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 斗战胜佛

有一次，他和十几位同事在一间寺庙里抽签。或许是出于恶作剧和「抽签也都搞不过我」的胜负欲，汪建找到寺院的人用300块钱买到了3个筒子，每只筒子10只签。拿到所有签的汪建走到一边，把其中的中签、下签全扔掉了，结果是，所有人从他手里抽到的都是上上签。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签，都是上上签，对吧……我反复讲的，不要相信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要听天由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就是华大，我们是走的这条路。」

接下来他再次重复了那句在华大人人都熟记于心的口号——「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我掌握。这有什么错吗？」

文｜安小庆

采访｜安小庆 涂雨清

编辑｜柏栎

摄影｜高远

斗

「我像狂人吗？」

汪建平静地反问。在他左手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和一座他提前为自己订制的玻璃「墓碑」，上面刻着「汪建 精彩人生（1954—2074）」。他打算活到120岁。

有人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在传记《钢铁人马斯克》的一开篇，伊隆·马斯克和记者艾胥尼·范思在硅谷一家高级餐厅共进一顿冗长的晚餐，就在快结束时，马斯克向范思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认为我是个狂人吗？」

在中国的语境下，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的「幻想」与「疯狂」大概不输马斯克。11月7日，汪建一共接受了《人物》12小时的采访，又用了另外3个小时开董事会。距离深圳市中心单程30公里的华大总部是一座被工业园、沙县小吃、五金店、洗浴城、物流园、炒冷面包围的极其朴素的大厦，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机构的心脏。

此前，汪建曾在更具现代感、以梯田状建筑为主的国家基因库接受《十三邀》许知远的采访，两人沿着呈DNA螺旋状上升的阶梯向前。许知远瞥到下方一楼大厅里竖立的猛犸象雕塑，上面印了四个字：永存永生。许知远问，「是不是你要把它弄活了？」汪建回答，「就是要弄活它......现在主要是生不出来......别的象代孕不了它。」听起来毫无玩笑之意。

即便还没能再造猛犸象，汪建也已创造了许多可被视为辉煌的成就：19年前，汪建和华大最初几位创始人以民间身份争取，最终代表中国参与和完成了占著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1%工作量的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破译工作。2003年在SARS爆发期间，这个刚成立4年的民间科研机构在国内第一个破解病毒样本的基因组，又在随后15年间先后完成「水稻基因组」、「炎黄计划」、「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等项目。去年7月，华大下属的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市值最高时超过千亿。在生命科学被视作将全面深刻影响人类生存面貌的21世纪，汪建和华大是人们在讨论这些话题时无法绕过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汪建是技术理想国俱乐部的一员。他相信，技术的进步能够解决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麻烦和痛苦。他希望用基因科技造福人类，从减少出生缺陷、预防治疗疾病和更广阔更具想象力的角度，使得「人类掌握生老病死不是梦想，每个人都可以一百岁不封顶」。

对于汪建来说，他想要对抗的大目标是时间，以及衰老降临的速度。在通往大目标的路途上也有一些小目标——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SARS期间。

中山大学原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颜光美，是汪建在湘雅医学院时的大学同学，也曾是广东非典防治领导小组的成员。据颜光美回忆，当时从SARS病人身上抽出的血作为珍贵的资源被封锁得很厉害，占有血液样本的人员「就讲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我排第几，你排第几，就是这么一些事情在搞」。

与此同时，汪建却四处寻访病毒样本而不得。当汪建得知颜光美要参加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为了解内部信息，他决定假扮颜的助理混进会场。谈不上意外，会议还没结束，汪建就因为「非常大的脾气」而被识破。

他在会场「炮轰」各方各自为政。颜光美说，「他们（华大）只要拿到了这个东西，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出来，你解出这个结构，马上可以把疫苗做出来……最终想要做出来以后，老汪他们完全为人家打工，名字你都不要署……也符合老汪一贯的风格，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才不在乎什么名利什么事情。」

对于汪建来说，现实的名利远不如「斗」和「赢」所带来的快感重要。最终汪建从与他交好的北京军科院那里获得了病毒样本，但还是晚于美国4小时读出病毒，这成为长期处在竞赛状态的汪建抱憾的事例之一，「就晚了洋人几个小时啊！」

几乎每一件小事都可被他上升到「斗」的层面。今年64岁的他看起来非常强悍，极度乐于展现自己的体能。他几乎会在接待每一次采访拍摄时都在工位的吊环上做引体向上，并享受来访者的惊讶和赞叹。做完18个引体向上后，他解释，「我现在是很简单，每年增长1岁，增加1个。比如2018做18个。明年是2019年就做19个。」

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怎么比我还疯狂」的特质的吸引，王石与汪建成为至交，两人常常一起登山。但与强悍的外表形成反差的是，汪建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在进行登山活动时身体极度脆弱。

2010年，56岁的汪建决定与王石、自己的学生陈芳等人从珠峰南坡登顶。那时他刚刚因滑雪而腿部受伤，在陈芳的描述中，「脚又是瘸的，又高原反应，胃肠道反应，上吐下泻的，还得『嗑药』（服用中枢镇咳类药物）。」夜里所有人被汪建咳嗽的声音吵得睡不着，「王石主席就一直吐槽，说夜里根本就没法睡。」

糟糕的身体状况，让汪建连登山前的适应训练也无法参加，「他每天就跟个旱獭一样，坐在这个营地门口，晒着太阳，然后拿个望远镜，看着很远另外一个山上的小黑点——我们在那儿训练。」

有一天，朋友王秋杨带着50公斤的物资来营地探访，那时大部分人都在山上拉练，大本营空空如也，「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蒙着粉色的枕巾坐那儿，猛吸蒸汽，把蒙的东西一打开，我们发现是汪老师。」汪建正在使用夏尔巴厨师给的一种精油类土方给自己治疗。

在训练过程中，领队罗塞尔又赶走了6个人，被赶走的人不甘心，质问领队，「你看那个Professor汪，他为什么不走？」

汪建不会撤退，并且一贯如此。4年前，他试图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准备过程中就表现出头晕、呕吐，那一年还有队员出现了事故，从海拔8000米处滑倒，竟一路沿着厚厚的积雪滚回了海拔7540米的3号营地。当时，包括著名登山家、队长王勇峰在内的队友都劝汪建不要冒险登顶。但汪建才不听，他公然宣称，「走，去找拉塞尔（登山公司），找他要两个夏尔巴，我自己上！」陈芳记得有一天下午王勇峰被汪建气得失联了，「自己跑到隔壁山上一个大石头后边坐了一下午」。 

但这次在珠峰营地休整一个半月后，汪建的状态开始变好，只是因为脚伤和背包负重的缘故，走路仍呈摇晃状。从2号营地到3号营地攀登要经过一段近乎垂直的山脊，当天风非常大，陈芳描述当时的状况，「大家是一根绳子，汪老师他因为老晃嘛，他脚底也不稳……就跟荡秋千一样，那个绳子就来回之字型的荡……他一荡，那个绳子从我头顶上『嗖』就过去了，我就得低头躲过去。等我好不容易直起腰来，他又荡回来了——我最后真的是在楼下骂脏话。」

在那次登顶前夜，汪建曾找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王石谈判，「明天，我们登顶时，你能不能让我先走20分钟？」王石回忆，「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2003年登上珠峰时，是当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中国人。这次如果你让我先走，我就创造了一个新纪录。20分钟后，你登顶，你就打破了我的纪录。但至少我保持了20分钟的纪录。』」

王石本想同意，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原因在于审慎、理性的王石认为平时训练时汪建总比自己慢40分钟，如果让汪建在山顶待20分钟，就意味着自己要等1个小时，「在那种海拔，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就在王石次日登顶过程中，他四周观望，没有看到汪建的队伍。他想汪建最后应该是放弃了。但当他即将登顶时，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提前1小时就出发了——「站在顶峰，卡着腰，骄傲地笑着」。

是汪建。

睥睨一切

汪建被围住了。

「一圈的特警，他一个人站中间，围着他。旁边还有机场偶遇的一个老朋友，一看到他那个架势，就开始撸袖子，说，『老汪，要不要帮忙？』」

十几年前，汪建和华大同事等十余人从北京去拉萨出差，为了赶时间，汪建试图指挥司机通过首都机场地库的特许通道，于是当一名同事紧急下车奔向柜台办好登记手续再一回头时，看到了汪建与众人对峙的一幕。

汪建的人生似乎总是充满这样的张力时刻。同事杜玉涛记得，汪建甚至在紧张工作间隙进行的车里短憩醒来后会说，「睡了20分钟，起来又可以『打架』了。」他喜欢用「打架」这个词指代和譬喻自己那种充满自我格式而非被外界格式化的能量狂欢生存模式。

2003年SARS期间，汪建每天开车在华大和军科院实验室之间送取病毒样本。华大前员工杨玲记得，汪建那时每天都会掐着表计算路程时间跟前一天的自己竞赛，「今天又创了什么纪录，28分钟，25分钟，23分钟……」。一次下大雨，汪建故意开着车轧过一滩水，水花溅向旁边玩水的小孩儿们身上，杨玲对此的看法是，「自己就觉得特别开心。常人来看压力很大的时刻，但他很enjoy那种经历和过程，很能体会由此带给他的快乐和享受」。

