
在知识生产模式2的解释框架下，知识生产的驱动力量主要为传统意义上的、作为正式组织的社会生产部门及政府，这种“三重螺旋”模式基本符合了工业社会的生产需求。随着以智能创造为基础的新社会生产方式的到来，创新成为最有力的生产要素。
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社会生产更加具有“弥散性”，因为创新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部门，虚拟经济及创意经济的兴起使得大量非正式组织乃至个体都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
也正因如此，知识及知识产品的使用者、体验者亦随之弥散化为社会公众，而且公众以及媒体、第三方组织、专业机构等成为知识产品质量的重要裁决者，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立体化的“创新网络”，这就使得知识及知识生产空前地凸显了公民社会的意义。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成为信息或知识的选择者、传播者和创造者，这也意味着一个区别于模式2的新知识生产模式的到来。显然，作为三重螺旋的知识生产模式2忽略了公民社会实体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因而遭到了质疑。
英国著名学者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尖锐地指出：“关键的问题是知识生产模式2是否可以作为技术公民身份的基础，或者使用者信仰是否可以让技术革命建立在公民需求的基础之上。”［8］
正是在此背景下，知识生产由模式2转向了模式3。这也再度表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当然，“知识”本身的含义也在社会变迁及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中发生着变化，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知识的个体化、具身化、非确定性等特征愈加凸显。西方学者对知识生产模式3具有多个视角的理论界定，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华盛顿大学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 (Elias G．Carayannis)和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的戴维·F·J·坎贝尔（David F.J. Campbell）的界定，即知识生产模式3是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融合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它强调大学、产业、政府和公民社会实体间的协同创新，以竞合、共同专属化和共同演进的逻辑机理驱动知识生产［9］。
与模式2相比，知识生产模式3将公民社会纳入了“三重螺旋”系统，演进为“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重创新系统，公民社会既作为模式3下知识生产的驱动者，又通过文化建构提供了新知识生产所依赖的环境。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大学治理方式的演进
（一）模式1：大学治理经典模式的确立
在知识生产模式1时代，大学几乎垄断了知识生产。一方面由于中世纪初期大学追求纯粹知识，绝少主动回应社会需求，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中世纪以知识活动为职业者属于小众群体，以神学为核心的大学知识及其生产过程都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就使得大学作为一个专门社会机构，具有高度独立性。
从大学与环境间关系的视角来看，中世纪大学具有较大自治权，世俗王权、教会权力及市镇权力当局通过特许状等方式赋予了大学以独立审判权，免除赋税及兵役权，到各地任教权，自由讲演、罢教及迁校权，由此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建立起了自治之传统，并成为千余年来大学治理的圭臬。从大学与社会生产间的关系来看，尽管中世纪大学提供了市镇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律师、医生及牧师等职业人才，但如前所述，社会需求并未成为大学办学的导向。
从大学内部关系来看，无论是“教师大学”还是“学生大学”，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授予、教师聘任等事宜完全由大学自身决定。在中世纪早期，大学内部结构极为简单，呈现出典型的扁平化状态，而且由于事务相对单纯，并未分化出专门的行政管理组织，学术管理即大学管理，由学术主体负责协调。
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建成后，尽管具有鲜明的国家意志担当，但其追求纯粹知识、拒绝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也确保了大学与政府、社会间的适当距离。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德国大学都严格以“教授治校”为基本模式，在“讲座教授”体制之下，虽然大学事务逐渐复杂化，而且国家亦逐渐开始对大学实施干预，但校长与院系负责人两者的行政权力依旧较弱。概言之，在知识生产模式1框架下，大学治理方式集中反映了大学理念的经典，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
直到中世纪后期，教会的分裂和世俗权力的扩张最终一步步解构了大学的特权，“世俗官员和法庭对它们事务的介入日益增多，学生的地位也不断下降” ［10］。同时，国家开始定义知识的类型，在普鲁士基本法中记载，“大学是国家机构，其目标是交给年轻人有用的信息和科学的知识” ［11］。
就大学内部而言，德国大学“讲座教授”权威的逐渐消逝、英国“新大学运动”中牛津与剑桥的内部学术改革，标识着经典大学治理理念开始越来越受到行政权力扩张的威胁。
从根本上说,这一变化过程源自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始自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大学在社会需求力量的强力牵引下逐步走出象牙塔，服务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进步，从而其知识生产方式也转向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模式2。
