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情报工作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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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常设性的情报机构、情报搜集手段单一、对外情报与安全保卫紧密交织、情报与决策高度统一，是古代情报工作的典型特征。

一、上古时代的情报工作

世界上古时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长江流域、希腊地区先后形成了璀璨的古代文明，代表性的国家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波斯、古印度和中国、希腊、罗马。这些古代文明虽然呈现出共同性特征，但由于地缘隔绝，文明发展异彩纷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情报工作上也有反映。各文明古国情报工作的发展，既体现出情报工作的共同规律，又各具鲜明的特色。

上古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限制了战争规模。当时的军队规模不大，埃及国王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Ⅲ,？——约前1425）统治时期共有25000名士兵，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Ⅱ,前1314——前1237）进攻赫悌的时候，也仅组建了4个兵团，每个兵团5000人，合计2万人左右。赫悌国王动员的兵力与埃及大致相仿。公元前334年，（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率领马其顿和希腊各邦联军远征的时候，也只有步兵3万人、骑兵5000人和战舰160艘，但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Ⅲ,前336——前330）集结的军力很大，据说有100万步兵、4万骑兵、200辆安装了大镰刀的战车和15头大象。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数字。公元前218年4月，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只有9万名步兵、1.2万名骑兵和37头战象。此时，罗马适合服兵役的青壮年有27万人，但到公元前207年，能够上战场的罗马人只剩下不到13万。中国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周王和下属各小国之间的兵力有严格规定，规模均不大。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人口增多，诸侯国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规模扩大，几十万人规模的战争已经不算少见。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一次坑杀赵卒40万人，可见当时战争规模之大。春秋时期战乱频繁，242年间发生了483次大的军事行动。兼并和争霸战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为军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它造就了一大批兵家名将，迎来了军事学的繁荣和兴旺，成为我国古代兵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车战的盛衰和步兵的兴起，推动了野战进攻思想的发展。步兵以它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冲破了兵车作战必须选在平原广野的限制，把战场迅速扩大到山林

川泽地区。交战双方在广大地区展开角逐，寻找战机，战争的突然性、快速性大大加强了。

较小的战争规模限制了战争的指挥水平。上古时期的战争，基本上由国君自己指挥，只有较少的谋士襄助。随着作战规模扩大和作战次数频繁，仅靠统帅一人采用简单的方式指挥控制军队非常困难，于是出现了专门辅助“将”筹划作战的“军师”、谋士。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53年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从战国后期开始，军师、谋士、策士、主簿、赞军、参军等专职参谋人员在军中普遍出现了。同样的事例可以见于外国典籍，如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军队编有次帅、军事护民官等参谋人员。

较小的战争规模与较低的战争指导水平限制了对情报的需求。上古时期，各国没有专职的情报机构，也没有专职的情报人员，决策者在情报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确定情报需求，指导情报搜集，负责情报评估，最后根据获取的情报作出决策。

谍报侦察是上古最重要的情报搜集手段。埃及在中王国时期（前1580——前1150）就已经开始定期、系统地搜集情报，并且训练和使用了专门搜集情报的分队。埃及的喜克索斯人拥有非常高效的情报体系。他们利用各种通信手段传递信息，包括火把和信使，并利用专门的侦察部队侦察地形、抓获并审问俘虏。其军官在呈交情报报告时，必须标明信息来源。这是最早的系统化搜集情报的案例之一。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之战（Battle of Kadesh）中，赫悌国王首先动用死间向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传递假情报，从而使埃及军队落入圈套。幸运的是，拉美西斯二世抓住了另外两名赫悌间谍，发现了赫悌的阴谋，从而侥幸从陷阱中逃出。埃及的间谍还从植物和蛇毒中提取毒药，用于暗杀活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帝国，曾广泛地对邻国进行军事侦察，要求获得邻国战务、军队调动、要塞构成、农业收成等方面的情况。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迪亚斯国王拥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整天忙于观察和倾听王国每个角落的动静”。居鲁士大帝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国王耳目”的间谍网。他非常喜欢使用逃奴充当间谍。在接见印度使者时，他透露了他的用间原则：“有些间谍比奴隶好不了多少，除了一些早已获悉的情报外，他们没有能力发现其他任何情报。但也有一些人，就像你们一样，是能够发现一些秘密计划的。”不过，国王的耳目主要是监控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对外情报不受重视，因此，波斯对自己的主要对手如希腊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不足让波斯人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代价。

情报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作战指导，部队侦察颇受重视。中国史书和兵书中用以表示侦察含义的有“斥”、“候”、“谍”、“察”、“相敌”，以及“刺”、“探”、“间”、“伺”、“觇”等词。中国古代兵书《六韬·龙韬·王翼篇》把“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的股肱羽翼称为耳目，《经武要略正集·侦候篇》指出，“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采探就是侦察，其主要手段是观察、捕俘、讯问居民等手段。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高卢战记》中多次提到侦察人员报告敌情的情景。

另一个重要的情报搜集手段就是邮驿系统（Cursus publicus）。古代埃及、波斯、中国和罗马都是庞大的帝国，为了维持帝国的稳定和政令的交通，发达的邮驿系统十分必要。在帝国的主要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立一个驿站，为往来于帝国首都和各地的使节提供服务。它“通远迩于一脉，继往来以无穷”，因而被称为“国之血脉”。同时，驿站也充当了皇帝的耳目，为皇帝报告所在地的动向。

上古时期情报传递手段十分原始，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装置，只能通过人力、畜力传递。为了向京都传递边境敌情，中国的西周王朝在全国修建了大量的烽火台，并派士兵日夜驻守。《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则举烽火。”《墨子·号令》篇对烽燧解释说：“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当敌人侵犯边境的时候，烽火台上的哨兵立刻点燃烽火，向相邻的烽火台报警，这样一路传递下去，边境发生的情况很快就能传到京城。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使用过烟火信号传递情报。

由于文字的使用，情报传递过程中出现了加密技术。最早的加密方法是密写术（隐文术）。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石碑显示，古巴比伦人已经知道了密写术。密写文字详细描述了给陶器上光的技术。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书写者有时会在正文中掺杂一些密写。

希波战争爆发前，波斯的备战准备被一位名叫德马拉图斯的希腊人发现。这位希腊人把波斯的图谋刻写在木板的背面，然后再涂上蜡，盖住了文字，终于使木板辗转到达希腊，一位名叫戈尔戈的女人把蜡刮去，发现了这一重要情报。波斯人的突然袭击被挫败。同样在希波战争中，希斯塔亚乌斯（Histiaeus）想鼓动米勒图斯（Miletus）的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反叛波斯国王。为了秘密地传达他的指示，他剃光了信使的头发，将情报写在信使的头皮上，等信使的头发长起来才让其出发。到达目的地后，信使剃光了头发，隐蔽的信息又显示出来。公元1世纪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阐述了如何用体液制作隐形墨水的原理。