前往华大总部，一路上要经过摩天大楼群，城中村，数不清的购物中心和最具深圳特色的巨大城市广场。逐渐地，城市在后退，山海在靠近，路过盐田的港口，船舶，隧道，码头，货船，集装箱，到达目的地。

不能将汪建的帝国称为「企业」，他会即刻表示反对，「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两个词，一个企图的业务，什么家？我啥家都不是，（我是）洒家。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管理，我最讨厌的就是管理，管理就是一个官，我什么时候服人管，我乃来自花果山！」

但有趣的是，这位不服管的狂人，目前也正在「学习变得nice一点」。11月4日，在《人物》封面拍摄现场，当被问到「开始学习变得nice的具体表现有哪些」，一位研究助理替他抢答道，「比如，接受你们漫长的采访。」

这场漫长的采访是从展示和解释开始的。在过去的一年中，部分由于汪建的言论，华大一直处于争议和舆论风波之中。

2017年底，汪建在「深商大会」上声称，「未来5到10年，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这不是开玩笑，人造生命进展可能比人工智能还快……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来了。」

2018年5月，汪建在贵阳出席公开活动时称：华大所有员工不允许有出生缺陷，如果有出生缺陷，说明公司「忽悠社会，盯着别人的钱包」；公司所有员工必须活到100岁，「100岁不封顶」。

类似「任何生命」、「不允许」和「必须」这样充满绝对意味的表达，不仅在不断挑战公众对常识的认知，也在打破公众对科学家和企业家等专业人士的一般印象。

之后的7月，一篇名为《华大癌变》的文章彻底将华大拖入争议疑云。该文以一例个案质疑华大基因代表的国内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在消费环节中被过于「推崇」，但实际上未能起到筛查作用，致使一产妇产下生理缺陷婴儿，进而认为华大已演变成为一间作恶的公司。

尽管华大在随后的澄清中指出，消费者在检测前会获知风险提示并有多种选择，且该个案婴儿染色体缺陷并不在这一检测的排查目标范围内，但不断出现的风波叠加过去几年汪建的众多「惊悚」语录，让华大基因和汪建的社会声望，像公司市值一般，从最高峰时的千亿跌落至目前的两百多亿。

汪建善用标语式口号，具备一种革命者般的动员能力，能够对基因技术的前景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并辅之以快速更新的PPT，但另一方面，这位希望用基因技术造福人类并最终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技术信徒，却又在很多时候身处由认知场景、个人性格、知识壁垒、资本围拱等建构的一座巴别塔中，不能让公众真正懂得他所要传播的知识和价值观。

「他有时候这样，做一个把嘴巴缝上的动作。」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朱岩梅回忆。这个行为意味着汪建认为自己要闭上嘴，少说过激言论，以示「对股民负责」。

这是困难的。在汪建被限制言行后，华大运动CEO曹峻还没有直接见过他的反馈，「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嘴巴一定是非常硬，你要直接跟汪老师说，汪老师，你以后可能这些话，公众场合的话要少说……他肯定会是那个标志性的表情（昂头斜眼），我管他们！」

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反复强调自己要少说一点话，但睥睨一切的汪建依然对「员工必须要活100岁」的判断保有充分自信。接受采访时，他拿出手机点出一则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的年龄分类，「中年是 66到79，老年人是80岁至99岁，长寿老人，100岁以上……」

「你看，我就说我一直坚持说这个话，但网上都在骂我，对不对？什么是狂想呢，你看完就知道了！」汪建再次激动起来，「就像当年我们说要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人家说你是疯子，对吧，成了嘛！说我们狂妄，要做中国世界最大的测序机构，做成了！就是这20多年，你可以追溯我的每句话，包括在10年的尺度上就没有打歪过！」

某种程度上，他是物质决定论的追随者——从科学的角度讲，他信奉技术的进步会解决人类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痛苦和困惑，活着是硬道理；从商业的角度，他相信工具决定发展。2010年，华大利用国开行数亿贷款，从美国Illumina公司购买100多台测序仪，藉此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几年后，Illumina出于竞争的考量，通过停售新测序仪、提高配套试剂价格和拒绝维修设备等手段限制华大的扩张。

感到「被人卡住脖子」的汪建最终决定反向收购美国另一家测序仪器制造商Complete Genomics公司。2012年12月，此前一向拒绝与资本亲近的汪建，在王石的沟通、安排下，出让华大科技42%股份，融资13.98亿元人民币，在2013年3月完成对CG公司的全额收购。

2018年8月4日深夜11点,王石通过社交媒体公布，正式加入处于风暴中的华大集团，担任联席董事长一职。王石告诉《人物》，他会从现代企业的治理、经营的专业化乃至机构面对舆论风波的应对方面，将自己过去30年的相关经验用在这份新工作中。

王石告诉《人物》，汪建身上最吸引他的特质是「野性」。在共同的朋友曹峻看来，「王石较真、理性、自律，汪建不讲套路。王石可能叫有『野』的心，但汪建真的是叫野性，非常自然和天然。」

但即使是在王石已经加入华大4个月后，依然有数位万科员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王石这个决定的不理解和对汪建个性的不认同。其中一位告诉《人物》，「汪建太狂了，很不务实很不靠谱。」还有一位回忆与汪建曾一同在国外某机构参观，汪建的一些表现显示不出他对异国科学家的「尊重」。

但王石愿意给汪建「背书」。在比较自己和汪建时，王石说自己更忘我，「分寸把握得比汪建好」。

在此之前，汪建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商业特质，这也包括面对资本。颜光美的不少朋友曾找到他，希望通过他跟汪建谈投资华大的事。对方一问「你的这个回报率是多少？」汪建就负气说，「没有回报，回报零。」

「有一次，华大与投资人见面，王石来站台，老汪没得价钱讲，说了一个百分点一亿，你们谁要干就留下，谁不同意这个价钱就出去。」颜光美回忆。

从来不惮与人正面对垒的汪建，还曾说过「有朝一日复活了基因库门口的猛犸象，谁敢惹我们，我们就骑着猛犸象拿竹竿去捅他们家窗户」。

和玉高林资本曾在2013年前后投资华大20亿，合伙人之一曾玉承认，「坦白说听到『投资人不听话就打屁股』，或者『钱你悄悄地从门缝塞进来人走』这种话，会特别烦，但他就不去讨好和迎合任何人和任何东西。」

为什么不搞他一下呢

与王勇峰反复「斗争」登上卓奥友峰之后，汪建曾与一片三角形阴影较上了劲——登顶完成，他突然一回头，发现自己被一片阴影覆盖住了，后来才明白那是珠峰峰顶投过来的一片阴影，「我就看那个阴影，我就不服气，我永远不能在阴影下。」

憋着一股气的汪建决心要把投射阴影的珠峰踩在脚下，这才有了其后先于王石登顶珠峰的故事。但一切还没结束，去年，董事会办公室的研究组来了一位叫谢青的海归物理生物学博士。汪建不仅要复仇，还要把「珠峰阴影」怎么产生、在何种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弄清楚——这位博士也确实完成了任务。汪建认为，这件事是最能反映他性格和科学思维的，「你们要是能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我就瞑目了。」

汪建颇具斗争精神地发表感言，「我既然被它阴影了一把，我不仅要把珠峰踩到脚下，我还要花十几年把它搞明白了……凡是被老汪盯上的，你就逃不掉。」

汪建出生在以革命、改造、改天换地为关键词的1950年代。父母都是四野南下湖南湘西的干部。直到1960年代，汪建五六岁的时候，家里还能吃上供给制下英国进口的炼乳。

「文革」开始，汪建的父母都被打倒下放改造。他在14岁那年下乡当了知青，突然从物质充裕的供给制大院系统进入一个被饥饿、寒冷包围的农村新世界。1968年，正是长个的时候，衣服短了可以将就，但鞋子穿不进去了，最终练就能够光脚在铺满小石子路上跑的本领，「冬天用点棕麻把那个脚趾头包上。毛巾用得不能用的时候，变成茸茸的时候，那最好包一下，一跑热就赶紧塞兜里。」

更难忍受的是生理饥饿。后来当了生产队长的汪建曾经和知青们用小竹签捅破米袋偷米，这样能够保证米袋最上面的徽印形状不变。最多的时候，少年们逮到过二十几只老鼠，还偷过隔壁村的狗。最怕的是每年6月到8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煮那个竹笋，哎呀，吃的想吐了。」饥饿留下的副作用是多年后他拒吃竹笋、黄瓜和西红柿。

有一次，汪建带着一些饼干送去给幼儿园的弟弟和妹妹。两个小孩把脸贴在那个铁栏杆上，他把饼干塞到他们嘴里，「你要给到他手上，别的小孩就抢走了，小孩能够够到的地方，那个树皮、树叶全都没了，吃光了。」

这是那一代人同时感受到巨变后，进口炼乳的甜蜜交替天灾人祸的直接。在没有父母只有靠自己的农村，孤独的汪建愈发只能保全并强大自己。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感受逐步生长。打架变成常事。插队时汪建遇到一位退伍伞兵，对方自认见多识广、力气也大。汪建感到不服气。