（二）模式2：政府与产业介入大学治理
在知识生产由模式1转向模式2的过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逐步产生了外部导向性，“有用性”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准，直至成为左右大学知识生产路向的核心价值。质言之，在“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模式下，政府与产业部门成为知识的选择者，进而影响了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而这正是一个大学逐步迈向社会中心、同时也逐渐失去自我的过程，因为大学必须抛却追求纯粹知识的传统，去迎合和满足政府、产业的需求，并由此得到政府和产业的政策扶持及资源投入。
当然，面对传统标准与有用性标准间的冲突，大学的角色调适本质上是一个同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的过程，只不过政府通过体制或权力的力量成为这场博弈的胜者，并且通过产业政策等方式强化了市场对大学的干预能力，当然，市场或产业发展本来就是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一股根本性力量。
从大学治理的角度而言，在模式2知识生产背景下，大学、政府与市场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权力场域，无论这个“三角关系模式”如何变动，大学都必然要受制于外部权力主体的影响，其自治的空间也必然受到约束。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政府利用绩效评估、质量控制及问责等形式来行使其教育治理的权力，甚至市场也会成为政府调整大学治理权力的重要工具。市场主体则通过设置用人规格、提供教育投入、委托智力服务等方式来介入大学办学过程。
在“强政府”或“强市场”的体系中，大学自治的空间更加狭小，甚至成为政府的附庸，出现严重的“行政化”取向，或者过分强调以市场导向来调整学科、专业、课程及教学方式，导致过度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及职业主义办学倾向，所谓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实质上可能是遭到市场化的裹挟。
当然，在此三角关系模式中，大学并不必然失去自主权，例如在“文化国家观”影响下，德国政府一方面规定了大学之“国家机构”身份，另一方面则以“科学法人社团”的方式赋予了大学自主权，由此德国大学在国家控制逻辑与自治逻辑之间获得了相对平衡［12］。
同样，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通过制度设计和文化规范作用，大学亦并未陷入过度市场化而迷失自我，实用主义的市场化与理性主义的科学研究实现了完美结合，形塑了美国现代大学的特点，即“实用型公共服务的目标、纯粹德国模式的抽象研究的目的” ［13］。
就大学内部而言，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国家治权的代言者，在大学权力结构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即使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并非由国家任命，但受普遍的“外向型”发展思维影响，迎合国家战略需要及政府的财政支持标准，行政力量也往往主动影响、左右学术发展，至少在学术的内在标准及其应用性、服务性导向之间进行协调，致使学术权力的治理范畴大大缩减，绝对意义上的教授治校逐渐成为历史，行政与学术分治成为大学内部治理的普遍模式。
同时，在产业越来越多干预大学办学的背景下，一方面产业借由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机制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学质量评估、基于就业率的学科专业调整等深刻影响着大学内部生态，另一方面则直接在大学内部催生了对接地方产业发展的专门机构、包括了产业界人士等多元主体的议事咨询机构，参与大学内部治理。
总之，在知识生产模式2框架下，政府、产业强势介入大学治理，三者在博弈中实现着各自的理念和利益。
（三）模式3：公民社会在大学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知识生产模式3增加了“公民社会”维度。公民社会的形成是政治与经济文明不断演化的结果。一方面基于现代科技的创新或创意经济模式使得更多社会主体参与了社会生产，从而为其参与社会建构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民主社会的进步使得社会主体获得了参与社会建构的权利。
社会主体的进一步多元化及其社会参与空间的不断扩大使得知识生产系统更加复杂，因为知识生产必然要兼顾更多的立场和要求，知识的价值标准更加多元化，知识生产的方式也更加个性化。大学与环境间的关系也更加多元复杂。
就大学外部治理而言，在模式3知识生产框架下，国家相对于模式2下的强势甚至专制，开始改变权力实施方式，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让渡，即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同时将部分权力转移给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及第三方组织，同时政府由具体干预转向通过经济杠杆、法治工具等对大学实施宏观调控。这在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有着集中反映，例如政府转换职能、扩大高校自主权、实施“管办评分离”、推进大学善治等。
在公民社会，非传统生产部门的相关机构得以充分发育，并具有较大的社会参与能力，例如：媒体借助强大的话语权和天然的社会参与能力，对大学实施监督、质询，这对公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影响着大学的社会美誉度，进而影响其人才与学生选择；各类专业学会越来越多地行使原本由政府承担的任务，通过认证、评估等方式广泛参与高等教育治理，这在美国大学界的表现尤为突出。
大学排行榜已经深刻影响到大学的办学行为和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大学乃至政府的战略与决策；公民个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对大学提出批判性意见或问责，尤其是基于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空前速度和广度，大大影响了大学治理方式。
