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创业型大学发展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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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江苏高教》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陆珂珂、龚放
摘要
创业型大学是在知识经济社会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大学，它顺应了经济变革、区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也体现了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诸多特点。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国创业型大学发展面临着一些困惑和矛盾。借鉴欧美创业型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力促中国创业型大学走出困境、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发展困境；创业型大学发展策略
一、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国际新潮流和大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作为社会“知识中枢组织”的大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欧美发达国家众多大学积极应对知识经济浪潮的奔涌拍击，先后开始寻求变革，以一种“创新创业”的崭新姿态融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之中，将更多的人力、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集中到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和产品服务领域，引导大学科研人员加强应用研究，直面市场需求，通过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渴求来获取更多资源，加快自身发展。大学已不再只是潜心钻研学问和传道育人的“象牙之塔”，而逐步成为带动整个社会创新能力提升的知识源泉和思想宝库，从区域创新、社会进步的边缘步入核心，成为主体。大学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即在继续从事传统的以学科为导向的知识生产的同时，越来越趋向于以研究和解决应用问题为导向发展的新知识生产模式。这一历史性的转换，更促使大学与政府和企业建立一种新型关系，积极参与社会科技提升和经济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职能得以新的拓展，“从其最初的保存知识的职能发展到后来知识的传播以及使知识资本化的职能”，他甚至将这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某种基础性作用，并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学新使命称为“创业型职能”[1]。他和伯顿·克拉克等著名学者都认为，在传统的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类型的大学：创业型大学[2]。
构建创业型大学，或者说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已在国际高教界蔚然成风，创业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潮流。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大学是兼具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双重身份的范例。MIT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开始尝试与政府、企业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弘扬创新创业精神。斯坦福大学汲取麻省理工的创业实践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创业型大学，不断与高技术企业密切合作，共同兴建科学-工业园区，在区域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创业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欧洲的一些并非经典卓越的大学，如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再如苏格兰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和瑞典的恰尔莫斯技术大学等，通过加强应用并与所在区域、相关产业的跨界合作迅速壮大自己，相继从应用科技大学或教学型大学转型成为创业型大学。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印度理工学院、智利天主教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非洲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等一批学校，也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变中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它们相继成为伯顿·克拉克的研究素材和调查对象，成为他长达十多年的“创业型大学调研”的成功案例。
对创业型大学这样一个高等院校发展史上的“新锐”或者说“异类”，许多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进行剖析和解读。
有专家认为，大学诞生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专题：创业型大学发展学术革命[3]。第一次学术革命是将教学（人才培养）与研究的“界面”链接起来；第二次学术革命则涉及大学和企业乃至政府的“界面”的转化或链接，使得大学除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外，还承担起了发展经济的任务，在科技创新与技术转化方面承担起更重要的作用，由此诞生“创业”职能，真正推动大学向创业型发展。随着“威斯康星思想”的广泛流传并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功能愈发完善，很多大学面对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开始加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服务社会的理念清晰显现，从“象牙塔”中走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产业界和区域的创新创业。
