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中国处于经济、金融风险的高发期

会员服务 ·

毛振华：中国处于经济、金融风险的高发期

2018 年 4 月 18 日 中国企业家杂志 李原

来源：中企图库

未来几年，中国的金融政策还会在一个偏紧的政策下进行。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李原编辑 | 米娜

4月14日，在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木兰汇公益基金会主办的全球木兰论坛暨2018（第十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发表了题为“金融方面到底面临哪些风险”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表示，“金融就是经营风险的，目前对金融的宏观看法，大的格局就是现在中国处于经济、金融风险的高发期，未来几年，中国的金融政策还会在一个偏紧的政策下进行，即使是大国博弈、贸易摩擦，中国也要练好内功，坚守金融防范的底线。”

他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应该从2008年看起，在世界爆发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四万亿。但如此巨大的资金注入中国经济最终起了什么作用呢？

毛振华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经济总量上看，2008年以后有三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是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是日本GDP的两倍，美国的2/3，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了；第二是在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不仅是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现在中国跟美国差不多并列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三是中国在2014年成为了一个资本的净出口国，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历史。

但很显然，取得这些成果背后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首先，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制造国。其次，中国成了一个世界上巨大的债务国。10年前，中国的债务水平比较低。如今大概每年要用GDP的15%-17%来支付利息，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使得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遇到了一个新的瓶颈，债务的危机正在向我们走来。”毛振华说，印发大量货币，但国内的商品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国内资产泡沫、产权过剩，大量资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房地产，现在中国成了全世界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国家，债务、资产泡沫都有可能引发一轮经济危机。

事实上，早在今年的3月10日，在“2018年亚布力金融风险论坛”上，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就发表了题为《如何看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演讲。

闫衍表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对隐形债务风险和区域风险需保持警惕。

据中诚信测算，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规模约为16.47万亿元，风险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风险较为突出，2016年隐性债务规模约为21万亿元-30.5万亿元，为显性债务的1.4—2倍。不同口径测算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均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快速扩张，考虑隐性债务的政府负债率直接上升至65%-78%，大幅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因此，我国隐形债务问题较为突出，值得关注和警惕。

闫衍同时指出，区域性债务风险也需重点关注。根据估算，若以显性债务为衡量，截至2016年底，贵州和云南两省负债率超过欧盟60%警戒线，宁夏、黑龙江、云南、贵州、辽宁、湖南等11个省份债务率超过100%警戒线。

考虑隐性债务后，负债率超过警戒线的省份由原来的2个增加至12个，贵州省仍高居首位，次之为北京市、青海省、天津市等；从债务率来看，除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债务率警戒线下外，其余29个省直辖市债务率均超过100%警戒线，其中天津市、湖南省、贵州省、江苏省等位居前列。

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载体——融资平台面临巨大转型压力。

闫衍表示，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融资平台转型是“一体两面”。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地方债管理日益规范以及监管趋严下，融资平台面临多方面的转型压力：货币收紧利率中枢上移，融资平台再融资承压；金融整顿持续深入，融资平台融资暗道受阻；监管多方面约束，加快与政府信用剥离；土地出让收入下滑，融资平台偿债来源削弱。

但是，当前情境下融资平台转型仍面临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依赖与干预仍较大，平台企业自身造血功能较差，运作效率较低等多方面挑战。

闫衍表示，需要继续疏堵结合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与此同时，鉴于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融资平台转型的密切关系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未来必须从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与推动融资平台转型两方面综合考虑。

而十九大提出来把防风险作为中国经济攻坚战的三大攻坚战之首。毛振华认为，把金融防范风险列为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之首位，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第一次。“但危机也没那么可怕，中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有能力应对各种危机，危机也有它的好处，有它的革命性和彻底性，所以我们要防范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