总之，在“四重螺旋系统”内，大学面临着更加多元的利益相关主体，多主体之间常常基于不同的理念和利益对大学提出不同要求，但从未来趋势来看，各主体基于可持续发展利益的相互信任和整合，也将成为大学治理的重要趋势［14］。
就大学内部治理来看，大学内部结构的异质性日趋凸显。不同主体的权益愈加受到重视，大学内部发生了进一步分化，治理方式也相应地更加多元化，包括教师群体的分类管理、院系实体性与自主权的获得、学科竞争的日益强化、非核心教职群体的产生及其多元的工作形式，以及教学中学生主体性与参与权的扩大等。
但原子化并非分化的最终取向，因为新知识生产模式既具有多主体、多节点性，同时还具有“共同演进”和“联合专属”特征，即信息、利益共享的要求决定了各主体间的共谋关系，故知识生产模式3中各主体间是一种“竞合的非线性协同”关系［15］。
正是在这种竞合型协同关系影响下，大学内部既有分化竞争，又积极建立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跨学科、构建师生共同体等，而且不同机构及个体间的自主性非正式合作越来越多，这都反映了未来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趋势。
三、新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理性与治理的迷失
（一）工具理性主宰大学知识生产
知识作为目的和动力为大学的诞生提供了根本性条件，大学首先作为一个“知识制度化过程的结果” ［16］，但中世纪市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大学之发轫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因而说“中世纪大学是社会的产物”［17］。
从行会组织逐步走向正式化、制度化从而最终蜕变为现代大学，从人类迈入民族国家时代，直至大学成为国家战略和社会进步的中心，大学的社会属性不断凸显，其与外部环境之间日益形成一个巨大的以知识生产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网络。
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不再仅仅是基于充盈闲暇的旨趣和“探索知识的欲望”，阿伯拉尔式的个人超凡魅力也不再是吸引学生加入大学的充分理由，正如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认为的那样，科学越来越是为了满足人类某些利益的需要，知识发展过程中渗透了利益因素［18］。
大学知识生产所产生的利益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大学的知识产品与服务满足了政府、产业及其他部门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学在为外部主体提供知识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投入与支持，满足了自身的发展要求。
而且，大学越是涉入经济与社会的中心，其资源消耗就越大，而对外部资源投入的要求就越高，并逐渐形成外部依赖性。于是，如何在资源竞争中获得更多投入，被普遍纳入大学战略规划之中。
以政府和产业为代表的外部主体对大学的资源投入是高度理性的，一般以大学绩效评价为依据来实施资源配置，而这种绩效评价就对大学办学产生了显著的导向性，甚至演变为对大学的控制。尤其是在“强政府”“强市场”治理模式下，面向政府、面向市场办学实际上成了大学的核心价值。
在知识生产模式3时代，更加广泛的外部主体涉入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大学办学的外部性导向被进一步强化。显然，现实中大学的角色与职能嬗变趋势是逐步远离传统的象牙塔，但在此过程中大学也逐渐失去了独立性，或者说这种风险在不断增大。
现实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大学正面临着功利主义、职业主义、技术主义的影响。具体来说，大学追求资源和经费及其他经济指标的热情远甚于学术本身；对学生就业率和职业技能的强调越来越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学生的学术训练与全人教育则被大大弱化；过于追求应用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的转化，而基础学科建设、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及基础研究普遍遭轻视；大学文化由应然的超脱与沉静变得急功近利。
概言之，大学的办学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工具主义的陷阱。在部分大学传统力量薄弱或体制相对专制主义的国家，国家意志与权力的强势介入使得大学的工具主义倾向更加严重。
工具理性以知识的“有用之功”为追求［19］，此处的“有用性”主要是针对能够为经济与技术带来即时的、现世的、可见的效应而言。相对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认知理性则讲求知识的“无用之用”，价值理性则讲求知识所蕴含的德性意义，即知识内在的“真善美”标准对人的规范意义及其在教育教学中“达致修养”之功能。
但工具理性在当前一支独大，导致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式微，而知识及其生产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也就发生了失衡。从大学学科在人文与理工之间、基础与应用之间的失衡到人类利用科技过度改造世界导致的生态恶化，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生态的失衡。
及至模式3知识生产时代，知识生产受到更多元化的立场与标准的影响，知识的个性化、个体化、非本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使得关乎真善美的传统统一标准被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多元化所取代，而这对于意识形态及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新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治理传统遭解构
中世纪大学不仅确立了现代大学基本的组织架构，更奠定了大学的逻辑基础，例如学术的自由、中立及自治，进而建立了包括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并被尊为大学治理之圭臬。时至今日我们的大学制度改革仍习惯于从中世纪那里寻求智慧，其本质实际上是对大学逻辑的皈依。但在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中，大学治理的传统变得摇摇欲坠。