他想，「为什么不搞他一下呢？」

他决定和伞兵打赌：将雷管的导火索点燃，放在箩筐下，两人盘腿坐在箩筐上，在众人的围观下，看谁先弃筐逃跑。「我坐那儿，要面带笑容这样，那个导火索『嘶』，那个肛门就有收缩啊，他终于憋不住了，那个心理上的东西憋不住了，就跳下去了——我就赢了嘛！我赢了后，我就故意表演嘛，坐那儿，『咣』，那个箩筐在那个空气推动下，弹起来半米多高，一米高，我就稍微动一下，从此以后我这个（江湖地位）奠定基础了。」

为了在这场斗狠的表演和权力的争夺中，赢得全面、潇洒且彻底，汪建曾经多次试验雷管的威力，他早就知道，箩筐和屁股都炸不坏。

在天性与时代环境的共同刺激下，汪建的野性和斗兴没有在改造和知青生涯里受到限制，反而得到了通畅的释放。

1976年，他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湘雅医学院就读。有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录取大学生看不起工农兵大学生。有一次，汪建和颜光美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个77级同学一下课就直接插在了两人前面，争斗由插队逐步演变为对工农兵大学生的人身攻击。

颜光美回忆，「老汪这个人平时话不多的，他当时就把人家从队里拎出来。他力气大得要死，人家看到他公然把人从队里面拎出来，好像很没面子，为了面子想跟老汪打架，来了两三个人都不是对手，汪老师个子不是特别高大，但是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都很强悍的……就在食堂里面揍了他们一顿。」

汪建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湘雅录取线只要55分，如果我们有机会高考，才不考湘雅！」颜光美气到找了一份77级的高考试卷，在学校篮球架下面「用了15分钟就做完了」。又由汪建执笔，分别给「校方和小平同志各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学校找他们谈话，「不管工农兵学员，还是高考录取的大学生，都是党的孩子，不要这么对立。」

不服气的汪建和颜光美后来成了医学院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二。这两个刺头也从那时因脾性相投，成了一生的挚友。

颜光美回忆，那时的汪建就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对奖学金、助学金嗤之以鼻，拒绝当团支部书记，「这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这已经非常的离经叛道了」。

在医学的领域内，汪建对人类本身的痛苦有了更深的体会。在那时的死亡病理讨论课上，大家要跟同学和老师报告各自的病人，汪建所碰到的案例包括心脏病、哮喘、结肠癌，也包括先天性阴道闭锁，病人的男友请汪建吃饭，探听这病能不能救，救不好会是什么样——在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种疾病其实是典型的基因病。

那时汪建一周的生活费加起来是十几块钱，他花了30块钱买了一个皮质封面的笔记本，「把每一个病理，就是诊断、治疗、抢救、死亡，死后总结，都写下来。」

他也一度研究过气功。1984年，气功风靡当时的中国。汪建作为第一批研究人员被借调，但却逐渐感到气功的可疑之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组来北京拍摄气功主题的电影，为了戳破假象，汪建「坚决要去当那个志愿者」。

「我当时落枕了，他（气功师）一摸就是有那个痉挛嘛，然后发功了就问我有感觉吗？他就暗示我，就是说你有感觉，我说没有。他就揉，揉的话也没感觉。他就捏、掐，掐了也没感觉。他说你要再说没感觉，皮就拧掉了。皮拧掉也没感觉。最后这个出血了嘛，出血了（我也说）没感觉。然后他们就要把我赶出项目组，我说你们这个都是骗人的。后来我就是跟他们结仇了嘛，他们到哪儿，我就跑去揭发他们。」

气功无用。大医院里人间痛苦，让他认为临床医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之后，又意识到中医也对此无能为力。

汪建的老朋友、后来一同创立华大基因但最终分离的于军，在如今重新回忆起青年汪建时评价道，「也许他的初衷，就是想办一个企业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他也一直在为他的理想奋斗。」

要干就干大的

198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当代第一波留学热潮在1985年之后出现。那时，汪建已回到湘雅担任助理研究员，他展示出了自己的科研天赋，很快论文数量已经足以破格提副教授。但与此同时，汪建也在准备出国留学。

他去医学院办退职。对方告诉他，讲师以上是不能退职的。拖沓的人事手续办理足足延绵了半年。那年夏天，汪建再去时，发现「他们居然在那儿分西瓜，把我气懵了，想到以前考研究生就是他们不让我考，我在办公室把他们西瓜都给砸了，我说上班期间，你们分什么西瓜？你们是办还是不办？」

1988年，汪建如愿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两年后进入华盛顿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检测等等。

但6年之后，他决定退出基础科研领域。直接原因是在追踪英国科学家范恩和学生蒙卡达的研究中，他发现从阿司匹林再到伟哥，他们共同的一个领域，持续催生几项重大的科学发现，推出了3种重要药物，自己已完全不是对手。这大概是好强的汪建，在40岁的人生中，第一次彻底认输。

于军在回忆起那代留学生时感慨，「我们基本上是，我们这代人都是强弩之末了……我们都要决定后半生要干啥了。」

美国生活对此时的汪建来说太过贫乏。他回忆，每到星期三下午，西雅图的留学生就打电话，「哎呀，周五干嘛，周五是不是搞个什么事情啊？周六上哪儿去picnic去啊？然后说哎呀，谁看孩子啊？我说行，你们都走，我看孩子。」

陈芳能够理解汪建那时的苦闷。「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希望什么，那当然是诺奖。那发现说诺奖我大概是没戏，那我干嘛这个在学术的路上走到底呢？」

颜光美感到，正是「这个壮志未酬的这种感觉，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了解，他怎么会知道人类基因组计划，他怎么会在机会出现时敏锐地抓住它？」

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于1985年率先提出并于1990年正式启动，但在近10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突破性的组织行为和具体计划出现。这是20世纪全世界最具全球化和人类共同体气质的行动计划，与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20世纪人类三大工程。

承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意最初来自于军，他对汪建说，「我是公费出来的，我们不给国家做点事，我们对不起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说做就做，做什么呢？把基因组计划搬回去吧。」

1993年前后，汪建开始为回国做准备。他创办北京GB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做乙肝和艾滋病试剂生意，第一桶金赚得轻松。

在后来创建华大的四位创始人——于军、杨焕明、汪建、刘斯奇中，汪建最初扮演着联络者的角色。从1994年到1999年最终拿下1%人类基因组计划，四人的关系至少从空间来看是不够紧密的，杨焕明在欧洲，其他两人在美国，汪建在北京。

1994年回国的汪建，在开公司积攒经费的同时，也在与国外的其他几人保持联络，获取人类基因组项目的最新进展。有一天，汪建觉得自己不能再无目的地准备和被动等待下去了，他已经憋太久了，他给杨焕明打电话，「我说你不回国，告诉你，我就带一把刀到你实验室，我剁了你的实验室。我不剁你，我把你的实验室给砸了。他说你敢，我说你看我敢不敢。到底干不干？不干就真的没机会了。我说，你们要不干，我也就不干了，我们就散。他说干什么呢？我说要干就干大的，干1%。他说1%你开什么玩笑。我说你只要答应干就行了，真的。」

两人又给美国的于军打电话。当时的状况是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人，于军觉得这简直就是发疯。「我说于军你别管抽疯不抽疯……要不然我们就散了……他说那我想想，第二天他打个电话，那就干吧。」

就像许多后来进入历史纪年的大事件一样，当回到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是在日常、潦草、偶然、毛糙，甚至只是在一点点模糊的不甘心和想要进入历史的冲动下开始的。

或者，从根本上，它来自那时候属于汪建那一代人和他个人性格禀赋共同融合形成的，40岁的中年危机和忧愁，以及1950年代生人面对沉重的历史之「父」，想要找到自我位置的影响与焦虑。

1999年的上半年，美国召开论证会，要加快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度，汪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回忆，他曾给国家相关部门通宵写报告，未获任何回应，「所以大家决定倾家荡产，砸锅卖铁，这事情也要做，要是没有作为，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们决定不依从传统的申请流程，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1999年9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在丹麦攻读遗传学博士、熟悉国外基因研究学界的杨焕明以中国科学家身份在这个会议上说代表中国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这几乎可被称作一个谎言，当时这几个异想天开的科学家并没有国家批准，但于军获得了其博士后导师梅纳·欧森（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设计和领导者）的支持，本身也在核心实验室，杨焕明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汪建已从公司获得第一桶金。「就干吧。」

1999年9月9日华大基因在北京顺义空港的一间厂房里成立。汪建将当时的人力状况形容为「草台班子，乌合之众」。他向北京和河北许多高校发出招聘启事，但反馈不多。最后，「外面谁来愿意干活的就行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国家行为，那时先把人手凑起来，恨不得雪天干活，擦擦手，就干了。但是你反过来讲，把一个复杂的生物学研究过程分解成为一个可以控制的工业程序的话，那确实很容易培训这个熟练工的。」汪建深知，这也是华大早期争议的根本，外界认为他们就是一帮洗洗手，离开土地的农民。