希腊人也擅长使用密码。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军莱山德（Lysander）征服雅典，满身血污的信使穿越封锁线，给莱山德带来一封信。莱山德把信扔在一边，却要过了信使身上的皮带。他把皮带绕在一根棍子上，原先杂乱无章的字母变成了有意义的文字。莱山德从中得知，斯巴达的盟军波斯人正策划反戈一击，企图占领斯巴达。莱山德立即回师，粉碎了波斯人的阴谋。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使用密码传递信息的最早例证之一，它表明人类已经发现了基本的加密装置。公元前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发明了一种信号通信方法。他把字形排列在一个方表内，并把各横行和纵行标上数字。这就是所谓的波利比乌斯棋盘密（Polybius checkerboard，又称Polybius square）。罗马共和国的尤里乌斯·凯撒发明了凯撒密表（Caesar Cipher）来对重要情报进行加密。这是一种替代密码，它用希腊字母替换罗马字母，将字母按顺序推后3位，从而起到加密作用。在《高卢战记》中，凯撒描述了他如何将密信送到正处于绝境的西塞罗手中。凯撒写道：“信使受到指示，如果他不能接近被围困的军营，他就把信件绑在一根矛上，然后将矛投进军营。可是掷出的矛碰巧插进一个防塔里，接连两天都没有被人发现。第三天，一个士兵才把它取下来交给西塞罗。西塞罗看完之后在全军阵前复述了这个信息，全军都倍受鼓舞。”凯撒密码只需简单统计字频就可以破译，但在上古时期，这不失为一种安全的情报传递手段。

上古时期的情报工作最具特色的是对情况认识的全面性及情报与决策的高度统一。上古时期没有“战略”这一名词，但战略的观念已经形成。周武王在伐商之前，曾在孟津观兵，虽然发现诸侯都极痛恨纣王的暴政，但因为其谋臣比干、箕子等人尚在，就放弃了伐纣的念头。武王一面加紧练兵，一面派人去侦察殷商的动向。当得知殷商已是“谗恶进用、忠良远黜”，百姓不敢口出怨言了，武王觉得殷纣众叛亲离，征伐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发兵渡过黄河。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彩的战略形势分析，其中已经涉及人心向背等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因素。孙子更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称”），更取决于国土面积大小（“度”）、人口的多寡（“数”）、经济实力的强弱（“量”）和人心的向背，在进行庙算的时候必须“经之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一点后来成了中国的兵家传统。

西方的典籍（特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亚述、赫悌等文明古国）没有《孙子兵法》这样系统详尽的论述，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庙算”的影子。希腊人早就意识到经济因素和民众的士气对战争的影响。如伯里克利曾指出：“同盟者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指出：“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希罗多德认为，国家的主要利益是维持其自身的安全，国家必须动员起足够的资源以巩固国防，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基本的“权力”因素，但仅凭此两者还不足以保证胜利，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希腊人也看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军队的人数、海陆军力量的平衡、战略战术的水平，以及人的勇敢精神和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都对战争的结局有着重要影响。色诺芬指出：在战争中决定胜利的不是兵员数目或力量，而是要看哪一方的部队具有更坚强的心气。古希腊人也认识到将领的作用。色诺芬阐述了军官勇武、正义、慷慨、诚信作战的重要性，这已经同孙子的“五事”颇为相似。另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政治家或战略家的决定必须以合理的思考为基础，即应该“先知”。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批评雅典对西西里岛的远征。雅典对西西里岛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而居然发动了此一战役，终于铸成大错。他认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决策者经常犯三种错误，其一是把敌方能力估计过高，其二是把自己的选择范围看得太窄，其三是易作一厢情愿的幻想。这三点是情报分析中常犯的错误。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十分重视经济实力在国家“权力”中的重要性。在《罗马史》中，李维对于迦太基如何动员其经济能力、罗马如何计算其所需要的资源，都作过相当精密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迦太基虽然拥有经济优势，但罗马却有人力资源优势，罗马青年人口的增长，不仅能补充战争中的损失，而且还能扩大兵力来源。而迦太基则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其居民都缺乏尚武精神，不得不从非洲征募雇佣兵，其素质自不能与罗马军团相提并论。李维还认为，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有四点，即部队的数量、人员的勇气、指挥官的才能和运气。

上古时期中国兵家对情报和战争有许多理性、系统的认识。夏商周三代，因年代久远和史料散佚，典籍中只留下有关情报工作的零星记载，但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诸子百家的兴起，军事学术空前活跃。人们从各诸侯国胜败存亡的教训中，认识到战争是“国之大事”，整个社会都重视军事问题的研究。不但军事家谈兵，政治家、外交家、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也都研究军事，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像管子、孙子、吴起这样的战略家和情报理论家。兵书战典的大量出现，成就了灿烂的中国兵学文化。但在其他文明地区，类似的著作却是寥若晨星。无论是古巴比伦、埃及还是希腊、罗马，我们都很难发现类似《孙子兵法》这样的系统性军事著作，更不用说专门论述情报工作的理论著作了。古罗马的历史学比较发达。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学巨著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战典，但只能找到一鳞半爪的关于情报工作的认识，关于早期情报原则、方法或流程的记载非常少，只有突袭（情报工作所尽力避免的）导致的胜仗或败仗的记载。公元400年左右，维吉提乌斯（Vegetius）所著《罗马军制论》（Military Institutions of the Romans）指出了地形、进攻和行军路线情报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在今天依然适用。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塞·尤·弗龙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在《谋略》（Stratagems）一书中归纳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战实例，阐释了大流士、居鲁士、腓力、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马略等著名统帅机智用兵的军事谋略，可以看出古罗马军事家对情报工作的重视。但与中国兵家对战争与情报工作详尽、系统的论述相比，《谋略》一书只是记载了上古时期西方将领用兵的一些实例，远远谈不上是对战争的理性思考。

公元前五六世纪，希腊的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它与其后出现的罗马文明，共同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其情报工作与同时期中国的情报工作交相辉映。

古希腊对情报工作并不重视，情报工作满足于对敌方作战计划和总体实力的搜集，情报战乏善可陈。这与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相关。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其理想是公民平等、自由、对法律的尊重以及正义。在这种体制下，官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同一个人很少能够担任同一官职，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公开进行，政策经公众讨论，这使得希腊缺乏使用权谋的温床，情报工作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古希腊各城邦不存在负责对外军事情报工作的常设性的军事情报机构。我们从史料或现存的碑文上没有发现这类组织的存在，但普鲁塔克说过“斯巴达的一个秘密警察组织负责屠杀任何可能危及城邦的人”，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斯巴达奉行君主体制，这种体制十分重视国内安全情报。

使用侦察、审讯战俘、利用使节出访获取信息，是希腊各城邦主要的情报获取手段。但是希腊人很重视保密工作。有些希腊城邦奉行的是民主体制，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最低法定人数是6000人，每年至少召开40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和处理有关财政、法律、流放、外交等重大事务。在如此制度安排下，保密就成了问题。希腊人意识到，盟国或同胞的忠诚度不会维持太久。知密的人数越多，敌人获知机密的可能性越大。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是挑选几个有足够权威者，由他们代表城邦决策，而不需要向公民大会的所有成员报告。在雅典，敏感的事件交由议会而非公民大会处理，目的也是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来确保信息安全。为防止叛国行为，古希腊城邦多数制定了反情报法规。法规对叛徒和间谍的惩罚有严格的规定。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签订的休战条约中包括禁止接纳逃兵的条款，这项条款使士兵不敢轻易逃跑。雅典的法令规定，一旦叛逃的人被抓住遣返，任何一个雅典人都可以将他交给主审官处决。

古希腊城邦使用的反情报措施与现代有着惊人相似，主要有：限制知密人数；在对手察觉之前作出决策；控制居民、侨民和外国人的活动；监视公民中的可疑人员；挫败和阻止敌方特务人员的行动和情报来源；扰乱敌方的通讯，制造虚假信息，等等。