1.知识生产模式2时代政府与产业的介入动摇了经典大学治理模式。随着大学逐步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大学的知识生产进入模式2时代，经典大学治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知识生产模式越来越受制于外界力量，学术自由的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
学术、政治与资本间的关系日渐紧密和复杂化，政府和产业的强势介入令大学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尤其是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大学完全受制于庞大的官僚制机器，而在市场化管理体制下，大学则被裹挟于过度竞争和追求物化的洪流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术资本主义对公共利益、学术创造、学科生态等所带来的威胁［20］。
在大学内部，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不断加强，其权力位阶不断提高，行政与学术分治成为普遍模式，但两者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两种权力的冲突往往十分尖锐，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教授不仅失去了治校权，在学术治理中也难以自主。
在具体的管理形式上，行政管理者掌握着规则制定权，以行政意志和市场需求为依据设置绩效评价体系，进而实施资源配置，绩效考核、利益分配与行政权力的一体化捆绑使得学术自主丧失了基本空间［21］。概言之，在知识生产模式2下，大学治理的传统价值遭到解构，导致大学组织的异化。
2.知识生产模式3时代大学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知识生产由模式2转向模式3，公民社会参与了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反映了公民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彰显。公民社会主体参与大学治理，一方面致使大学治理权的进一步分化，例如第三方组织、专业组织等参与大学治理，促使政府进一步改变职能方式，实施更大力度的放权。
另一方面更多组织的加入使大学陷进了更加复杂的权力结构中，面对不同的权力诉求，大学往往疲于应付，尤其是大学在迎合那些科学性存疑的评价体系时，就更加脱离了正常的办学逻辑，例如偏科研而轻教学或类似于“大学造富”“大学培养政要”之流的排行榜，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理性迷失。
在大学内部，学生权力开始崛起，突出地表现在学生的课程与教学评价权上，学生通过评教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治理模式，但在消费主义时代，片面的学生中心主义令大学教学的学术性、严肃性和深刻性日渐为娱乐化、浅表化所取代，教师的职业信念、学术操守乃至人格尊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显然这与治理现代化的取向相矛盾。总之，在知识生产模式3下，公民社会的参与适应了大学治理权力分散化的要求，但也给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带来了新的风险。
四、知识生产模式与大学治理变革中的传统价值及其守护
（一）审视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价值
大学在调适自身角色与职能的基础上实现了组织进化，其功用得以不断彰显，从而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是大学内外部关系规律使然，反之也促进了大学组织的进化。大学只有从单纯追求“闲逸的好奇”中走出来，去满足人类改造世界和增加福祉的需求，才能得以赓续。
但当大学在步入社会中心的过程中为现代化洪流所裹挟，其赖以存续的精神和逻辑不断受到冲击。大学在面对强权与利益时其特有的理性之光逐渐被遮蔽，诸如“废墟中的大学”“道德沦丧的大学”“圣殿里的冒牌货”等批判性话语也随之而生，大学价值取向的偏颇被视作人类社会价值理性迷失乃至精神世界贫瘠化的元凶。
在当前智造时代，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正空前地依赖大学的知识产品，如果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人类社会在物质与精神文明间的失衡将进一步加剧，大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将发生动摇。此时，回顾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发现，位于大学现代化进程之发端的原初知识生产模式对于纯粹的知识与德性的追求，恰恰是工具理性时代所严重匮乏和迫切需求的，这些传统价值也正是化解今天之现代性危机的“治愈系”。
究其根本，或许一方面在于人在本质上对于精神的盈满有着先天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人类精神所建构、同时又建构着人类精神世界的特殊组织。是故，大学在出走象牙塔的同时，不能遗忘象牙塔的精神或逻辑，它使得大学成其为大学，并避免组织的异化。
相应而言，在知识生产模式3时代，大学不能放弃传统知识生产模式的永恒价值，它确保大学的知识生产遵循自身逻辑和人类发展规律，确保大学知识产品与服务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模式1到模式3，并不是新旧交替的线性关系，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互动、共存关系”［22］。
因此，在知识生产模式3时代，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及其价值，促成不同知识生产模式间的互动，实现知识生产模式的结构性优化，从而提升大学知识生产质量。
（二）尊重大学治理传统的规训意义
知识生产模式的结构性调整要求对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进行反思。大学走出象牙塔，从政府与市场介入大学治理，到更多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学治理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功用被不断开发，大学作为国之重器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但另一方面，大学越来越多地迎合外部需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立场，直至发生了组织的异化。这时，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为标志的经典大学治理模式的时代价值空前凸显。