2000年6月26日上午10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已经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克林顿在致辞里特别感谢了「一群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在评价这一历经10年时间完成的科学成果时，他说「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一天」。

这群偶然集合，兴之所至想要「干件大的」、「强弩之末」的大龄中国留学生，最终，他们的名字都进入了历史。1%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成了中华世纪坛所铭刻的两千年大事件中的最后一件。

帝国

在华大基因历史上，2007年离开中科院体制，南下深圳 ，算得上19年里的大事件之一。

在这之前的2003年，因为非典期间华大破解病毒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和捐献30万份试剂盒，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观了华大。随后，华大进入中科院，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任所长，汪建任副所长。加入中科院前需要进行个人材料的答辩和审核。答辩会上，汪建决定按自己一贯「非常诙谐的那种俏皮话」进行，重点在20个字：华大基因，建制齐全，战功显赫，装备优良，接受招安，再创辉煌。

话毕，现场所有人「哄堂大笑」。汪建记得有两位院长还跟他开玩笑，「你是对的，我们对你的操心是我们的认识不足，向你道歉。」

但自被「招安」，汪建和华大一直是体制内研究机构中的异类。几乎每一年，他们都在中科院所有研究所中考核排名倒数第一或者第二。

更糟糕的是，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测序仪出现，汪建热切建议中科院抓住技术迭代的时机购买仪器占据先机。随后有人举报他贪污基因所经费。尽管最后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包括「经历上的侮辱，审查上的侮辱，科研项目上的侮辱」，让他知道只能离开了。2007年，从中科院离职的汪建和一部分员工来到深圳。

彻底脱离了体制，这成为真正属于汪建时代的开始。前华大天津负责人杨玲认为，「到那儿之后，新的身份和自由，他把他的个性和追求，以及他相应的呈现和表达发扬到了极致。一些看似很有个性的举动其实都是他的表达方式——你们看到的都是，不让坐电梯了，不准系领带了——都是。」

2007年，当时还在丹麦留学的现华大集团党委书记杜玉涛第一次去深圳看望南迁的汪建和同事，从八楼电梯出来，迎面就是「融入工人阶级队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从空港到深海港，为国争光，情怀不变」、「中国人基因组中国人来测，黄种人的基因组中国人来测」这样的标语和口号。

她记起1999年自己作为实习生加入华大的第一天，看到简陋办公区墙上贴着用A4纸打印出的标语——「为了祖国的荣誉」时，也是同样的血脉贲张。在深圳「我看完又跟打鸡血一样」。

《十三邀》编导朱凌卿记得去华大录制节目的一个细节。在许知远进国家基因库拍摄后，朱凌卿一个人站门口抽烟，旁边一位门卫过来问道，「刚刚进去那位老师姓什么？」

门卫告诉朱凌卿，他想等许老师出来之后，跟他打个招呼，「感谢他关注我们华大」。朱凌卿听完的感觉就是，「如果连一个门卫都能这么认同自己的企业，然后甭管是不是汪建的个人魅力，或者是他宣扬的那些平等，或者那个强势地能让一个门卫都能这样，这个企业哪儿有不发达的道理。」

1990年代后的深圳，成为中国新一代梦想家和冒险家的乐园。这个以小渔村为前世的都市，至今依旧保存和叠加了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城乡、山海、人文地貌。开放的决心和资本的神话，曾让这里成为当代中国变革和试验狂飙突进的试验田。而这座面朝大海、四季花开的城市也包容了从体制离开后，失落流离的汪建和华大。

在新的决定到来之前，汪建和朋友们各自走上歧途。由于家庭原因以及对科研和产业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侧重，于军选择留在北京基因组，汪建则带着近百人离开，杨焕明和刘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项目结题后离开中科院去了深圳。对未来要在产业上有怎样的开拓，当时的汪建还没有清晰的想法，但2006年新一代测序仪的出现，让他坚信变革快要发生了。

他几乎要一个人建造一艘大船，甚至一个王国。

杨玲印象最深的是刚来深圳那一年，中秋和十一正好叠在一起。汪建压力很大，当时深圳市政府允诺给华大的支持尚未落实，华大自有资金已经支撑不了太久。在中秋聚会上，汪建的秘书担任主持人，「秘书随口说，大家来到深圳，人生地不熟，也挺不容易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一句话就点到他的（爆点），他就上来就是那种大发雷霆，要把他的秘书从窗口上扔下去，有什么不容易的，有吃有喝有住，当年1％和水稻项目那才叫不容易」。

十年过去了，那一幕就像一个镜头一样，让杨玲印象特别特别深，「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怎么那么不近人情，秘书也没说错什么话啊，不就是小孩子主持一个中秋的小聚餐，随口说了一句话？」

杨玲后来理解，「其实是一个『镇压』吧，我不给你讲压力多大这些事情，我也不去哄你，我就是要摁住防止大家乱想并蔓延这种思乡（骨干的家都在北京）的情绪。总之，革命道路不明确的时候，你们信我跟我走，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动摇。」

好在来自深圳市政府的资助逐年到位，华大从一间鞋厂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出发，最终在深圳扎下根系。汪建在基础科研、论文撰写和购买仪器扩大产能方面同时不遗余力，华大逐渐成为中国基因科技研发领域的前沿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测序机构。

汪建是这个帝国的缔造者。他用自己恒定坚固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全景式判断，构建了华大的意识形态地图。从力主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汪建身上始终存在浓烈的民族主义和家国意识，他希望能在生命科技领域「赶超」和「引领」，试图用简单、强烈的口号让所有人明白华大愿景。

2001年华大在杭州做水稻基因组测序，有员工记得当时公司里贴了许多「精忠报国」的标语。为了激励年轻的科研人员加班，汪建骗大家日本将在「9.18」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

一位参与接待媒体采访的工作人员告诉《人物》，「我挺意外的，汪老师居然回答（你们）。（如果是）我们问，他就觉得我们关心这些干啥……一句话就把我们堵死了。你听我的就是了，信我的就行了。」

「信我的就行了」，是汪建常说的话之一。杨玲记得在华大多年的会议里汪建都提出，「你们就信我老汪就好了，你们信，你们就不要（质疑）。那意思就是说，等所有人都看明白了，这个事情就凉了。」

这种自上而下有时近乎「暴君」或者「镇压」式的话语，也释放出汪建在试图扩大领土、提高速度时的强人一面。在杨玲看来，这其中当然有「他战略的前瞻性和过人的趋势判断和把握」，但同时「也是对人性里天然要寻求安全感的一种挑战」。

汪建大概可以归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权威典型。在过去20年里，他用超人般或者宗教般的感召力和个人魅力，在华大的不同时期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信众」。从传播的效率和整体行动的速度出发，他认为自己做决定再交由其他人执行性价比最高。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出于他满溢的自信。

有一次，他和十几位同事在一间寺庙里抽签。或许是出于恶作剧和「抽签也都搞不过我」的胜负欲，汪建找到寺院的人用300块钱买到了3个筒子，每只筒子10只签。拿到所有签的汪建走到一边，把其中的中签、下签全扔掉了，结果是，所有人从他手里抽到的都是上上签。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签，都是上上签，对吧……我反复讲的，不要相信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要听天由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就是华大，我们是走的这条路。」

接下来他再次重复了那句在华大人人都熟记于心的口号——「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我掌握。这有什么错吗？」

「造福」

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动摇汪建的自信。这来自一种朴素的论辩逻辑——在对事业的追求上，他没有任何谋求利益的私心。汪建反复强调的是，他对攫取财富毫无兴趣。

他早年在北京买过一套房，现在租住在深圳，手边有4样具体财产超过1万元：一台计算机、一辆朋友送的按其身高组装的自行车、一部相机和一部卫星电话。曾经有车，但到深圳不久后就已送人。

到深圳后，公务接待开始频繁，要求正装的场合，陈芳记得他还是一身户外装扮，即使跟着政府领导出国访问，也就那么一身，总是恨不得衣服拧干了就穿身上人肉烘干，「要么我就不去，你看着办」。

华大上市敲钟时，他借尿遁，「我怎么能沾那个铜呢？我永远不会碰那个。」汪建持股38.12%，即便在华大市值大幅缩水的当下，他的身家仍然超过了80亿。但他也曾公开宣布中国出生缺陷不下降，他不减持。

如果不能进入最顶级的财富排名，那么对于好胜的汪建来说，财富本身就毫无意义，「现在就我两辈子已经花不完，你还要干什么？不是有病嘛。除非我要比比尔·盖茨还多点……那我还有点兴趣，我反正没他多。算了嘛。」

上市后的记者会上，汪建表示「华大要用科学产业来做造福人类的事情，经济只是中间的一个过程、其中一个台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离开华大后创业的杨玲，在自己经历了创业者的身份角色转变，隔开遥远的时空后更深刻地理解自己「一直追随并视作精神领袖」的汪建。「华大的后来很多很多的发展，很多很多的一些选择，他描述为是一种科技造福人类，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子，也是他信仰，当然『造福』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居高临下的感觉的……也是因为他坚信基因科技能改变人类对疾病的认知并带来医疗健康领域的颠覆性改变，他真的想要整个人类的发展史，甚至科技推动医学和健康的进步上留下他为主推动的一笔。」