限制人员来往是一个重要的保密手段。和平时期，国家间的交往自由，人民可以自由通行。这里面只有斯巴达可能是个例外。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莱克格斯不允许斯巴达人旅行，防止他们腐化堕落而动摇国家。但在危机与战争时期，城邦会根据当时国内和国际环境，对外国人的行动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以雅典为例，和平期间雅典城对所有参观者开放，但随着时局紧张，城内的政策变得苛刻，侨民不得离开雅典，城内的居民也受到了相同限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采取了极端措施，抓捕了阿提卡城内所有的波奥提亚人，不久又驱逐了埃吉那人。

告密者是获取反情报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梭伦时代起（至少在雅典）告密者和奉承者就常被提到，他们向地方法官（国王、僭主、高层官员）举报。除了使用告密者，僭主们还招募密探，以对可疑人群进行暗中调查。

通常情况下，与盟邦结盟进行大规模远征所作的准备工作很难不引起注意，因为向盟邦发出邀请、集结兵力所耗费的时间足以让消息散播出去，如此远征就达不到突袭目的。例如，公元前427年，雅典人试图向叛乱的米提列涅（Mytillene）发动突袭，为了防止消息外泄，他们扣押了在比雷艾夫斯（Piraeus）港内的所有米提列涅船员。但是其中一个船员逃了出去，匆忙跑回国报告了雅典人的计划，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隐蔽是最常用的方法。隐蔽行动使敌人无法知道部队的踪迹，通过突袭取得战术优势。希腊的指挥官会借助夜色、地形、其他部队甚至烟雾的掩护进行军事行动，这样可以隐蔽部队的数量，或误导对手。直到公元前4世纪，这些方法仍作为基本安全措施加以提倡运用。

希腊奉行“阳光”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不施行“诡诈”。事实上，希腊各城邦认为在军事领域中进行欺骗是天经地义、合乎道义的。无论是对敌对友，他们在必要时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欺骗手段。这里面最出色的当数斯巴达人。斯巴达人习惯性地把本国士兵的尸体和同盟国士兵的尸体堆放在一起，借此来隐瞒斯巴达士兵的损失数量。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ondas）在留克特拉（Leuctra）之战中击败斯巴达人，他强迫斯巴达人分开收集尸体，这样人们才发现他们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古希腊人长于欺骗。欺骗的策划者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自己的假计划，或是派人在军营内散布谣言，以期一些人会将此类消息资敌，或对方间谍能够获知相关情报。埃尼亚斯·塔克提库斯（Aeneas Tacticus）建议用此方法将夜袭的假计划泄露给敌人，使他们放弃了原本计划的行动。底比斯将军佩罗皮达斯（Pelopidas）安排一名骑兵从镇子的围墙外策马狂奔，大声呼喝着镇里的同盟已经破裂。阿格西劳斯（Agesilaus）不仅在其兵营里传播假消息，而且还通过其他途径发布类似信息，从而通过不同渠道误导了对手。

希腊人擅长使用死间传递虚假信息。例如梭伦（Solon）曾派一个人假装开小差去萨拉米斯，说某个晚上，希腊的女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庆祝节日。当偷袭者看到那些由没胡须的青年扮成的女人时，他们已经陷入了伏击圈。当拉西第梦人弹尽粮绝之际，阿吉斯（Agis）派人假装开小差到敌人那里，说有一大队援军正加入阿吉斯的队伍。为了佐证这一消息，阿吉斯命令士兵制造了大量噪音，并通过其他独立的渠道放出了相同的消息。

罗马是西方文明的另一源头。罗马文明历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于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1453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帝国所灭。共和时期的情报工作以军事情报为主，帝国时期的情报工作以维护国内安全为主。

共和时期的罗马不设职业将官统领军队。每年选举产生两名执政官，既作为政府的最高官长，又充当三军战地司令。如果当时只有一支军队，他们常常抽签决定指挥权的归属。如果两人同掌兵权，他们就隔日轮流行使指挥权。军团长官由司法官或财政官担任。这种文武混杂的权力体系确保军权由元老院控制，不致于产生军事独裁，但也造成了罗马人对所谓将道的忽视：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可能是一个出色的行政官员，却未必是一个熟稔将道的军人，临时化的指挥风格使将领无法对战略计划作通盘考虑。因此，当时的罗马军人是无所谓将道的。所幸罗马军队都受过精心训练，具有常战的经验，同时罗马人忠心保国，其指挥官对部下又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才使得罗马转危为安。

既然不重视将道，而作为将道基础的情报，在决策中所起作用就更微乎其微了。早期的罗马城邦地域狭窄，敌军只需一天时间就可跨越整个罗马，但罗马人显然低估了了解敌对城邦实力和意图的重要性。没有史料证明早期罗马存在一个情报机构，或者存在从事情报活动的人员。因此，罗马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搞得手足无措。当时罗马也没有建立有效的驿站体系，出征的军队无法同元老院联系，及时报告前线的情况。

罗马军事指挥体制的缺陷和情报工作的缺陷在布匿战争中暴露无遗。公元前241年，罗马海军大败迦太基舰队于埃加迪群岛附近，奠定了第一次布匿战争胜利的基础。失败后的迦太基志在复仇。公元前218年4月，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领9万名步兵、1.2万名骑兵和37头战象，开始了对意大利的远征，一路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越过了阿尔卑斯山麓，到达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从而把战火烧到罗马本土。

迦太基以贸易立国，在与埃及等近东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迦太基人了解到这些国家情报工作的情况，贸易行为本身也使迦太基人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迦太基在北非海岸建立了一个报警系统，海上一出现警讯，立即就会传到首都。公元前205年罗马军队在迦太基登陆，迦太基元老院第二天就得到了警告。另外，迦太基人还掌握了秘密传递情报的技术：信使把秘密情报写在木板上，然后用蜡封上。

出身于军人世家的汉尼拔对情报工作更不陌生。战前，汉尼拔即在亚平宁半岛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情报体系，他的密探向他提供了罗马动向以及意大利中、南部邻邦方面的政治情报。他的骑兵可以担当起侦察的使命，他安置在各地的密探也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罗马军队的动向。这是他制定战略决策的基础。

情报不仅是汉尼拔决策的依据，也是他分化罗马盟邦、出奇制胜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通过情报他知道罗马的力量取决于它能否对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城邦与部落保持控制。这些城邦与部落在前两个世纪被罗马征服，但许多民族中存在着强大的反罗马派别。他希望能够劝诱它们废除与罗马的联盟，并与迦太基戮力击败乃至摧毁罗马的势力。他与罗马的敌人马其顿国王菲力五世缔结了联盟。他与罗马的盟邦塔伦腾（Tarentum）城中反对罗马的年轻人秘密接洽并达成协议，最后兵不血刃占领了该城。为了解救被罗马围困的盟友卡普阿（Capua），他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带领大军突然出现在罗马城下，引起了罗马的极大恐慌，最后解了卡普阿之围。

与汉尼拔相比，罗马的情报工作就做得太差了。罗马没有建立有效的谍报网络，罗马军团只通过部队侦察或审问逃兵、战俘和对方的叛徒以获取情报，另外，罗马的盟邦和殖民地的情报工作比较出色，罗马人依赖它们提供情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将领老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3），在远征西班牙的时候，就特别重视希腊人提供的情报。但罗马人对建立自己的情报体系却没有兴趣。

