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正在寻求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北大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一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新军开始组成。

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继而发展成为全国各阶层群众参加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工人参加了斗争，显示出这个阶级的巨大威力。“五四”运动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

记得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所以这样讲，我理解一是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了解情况，认识的人也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宜于谈此事，况且建党一事又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大时，和大钊、我接触较多。

油画：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相会。

那时，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我除了教书，也在图书馆做点事情。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这样，我们三人经常见面，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交换看法，彼此的观点许多是一致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大钊和我经常投稿。1918年底，我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工作接触多，关系也很密切。

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

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此外，陈独秀同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也谈过此事，他们没有同意。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也在同时进行筹组活动。大钊同志性情温和，乐于与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谨慎，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稍缓慢了一点。

9月中旬，英国哲学家罗素偕勃拉克女士到中国讲学，我因久慕罗素大名，又曾为罗素来华作过大力的鼓吹，所以立刻动身前往上海迎接。到沪后，我住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当时这里就是党的机关办事处。在沪期间，我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了意见。

陈独秀是一个热情爽快的人。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对之探讨追求，但在当时来讲还未必能说得上深入的研究。他所表现的是极大的热情，甚至有点激进。他很喜欢提问题，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然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用来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陈独秀向我介绍了上海的建党工作。我们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我还见到了上海的早期党员周佛海、田汉、沈雁冰等，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罗素在上海讲学后，便由北大哲学系教授、英国留学生傅铜陪同到长沙讲学。我也在9月下旬回到北京。

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便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并首先想到了刘清扬。

刘清扬是天津人，在天津严氏小学教书。她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组织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加、领导了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19年，她和马骏代表天津学联到上海出席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1920年六七月间，她又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到南洋募捐的工作。刘清扬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后来北京又发展了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这些都是我离开北京以后的事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里昂大学筹办了一所中国学院，他们聘请我去教逻辑。这样，1920年11月，我离开北大，登上了赴法的征途。

1920年底，我们乘法国“高尔基”号船，到了法国马赛。同船到达的有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等。蔡先生是赴法考察教育的，另外还有广东的郑毓秀，她是个法国通，此次出国，她带了二十几个女学生。

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开阔了眼界。站在甲板上，望着无垠的大海，心情十分激动。大家常常聚拢在一起，热情地交谈，互相倾诉自己发奋读书、立志报国的理想。途中，我向刘清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讲了共产主义，也讲了共产党的性质，她对党的组织有了新的认识。

抵达马赛，我们坐火车到了巴黎。当时中国学院尚未开学，我便常去巴黎大学听数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学校街50号。一到法国，就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异国相逢，倍感亲切。提起和周恩来同志的相识，还得追溯到1920年的8月……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社团，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出路，一些进步的社团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团结了进步青年，成为具有战斗性的革命组织。著名的有湖南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社团组织。

1920年的暑假，天津“觉悟社”的成员在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的率领下，来到北京，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举行座谈，希望各方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改造旧的中国。

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二十余人，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觉悟社”发言，主要讲了“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他气度不凡，侃侃而谈，其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

还在这次聚会之前，我曾听李大钊同志谈到过恩来。那时大钊经常往来京津进行讲演，熟悉周恩来同志，屡次向我介绍他的情况，并且也对恩来同志讲到过我。这使我们虽未曾相见，却先相知了。

陶然亭聚会，我和周恩来同志认识了，我们畅叙理想，热烈交谈，共同讨论中国的前途，交换各自的看法。以后由于工作之便，我们经常见面，往来越发亲密。周恩来同志头脑清醒，思维缜密，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待人诚恳，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周恩来同志是比我早一个多月到法国的，他告诉我：他曾有意到英国去学习，但英国生活水平高，且不宜读书，所以只住了一个月便回到法国。周恩来同志住在巴黎南郊的哥伦布，从这里到巴黎坐火车大约用一个小时，他在一个补习学校补习法语。

离国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因此当我的生活安顿下以后，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刘清扬同志对党的认识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便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为1921年初。接着我又与刘清扬商量一起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之事。

“五四”运动时期，刘清扬在天津教书，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他们一起领导学生运动，彼此很熟悉。我与恩来同志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同志谦虚且热情，积极而肯干；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全身心地投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和刘清扬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同志。我们与恩来同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内容是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讲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其时，周恩来同志对十月革命已作过认真的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1921年的二三月间，周恩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事后，我把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那时，党组织刚刚建立，发展党员只要有人介绍就行了，并没有其他的手续。