对于两次学术革命中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嬗变，学者专家提出了“两类知识生产模式”的概念。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认为，整个知识的生产系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超越了现有学科的范式体系，提出了知识生产从“模式Ⅰ”变迁到“模式Ⅱ”的新理论。知识生产模式Ⅰ中的知识生产是在一种学科的、规范的术语体系、科学的研究方法中进行，它遵照着认知的学术研究标准规范，以追求学科的社会认知为目的，将科研活动作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行为去严谨对待。而知识生产模式Ⅱ是相对于知识生产模式Ⅰ而言的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它是在应用环境中、面向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具有异质性、跨学科、强调社会问责和质量评价的特征[4]。
模式Ⅱ的知识生产具有情境性、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特质，创业型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更多是模式Ⅱ。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无疑成为创业型大学兴起的内在原因，模式Ⅱ成为创业型大学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5]。知识生产方式Ⅱ更加关注知识的科学价值以及社会责任，它将加快创业型大学发展的进程。
可以说，大学的第一次“学术革命”，以及知识生产模式Ⅰ在大学占据主导，使得近代大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出现了教学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分野；而第二次“学术革命”，以及知识生产模式Ⅱ的产生，催生了创业型大学这样的“新锐”脱颖而出，也赋予现代大学更加深度地介入区域和国家创新创业的功能和价值。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认为，“当今的创业型大学是各种大学模式的综合体，包括传统的教学学院、多科性技术工程学校、赠地学院和研究型大学”[6]。在他看来，创业型大学可以区分为“美国模式（大学创业活动作为研究的延伸）”和“欧洲模式（大学创业活动作为教学的延伸）”两种。美国模式的创业型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等，主要是从研究型大学发展演变而来。当社会需求发生急剧变化、知识生产新模式应运而生时，它们能够对传统的办学理念特别是学术追求和承诺作相应变通和调适，加快了向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转换，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以问题导向、跨界行动为特征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知识生产、知识迁移和知识转换，借助自身的学科优势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内外动力耦合的强劲驱动（或拉动）之下，通过跨学科研究、跨界协作，参与到与政府和企业互动共赢的新型关系中去，从而为大学自身、产业界、区域及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大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别开生面，学校地位和社会贡献声誉鹊起。“欧洲模式”的创业型大学则大多是由一些教学型大学或应用技术大学发展而来，如英国的沃里克大学、瑞典的恰尔莫斯技术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等，在牛津、巴黎、哥廷根等顶尖大学固守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想方设法构筑壁垒以抵御政府的压力和市场的诱惑时，能够及时回应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需求的变化，积极为社会和企业提供应用型人才与实用型技术服务，以促进所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型应用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创业活动的推进，对大学组织机构转型和课程的调整与变革提出要求，让这些本属于二三流的高校脱胎换骨，换代进阶。
将伯顿·克拉克和亨利·埃兹科维茨对于创业型大学的案例研究和理论阐释综合起来解读，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通而又有所不同的结论：其一，创业型大学是由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转型、发展而来，因而也具有若干层次和不同类型；高端的创业型大学如MIT、斯坦福大学等身兼二任——既是研究型大学的佼佼者，又是创业型大学的“旗舰”。其二，创业型大学由于顺应了社会需求的变化、顺应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可以较快地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准和办学效益，“弯道超越”，后来居上，个中翘楚完全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英国的沃里克大学就是一例）。
二、我国创业型大学发展：势头强劲，不无波折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波及我国，有关创业型大学动态的报道和理论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随着世纪之交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及《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专著中译本的先后问世，我国高教界对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逐步升温，渐成气候。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到第二届清华大学高等教育论坛，到浙江农林大学举办的全国性创业型大学建设高峰论坛，再到浙江大学主办的“创业型大学——国际视野与最佳实践”国际研讨会和“大学创新创业的困境和发展国际研讨会”，我国学术界有关创业型大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院校发展实践方面，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发展的势头日益强劲。一批高校为了寻找特色成长出路和学校发展的新增长点，决定另辟蹊径，把创业型大学作为“大学发展之道”。其中南京工业大学、福州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常熟理工学院等高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创业型大学”的目标。这些旨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高校，凭借着创新创业的发展理念、活跃的学术研究能力、争取国家竞争课题的意识以及多样化的经费来源，正在稳步推进多方面的变革，不断探索组织创新。