那些老朋友深知家庭对汪建的影响。颜光美与汪建上大学期间，两人的父亲曾经正好在探望孩子时聊起，「说现在把最好的学生留在城市里面，这是不对的，好学生毕业以后应该到农村里面去。」在颜光美的回忆中，汪建曾经邀他前往母亲土改时的凤凰县为当地育龄妇女做免费的基因检查，他们也曾一起去西藏想要解决当地的包虫病，「老汪是一个特别具有那种责任感的人，是创造历史，有责任感的人。」

2004年9月28日印度洋发生海啸。30日华大派人到达现场。15个国家的代表挤在会议室里为如何鉴定受难者身份犯难，汪建直接打电话给随队秘书郭勤下指令：「你在会上表态，尸体DNA鉴定，我们全包了!」

郭勤是美籍华人，听了老板的指令犯难了，「我代表谁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郭勤有些犹豫，「能行吗？我没有中国国籍啊……」汪建回他，「就这么讲！有责任我替你担着！」

王石则提起SARS期间汪建曾设想过，如果真的无法获得血液样本，他就要硬闯广州的实验室，「大家都躲广州来的人，都要隔离的……他恨不得要只身跑到那儿去，你说他这个行为是个什么行为？不是说这是个商业机会，他把它拿到了我怎么怎么样，他就觉得这个时候是国家已经到了形成社会问题的时候……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就是自己的个人行为和家国情怀，这个在他身上体现得是太强烈了。」

出于他的个性，也出于他「造福」的基本立场，汪建时常将企业带入困境。「他的语言，不熟悉的人，接受不了。」朱岩梅跟着汪建接待客人，主要的工作内容是「翻译」和「灭火」：

有时政府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他就说『不要说你来帮我』，甚至很高级的官员，他也说，不要说你来帮我。」

朱岩梅和同事都不希望汪建再说这句话，「我觉得他是真的，就是他真的觉得是他（是）在为国家做事情，你国家的人就不要说来帮我。但人都喜欢舒服一点，都知道你有情怀，（但）你成天骂我，我也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呆着，我躲着你。」

2015年，汪建和颜光美被湘雅医学院邀请回去演讲。颜光美回忆，自己是体制内出身，深明演讲要符合某种范式和价值倾向，「主要突出了我们校友之间，同学之间的情感，也收到很好的评价」。但汪建一上台就「把他们的校领导骂了个狗血喷头」。

今年7月，某地官员请汪建、郁亮和王秋杨等一起吃饭。当汪建在饭桌上听说当地以监测的名义，「把很多钱都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他就非常愤怒，当时他就敲着桌子训斥起那些人来了。他怎么讲，就说华大基因为了当地的检测，就是无偿、无怨、无悔地花了多少多少钱，做了多少多少事，但是你们居然就这样子地挥霍。」

王秋杨觉得现场太尴尬了，除了沉默之外，大家都想帮着圆圆场，但汪建说完，「该吃吃，一点不耽误，也不去考虑需要缓和一下气氛，我们当时都挺震惊的」。

但在华大董事会办公室研究助理王晶看来，汪建并非对所有人、在所有时刻都如此强势和具有攻击性。她欣赏现在还有人在「面对权威时，依然敢这样义正辞严地来提出自己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她想起了接受采访的几天前发生在汪建身上的一件小事。当时汪建要从国家基因库回自己位于大梅沙的家，「他就上了门口一个班车，可是上去才知道那个班车是回二办的，他就想说那个班车到了大梅沙能不能下高速把他放下，然后再兜上来，也耽误不了几分钟。结果那个司机就是不听，因为他可能不认识老汪，当时车里有个人说了一句，说这是我们董事长，但是那个司机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没理解，就也没啥反应。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替他说一句话或者怎么的，他自己又不好意思说，我是你老板，我是董事长，我说啥就是啥。」

王晶问他，「最后呢，你上那个车了吗？他说没有啊，他们把我赶下来了。」

「这就是典型的老汪，其实他也是个脸皮比较薄的人，他不愿意，他不会说因为有他这样的特权，然后他用这个特权去做一些事，即使是这样非常小的事。」王晶说。

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在2008年作为天使投资人将第一笔钱投给华大基因用于克隆技术的产业拓展。但后来因为国家政策原因，克隆猪的产业化无法推进，资金也被困住。但是让厉伟没想到的是，在华大基因准备上市前，汪建找到松禾，表示愿意将他们之前投入的资金按两倍的价格返还，并可以转为华大拟上市公司的股份。「他说不能亏待帮助过华大的人，不能亏待相信华大基因事业的投资。」

而厉伟的大多数同行，则在过去很多年里被汪建几乎以「复仇」的方式对待。1999年华大成立前后汪建曾进行过一场抵押融资，抵押了4000万，签合同时被改成2000万，即将兑现时又变成1000万，其中只有500万可用，其余要签字作为私人财产借款。即便汪建全盘同意，对方却回应，「要等到董事会讨论才能通过，因为是国资系统。我说黄花菜都要凉了，再耽误就没意思了，我全部卖身给你，你能不能让我把仪器和试剂买回来？没有。人家告诉我money talks。」

这段经历被他视作人生最大之痛。由此汪建始终反对融资。在陈芳的记忆里，当时只要有投资人来，他基本上就把人骂出去，「说我只接受唯一方式，就是像Google，你掏钱我没问题，但是我说了算啊。」这意味着他放弃了很多圈地的机会，错过了房地产在这些年可能带来的巨大红利。但是陈芳说，「他也没有后悔过。」

华大的基因

在公众的印象和判断里，一直以来被体制、资本、人事等因素不断影响的华大基因，像极了一个矛盾综合体。汪建声称华大摆脱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各自携带的痼疾后，将在生命时代以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实践他所总结的「唯命主义」。但在很长时间里，因为在基因测序领域使用大工业的组织生产方式，华大被称为「基因界的富士康」。

2018年，过去几乎在所有领域和社会关系中都保有控制态势和傲慢风格的汪建，从那个总是不惮正面发起臧否和冲突的冒犯者，变成了被公众舆论长时间批评和谈论的争议者。

两年前加入华大运动担任CEO的曹峻发现，华大很像一所学术氛围和书生气比较浓的学校，里面没有明显的层级观念，但这也会对它的管理效率产生一些影响。

媒体人黄秋丽第一次采访汪建是在2010年，她发现公司所有人和汪建一起在一个没有隔档的大平面办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校园氛围很浓。2013年她去华大，有一个人直接跑来质问正在大平面接受采访的CEO李英睿为什么要接受采访。「我们正在聊呢，我觉得非常奇怪，他们就跟我说这是投资人派（到华大）来的人……李英睿就坐在我面前，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当CEO，就像个小孩一样，他那会儿多小啊，也不是那种身经百战的那种，1985年的，看着跟孩子一样，也没有那种很江湖的处理方式，反正他也没发火，也没怎么着，脸上有点讪讪的，好像有点过意不去的那种感觉。」

黄秋丽很敏感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在别的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从那时起，黄秋丽就觉得，从根上，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特别商业化组织。「我觉得这个是它真正的问题。」

黄秋丽感觉华大更像一个由痴迷天才的汪建所造的「梦工厂」。近年来陆续出走的王俊、李英睿、赵柏闻，都可以被划入天才的类别。

1999年，大学尚未毕业的王俊就已经加入华大，2007年跟随汪建南下深圳，很长时期被视作汪建接班人，几乎在科研、商业和资本运作全领域表现惊人。2013年，王俊和扎克伯格等被《财富》(Fortune)评为年度全球40位40岁以下精英，是自2009年公布榜单以来首位上榜的中国科学家。而李英睿19岁从华大暑期实习生变成员工，两年后成为华大基因研究院主管科研的科学家，2012年底成为华大科技CEO。被誉为「神童」的赵柏闻则在17岁高中没毕业时就进入华大，不久后成为项目首席科学家。

黄秋丽记得，「汪建一说起这些人，可骄傲了，特别骄傲，那时候里面人跟我讲，就是华大的几代核心人物，从汪建这儿，后面的三代都找好了，汪建后面就是王俊，王俊后面就是李英睿，李英睿后面就是有一个叫赵柏闻的。」

黄秋丽说，「他是痴迷天才的，但是这个在商业世界里面可能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那种真正的商业世界是很枯燥的。」

当然也确因汪建独特的用人之道，虽有人离开，但留在汪建身边的华大基因CEO伊烨、华大集团CEO徐讯等年轻高层也备受外界瞩目。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汪建他扮演董事长这个角色是比较吃力的」。在黄秋丽所接触到的投资圈里，很多人一说到汪建就要开骂，「批评他太会忽悠了，说的什么天上地下的，但是他确实就是比较是那种飘着的」。黄秋丽给出了这样的判断，「那种比较平平淡淡的、平庸的那种，他是不喜欢的，甚至不是平庸，就是一定是要那种激动人心的，我觉得这是他闪光的地方，肯定也是他的弱点。」