罗马人对哈米尔卡的复仇计划一无所知。第二次布匿战争刚爆发之时，罗马以为它仍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继续。在汉尼拔出征之时，罗马的两位执政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阿斯和巴布利阿斯·科尼利阿斯·西庇阿，也各率一支军队，分别出征迦太基本土和西班牙。西庇阿到达罗纳河口，从当地商人口中得知汉尼拔已经越过阿尔卑斯山，这才发现汉尼拔真正的目标是意大利。罗马人大为惊慌，不得不集中兵力保卫本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军队一再落入汉尼拔设置的陷阱，说明罗马军队在情报搜集方面完全失败。

罗马在反情报方面也存在严重缺陷。汉尼拔远离迦太基本土，在亚平宁半岛征战16年，却能始终与本土保持联系。他与弟弟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前245——前207）兵分两路，同样也能保持正常联系。这充分暴露了罗马反情报工作的缺陷。公元前207年，正在西班牙征战的哈斯德鲁巴尔应汉尼拔之邀，准备进击亚平宁半岛。在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脉以后，为了让兄长了解自己的计划，哈斯德鲁巴尔从普拉森提亚派4名高卢人和2名迦太基人穿越战线向汉尼拔送信。6位信使毫无困难地穿越了大半个意大利，最后因不熟意大利南部的路径而引起罗马士兵的注意，那封信落入了罗马人手中。执政官尼禄（Gaius Claudius Nero）据此定下了作战计划，围歼了哈斯德鲁巴尔。此役被称为历史上唯一一次因为情报而致胜的战役。然而，6位异乡人能够不受阻碍地穿越意大利，已经充分暴露了罗马在反情报方面的弱点。同样的缺陷在汉尼拔与马其顿王菲力五世的联盟上也暴露出来。菲力五世的使者在前往汉尼拔军中的时候被罗马人发现，然而这些使者竟然声称自己是罗马的朋友，想到罗马与元老院接洽，以共结盟约，对付迦太基。这样的花言巧语竟然骗过了罗马的执政官，他热情地指点了前往元老院的路线，为使团补充了给养，并把罗马军队和汉尼拔军队的驻地告诉了他们。马其顿使者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找到了汉尼拔，随后带着汉尼拔的建议返回马其顿。在海上，他们遇到了罗马海军，几乎又蒙混过关。

接二连三的失误使罗马人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从公元前213年开始，罗马开始建立一套有效的驿站体系，以方便情报的传递。公元前211年，汉尼拔为解卡普阿之围，引兵指向罗马，企图把罗马军队从卡普阿引走。罗马军队从逃兵中得知了汉尼拔的计划，尾追汉尼拔的罗马军队派出的信使已经能在一昼夜跋涉100公里，把情报传到元老院，说明在情报传递方面罗马已经取得相当进步。公元前208年，汉尼拔大败罗马军队，罗马执政官马赛留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阵亡，他的印信落到了汉尼拔手中。汉尼拔擅长使用这些印信向罗马人传递假情报。他让一位罗马逃兵拿着以马赛留斯名义发出的信件前往萨拉皮亚（Salapia），准备赚开城门。然而，另一位执政官泰塔斯·克利斯品那斯（Crispinus）意识到汉尼拔可能会利用马赛留斯的印信做文章，当即把马赛留斯死亡的消息传了出去，并提醒大家注意，所有以马赛留斯名义发出的信件都是假的。当汉尼拔的军队开进城后，城门突然关闭，所有的入城者都被处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期，罗马人也能够做到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证明其军事指挥艺术已经走向成熟。

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了迦太基。此后，它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建成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的大国。公元前58——前51年，罗马高卢总督尤利乌斯·凯撒为了征服山北高卢，发动了一连串的征服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凯撒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凯撒的军中设有从事情报搜集和传递命令的侦察兵（speculators）。他不仅通过侦察兵搜集高卢的敌情和地形，还施展计谋，分化、瓦解高卢各部落的联盟，从而达成了战争目的。公元前48年，尤利乌斯·凯撒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他的独裁统治招致政敌仇视，阴谋分子暗中策划，企图刺杀凯撒，但凯撒对此一无所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遭布鲁图刺杀。凯撒死后，罗马内战又起。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元老院赠予的“奥古斯都”尊号，帝国的诞生结束了罗马内战。

奥古斯都是凯撒的外甥，凯撒的死亡使他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如同大多数专制君主一样，奥古斯都认识到，优良的情报工作是维护外部安全和内部稳定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奥古斯都对古埃及的邮驿系统进行过专门研究，认识到要把庞大的帝国连接起来，快速的通信系统必不可少。他在帝国的各个主要大道上设立驿站，向各省的信使提供马匹服务。信使既可以向罗马传递周边军情，也可向皇帝面陈当地局势。图拉真（Trajan）则把这种驿站系统扩大到帝国各省，继任的哈德良（Hadrian）创建了辖区驿站（Prefecture of the post），直接对皇帝或皇帝的特使负责。显然，这种驿站或特使都是皇帝派驻各地的耳目，负有情报搜集之责，同时，它还是绥靖地方、控制舆论导向的工具。

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罗马不擅长使用间谍，共和时代没有有组织的间谍机构，但在帝国时代，罗马出现了名为“弗鲁曼塔里伊”（Frumentarii）的秘密警察机构。“弗鲁曼塔里伊”最初是一些粮商，负责向城市和军中供应粮食。他们走街串巷，可以与各地的官员、民众充分接触，了解当地怦，因此被用为秘密警察。公元2世纪，罗马军队的每个军团里都有这种“弗鲁曼塔里伊”，凯撒在《高卢战记》中也提到了他们。此时，帝国已经意识到搜集情报的重要，但即便以皇帝之尊，也不便建立专门机构来监视臣民的活动，“弗鲁曼塔里伊”便充当起这一角色。哈德良皇帝曾利用他们来侦查大臣的私生活。

此同时，军队也出现了被称为“投机者”（speculatores）的侦察兵。后来，皇帝在宫廷中设立了“投机者”，他们一方面充当皇帝的护卫，同时也搜集情报，传达命令。各省的督抚也大致设立了类似的组织。但从公元2世纪起，宫廷中的“投机者”被“弗鲁曼塔里伊”取代，后者成为皇帝的主要耳目。军队中也设有“弗鲁曼塔里伊”，其职责是搜集军事情报，但是皇帝和地方官员也用他们来绥靖地方，控制国家邮政，有时甚至充当刽子手。他们隶属于军队，与现代的秘密警察有类似之处，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没有独立的机构和负责人，只是被皇帝和地方大员用来执行某些特殊任务。但是，他们还是遭到了人民的憎恨。284年，近卫军长官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取得帝国政权，改元首制为多米那特制（dominatus，君主制），正式采用东方君主的统治形式和礼仪。他实行了许多改革，取缔了臭名昭著的“弗鲁曼塔里伊”。