我国创业型大学的兴起，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大气候密不可分，特别是国家的倡导和支持，更为大学的新变革和新探索指明方向，注入活力。人们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郑重指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7]就在2011年，为了落实胡锦涛主席讲话的精神，中央出台并启动了“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该计划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通过构建面向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四类协同创新模式，深化高校机制体制改革，转变高校创新方式，旨在突破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这对我国创业型大学的建设而言是一大利好，既指明了方向，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2011计划”部署的四类研究中，“科学前沿”类研究主要是传统的以学科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当然它也强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而其他三类研究的逻辑主线，则是倡导大学与大学、大学与科研院所、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协同合作，倡导应用导向、问题导向的研究，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跨学科、跨界行动，结果不是看发表论文的多少和级别的高低，而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或者理论难题。事实上这同知识生产模式Ⅱ、“三螺旋理论”以及创业型大学的本真要义等等，都是不谋而合的。国家的倡导和实质性支持，高教研究界的理论阐释和趋势解读，上下呼应，虚实结合，使得我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第二个重要节点是2015年，国务院在该年11月5日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在统筹考虑、综合兼顾“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长短优劣的同时，突出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原则。2017年9月，伴随着《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印发，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名单正式“出炉”，“双一流”建设真正发轫。
“双一流”建设“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原则，以学科为基础、为中心、为依据，成为“双一流”建设的既定思路，实际颁布的42所“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其实也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可能成为一流的学科。相对之前曾经实施的以整个学校，或者若干平台为基础的重点建设方案，“双一流”建设注意了同类学科的可比较性和可检验性，自然就比以往的“211工程”“985工程”的遴选、投入和考核方式更加科学，更加可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强化学科建设、学科评估和学科导向的同时，方案并未对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以及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的研究给予充分的重视、留下足够的空间。“2011计划”所倡导的协同创新、跨界合作的新方向和新思路，似乎也未能纳入“双一流”建设的范畴。随后开展的第四次学科评估，更强化了学科本位、学科为上的倾向。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让起步不久的高校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变换出现了新的变数，也迟滞了我国创业型大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形势比人强，许多高等院校领导和教授产生了诸多困惑和疑虑。
国内一些学者就此提出质疑，表示担忧：我国“双一流”建设过于强调学科导向、论文导向，以传统的知识建构、理论建构为主导，问题导向以及多学科、跨界合作导向的研究就很难得到相应的重视和体现；以一种行政化的思维方式，以短平快的办法，用运动方式来推出、评判“一流”，结果能否持久?[8]还有一些旨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并成果卓著的高校未能入围“双一流”建设名单，这一结果给它们带来更多困惑与疑虑。而困惑的焦点就在于，创业型大学如何推进内涵发展、特色办学，能否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序列，并把重视应用、特色办学之路延续下去?如何才能专题：创业型大学发展形成多样化的学科评价机制和体系，形成不同价值导向的“学术榜”?一所创业型大学的“驾驭核心”如何才能坚守创业转型初心，在一流建设大潮中开启新的篇章?
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创业型大学发展的三大难题
（一）难题之一：“双一流”建设如何兼顾“坐高铁”和“驾宝马”
当前国家致力于综合国力的提升，近十年来确立了创新驱动国家发展战略，并将大学视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来依靠。当今中国的大学也开始关注国际知识生产方式正发生着革命性变化的大趋势，学科导向的科学研究依然存在，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的研究日趋重要，方兴未艾。“2011计划”的实施更从国家层面推进了我国高等院校对知识生产新模式的探索。但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正式启动，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思路，给中国刚刚起步的创业型大学带来了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政府出台的“双一流”标准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突出学科建设，是以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Ⅰ为主，对于“问题导向”和“跨学科、多学科研究”为主的知识生产模式Ⅱ虽有所涉及但关注明显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以知识生产模式Ⅱ进行创新创业的大学的积极性。转型发展进程中的我国创业型大学，面临着不小的波折。
我们选取了一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创业型大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该大学地处我国经济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是我国较早提出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并取得了切实进展的高校，也是首批进入国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的高校之一。该大学拥有着创业基因和富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团队，具有鲜明的产学研用结合特色，有着较强的工程技术学科背景，与国家、区域的产业结构契合度较高，走出了一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之路。然而这所拥有几乎所有“国字头”科研和学科平台的高校，这所以创新创业成果丰富著称的高校，却未能入围“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被社会誉为一所“双非高校”。