在颜光美看来，这是个性使然，「从汪建口里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矫枉过正的。有的时候他只是为了表达一种强烈的情感，信心或者强烈的价值取向。为什么要矫枉过正？为什么要选飞流直下三千尺？矫枉过正会使你阐述的东西留下更深的印象，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他就有这个风格。」

「这样的管理者，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商业组织里面的话，其实这个对公司还是有伤害的。」黄秋丽认为。

于军觉得汪建建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我们本来初衷是要建一个研究院」。最终汪建「在夹缝里头做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一种文化，一般的人是做不起来的」。

汪建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他理想中的大组织，所有人因为对共同生活方式的追求走到一起，这是他的乌托邦：均贫富，厌弃经济理性人的利润最大化，坚信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一定会许诺一个呈线性不断进化的美好未来，同时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进行一种趋向汪建价值观的完美改造。

这种改造有其具体的想象载体。他非常认真地向《人物》描述了一个Future City的规划：他想做一个园区，让这个园区里的人都能活到100岁，园区内使用最轻型的交通工具，零排放。

在这里，汪建的「斗胜」欲指向的是现实逻辑运行里的企业和公司形态，而这必然带来冲突和争议的最终爆发。

一位前员工觉得正是「华大基因的基因」，决定了它所受到的所有争议。「他就从来不爱说华大是公司，前些年听了都生气。公司的本质是企业，企业是要以利润来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动力来运营的，而华大的成立它从来都不是按照企业的使命和企业的目的设计的。它只是当时在体制内，不好开展工作，成立一个企业，所以说这里面有华大伟大的地方，也有华大宿命的地方。」

上市之后的所有争议，几乎都是「在商业环境和市场经济下的不适感和冲击，这都是来源于它的基因……包括一些公关，PR，教育，可能华大他本身的基因其实是没有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在一个市场和商业环境下的一个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的形象和生态」。

「其实就是说他狂傲不羁也好，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这种追求和使命的驱动，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也好，这些跟现代的这种运行商业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规则，是有一种冲突吧，我觉得底层是这个原因。」

为了说明汪建和华大在「两种逻辑中的矛盾」，曹峻举了一个例子，正是近期让华大引发争议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这个东西对预防出生缺陷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政府应该做的明星工程，他就觉得应该用最少的钱，让大家去接受这样的服务。但具体实施呢？跟一个地方政府谈好要全覆盖，假如市场价格是2000块，华大呢说我们拿700块去做，（成本500）给医院200，我们完全不赚钱，那价格是2000的时候，医院可以拿到1500。你现在给我200，抽血，样本保存运输，200块钱打不住啊，医院说那我就不干了，不做了，这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实施的时候，这个系统性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

高扬在2010年离开华大创业，他所创立的贝瑞和康是业内公认华大在医学测序服务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对华大「价格杀手」的评价，高扬觉得「比较客观的，因为大家商业的目的性不一样，所以显示出来的价格也就不一样」。

曹峻说，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华大碰到了很多。「比如，汪建这几年想要消灭西藏的包虫病，做了90万例人的血液去普查。华大一口气就扑进去做这个事，自己垫了2000万。对于西藏来讲绝对是有帮助的，但这个事情是属于先把这事儿干了，然后再跟政府要钱，就发现尽管大领导同意了，但是这个钱依然给不出来。」

他甚至觉得汪建有时在刻意淡化眼前利益，「为什么就不愿意让投资人在里面去有更多的话语权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我就该这么做，这就是他的逻辑，但这不是商人的逻辑。」

教父和信众之间会产生「巨大落差」。一位在华大工作超过15年的员工觉得，「他一个人引领行业，引领华大，在往前奔跑。他是那个决策者，但是在执行层和操作层，跟不上趟的人太多了，这是很郁闷的一件事儿。」

过去铜墙铁壁一般拒绝批评和改变的汪建，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朱岩梅说，「比如说员工必须活到100岁。他自己就学会反省了，他说就是说错了一个词，他说不应该说『必须』，应该说『应该』。」

但朱岩梅觉得，「本性那东西也无需改变。一个人要是想着未来的东西，甚至见解毒辣是吧，说话要还能像个佛似的，和风细雨的，那要求太高了是吧。这两个本身就是矛盾的，你要想集于一身，那就是神了。我觉得人还是活灵活现的比较可爱。其实到最终，他是一个，既像唐僧又像孙悟空的那么一个，实际上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那个。」

终极目标

深夜12点，64岁的汪建还在会议室展示他的控制力。每当他说出一个主题或者关键词，他的三位年轻同事会快速在电脑的PPT文档中检索找出那部分相应的内容。

即使在实时问答中，话题早已远离他刚才要找的那张PPT，但在问答的间隙，汪建仍会回到他此前需求的原点，再次催促对方找出他要的内容。

在那个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站在投影仪的屏幕前，有时扼腕，有时沉痛，有时暴躁。随着他身体的移动，PPT文档上的词组和文字，从他的身体和脸上流淌而过：「基因」「22世纪」「华大癌变」「蛊惑」「最辉煌的」「工作者」「标志」「人类基因组测序」「尴尬」……汪建的脸在光影符号的流动和遮蔽里变得面目模糊。

助理终于找出了那张PPT：人造生命就在眼前。

PPT由三张大图构成。第一张是美国新闻周刊以美国生物学家文特尔「扮演上帝」（Playing God）为题的杂志封面，第二张华大参与的「人工合成酵母基因组」研究登上《科学》杂志的封面，第三张则是文特尔和汪建两人同时翘着二郎腿对谈的合影。

2009年，王石在攀登希夏邦马的过程中发现汪建只要闲下来，就在看一本叫做《解码生命》的传记。每天看完后，汪建还会「现学现卖」，马上讲给其他人听。

从汪建嘴里，王石知道了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当代一位少有的「集荣誉和争议于一身的科学狂人」。在西方社会，因为文特尔在人造生命体领域的探索和研究，被众多媒体评价为试图「扮演上帝」的人。

2016 年，文特尔的团队在Science 上发表论文，宣布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一个生命体——一个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这一成果也使文特尔再度卷入舆论漩涡。

面对质疑，文特尔曾回应，基因没有好坏。王石回忆，这句话也常常挂在汪建的嘴边。他还曾见过汪建和文特尔的一张合影，两人伸出左臂，挽起袖子，在前臂上都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伤疤——那是从皮肤上取干细胞做实验留下的疤痕。

王石感觉到，「这两个人共同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疤痕，更是一种科学的狂热，甚至是对『非科学』的极端排斥——有时候让人感觉到是强烈的科学原教旨主义。科学狂人点燃一种希望的同时，总是释放出另一种恐慌。」在《灵魂的阶梯》中，王石写道。

2007年5月，汪建和王石一起参加徒步罗布泊的活动。走完之后，王石计划去祭奠在罗布泊遇难的探险家余纯顺，包括汪建在内的三位华大队员表示不会同行。问及原因，汪建回答，「我们不欣赏他。余纯顺最后迷路的地方，距离埋放的食品和水源其实只有3公里。出发前，人们建议他使用GPS，他不会用也不想用，而且他选择6月份进入，也不符合科学常识。我们觉得尊重科学是最重要的，我们无法尊重不尊重科学的人，只能说他是冒险家而非探险家。」说完三个人走了，王石「好一阵子没反应过来」，一个人去祭奠了余纯顺。

在王石看来，汪建的「科学原教旨主义」有时表现出冷漠的一面，有时候则是有趣的一面。

他记得有一年，两人一起去广西拜访著名生物学家潘文石。途中地方一位领导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养猪场，「10000多头猪，200多头种猪，一般情况下，种猪气味是很重的，但这个养猪场基本没气味，也没有苍蝇」，汪建想知道原因，猪场老板要保密，最后汪建说，「保密没问题，我抓一把猪粪带走总行吧？」

当场就抓了一把，到隔壁老百姓的猪场又抓了一把，里外包好放进行李上了飞机。王石记得，「普通猪粪，不是一般的臭，他在机场差点被逮住了，最后是侥幸蒙混过关。」

在和汪建多年出差做科研的陈芳看来，汪建属于那种去哪儿都不会空手而归的人，「就是四川人土话说的，他出去，连风都要抓一把回来的」。2004年，去新疆慕士塔格峰登山，途中遇到中科院冰川所的教授带着学生在采冰心，汪建说，「你那个冰心给我一块呗。」后来去珠峰大本营，「弄走过两只鸽子和一只鸭子」。

华大基因到底想干什么？

汪建反复地说，是要实现「人类的终极目标」。「什么叫终极目标?一定是人间仙境和两质永葆。简单翻译一下的话，就是活着是硬道理；活得长是硬道理;活得健康是硬道理；活得幸福是硬道理。」

汪建喜欢模仿或者套用一种具有上个世纪中期浓郁时代风格的话语，去概括或者简化他的思想。事实上，那套革命话语几乎罩住了汪建全部的行事风格。汪建曾告诉王石，他能背下整本语录，「不管喜不喜欢，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东西，想甩也甩不掉」。

他对「根本解决」、「永存永生」、「搂底浆」、「终极目标」、「永葆」等带有「元意义模式」的词汇充满热情和实现的斗志——「人的生老病死就听天由命？我凭什么就要听天由命呢？」