但戴克里先也认识到，要维持庞大的帝国，没有情报机构是不行的。因此，在镇压了“弗鲁曼塔里伊”后，他在帝国政府设立了公安局（Agentesin Rebus，也译为探事官）。319年，公安局这一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的法令里。该机构隶属于军队，编成一个特殊的军团，总人数并不固定，皇帝可以随意增减。在朱利安皇帝（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Augustus,331年至363年在位）统治时期，公安员的数目仅17人，但在利奥一世（LeoI,440年至461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数目增加到1248人，其成员的服役年限、晋升与普通士兵一致，平常驻扎宫中，随时听从皇帝的派遣。

公安员的职能，最初仅限于传递皇帝的命令。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Ⅱ,337年至361年在位）时起，公安员承担起监视邮驿、监督地方、反映各地民情的责任。这一职能使其可以接触大量的情报来源。由于没有逮捕权和审讯权，公安员不具有“弗鲁曼塔里伊”那样的秘密警察特权，但它在搜集情报和犯罪证据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自由权。

帝国时代的罗马依然通过盟邦获取敌人的情报。与中国古代一样，罗马帝国在边境地区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以抵抗蛮族的入侵。共和时期，罗马人对地形情报颇为忽视。但在帝国时期，罗马人开始意识到地形和人种情报对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凯撒曾经测量过道路，记录了不同军事基地之间的距离，后来这些军事基地大多成为国家邮政的邮驿。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地理学家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利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前63——前12）进行的。根据阿格利帕的勘察，罗马帝国绘制了第一幅地图，复制后陈列于帝国各大城市，供总督和军队使用。此后，在边境地区作战的将军都被要求尽可能获取关于敌国的地形情报，呈报罗马备用。另外，驻外使节和被罗马俘获的战俘（包括国王和部落首领）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情报。

帝国时期，商人还是提供地理情报、人种情报和经济情报的最好来源。在普林尼去世10年后，一位希腊商人出版了一本题为《红海导航》的游记，详细描述了非洲、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和商贸口岸的情况。据说，希腊商人最远处到过中国。但是，罗马人自身依然只对周边地区的情况感兴趣。罗马人在其邻国部署了间谍，以观察邻国的军事调动情况。间谍向邻近的哨所驻军报告情况，每个哨所与其他哨所相连，并最终同司令部连接起来。因此，哨所不仅具有防御功能，也具有情报传递功能。

二、中古时代的情报工作

世界文明进入中古时期的步伐并不同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从秦至清，中国进入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代。公元476年，尚处在氏族社会的游牧民族日耳曼人一举征服了西罗马帝国，西欧从此进入了中世纪。7世纪时，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帝国成为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帝国。此外，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是中古时期的重要国家。

与希腊、罗马灿烂的古代文明相比，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年代。希腊文明、日耳曼文明与罗马的基督教文明相结合，构成了中世纪的文明。但无论就政治、军事还是文化而言，中世纪文明都远较罗马为逊。罗马的典章文物和军事传统被破坏无遗。

中世纪的欧洲实行采邑制。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676-741）将土地及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其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采邑制下，国王、贵族和骑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构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但其权力和义务都是有限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骑士以个人身份参加战争，只听命于其顶头上司，并不重视国王的权威。由骑士组成的军队实际上是一支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性可言，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组织和指挥体系。国王动员一支军队，需要花费数周、数月的时间，林立的城堡造成了交通阻塞，部队行动迟缓且不能及远，战争因此失去了战略机动性。

15世纪时，采邑兵役制崩溃，雇佣兵在战场上异军突起。雇佣兵由雇佣兵长负责招募和率领，对他们而言，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门手艺。在这样的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有利可图，拖延一场战争比结束一场战争更为有利。一场战役结束，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这样的战争限制了战争艺术的发展。比之于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战争艺术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退步，在战略思想方面更是一无是处。中世纪的战争也不需要战略指导，骑士需要的是勇而不是智。“这个时代不仅没有任何有关战争艺术的著作，甚至于情报、后勤、管理、地理等各种知识也都完全缺乏。”这样的战争规模和战争主体，决定了战争指导水平，也决定了中世纪的情报工作水平。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深入了解地形、民俗等情况。第一批十字军在开始跨洲作战前，几乎不知道敌方实力、地形、行军路线和后勤。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Guy of Lusignan,1150-1194）坚信上帝将指引他取得最终胜利，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招募间谍来了解他在巴勒斯坦面临的各种威胁。他不知道阿拉伯军队的实力、装备和意图，结果在哈丁战役中成了俘虏。狮子王理查一世鄙视情报，认为自己的军事技能足以打败阿拉伯军队，而与之对阵的萨拉丁则极度重视情报工作。撒拉丁整合了阿拉伯的情报资源，同时派出大量间谍混进十字军占领的城市，以各种身份搜集十字军的情报。在1192年的耶路撒冷之战中，撒拉丁事先了解到十字军的行军路线，于是将沿途的村落夷为平地，并在水井中投毒，结果十字军的后勤遇到困难，理查进攻耶路撒冷的计划受挫。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军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长弓弓箭手队伍，他们能够精确地射出大量箭只。而法国人事先没有搜集任何有关英军的情报，法军士兵信心满满地向英军进攻，根本不知道迎接他们的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在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écy）中，英军以英格兰长弓大破法军重甲骑士与十字弓兵，法军伤亡万余，英军伤亡不到200.然而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开战之时对当地地形根本不了解，最后只得请一位当地农民带领他的军队从索姆河的浅滩迁徙。

中世纪时西欧各国的君主对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和斯拉夫人所知甚少，对穆斯林世界和东亚世界所知更少。西欧各国的君主们没有意识到蒙古西征所带来的威胁，也没有抓住由此而带来的机会。当奥斯曼土耳其兴起的时候，他们又低估了土耳其人的威胁。

中世纪的欧洲也是文化沙漠，普通居民皆为文盲，信息必须通过信使口头传递，或者请识字的教士抄写。情报在贵族之间发生的频繁冲突中可能发挥过作用，但没有可信的文字资料流传下来。

中世纪值得一提的情报实践是以镇压异端为目的的基督教会的情报工作。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I,465年或466-511）皈依罗马基督教，在对外征服中得到了罗马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持，而教会也在他的保护和支持下加快了在新征服地区的传播。751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图谋篡位，罗马教会给丕平提供了政治支持，西欧王权与教会权缔结了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罗马教会建立起教皇国。公元800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应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的请求，给他加冕。教会利用国家、国家利用教会，教皇与世俗王的利害关系渐渐显露出来。

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教权。1184年，教皇卢修斯三世（Pope LuciusⅢ)在维罗纳公会议上发布《反对异端》通谕，要求各教区成立专司异端审判的特别调查法庭。1198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建立了侦查和迫害异端的委员会。1215年，英诺森三世召集了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教皇以《教皇敕令》的形式明确了对异端的甄别和惩罚，以及教会和世俗政权在反异端事业中的不同职责：“每个大主教和主教如知所辖教区内藏有异端者，须亲自或由副主教，或由其他可靠人士每年巡视一至二次。彼等在认为有需要之地，可委派二名或二名以上经过宣誓之人，调查全体居民，并向主教报告谁是异端者，谁参加秘密集会，及其平时越出信徒行为所具有之习惯。“1216年，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Ⅲ,1148年~1227年）建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教廷、专门追究异端的新僧团多明我会，1223年又建立了专门从事镇压异端的新僧团方济各会。1233年4月20日，格里戈利九世（G r e g o r yⅨ,1227年~1241年）下令由多明我会修士担任各教区原来由主教充当的宗教裁判员角色，授予他们“由法庭追究”异端的全权。至此，宗教裁判所基本形成。1252年，英诺森四世发出《论连根拔除》的训谕，规定在各教区设立清算异端的专门委员会，委以逮捕、审问、惩罚异端并没收其财产的责任。宗教裁判所制度在组织上得到了确立。到13世纪下半叶起，西欧各国普遍建立起了宗教裁判所。