在我们的深度访谈中，这所高校的校长坦率地吐露其心声：“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更多强调以学科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方式I，这种遴选标准是否存在问题?这些遴选项，与创业型大学关联度不高。如果目前的遴选标准不变，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就面临着这种矛盾：一方面要特色发展，一方面还要满足一流学科的遴选标准，两者都要兼顾，压力可想而知。‘双一流’的目标与创业型大学走的特色发展之路难以接轨，这是创业型大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把这个比作一个是走高速公路，一个是坐高铁，都很宽敞，但是却不接轨，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如何才能让‘和谐号’与‘宝马车’并驾齐驱？”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难道只有一种模式?一条大路?“双一流”建设进程中，有没有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序列和发展前景?“和谐号”与“宝马车”能否齐头并进？
纵览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一流大学的建设路径确实是“走高速”和“坐高铁”并驾齐驱的，既有像哈佛、耶鲁这样以传统的学科建设牵引的知识生产模式为主的成功范例，也有像MIT、斯坦福为代表的既重视新学科发展和新的学科增长点发掘，更重视问题导向、跨界合作、协同创新，从而后来居上，成功超越的“新锐”。条条大路通罗马，乘“和谐号”也好，坐“宝马车”也罢，都可能抵达终点!这就提醒我们，一流大学建设应当多管齐下，兼容并包！在强调和突出学科为基础的同时，也要为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路径留出空间，有所兼顾！
尤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的导向至关重要。政府政策出台得好，就会极大地推动社会发展、大学发展，但如果有某些疏漏或考虑不周的话，就会引发办学思路的摇摆和行为失范。从“211工程”和“985工程”到“2011计划”，再到现在的“双一流”建设，无一不印证了这一点。政府的倡导和政策倾斜，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势所在、特色所在，也可能成为某种隐忧所在、变数所在。关键在于国家和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科学研究发展前景的预判和把握是否科学，是否准确。
由此引出了又一个关键问题：在现有的评估体系中，这类创业型大学处于劣势，但是这类知识生产模式II和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又恰恰是国家、区域所最需要的，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所最欠缺的，国家对这类学校、对这类知识生产模式II的研究成果该如何评估？
（二）难题之二：如何化解创业型大学发展与当下评估导向之间的矛盾
中国目前的创业型大学仍未得到普遍认同，尚未成为发展主流。当前创业型大学在主流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以及国家办学资源的分配中，都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当政府紧锣密鼓地使用相对单一的指标来考核大学、评定学科时，创业型大学不得不处于左支右绌、夹缝求生的状态。
如前所述，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业已出现，其最重要的特征是问题导向、跨界行动和协同创新，其知识生产价值评判的标准是满足市场需求、解决问题的成效，而不是论文导向、学科导向的和以学科影响、学科价值为标准。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看，真正能够站立潮头、引领发展的一流大学，是那些能够敏锐地把握新趋势、自觉地担当新使命、恰当地回应新需求的大学。但是在我国，评估指标体系的范围和标准都比较单一，指标内容太过偏重论文发表的绩效而很少考虑社会需求，导致一些有特色有实力的大学难以在这种学科评价体系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国家推出“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之后不久，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就于2016年正式启动第四轮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和第四轮学科评估的不期而遇，导致评估氛围益发紧张。这使得学科评估的根本价值取向发生转变，转向全面致力无缝对接“双一流”建设；而评估的组织方式也从“诱导自愿参加”易变为“强制绑定参评”；将学科评估演变为窄化排名，而学科评估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影响着一流大学评估的权重，这就不仅束缚了诸多志存高远、锐意革新的大学领导和学人的思维，而且捆绑了他们的手脚。
这直接导致而今我国许多大学通常的做法、流行的套路是关注林林总总的大学排行榜，或者执着于ESI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排名，或急功近利唯论文论，高校被各个评估指标牵着鼻子走。可以说，当下政府评估、学科评估的导向存在着学科的多样性与评价方式的单一性矛盾，将大学建设和学科建设混为一谈，抹杀了高校评价的丰富内涵，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评判衡量大学。正如案例大学现任校长所表达的困惑：“这所学校近年来围绕创业型大学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既响应了省市政府推行‘两落地一融合’的要求，为地方经济做了贡献，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但在推动区域创新方面做了那么多贡献，获得社会和地方政府一致肯定，却难以在学科评价中有所反映，仍然进入不了‘双一流’。这究竟是大学自身的问题?还是整个评价体系滞后、保守?”
创业型大学所做出的贡献在“双一流”建设中得不到认可，这是创业型大学所面临的最严酷的一个事实，也是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形势。
知识生产模式Ⅱ并非与知识生产模式Ⅰ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的研究依然要依托大学在某些或者一批学科发展上的优势展开，只是其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多样，更加能够透视、把握重大实际难题的复杂性而已。换句话说，“超越学科”的前提是在多个学科研究上都有积累，都有优势；更重要的是，问题研究、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结果，在解决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回应国家关切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同时，也要求在此类研究过程中推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攀高。说到底，“双一流”建设的视野和思路需要更加开阔，更加多样，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乘高铁”和“坐宝马”不妨双管齐下。从这样一个认识高度来审视既有的“双一流”建设遴选机制，特别是既有的学科评价机制和体系，我们是不是能够发现那些可以改进和亟待调整的缺失与疏漏?