在大学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传统模式不断被改造和解构，传统的力量在现代化语境下走向了式微，传统的价值逐渐被遮蔽，而从本质上讲，这正是大学迷失自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诸多所谓的“改革”“重建”“再构”“创新”云云，极有可能是违背了大学的常识，实际上伤害了大学。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政府干预大学的合法性，大学面向市场、服务社会的必要性，营利或非营利中介组织参与大学治理的先进性，创业型大学治理的高效率性，基于“四重螺旋系统”的大学治理的生态性［23］，以及扩大学生教学管理主动权的合理性等等。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在越来越复杂多样的治理理念、技术、工具中保持沉静，清醒地认识到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合法性之基的意义，认识到依据科学标准实施大学治理对于大学功利化、工具化办学取向的匡正意义，认识到大学自治对于呵护学术自由的根本性保障作用，认识到教授治校所蕴含的学术理性、组织理性及文化规范作用。
可以说，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始终是大学治理的经典法则，是流淌在大学血液中的固有因子，是大学生命的有机构成。故大学治理必须尊重传统模式和传统价值对大学的规训意义，它使大学的治理始终保持着价值理性，从而确保大学及其知识生产之于人类文明的特殊意义。
（三）构建高等教育治理的法治化模式，守护大学治理传统的基色
大学知识生产与治理模式演变的本质表现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大学自主权及其内部学术自主权的分解，大学自主权、学术自主权及学术自由文化由此逐渐走向式微或旁落，而且由于外部力量及其大学内部代言者具备体制上的合法性、正当性或经济上的话语权，大学与学术失去了重获自主性的能力及空间。
因此，要发挥传统大学治理模式的规训作用，就必须对大学外部利益相关者及其大学内部代言者的干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守护大学治理传统的基色。
实际上，我国大学外部利益相关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市场，两者通过政治或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强势干预大学，显然在我国特殊的体制环境和功利主义资源配置模式之下，学术权力自身无法与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形成基本制衡，而能够对后两者形成有效制约的力量显然只有法治。
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之一即法治化，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维度亦为政治的法治化取向，通过法治的力量引导和规范政府权力是政治建设的客观选择，这对于传统型管理体制而言尤为如此。
同样，市场本身具有理性，从而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市场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治的规范作用；当市场突破理性限制而发生市场失灵、市场失序时，也只有通过法治才能重建市场秩序。所以，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
在知识生产和大学治理突破了价值理性范畴的条件下，必须强化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引导政府和市场退出大学学术场域，或者理性干预学术生产，让学术主体依据学术逻辑来主导学术过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大学法》，就以大学为核心的各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关系进行科学明晰的界定，并通过大学章程确保落实。
而这又需要在教育基本法中明确大学法、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及其规制效力，避免有法不依。总之，重建传统大学治理模式的基础地位，在我国尤其需要借助于高等教育治理的法治化建设。
综之，现代化理想与现代性危机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矛盾，这也反映在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上。大学知识生产由模式1进化到模式3，在凸显大学时代价值的同时也寓含着背离大学逻辑的风险，甚至实际上导致了对大学的伤害，从而要求重新审视传统知识观及传统知识生产模式的当代意义。
相应的，伴随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大学治理模式也处在演进之中，并且同样地出现了“治理失灵”问题，从而也引发了对经典大学观和大学治理传统的重新审视，并意识到传统价值对于当下功利导向、技术导向的大学治理模式的规训意义。
简言之，大学治理的变革创新离不开对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及学术自由的坚守，这是大学治理现代化建设不可篡改的底色，是“双一流”建设必然的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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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继明，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校聘教授，山东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转载自：《江苏高教》2019年 第4期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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