此后，赵世炎、陈公培相继来到法国，他们是通过国内关系入党的。到法国后他们便立刻与我联系，这可能是陈独秀介绍他们来找我的。于是，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不公开，我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我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

中国“一大”会址之一的浙江嘉兴南湖画舫的仿制品，停在南湖上供游人参观。

巴黎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即在留学生中开展活动，其中具体做了两件事：一是筹备出版了《少年》，这是一份内部刊物，具有党刊的特点。筹办初期，没有经费，有一位名叫谢成瑞的学生，在天津时与周恩来是同学，他与章士钊先生关系密切，恰好章士钊正在欧洲游历。这样周恩来通过谢成瑞向章士钊募捐，得到1000法郎的资助，用此购买了机器纸张，解决了初期的困难。

l922年8月1日，《少年》在法国巴黎正式创刊。该刊是油印本，封面是红色的。我和周恩来经常为《少年》写稿，并负责编辑工作。刻写蜡版和油印的工作主要是由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位同志负责。

当时我们写文章都用笔名，我是以“R”为名的。原因是英文的“俄国”（Russia）和“红”（Red），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R”，那时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罗素的哲学，取“R”为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

《少年》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一方面，它大力阐扬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同勤工俭学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此外《少年》还登载共产国际的文件，报道世界工人、青年运动和中国青年的消息。因为《少年》具有鲜明的特点，所以吸引了广大青年。

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二号上，我写了一篇题为《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的文章，主张必须要组织一个强固的共产党，党是“先驱”，是“前卫”，有了党，才能使中国达到富强，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文中说：“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俄‘沙’也未尝容许过共产党，然而强有力的共产党竟能成立，因之而有1917年11月的空前革命，又赖实力，维持至今，根基日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以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对于现世的恶，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

在同期《少年》我写的另一文《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中，我对共产党的终极目的，发表了个人见解，认为：“自己（即共产党）的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己的本目的乃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

当时，在留欧学生中，思潮纷杂，派别林立，各派都出版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余》，国家主义派的《先声周报》等。《少年》在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予以驳斥。针对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张，我曾在《少年》第二期《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中指出：“他们的主张与活动方向，总而言之，不外趁机、改良，无根本不可变的主张，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原，早晨头疼，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我认为：一个人或一阶级的政治主张，总是为其人、其阶级自身的生活利害而发。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倘其主张能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可是至于一般小民，至于农工，生活如何，则犹难必，不但不能必其利，至少一部分要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即在士绅与农工生活方法不同。知识阶级原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必不敢过于得罪资本阶级，利害如何能与农工小民相容？

在《少年》上，周恩来同志曾以“伍豪”为名写了许多文章。

巴黎小组成立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发起共产主义少年团（后来改名共青团）。1922年4月26日，赵世炎在致吴明（陈公培）的信中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我们曾就这一问题多次酝酿讨论；但由于党小组是不公开的秘密组织，因此，在整个筹建工作中，我们从未用党组织的名义。

旅法五人小组中，除陈公培于1921年10月因里昂事件被驱逐回国外，其余四人都投入了组织旅欧青年团的工作，尤其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其时我在德国，曾就这个问题与赵世炎多次通信，和国内党中央也通过信。

已经发表的赵世炎同志通信录中，在1922年4月30日致吴明的信中，谈到了成立共青团一事：“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暲、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申府现在德，应该常有信来。他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在筹建少共问题上，党小组成员彼此沟通意见，互相配合，开展活动，其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由此也体现了旅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关于旅欧青年团的名称，照我现在的回忆，我始终是叫“少年共产团”，这样称呼的原因是区别“共产党”。当时周恩来同志也是坚持这样叫的，但据说青年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叫“少年共产党”，因此现在一些回忆文章也都沿用此名了。

1922年6月下旬，旅欧少年共产团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小广场召开了成立大会，德国方面由周恩来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出版刊物《少年》。会后恩来回到柏林，把会议情况告诉了我和其他同志。

1922 年，左起为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和张申府，于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合影。

我从法国转往德国的原因和前后经过是这样的：

1921年9月下旬，发生了留法学生要求开放里昂大学的斗争。事情的经过是：李石曾等人曾在国内大力提倡勤工俭学，但事实上，学生们到了法国，找工作不容易，上学更不容易，生活困难，也没有固定的住处。中法当局又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1921年9月15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与此同时，以照顾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建立的里昂中法大学也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而去向国内官僚贵族、军阀中的纨绔子弟招收学生。学生们对此非常愤慨，决定进占里昂中法大学。