（三）难题之三：“驾驭核心”如何把握机会、应对危机
有着“创业型大学之父”声望的伯顿·克拉克认为，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挑战时，那些不甘平庸的高校，必须基于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化被动承受为主动出击，自主选择变革，才能真正走上特色转型之路。他正是从这个视角入手，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基本概念。他强调，创业型大学发展有其关键的“五要素”：强有力的驾驭核心、完善的发展外围、多元的筹资渠道、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9]。这五大要素不可割裂，必须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创业转型的合力，才能不断推动大学的持续变革。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五要素不是等量齐观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驾驭核心”，也即大学的领导核心、管理核心。“驾驭核心”对外要努力拓宽经费渠道，对内要构建创业文化氛围，搭建各种发展外围组织，在五要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大学的灵魂，更是大学理念的创新者和守护者。
研究中国的创业型大学建设，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与环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现行体制中，大学校长既是教授学者，也是行政官员。大学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是大学运行与发展的“驾驭核心”，是大学外部联系政府和社会的重要桥梁，也是大学内部沟通行政单位与学术单位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特色的大学转型变革之中，“驾驭核心”的办学理念、治校方略和领导艺术，将对学校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国，一所大学的创新创业之路能否一路顺畅走下去，取决于“驾驭核心”能否把这个理念和学校的发展目标贯彻到底。也取决于学校的专题：创业型大学发展“行政长官”有无驾驭的艺术，能否调整相应的政策，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处理好学术文化与创业文化的关系，处理好传统学科、文理学科与应用学科、工程技术之间的关系，让学术心脏地带的不同学科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有所收益有所发展。
然而，目前我国创业型大学的“驾驭核心”面临着困境。首先，就我国的实际情形而言，我国高校的办学定位往往缺乏稳定性，办学理念容易受校长频繁更替的影响，经常出现一位新校长上台，就是一轮轰轰烈烈的战略目标大调整、办学理念大讨论，似乎每任校长都急于彰显自己的领导个性、凸显自己的任期业绩。这就在中国创业型大学发展中人为设置了障碍，创业转型难以取得实质性、持续性的进展。其次，“双一流”建设当下的政策导向强调学科，对注重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研究的创业型大学发展有所不利。这既给学校领导层带来不解与困惑，也让诸多教授学人无所适从、进退两难。是继续坚持特色发展、创业转型的办学之道?还是回到学科为本、顺应评估的老路?在此关键时刻，就要考验“驾驭核心”能否真正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在争取学校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有所建树。具体而言，能否不再一味地抱怨、叹息，而是锲而不舍地奔走呼吁，积极主动地建言献策，争取理论界、领导层的理解与认同，为调整“双一流”建设政策做足功课。同时，继续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沟通、联系，在主动服务、跨界合作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弥补相关建设经费的欠缺。更重要的是，统一办学理念，凝聚师生共识，以卧薪尝胆之志，图再铸辉煌之功。
我们调研的某高校校长在访谈中大胆提出了他对政策调整的建议：“在双一流的遴选标准中，期望教育部能够在遴选标准方面考虑到创业型大学的特色和特殊情况，相关标准能够有比较多的比例和权重，能够去考虑创新创业发展。我们期望的是既有化工A类的学科遴选标准，又有特色作为加分项，如协同创新、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的特色，都能够作为一流学科的特色而得到加分。这样我们这类学校就可以坚持特色发展、内涵发展，提升质量，不受指挥棒相互之间的不够吻合、不能对接的问题所困扰，就可以一心一意走创业型道路。”
政府要在评价导向上给予创业型大学更大的支持，尊重多样性，走出学科评价的“窄化胡同”，摈弃“以论文论英雄”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繁荣、真正的学科发展，才可能有既跻身“世界一流”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学科与大学。这样的认识达成，需要学者专家的大声疾呼，也需要大学“驾驭核心”的据理力争和建言献策。
任何一所大学的变革与成功，都离不开“驾驭核心”，特别是其中的一两位关键人物。诸如被誉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学术副校长特曼，担任过密西根大学八年校长的杜德斯达特，还有“百折不挠、固执己见”的沃里克大学副校长巴特沃斯，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忍不拔，以及把握机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智慧，均对推动各自所在的创业型大学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成为我国诸多以办学为志业，励精图治、赶超一流的高校校长和书记师法、学习的楷模。
中国的创业型大学还在路上，还有一段曲折艰辛的历程。但它是有前景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无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还是区域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它。如何应对“双一流”建设对创业型大学转型的挑战，在其中寻求发展空间并汲取动能，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创业型大学发展路径，这不仅关系到创业型大学的兴盛发展，也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地位和影响。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江苏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研究——基于创业型大学的视角”（B-b/2015/01/038）；2018年度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省域高水平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助推一流学科群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的动力机制及实证研究”（JGLX18_105）；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知识资本视域下瞪羚企业创新能力形成机理与成长路径研究”（2018SJZDI061）。
作者简介：陆珂珂（1979—），女，江苏江阴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南京工业大学科学研究部副研究员；龚放（1949—），男，江苏江阴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
转载自：《江苏高教》2018年第11期
排版、插图来自公众号：MOOC（微信号：open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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