在宗教裁判所的运作中，情报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发现异端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是建立大规模的情报网络，利用鼓励、恐吓、威逼等手段，发动大规模的告密。教徒的忏悔则是神父和宗教裁判所获取情报的另一来源。凭借这一套制度，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展开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不少反封建斗士、进步思想家、科学家、术士皆为裁判所打击迫害的对象。

中世纪的密码加密技术有所发展。13世纪，方济会的修道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留下了历史上最奇特的密写文件，即沃伊尼克手稿（Voynich manuscript）。在一本名为《密文其实并不神奇》的著作中，他讨论了七种加密方法。14世纪时的炼金术士和科学家都用密码来为他们的发明保密。密码术的使用逐渐广泛。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也是一位天文学家和密码编码学家，在《地球赤道》的部分章节中，他用符号代替明文中的字母，从而达到加密的目的。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先知身前挚友、最早的信徒和岳父阿布·伯克尔出任先知在世间的代表，号称“哈里发”，此后又有欧麦尔（634-644）、奥斯曼（644-656）和阿里（656-661年）先后担任哈里发之职。历任哈里发利用拜占庭、波斯两大帝国长期争战的有利时机，指挥穆斯林武装，高举圣战大旗，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扩张。从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到732年普瓦提埃战役的l00年间，阿拉伯由一个落后的游牧部落组成的小邦，一跃扩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其疆域分别与大唐帝国、拜占庭帝国和查理曼帝国为邻，其扩张速度之快，疆域之广，世所罕见。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军事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帝国十分重视军事情报工作，早在倭马亚王朝初期就有开展情报工作的记录。为此，帝国建立了复杂的情报系统。

哈里发穆阿威叶设立了专门的谍报机构，以搜集什叶派的情报。谍报机构受命于位于首都的官吏，其长官被称为“卡巴”（khaibar），大多由哈里发宠信的太监和埃米尔担任。战时哈里发会随身带着卡巴和主要谍报官员。该机构的谍报人员活跃在帝国和周围国家，通过金钱收买、利益交换、向商人询问等多种方式，源源不断地为统治者提供情报。

阿拉伯帝国疆域广大，为维系统治，阿拉伯帝国采用了古代的驿站制度。驿站不仅负责传递政令，同时也负责所在地各方面情报的搜集，从而成为覆盖范围最广、最为重要的情报机构。哈里发强调驿站长的首要任务是呈报各省机构的情报，各部门举行公私会议，必须请驿站参加。设在首都的驿站总负责人全衔是邮政情报主管人，各省的驿站长向他或者直接向哈里发汇报该省政府官员的情况。所以，驿站的负责人实为负责帝国全境的情报头目，其职权范围之广、权力之大，被称为“哈里发之眼”。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曾说过：“国家依靠三大支柱，即大法官、警察和情报部长（驿站长）。”

为防止敌国（主要指拜占庭）间谍入境，也为了防止本国情报泄露，帝国在边境地区设立了警察局，士兵应检查所有的过境货物，没收商人随身携带的一切武器，拆检从商人身上发现的信件。为控制人口流动，帝国建立了严格的护照管理系统。720年左右，驻埃及的地方长官规定，禁止任何人无证来往于各地，违者将被逮捕，其交通工具被没收。据地理学家穆卡达斯（Mukaddasi）记载，城市的外国来客都被仔细地登记在册，在得到特许证后才能离开。

阿拉伯帝国情报搜集手段主要通过使用间谍、派出驻外使节、套取归国俘虏、利用难民和通过公开资料搜集情报。

阿拉伯帝国在扩张中十分重视间谍工作的开展。巴格达布满了阿拔斯王朝的男女间谍，他们化装成商人、旅行家和医生，在帝国各地刺探情报，使哈里发掌握帝国的动向。

利用税收减免、宗教信仰自由等换取该地人民的情报供给，是阿拉伯帝国在对外扩张中获取敌对国家、异教徒地区情报的重要方法之一。倭马亚军队第一次进攻拜占庭期间，时常得到基督教徒的帮助，特别是在叙利亚地区，“被占领城市的居民发现这些入侵者允许其保留宗教信仰，并善待他们，因而纷纷自愿充当其在拜占庭的间谍。他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当地长官通报给埃米尔。作为回报，埃米尔返还他们所缴纳的赋税。”

阿拉伯帝国商业发达，商人在各省份乃至周围各国间往来频繁，因而成为阿拉伯帝国情报来源之一。阿拔斯王朝的曼苏尔（754年至775年在位）曾利用商人、小贩和旅行家做侦探，赖世德（786年至809年在位）和其他哈里发也纷纷效仿。

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有着互派使节的传统，派遣到君士坦布尔的阿拉伯使节成为搜集拜占庭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充当国家的代表、搜集情报外，使节的另一个重要使用就是主持俘虏交换仪式。从拜占庭回到阿拉伯的俘虏中，有一些对拜占庭的情况十分熟悉，他们成为阿拉伯帝国获取拜占庭情报的有效来源之一。845年，阿拉伯与拜占庭进行了一次战俘交换，一个从Zapetra的监狱回来的战俘，熟知边境、希腊情况。他写了一本书，详细记载了该国的历史、历代国王、高官、国情，哪些道路通向该国，哪些道路穿越该国，哪个年份适合攻打它，以及它周围居住的阿尔瓦人、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等民族的情况。

难民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来自敌对国家的难民有一部分在本国有相当政治地位，他们熟悉帝国情况，因而受到哈里发赏识。797年，拜占庭帝国的托马斯将军逃难至阿拉伯，在阿拉伯生活了将近25年。820年，拜占庭的迈克尔二世结束了与哈里发麦蒙的结盟，转而入侵小亚细亚之时，哈里发任命托马斯为将，托马斯组织了一场有拜占庭下层人民支持的大暴动，并在阿拉伯的支持下，于821年攻下君士坦丁堡。此外，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皇后的舅舅曼纽尔，曾深受皇帝信任，但皇帝轻信谣言，认为他要争夺皇位，曼纽尔逃到阿拉伯避难。

阿拉伯民族是中世纪地理考察的先驱。考察从记录本国情况开始，范围逐渐扩大至周边国家，这些著作成为阿拉伯帝国了解外域的重要来源。伊本·胡尔达兹比（约912年卒）所著的《省道记》不仅对阿拉伯帝国的邮局和驿路做了详细记录，并且描述了拜占庭各省及其机构、大臣以及军队的情况。地理学家A l-mas'udi足迹遍布亚洲所有国家，在其《黄金草原》（Meadows of Gold）中对拜占庭和其历史、君主、省份乃至军队都有详细描述，其《指示与修订》（Book of indications and revision）中记录了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情况。

蒙古民族是具有长时期大规模战争实践和丰富战争经验的民族之一。12世纪后期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经过约20年的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帝国。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中说：“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万耀煌先生高度评价了蒙古兵学：“战略之优良，匪独并世欧洲，任何军队所不能及……欧洲将帅，自腓特烈二世以降，就韬略论，无一足与蒙军次颉颃者……中国之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上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上之巨观。此两人者，遥遥相距千祀，一则援笔以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烁欧亚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蓄精养锐之奇辉。”