汪建找到能够「替天行道」的工具是基因科技。他相信对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来说，同样具有元意义内涵的基因研究，会让他和信他的人的生老病死不再听天由命。想到这个使命，他更觉得委屈，「我做这个，我惹谁了，我为什么就错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被伦理所接受呢？」

华大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一项研究来自一个旨在找出影响人类个体智商差异的基因或变异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基因组学分析」研究项目。

项目的负责人是当时被视为天才少年的19岁华大员工赵柏闻。随后《华盛顿邮报》以《华大挑战科学和伦理的底线》（China pushing the envelope on science, and sometimes ethics ）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甚至成为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课堂中的一个讨论案例。

2014年初，赵柏闻也离开了华大。在媒体采访中，他说，「我是很不喜欢争议的人，当时感觉我在用一半以上的时间跟各种各样的人探讨可能20年内也不会存在的应用，它的可能性，它的弊端好处，以及在伦理上的争议。」赵柏闻曾主导这个项目的建立和实施，但最终选择离开华大，是「想去挑一个伦理上没有争议的方向」。

桑德尔在自己的著作《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应反对合理的技术应用，而是反对滥用。「其中的度大概就是：如果基因技术用来救死扶伤，那么是正当的，但如果被用来制造完美（所谓『比好更好』），那么就是可疑的。」

桑德尔写道，「技术进步未必能够增加幸福，只要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技术进步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不公和不平也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的一切矛盾将照原样存在于技术更发达的社会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无法支付技术费用），因此，技术进步的一个可能的附带后果是扩大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而间接地加深了政治问题。」

《人物》记者将桑德尔的担忧告诉汪建，并就肉体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先后和轻重问题进行询问。这一次，汪建没有像往常在接受质疑时那样大发雷霆，他语气平静地表示，这样的讨论从20年前起就开始了。他认同，桑德尔这样的声音，「是有必要存在的」，而技术永远是双刃剑式的存在。

至于技术发展和社会公正问题，肉体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先后，汪建先是回答，「我们已经引领到前面去了。」随后，他从22世纪暂时回到了现实，「再说那个事情，你批评谁啊？你改变不了，我已经从这个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得透透的。」

所以汪建会是那个不受控的人吗？

在近日「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新闻引发公众关注后，技术和伦理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在讨论华大这个集科研、产业、各方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因技术机构时，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陈芳觉得，「就好比说，他说人造生命这件事儿，理论上，是成立的，理论上猛犸象是能复活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很多的细节，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做克隆猪很成熟，那改成克隆羊，克隆狗，克隆鸡，它技术细节需要很多的反复实验和磨合，没有那么快的。他讲的很多真的是一个理想状态。就比如说他说，我不要当唐吉诃德，我们不要当，就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要当先驱，我们不能当先烈。你就可以看出他其实这个（胆子也没那么大）。」

一切又要回到革命家的话语系统。杨玲觉得这是汪建拿自己讲故事的一种策略和表达方式，「他比谁都知道他应该掌握的度和此时此刻技术能解决什么，能带来什么，这个事情还有多漫长的路要走。把一些事情的表述夸张也好，吸引关注也好，这些来源于他的基因信仰，来源于他的坚信，更是一种极致性的描述和表达……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外在的一个表达方式。你以为他不懂吗？他是最懂的。」

杨玲记得15年前的非典期间，她被派去内蒙取病人血液样本。拿到样本后，杨玲打算再去病房取患者的咽试纸（喉咙体液的病毒含量会更高），但汪建「喊了stop，他不让我去冒这个风险」。杨玲认为，「他在有自己革命情怀的时候，对人的关注爱护和风险防控是在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多数不可及处获得斗胜的快感，对汪建一直具有吸引力。

当《人物》记者和颜光美在一顿长达5小时的晚餐尾声谈到「人造生命」的话题时，此前一直正襟危坐的科学家颜光美，露出了对未来充满憧憬的迷离微笑，他在那天晚上第一次松弛地把左腿放到了右腿上。

「人造生命你们觉得难以想象，但是他和文特尔，我跟他，讨论很久了，他那天说什么，在《科学》上面发了一个封面文章，他们已经合成了四条酵母的染色体。我说嗯，你这个好像从这个大门上已经敲了几块砖头下来。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学的终点，当你在试管里面造一个人的基因组出来的时候，你不管当时物理化学会长到多少的高度，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社会所能认识到的科学它的终极就已经结束了。我不认为他想做上帝，有这样的追求，是老汪在那里想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同时也去挑战人类的极限。」

「对，是有担忧，但是你相信，正是因为这些技术的发展，才不断地把整个人的精神世界集中表达成为人文科学，拉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相反。就是因为有这些担忧，才会促使人文科学的进步发展，我们怎么样面对一个原子弹时代的人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担忧就是最大的研究动力，大家就会去研究这个事。但是这个事物，这个技术要摆在这里，作为一个永久的刺激物，你看，你不做怎么办，原子弹摆在这里，对双方都是刺激。而且这个方向，我觉得也不是汪建做的最激进的，也不是汪建首先知道的。」

露了一丝缝

汪建最近一次高强度冒犯到公众，是在许知远的节目《十三邀》里。

面对镜头，汪建声称技术可以从根上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精神的困境。他否认痛苦：「痛什么苦？我怎么就没痛苦？我根本就不管你怎么想的，你骂我我从来没听见，我怎么会有痛苦呢？」

他认为，比起「吃不饱穿不暖」的肉体痛苦，精神痛苦不值一提。他坚信世界是为活得长的人准备的，只有活得够长才能看得到结论：「只有活着是硬道理，健康幸福的活着是硬道理，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是硬硬硬硬硬道理，其他全他妈扯淡！什么狗屁精神！」

对他的特异言行有所目睹的人们，始终想知道他不竭的热情、绝对化的表达、疯狂的原动力，和人定胜天的信念，到底来自哪里？他身上所披就的历史现实之网如何构成？他的肉体改造方案和对解决问题的元意义模式追求，他出自技术途径对生老病死、世间烦忧的整体解决方案，到底来自何处？

这里或许不只是对科学技术的无限相信，和对线性社会进化论的充分乐观——他从过去而来，少有地经历了「文革」、饥荒、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留学潮、归国潮、创业潮；他又从他声称的22世纪和未来而来，他所从事的事业，与基因、遗传密码、人类未来、生命的奥秘息息相关。

两种矛盾的力矩如同两条河流一起冲刷和塑造着汪建——一条河流来自未来，相信技术的进步会解决人类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痛苦和困惑；另外一条则来自过去，中国1949以来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语境，毛时代不绝的影响、模仿与焦虑。如同一块分层丰富的页岩，每个时代在汪建那里都留下不同的历史剩余物。他睥睨一切、斗战胜佛般的个性，又让这「过去」和「未来」之间，充满张力和摩擦。而最终统一起这两股力量的，是他生命里对「斗」与原始生命力勃发与狂欢的实现和渴求。

当他在一个充满魔幻和剧变的国度，大谈终极目标、乌托邦、天下无病、天下无残，并且在商不言商，在谈论带有科幻感的未来和基因技术，却夹杂许多来自上世纪的革命话语和泥沙俱下时，汪建曾经和正在发出的那些绝对、坚定和乐观的口号和话语，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统一、光滑和坚硬。

对汪建而言，确保「活得长、活得健康、活得幸福」，部分是源自一个深受医学和生命科学、科技进步、线性社会进化论影响的人生，同时也源自青少年时代对饥饿、寒冷、匮乏和动荡时代的体验和全方位领受。

然而仅因为曾经充分体验过肉体层面的痛苦，必然就要全盘否定精神痛苦的存在和重量，转而导向一条能够避免痛苦的肉体改造之路吗？

汪建似乎在逃避着一些什么。有人疑心这强力的否定背后，或许正是对过往伤痛的应激反应。

《人物》对汪建的采访从白天进行到深夜。汪建在过去大量的采访中甚少提及过去。在对过去200年生物技术和人体医学的发展回顾里，在对华大2018年所遭遇争议的回应里，汪建依旧试图牢牢掌控对信息输出种类的控制，他建议《人物》不要再详细探询过去他前半生不同时段的故事和细节，他说，「我再给你讲一个，你们就不要再问了，这个差不多了。」

于是，他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他曾在《十三邀》那期节目末尾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一句无心的话一生被改变的故事：

1968年，14岁的汪建下乡做了知青，跟小学同学分开。2008年，小学同学聚会，汪建从深圳赶到的时候已是晚上7点，大家已经开始吃饭。一个人径直冲过来，「咣」一拳打汪建身上，把他打懵了，还抱着他痛哭。汪建想起来，这是他的小学同桌。同桌说，「40年没见了，汪建，你害了我一辈子。」

同桌讲起往事。1968年5月份，「复课闹革命」期间，两人没事干，在一起玩五子棋和猜拳。他们轮番出拳，嘴里说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突然同桌说了一句「打倒XXX」，两人都吓了一跳，看周围没什么人注意他们，继续玩了一会儿。一个小时后，警察来了，问同桌，「你说没说过（这个话）？说了。」同桌被带走。汪建也很快下乡去做了知青。