在赵世炎、陈毅等同志的带领下，100多名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驻了一部分宿舍。可是中法当局无视勤工俭学生的合理要求，派来武装警察，把100多名学生押往法国兵营囚禁起来。记得赵世炎同志不知是用了什么办法从关押处跑了出来，到处办交涉，奔走活动。有一天，他到巴黎找到我，由我代他拟了一个英文的电稿，发出一份呼吁电报，但是发向何处现在却记不得了。我又同他一起去向吴稚晖交涉，也毫无结果。在中法当局的阴谋策划下，陈毅、蔡和森等104人，被武装押送回国。

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在中法当局的联合迫害下失败了。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愤慨，盛怒之下辞去了教书之职，离开了里昂大学中国学院。为此当然也就没有收入了，随之生活出现了困难。于是，1922年3月我和刘清扬、周恩来一起转到德国。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的德国经济萧条，外国人到了德国生活是很容易的。我们三人是坐火车赴法的，离法时走得很匆忙，差一点误了火车，火车是经过比利时到达柏林的。

在德国，我住在柏林东的维廉区，周恩来开始住在氏尔姆村区，我和刘清扬仍分住着，但相距很近。

我住的房子是租一位德国老太太的，房屋旁有一条河，景色很美。我和周恩来、刘清扬经常在一起。

那时我非常崇拜三位犹太人，把他们称为“犹太三杰”：一位是马克思，社会科学家；一位是弗洛伊德(Freud)，心理学家；另一位是爱因斯坦（安斯坦，Einstein），他提出了“相对论”。这些经常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记得当我详细地谈了马克思的家庭和一生的经历，他的巨著《资本论》以及他的理论，马克思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时，周恩来曾经谦称我是他的师兼友，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当时在德国的党员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张伯简。这样我们四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开展活动。后又有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等，这些人分住在两个地方，一部分住在柏林，另一部分住在哥廷根。哥廷根在德国很有名气，是德国的教学中心，而且是一个景色宜人、环境整洁的地方。我们每周大约总有一次要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和研究工作。在柏林召开党的会议，多是在我租住的地方。

1922年10月底，朱德和孙炳文到了德国，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生活，到欧洲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是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了。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德国的党员中还有谢寿康，此人岁数稍大一点，是专门搞德国文学的。他是由张伯简介绍入党的，但不久因对政治不感兴趣便退出了。谢回国后在南京政府干过事。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李季，他到德国比我们早，大概是在国内入党的。李季住在德国南部的福兰克府，专搞马克思传。

1922底，已加入党组织的党员，组成中共旅欧支部，支部设在法国巴黎。它和少共机关是重合的，党员都参加了少共组织。我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在其中负主要责任。当时赵世炎在法国，我住德国，周恩来常常往来于德、法之间。虽然我们不能常常见面，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也是经常通信，沟通情况。

翻阅1922年的日记（其实并不是天天记），从依稀的记录中，也可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2月2日：仲甫来信。寄陈仲甫挂号信。

2月9日：仲甫来信（C.P.C纲）。

2月18日：寄仲甫译稿及修改C.P.C纲。

3月7日：函复仲甫。

3月27日：赵世炎来信。

8月31日：函陈仲甫、李守常。

11月6日：陈仲甫自莫来信，复陈。

…………

从上述摘录的日记看，虽然是寥寥几笔，没有信的具体内容，无法说明更多的情况，但却能看出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

1923年暑假时（大约七八月间），我曾由柏林回到巴黎，参加过一次少年共产团的大会。少年共产团是公开的，所以我们法国党小组五人的身份都是少共团员，并在少共中起一些指导作用。少共成立时，周恩来、赵世炎都担任了少共的领导职务，我没有直接参加领导工作，只是有时与周恩来、赵世炎商量一下，出点主意。有一个名叫任卓宣（叶青）的人，是少共负责人之一，他非常自负，也很独断，他说我干涉少共，把我开除了（少共开会时我并未在场，这些都是后来知道的）。后来，第三国际给我平了反，第三国际负责人说，张崧年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资格开除他。

到德国后，我的薪金没有了，只能靠卖稿子生活。我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了一本爱因斯坦著的《相对论》，得到一些稿酬（后未见此书出版），同时也给北京《晨报》写些短稿，赖以维持生活。周恩来赴欧后一直兼任天津《益世报》的记者，也曾写了不少文章。时间长了，我的生活开始出现问题。因此，我经请示党中央批准后，便在1923年年底和刘清扬、孙炳文一起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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