出色的韬略建立在精良的情报工作基础之上。成吉思汗对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未入敌境之前，必先侦其国内状况，招敌境中怨望之人作内应，或以掠其同国人之物饵之，或以高位诱之。”他任命阿儿孩合撒儿、塔孩、速客该和察兀儿罕4个人为“远箭者、近箭者”（即远近侦察者，相当于情报、联络和外交官），并在统帅部中设置了搜集情报的部门，任命了情报长官。通过调查询问、谍报侦察、骑兵侦察、战斗侦察等多种手段，蒙古征服者大大提高了情报获取的准确性。

成吉思汗是用间大师。他通过金钱收买、利益交换等多种方式在敌国内部招募间谍。例如，在中原地区活动的蒙古间谍是中国人，在欧洲活动的蒙古间谍是欧洲人，如俄国人和以四海为家的商人。这说明蒙古非常重视间谍人员的“本族化”。

向商人调查是成吉思汗获取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商人往来于各国之间，他们有学识，善于观察，熟悉各个地区的道路、地理、气候，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一些重要的商人与统治集团上层有交往关系，知道统治集团的一些内幕性信息。这些客观条件使商人成为非常好的情报来源。成吉思汗经常在蒙古包里款待路过其营地的商人，听取他们带来的信息，估量这些信息对于他制定下一步征服计划的意义，而商人“常把能坐在大汗的帐里喝一壶奶茶看作是崇高的赏赐”。通过与过往商人的交谈，成吉思汗了解了外部世界。

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使蒙古与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联系，它们纷纷向蒙古派遣使者，这些使者成为成吉思汗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来源。从巴格达的哈里发派遣的使者口中，成吉思汗得知摩诃末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领袖，它在西方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穆斯林正受到更远土地上的基督教十字军的入侵。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成吉思汗认为与哈里发结盟对蒙古没有什么意义，而与摩诃末沙哈的商贸关系对他更为有利。此外，成吉思汗还主动派遣使者搜集情报。他给使者交代了特定的情报搜集任务，即“很好地调查道路、乡村、城市、设防地点、人民和他们的武器等情况”。

蒙古是马上民族，游牧民族的机动性给情报搜集带来了很大便利，骑兵侦察成为重要的侦察方式。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队，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平时行军的哨探则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没有被伏击过。1221年2月，花刺子模战役刚刚结束，速不台和哲别就率领两个万人队开始对西方大草原进行历时两年的侦察，以便为进一步征服开辟道路。在侦察过程中，他俩招募了大量密探以了解欧洲局势，并通过贸易手段与威尼斯人建立了秘密联盟。威尼斯人向蒙古人提供欧洲的地理和政治情报，蒙古人答应在他们的领土上给予威尼斯人贸易垄断权。

在情报传递方面，蒙古延续了各大帝国通行的邮驿系统，建立并完善了具有蒙古特点的邮驿系统——站赤。“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站赤主要作用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军情紧急时，则又有特别迅捷便利之规定，以传递军情”。这一作用的实现依靠被称为“箭使”的驿递夫。还有一种通过人力徒步传递信息的方式，担负这一任务的是“步递”，他们住在被称为“急递铺”的驿站，接到信件后，以最快速度徒步奔跑到下一驿站并依次交接。“通过这种‘步递’接力的方式，消息就被很快传送到了大汗那里，所以没有什么事会被耽误，在整个帝国内，大汗都能立即知道或是以最快的速度知道全部的情报。”

成吉思汗对站赤的路线、地点、编制、设施、经费、纪律、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1215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将要反叛，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制止了这次血洗。窝阔台和拔都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驿路。据《元史》记载，自契丹国到帝国首都哈剌和林有伯颜道、纳邻站，每隔五程设一站，共有37站。《元史》记载：“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站赤的供给由当地居民负担，一般是每个千户承担一站的管理、牲畜及物资的供应，各宗王、万户都有在管辖区内设置驿站之义务，“由居民供给驿马，驿递夫之食粮，以及运输贡物之车辆，亦由居民供应之”。站赤使统帅部与欧亚、南宋、高丽等各条战线建立了联络，作战情况得以及时了解，作战命令得以及时传递。

从15世纪开始，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意大利城邦出现。1492年，哥伦布率领着3艘破旧帆船，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最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世界。西方学者将1500年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不无道理。

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战争也带来了重大影响。战争规模扩大，火器开始在战争中使用，罗马时代的战争艺术重新被提起。1445年，法王查理七世建立了罗马时代以后第一支正规的军备陆军，贞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举起义旗，使法兰西民族转危为安，激励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军队从海上、陆上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总攻，土耳其人的重炮轰开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门，苟延残喘的千年帝国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同年10月19日，英军在波尔多投降，延续116年的百年战争正式结束。这场战争后，英国和法国都开始向民族国家过渡。

从1560年开始，欧洲出现了延续100年时间的“军事革命”，由中央权力统一调动、装备和供应的职业军队，开始取代由分散的、自我武装的骑士们组织的封建军队。这一革命，强化了欧洲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刺激了以供应职业军队为目的的中央财政体系的生成，加强了国王的权力，打破了中世纪制度安排对权力垄断的限制。在军队指挥上，西方军队中逐渐出现了参谋组织的雏形，在30年战争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军中设立了类似司令部的指挥机构，设“特务长”（作战军官）、斥候长（情报军官），以及宪兵主任、军法官、军需官等专业人员。此后，普鲁士的布兰登堡王朝的陆军，仿效瑞典军队设立了类似司令部的后勤总监部，下辖军务监、副官长、粮秣监、军法监、运输监、执行监等部门。

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因此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不仅包括政治、学术，也包括军事思想。对罗马军制的研究成为改革家的灵感来源。佛罗伦萨主管军事和外交事务的马基雅弗利（1469-1527）认为军事与政治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倡以罗马军团为范式的军事组织观念。这一思想被正在争取独立的尼德兰接受。荷兰成为欧洲军事制度改革的发源地，负责推行改革的毛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1-1625）以罗马军团为范式，建立了一支有纪律的职业野战军，并以此打败了强大的西班牙军队，这一成就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注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模仿毛里斯的军事制度，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新的战争元素终于在中世纪陈腐的肌体中长成，新的战争观念开始形成。

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对近古时期的情报工作形成了强烈的刺激。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建立情报机构以从事情报活动。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相互派遣使节，这些外交官除负有外交使命外，还从事情报的搜集。许多外交使节的报告既有详细的观察，也有高明的判断，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1455年米兰首次向法国派遣代表，1487年西班牙向英国派遣大使，到16世纪末常驻外交代表已经成为习俗。

外交使节的报告在传回国内前必须加密。当时意大利各城邦都设有密码机构，每个驻外使节都派有一个密码助理。1506年，乔瓦尼·索罗（Giovanni Soro）被任命为威尼斯的密码助理，友好城邦会将截获的信息送到威尼斯，请索罗破译。16世纪时，法国亨利三世王朝的布莱瑟·维吉尼亚（Blaisede Vigenere）在单一凯撒密码的基础上扩展出多表密码，称为“维吉尼亚”密码（Vigenere cipher）。维吉尼亚密码引入了“密钥”的概念，即根据密钥来决定用哪一行的密表来进行替换，以此来对抗字频统计分析。历史上以维吉尼亚密码为基础又演变出很多种加密方法，一直沿用到二战以后的初级电子密码机上。