40年中，汪建再也没有关注过这件事情，等参加同学会才知道，同桌因此被判入狱十几年，一生的命运就此被改变。他想起小学治安不好的时候，比他大三岁的同桌总会先送他回家。

「我当时都想给他下跪。」汪建再次用重音重复了节目中这句话。《人物》之前以为这或许是为了应付采访者坚持索取故事的一种重复或者敷衍，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再次讲述到那个故事的尾端时，汪建的声音开始变得哽咽，胸腔顿挫起伏，他的眼角现出泪光。最后，现场再次像那次许知远的采访一样陷入沉默。

《十三邀》编导朱凌卿告诉《人物》，那是他们那天第一次看到一种「类似痛苦」的东西出现在强人汪建的脸上。

在那之前，「尽管许知远在一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有那么多疑惑或者是胡扯那种的表现，但是当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人提及那一段的时候，你不用再说什么了，你大概都能理解他为什么那样……铜墙铁壁的人露了一丝缝让我们看到了一下他的内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汪建坚称的乐观和对痛苦的否定就显得不那么可靠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度的实用主义者，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不沉浸在痛苦中，一种是没法真的沉浸在痛苦中，就是那个痛苦会吞噬你，而另一种方面，可能不沉浸在痛苦中，我就选择了一种另外的对待方式。」朱凌卿说。

1999年，当汪建正在倾尽一切，使用冒险的方式争取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时，他曾发起「12留美博士集体回国」的好朋友颜光美，也在用一种理想而激进的方式实现着自己对社会和体制的改造——1999年4月7日，时任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的颜光美发起医疗设备采购的公开招标，因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随后在他42岁生日那天，在中山三院全院大会上被免职。颜光美的行动在随后获得官方的回应——《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在当年和三年后颁布实施。

颜光美被那时的《南方周末》撰文形容为「理想主义者」。在那些重要和难熬的时刻，颜光美说汪建给了他各方面非常强烈的支持。「他说老颜，没关系，不行了，就跟我们下海一块来干这个事，他是我当时很大的退路。但是他也提醒我，不要去当烈士。」 

当《人物》就汪建最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和整体解决方案而不是其他的问题向颜光美提问时，颜光美提到了鲁迅的「另外一条路」。

「鲁迅本来是一个学医的去解除这种躯体上的痛苦，最后觉得要从文，去解决精神层面的东西，要改造社会。很多的人要想改造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我就去找教育、科技或者医学、技术……你有没有发现，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啊，是完完全全已经什么，完完全全已经丧失了这种改造社会的那种热情，改造社会有热情，就证明这条路有很多的人想走它，但是你走不通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只能是什么，从事一些器物层面的，物质层面的一些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是躲进小楼不问冬夏春秋这种心情。实际上汪老师，他们家里头，都是有很强的改造社会的光环在，很强烈的，但是他很早就放弃掉这个东西。你想他大学里面学生干部，都不愿意去做，你想他还想去走这条路吗？」

这是一条本来为着逃开痛苦和政治的道路，汪建先是抓住人类基因组计划释放了进入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力比多，此后20年一路走下来，一个想要逃开「父」之影响与焦虑的人，却无意识间用来自过去之「父」的观念、话语、思维建造起自己的基因理想国——想要摆脱的最后参与塑造了你，这或许是属于汪建和他那一代人的精神迷宫。

朱凌卿说，「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他一方面你不觉得吗，他的过往深受毛的损害，但是他的行为处事的方式又极得毛的真传，就是啪，湖南人的那种彪悍，你觉得他能意识不到吗？你觉得这样不痛苦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别说了，不就完了嘛。就是你的一辈子，我们再矫情点说，你的一辈子是一个毁了你一辈子的人塑造的，你到年老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

斜着眼看他

汪建告诉《人物》，他正在着手准备和设计「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物质时代要转向生命时代，那围绕着生命是不是有一个新型的乌托邦呢，是不是有一个新型的伊甸园呢，来实现这个东西呢，我为的是这个。我要实现这些科学落地，只有从我做起，从我做起，必须要有个社会环境，我就真正实现天下无农，天下无病。」

他说规划已经换了四拨人。去说服大家太累了，「就创造一个就好了，因为我研究了所有的一八四几年的乌托邦的那些所有的那些东西，它失败的原因什么什么，它实际上一个是科技力量不够，经济力量也不够」。

杨玲觉得，「他其实一直是使命驱动的，你不管是说他要名垂青史也好，他肯定也不是为了主观的个人名垂青史或什么的，但他就是想在这个历史上留下一笔。」

汪建告诉《人物》，他「最大的梦想，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来就扣不了篮」。

这对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斗胜快感的汪建来说，十分难以接受。现实中无法达成的，在梦里也要把那口气出了。

他回忆，「我经常梦这个，现在这几年少了，原来梦想着都是飞起来砸篮，然后人在天上飞抢。看迈克尔·乔丹我就来气，他怎么能在空中还可以换手，从三分区顶点就可以蹦上去。我原来打球的时候，经常被2米的大个子摁在地下一顿臭打，很气愤，怎么也蹦不起来——睡梦中我会突然从屋顶上飞起来，在他头顶上砸篮，然后吊在空中不下来，斜着眼看他。」

「争一口气」对汪建太重要了，颜光美觉得，「如果有人跟汪建过不去的时候，他会跟他玩命的。」

颜光美记得汪建跟他讲过一件事，在做水稻基因组的时候华大曾近乎弹尽粮绝，王石主动要求给华大捐款。王石当时告诉汪建，这里多少个亿，「汪建，你任何一秒钟你可以把它划走。」汪建说，「我一块钱不要。」

「他就为争一口气，他就觉得说，你王石跟我是好朋友，在我们一块爬山时是好朋友，你别用你的优势来压我，就是你认为你钱多，要捐我，我就不要。」颜光美评价。

对汪建的采访已经到了凌晨两点半，会议室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人物》记者试探问道，「你是不是有一点……疲劳?」

「嗯，」他回答，「我又不是铁人，我就说，我们比划的时候看谁能扛到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人物》记者问汪建，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汪建的声音暗哑下来，犹如一头疲倦的老兽，他再没有了王石所说的「张牙舞爪」和白天里咆哮的怒气和接连几小时给采访者用PPT讲课的喷薄。

他最近一次哭发生在2012年2月27日，苏州。一位当地的朋友知道那一天对汪建来讲意义特别，邀汪建去听评弹。表演者在台上讲，「汪先生，知道今天你在思念你的故友，我们给你唱一段吧。」直到现在，汪建仍记得那是一曲蝶恋花，「那唱的，眼泪水在边上转转。」

10年前，2002年2月27日，汪建的好友，也是为华大争取1%人类基因组计划时的参与者、科学家黄谷扬枪杀了自己的同事俄裔女科学家坦雅·霍兹玛雅，随后又自杀。消息很快传遍美国和华人世界。 

「黄谷扬热情、坦率，在留学生圈子里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热爱文学、历史，喜欢黄仁宇的作品，用心研究美国宪法，苏联解体后专门去那里观察写作，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汪建曾这样给王石讲述黄谷扬的人生。

黄谷扬与汪建是挚友，到了北京就住在汪建家的客房。

汪建回忆，「我买了一个大的天文望远镜，当时我一看，打开一看安装太复杂了，我就扔到一边去了。然后黄谷扬他那天就跟我女儿去装。后来我女儿就跟我说，老爸，谷扬叔叔说他见不到他女儿长我这么大了。我说啥意思？我说你听懂没听懂？她说他跟我讲英文，我能没听懂吗？我说哦。然后第二天我就赶紧给谷扬打电话，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说你春节回家去吧，别在这儿待着了。他说春节我陪着你。我说你陪我干吗，我说我们一家人回老家去了，老家不欢迎外面客人，哪有老家回嘛，就糊弄他，然后就把他赶走了。

赶走了，我想想也不对劲，跟他打个电话，他哼哼哈哈。那时候我还有绿卡，我想想不对劲，初一我就飞到旧金山去了，找他。结果他跟我只谈革命理想，不谈家庭事务。我们在海边上坐着它那个弯曲靠近内海、对着伯克利那边的海，谈了七八个小时，觉得好了一点了，我就回来了。

过了几天突然有个人打电话，我一听那个正宗的美国声音说，旧金山日报，说黄谷扬自杀了，你知道这事吧？你有什么评价？想采访你。

他（黄谷扬）给我们留了个电子邮件，你一送过去，它就自动回来告诉你，『对不起，好朋友，我知道你们会骂我，但是这是我的选择，我希望你们都好，希望华大都好。』然后把我们在加州注册的公司剩下的美元什么东西一股脑全部都处理完了，寄给中国来。

当年他去苏联写了苏联垮台这个纪事，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走到今天，实际上他最大的问题是中美的文化中间冲突，他就摆脱不了，我们再往前行的时候，新旧文化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都会出来。这件事情让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自己，使自己极其感兴趣愿意做的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局限性太多，真正感性思考那是真的，我就不相信这些感性思考的东西，你过了三年、五年它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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