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我妈特别有才，我给他们拍了个片子

2019 年 1 月 10 日 商业周刊中文版

2012年，两篇写父母的文章《我妈》《我爸》出现在豆瓣上。母亲“天生暴脾气，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父亲则刚好相反，“做什么事都是悄无声息的”，年轻时教物理和音乐，能摆弄二十多种乐器，他还对自然风光钟爱有加，每当看到漂亮的风光照片，脸上就不由泛起特温柔的笑容。

《我爸》的文章传播太迅速，当时还是个摄影师的作者陆庆屹惊讶的发现自己豆瓣一夜之间多了7000多个关注，“这些东西就那么动人吗？”他忍不住想。这让他产生了记录父母的想法，单拍静态照片还不够，他更想拍下时间流逝的痕迹，于是他从2013年开始，在每年回家乡贵州独山县过年时就用DV拍摄父母。陆庆屹原本只是想留存家庭影像，但2015年导演侯孝贤的一句“你想拍就去拍，不去拍你就不知道怎么开始”让他萌生了做成电影的念头。

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

从2013年春节拍到2016年春节，这部记录了父母在贵州熏腊肠、养蜜蜂、唱山歌日常生活场景的纪录片《四个春天》诞生于偶然，却一举斩获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颁奖词指出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平和的歌声，融在暖意盎然的日常角落。生命的真谛，诠释欢聚别离的终极孤独。纪录片固有的边缘性、控诉性，在明亮的心中消弭无形。”1月4日院线公映后，影片豆瓣评分高达8.9分，在电影平台猫眼、淘票票的评分也都超过9分。

陆庆屹与哥哥姐姐合照

陆庆屹讲起话来声音很低，他觉得自己十年前很像母亲，现在却越发像父亲，生活中孤僻疏离。他和哥哥在北京郊外租了个有院子的房子，在小院里种上花草水果，几乎不进城，鲜少与人往来。这多少受了父母的影响，在陆庆屹眼中，老两口心态特别好，连种个地摆弄块石头都能自得其乐，“我觉得我爸妈特别有才。其实那代人里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可惜他们没有选择，被时代埋没了，我挺想为他们做点什么。”陆庆屹说。

但陆庆屹没学过电影，只能自己买书、看电影自学。陆庆屹喜欢的都是现实主义、节奏缓慢的电影。侯孝贤、杨德昌、王家卫、安哲罗普洛斯、小津安二郎这些导演都是他的心头好，其中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是他的最爱，他看了不下50遍。但他刻意一部纪录片都没看，“我想剪成一个文学叙事的片子，我不想知道纪录片是什么，怕受影响。”在剪辑时他更多研究的是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以及动作片《谍影重重》，看它们的动作如何衔接，环境如何转换。

要做成电影，陆庆屹得把250小时的素材浓缩成2小时左右。他一开始想把当地的人文风貌、山歌民俗这样的大背景都剪进去，但后来发现行不通，一来最初拍摄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搜集素材，二来剪出来后片子主题过于零散以致影响观感，最终他还是留下了最熟悉的家庭的部分。路演时，一位60多岁阿姨跟他说，这部影片就是一张中国人的名片，陆庆屹没想过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我没想过这些。”他说，“很多人说它像桃花源，其实我父母只是继承了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世界在快速的变化，人的生活习惯也在改变，这没什么不好，但有时候回过头看，会觉得现在的生活节奏未必有多幸福。”

曾经拍摄过纪录片《客从何处来》《两个季节》的导演赵珣是《四个春天》的总制片人和出品人，她也是该片的伯乐。2017年看导演剪辑版时，她观察到身边观众一开始在笑，后来慢慢开始哭，“这说明大家都能沉浸入影片的情绪中，这部片子能打动观众。”而从专业角度看，赵珣认为拍摄自己身边生活，着眼于家庭和朋友的第一人称纪录片一直是重要的纪录片类型，在欧美和东亚市场非常流行，但国内至今没有一部这样的作品上过院线。“建国后的中国电影缺乏作者类的纪录片，这让大家误以为纪录片就得是宏大叙事，或者是新闻类节目。”基于普通观众视角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她坚持要把《四个春天》带进院线。

纪录片《四个春天》中父亲晾晒腊肠的场景

纪录片导演、FIRST竞赛单元评委周浩则认为，《四个春天》的突破其实是一种回归，它回到了纪录片最根本的地方，“很多上院线的纪录片是为了某个目的做的片子，主题先行，但《四个春天》发乎于心，是作者自然情感的流露。”在周浩看来，虽然《四个春天》在技术手法上还有稚嫩之处，但它吻合了优秀记录片的特质，即特别真诚的面对自己的人生问题。与有些片子一上来就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用高高在上的态度教化众生不同，《四个春天》放下了身段，用平实的态度去探讨人该怎么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家都关心自己，都知道自己的家庭什么样，但《四个春天》还能打动人，这是因为它对中国家庭生活的表现是准确、诚实的。《看电影》主编阿郎如此评价，“苦难深重的民族对快乐和幸福总是保持警惕，他们羞于表达爱，对喜悦扭捏，不愿赞美成功，不肯承认幸福。但《四个春天》不避讳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疼痛，更没有羞于对幸福的表达。”

虽然《四个春天》最初的成本只是导演的一台DV和一个1500块三脚架的费用，但赵珣指出，为满足院线上映的标准，影片进行了包括剪辑、声音、调色等后期重制，后期仅在声音上就花费了大半年时间，影片最终的成本也达到了百万量级。周浩指出近两年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去院线发行纪录片，上院线的纪录片也越来越多，猫眼数据统计，2017年共上映了《二十二》《地球：神奇的一天》《重返·狼群》等13部纪录片电影，而2018年共上映了14部纪录片电影。

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周浩把《四个春天》看成一块测试中国纪录片真正票房的试金石，他解释，这部影片品质不错，并且观看门槛不高，具有普遍观赏性，适合用来反推纪录片的市场空间。《四个春天》上映4天票房超过500万，随着口碑发酵，猫眼数据的预测票房由首映日不到700万上升到目前超过1200万。而纪录片票房多在百万间徘徊，2017年除去取得1.7亿元票房的爆款《二十二》，剩下的12部纪录片仅获得不到1亿元票房，2018年排除特例《厉害了，我的国》，余下13部纪录片票房仅5000万左右。

在周浩看来，人们看电影的最大理由仍然是娱乐放松，纪录片的受众群还是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观众的养成需要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会越来越多元化，纪录片的观众群会慢慢拓展开。”周浩说。他认为《四个春天》能让创作者们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路得一步步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拍纪录片不仅仅是职业，而是生命里不拍纪录片就难受，那就做下去。我们需要一部部《四个春天》这样的电影在市场上做尝试。”

撰文：王忆万编辑：李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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