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11个院士头衔的他，迎来90岁华诞，杨振宁和李政道同时为他点赞

2019 年 5 月 18 日 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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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5日，是“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院士周光召九十寿诞，也是他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97岁高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亲临“周光召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现场，回忆了他与周光召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史。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也为此写来了亲笔贺信。

能让杨振宁和李政道同时表示佩服的人，究竟有多厉害？

只因好友一句话改学物理

1929年5月，周光召出生在湖南宁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凤九是公路工程专家，曾先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公路局长。母亲陶振昭是一位善良温和的家庭主妇，终日为全家辛勤操劳。

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也由于战争，他的童年生活在迁徙动荡中度过。小学学业辗转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几个地方才得以完成。童年的周光召非常淘气，下塘捉鱼，上树掏鸟巢，常因此遭父母的斥责。

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后，周光召在这里际遇了第一位良师———数学老师唐秀颖。在老师的启发下，他不仅特别喜爱数学课，而且喜欢钻研，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循常规解题，而是独辟蹊径地解一个又一个数学难题，使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父亲的熏陶和老师的教诲，不断开拓着周光召的视野，养成了他独立思考而又踏实进取的精神。

1946年秋，中学刚念到五年级的周光召报考大学，因为国文成绩不够好，只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先修班。自尊的周光召以不能马上当清华大学的正规学生为耻，觉得自己很笨，所以更努力地学习。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他自告奋勇去管理系图书馆。因为那样就可以每天头一个走进系图书馆，最后一个离开。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后，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其实，周光召最初的兴趣并不是物理专业，而是跟父亲一样学工程，一方面对社会有用，将来也更容易找到工作。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不仅震惊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的心。正在读高二的周光召与同窗好友从原子弹爆炸这件事中认识到物理学科的重要性，认为学物理最有前途。对物理一无所知的周光召，因为好朋友的一席话，热血澎湃，决定改学物理。

清华大学物理系，名家云集，拥有许多出类拔萃的老师。周光召一进入物理系就得到王竹溪、叶企孙等名师的教导。

年轻的周光召如海绵吸水般地汲取有益的养分。在清华园，他的表现非常优秀，同学都管他叫周公，做题的时候，题太难了，就用“周公都做不出来”来形容它的难度。

为了学好为新中国服务的本领，1951年7月，周光召在清华本科毕业以后，开始在本系读研究生。院系调整后，周光召去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周光召和导师彭恒武

周光召与为人随和的彭桓武无话不谈，亦师亦友。他不仅从这位杰出的师长身上学到了知识，而且彭桓武强烈的爱国心、在事业上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学术上的民主精神及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周光召。1954年7月，他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的论文答辩。8月，周光召走上了工作岗位，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讲师。

研究成果震动杜布纳

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杜布纳成立联合原子能研究所，聚集当时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研人员进行高能物理研究。中国也派出了几十位学者参加联合研究工作，其中就有周光召。

那个年代，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中国人是来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的，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大师，明显带有几分瞧不起人的神气。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天生不服输的性格让周光召陡增了一种豪情，他的想法是不能让苏联人看不起，而要改变苏联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必须要努力做个样子给他们看，为国争光。

周光召(二排右2)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参加学术讨论会

那时，各国科学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外国教授介绍了自己关于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周光召却阐述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恼怒地说道：“你的意见没有道理！”

面对国外权威的疑惑与不屑，周光召当时并没有辩驳。他认真而踏实地研究了3个月，一步一步地验证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又写成了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赝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

周光召的一系列卓越成就，不仅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也使他迅速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以致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工作震动了杜布纳。”对这段经历，周光召深有感触。他说：“我始终教导我们的人，对年轻人，对一些落后国家的人要非常尊重，不要去随意地看不起人家。

隐姓埋名19年

正当意气风发的周光召在杜布纳声名鹊起时，中苏关系却阴云密布。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1960年7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

有的专家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只好卖废铜烂铁了”；“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出来原子弹”。

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何祚庥等中国青年学者，获悉这些消息，义愤填膺，主动请缨，要求立即回国，参加原子弹的研究。

后来有人问周光召：你本来是研究粒子物理的，在国际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为什么要改行呢？他回答说：“如果国家需要，这是光荣的事情，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专业去从事国家需要的研究⋯⋯光自己有名，国家不行，到头来还是没有用处。”

1961年2月，周光召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与邓稼先、彭桓武等人一起全身心投入到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之中，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19年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生涯。

周光召在九所的工作照

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再次显示出了杰出的物理才华。在原子弹设计初期，因受到当时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理论高度保密的制约，设计上一度陷入了困境。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介绍情况时一份口授的极其简要的记录。由于这份资料上的数据有个别错误，在当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让大家确信算不出的原因是由于资料上的误记。

正是在这众志成城中，一个个秘密被揭开，一道道难关被攻克。在隐姓埋名的19年里，周光召对核武器理论的研究工作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和很强的指导能力。

他参与并领导开展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为弄清核武器产品内部的运动规律，为核武器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后来，每当谈及自己对研制“两弹”所作的贡献时，周光召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工作。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每个人的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我看来，每一项工作都很难分得出它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没有出问题，就表示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那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授予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9年9月)

像一个小学生那样从头学起

1976年以后，周光召逐渐将他的工作转入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理论的研究。此后不久，周光召应邀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当时他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美国物理学会主席专门为他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如此隆重地接待一位外国科学家，在当时的美国物理学界也是不多见的。

周光召后来在谈及自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重返理论物理研究前沿的时候，曾把自己比作是小学生，他说：“那期间，我就是想利用美国信息比较畅通的优越条件，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再从头学起。”不仅弥补与世界理论物理学界隔绝十几年带来的科研信息短缺，而且要迅速站到学术前沿。

在美国期间，周光召不仅使研究水平达到了世界前沿的标准，而且还为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中国学者赴美学术交流；二是帮助中国物理学会恢复了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回国后，周光召先后连续担任了10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10年的中国科协主席，并先后被选为国际物理联合会主席、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1993年，他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1994年又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中国杰出科学家”奖。

周光召是个享誉国际、星光熠熠的大科学家，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关于他如何取得成功，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与社会相比是渺小的，时代决定你选择的大方向。要做时代需要的事情。你不能确定一辈子做什么事情。往往你一心要达到的却追寻不到，无心要达到的事，反而实现的机会大。比如在科学上，我们应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带着怀疑的眼光，提出新的设想，从科学事业上考虑问题，而不要着意追求这以外的东西。”他所说的正是他的心语。

他的人生轨迹是顺其自然：自然成长、发展兴趣、顺应时代、服从需要，终成学界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