情报工作再次得到重视。近古时期的战术家和战略家开始像一千年前的维吉提乌斯那样总结情报原则。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写给普鲁士军官的训令中充分强调了了解敌国国情的重要性：“对将军而言，对敌国的了解，就犹如步枪对步兵、算术规则对几何学家一样重要。”

近古时期，西方民族国家开始形成。1485年10月，亨利·都铎从法国渡海进军伦敦，即位为亨利七世，开创了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即位初期，主要精力就是全力消灭约克朝的旧势力，消除对王位的威胁，巩固自己的统治。亨利七世在位24年，其内政外交措施都与巩固和消灭王位觊觎者相关。亨利八世时期，国务大臣沃尔西（Thomas Wolsey）和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先后负责情报工作。他们在英国内部建立起相对完整的间谍网，侦查所有对社会不满的英国头面人物，并监视外国使节的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班牙大使查普伊斯，他想方设法在英国北部、西部和威尔士给英国政府制造麻烦，克伦威尔的间谍网有效地遏制了查普伊斯的破坏活动。此外，英国开始对进出英国的邮件进行检查，以从中获取情报。1515年，威尼斯驻伦敦大使朱斯蒂尼亚尼（Giustiniani）发现自己的信件被打开过。在致威尼斯政府的报告中，朱斯蒂尼亚尼指出：“我在接到陛下给我的信件之前，在坎特伯雷的英国政府官员从信使身上搜走这些信件并拆开看过。尊贵的法国大使巴多尔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也有类似的遭遇。”

当时英国并没有一个常设性情报组织，对外情报工作和对内安全工作都由国务大臣掌握。国务大臣把情报工作视为其争取更大权力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情报组织的服务对象不是国家，而是国务大臣，也不存在一个国家情报组织，而只有一些为个人目的服务的私人侦探网。1559年，尼古拉斯（Nicolas Throckmorton）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大使，他向国务秘书塞西尔（William Cecil）提供了法国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策，成为塞西尔主要的情报来源。

1570年，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出任驻法大使。沃尔辛厄姆是用间高手，他的情报理念源于马基雅弗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情报艺术在欧洲首屈一指，所以，他的间谍有许多是意大利人。他招募了一名梵蒂冈军官，获取了教廷策划圣巴托洛缪大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的真相。1573年，他出任首席大臣。他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招募了许多间谍，间谍网遍布英国海内外，拥有正式间谍60余名。他任用密码专家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elippes）为助手，建立了英国的邮政检查制度，通过邮政检查和密码破译来获取情报。在他的指挥下，英国间谍严密监视着玛丽女王的动向，渗透了玛丽的间谍组织。由于掌握了天主教徒的确切情报，沃尔辛厄姆得以破获各个针对伊丽莎白的阴谋，如里多尔费阴谋（Ridolfi's plot）、巴宾顿阴谋（Babington plot），挫败了天主教在英国复辟的危险，捍卫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为了摸清西班牙的军事动向，沃尔辛厄姆于1587年春天制定了《刺探西班牙情报的计划》（Plot for Intelligence Out of Spain），全面、具体地向情报人员发出了搜集情报的指令。大批间谍在西班牙的各个港口以及威尼斯、热那亚、里斯本等大城市活动。

沃尔辛厄姆的间谍渗透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总司令部，掌握了无敌舰队的详细情况，包括其船只数目、兵力配备和食品数量、作战计划。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Ⅱof Spain）抱怨说，他进攻英国的计划刚制定出来，就被沃尔辛厄姆的间谍拿去，直到伊丽莎白看过后才被送了回来，在西班牙的宫廷里作为小道消息流传。

在进行情报工作的同时，沃尔辛厄姆还开展各种活动，破坏西班牙的战争准备。1587年夏天，沃尔辛厄姆的间谍袭击了西班牙的加的斯港口，烧毁了大批船只。为了重建无敌舰队，菲利普二世向热那亚银行家筹款。沃尔辛厄姆采取各种措施，向热那亚的银行家施加压力，挫败了菲利普二世的借款计划。依据气象学家对1588年的气候预测，他在欧洲散布谣言，说1588年将会发生一场破坏性的风暴，这场风暴将使一个帝国崩溃，暗指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恶劣的气候出征凶多吉少，从而搅乱了人心。1588年，英国海军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交战，结果无敌舰队全军覆没。1603年，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六世继承英国王位，成为英王詹姆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国。詹姆士一世经常将情报人员获取的机密泄露给驻伦敦的西班牙大使，使得情报人员所付出的各种努力付诸东流，而且他在承诺给情报人员经费方面出尔反尔，失去了很多获取情报的机会。

13世纪时，法王奥古斯特·腓力二世（PhilippeⅡAuguste,1165-1223）在中小封建领主的支持下，与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夺回了英王手中的大部分法国领地。战争期间，英国的托马斯·特伯威尔爵士被法国招募为间谍，他提供的情报为法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4世纪，法国国王查尔斯五世（Charles V,1338-1380）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国的间谍网络，每个村镇都有国王的代表，监视臣民的动向，从而大大强化了王权。这种做法很快传遍了欧洲大陆。由此，法国开始建立秘密警察制度，情报工作与国内政治斗争纠缠不清。

17世纪初，法国没落王公贵族与英国勾结起来，企图推翻国王统治。为巩固王权，路易十三（LouisⅩⅢthe Just）的宰相普莱西·德·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情报机构黑屋（Cabinet noir），通过截取法国贵族间的通信来监视贵族的活动，粉碎了国王的兄弟奥尔良的加斯顿（Gaston）和辛克·马耳斯（Cinq Mars）公爵策划的篡位阴谋，处死了阴谋叛乱的国王亲信桑迈斯和数十名封建贵族。他建立了法国第一个情报机构，因而被称为法国情报工作的鼻祖。在1639年围困黑斯廷（Hesdin）要塞的战役中，黑屋破译了一封守军吁请西班牙援助的信件，法军据此伪造了一份回函，声称无法向黑斯廷提供援助，命令要塞向法军投降。黎塞留还利用国外的间谍，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避免使法国介入代价巨大的战争漩涡。例如，他们鼓动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发动起义反对西班牙人的统治。法王路易十五也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国王亲自挑选间谍，把他们伪装成商人派到欧洲各国的首都和商业中心，获取主要大国的计划、意图。1755年，为了阻止英俄结盟，国王令间谍谢瓦利埃·戴戎·夏尔·德博蒙（Chevalier d'éon de Beaumont）化装为女性，出使莫斯科。在德博蒙的努力下，法俄结成了同盟。与他同行的道格拉斯·麦克肯斯伪装为矿物学家，收集俄罗斯的资源信息和军事情报。1762年9月，博蒙特奉命到英国，担任尼瓦纳斯公爵（Duke of Nivernais）的秘书，参与结束英法七年战争的谈判。他成功地窃取了英国副国务秘书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1717-1771）的公文包，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谈判指令，掌握了英国政府的谈判底牌。在英国期间，他还研究了英格兰各郡的情况，为法军入侵英格兰寻找理想的路线。后来他债台高筑，转而投奔英国，给法国在英国的情报活动造成巨大损失，因而成为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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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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