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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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东临海，西边是青藏高原和大沙漠，北边是高山和大漠，南边是高山峡谷和热带从林。东临大海如一道天然的屏障。以海为河，就是古书里说的阻山带河，四塞之国。
小的规模看，北依燕山，南至大别山和淮河，西起太行，东到海，是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所在的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如一个大盆地，参见中国地形图红圈；再往外一圈，往西越太行山骑秦岭直抵青藏高原的边沿，往南渡淮河长江乘湘江赣水直达南岭，是华北平原加上山西陕西四川湖南北江西浙江，是一个更大的大盆地，参见中国地形图蓝圈。这个大盆地，是地理文化上的中国，地域上相当于灭六国时候的秦国。南北东西纵深辽阔，气候复杂，里边又是一个小盆地接一个小盆地，大盆地套小盆地，为动植物和文化发展多样性提供了充分的地理气候条件，也为防御外文明的入侵提供了数量的优势和和战略纵深的空间。人类文明在中国出现不是最早，比如进入农业社会比中东晚了几千年，国家文字也晚了上千年，但是从商周汉到明清民国，中国文明可以发展壮大三四千年延续至今，亡而复兴者数次，这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奇迹。历史上的文明来来去去，唯中国文明可以善存数千年，这个不是偶然的。
中国近代积弱不振，历尽艰辛，几至亡国。考察其缘由，我们不只是器物不如人。中国文明的最根本的弱点就是在封闭环境下的过度的进化，所争者小而不争者大，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斗。中华文明复兴，只是弘扬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不够的。如果历史文化那么厉害，何至于抗战时苦守川陕云贵一隅？唯有知道自己的缺点并努力克服，中国文明复兴或可期。
1.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拥有最长东西轴的大陆，中间虽然也有高山大河沙漠的阻隔，东西物种文化的传播比起南北还是快了不知多少倍。非洲和美洲也都很长，可是它们最长的轴都是南北走向。地球上由赤道往北往南，气候渐变，动植物种也截然不同，由此可见物种由南北方向迁徙之难。比如小麦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四五千年前就从中东来到了中国，而在南非到十九世纪末才由荷南人带过来。总的来讲欧亚大陆拥有最多的适合人工驯养的动植物物种，农业文明最早出现，国家文字也是最早出现的。
中国作为欧亚大陆的东端，文化自西传来有点长，但是欧亚大陆上的文明的果实迟早都会传过来。这些传播远远早于有历史记载的丝绸之路，虽然不一定有文字的记载，也是可以从考古得到证据的。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就这样综合了本地的动植物资源和自己的创意，再加上欧亚大陆上更多的动植物资源和创意，创造了东方世界什么都是最的文明。
2. 内圈：大盆地之华北平原
这是夏商周之国，中国国家历史开始的地方。华北平原在欧亚大陆上不算很大，30万平方公里，但是也不小了。黄河淮河冲刷了不知多少百万年，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合农业耕作，适合人口繁衍。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大战，黄帝蚩尤大战，都是争夺华北之战，黄帝赢了炎帝和蚩尤，就有了炎黄之称，蚩尤的部落则退到南方去了。华北文化炎黄一统，而蚩尤的文化遗存于南方的各个山间的小盆地里，自己繁衍。到近代革命及抗战之时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湖南人，实是不少是蚩尤文化的子孙。
在华北平原上无险可守。一旦有国家稍大一点，吞并邻国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无可阻止。近四五千年国家历史基本上是华北争夺历史，得华北者得天下，国家或有短暂的分裂，统一的时间更多，因为只要华北一统，无论人口还是文化，旁边小盆地里的小国无法抵御。最有名的是四川，益州险塞，天府之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是只要中原一统，不数年之间四川就被统一了。所以历朝历代中国的主要版图是包括华北平原的更大的盆地了。自秦灭六国以下历史上的大朝代都是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国家，实在是地理形势使然。
3.胡马胡人
看”资治通鉴“，最纳闷的就是怎么那么多的胡人。过个几百年就来了一批不一样的，长的可能也不一样，强弓大马，中原的汉人真的难挡住。农业社会里的夫妻，每两年生一个，而漠北草原上的夫妻，每四年才生一个，多生的很多时候就给处理掉了。所以中原地方无论如何是有很大的人口优势的。这也是农业社会的人把全世界的大部分采猎部落替换掉或者干掉的原因。但是回到漠北大草原上的人，农业社会的优势没有了。
漠北太寒，种农作物太难。内蒙古的包头河套地区，被开发也就是近代的事情。这说明在古代农业社会深入漠北是极难的事情。去漠北难，从漠北过来则极其容易，因为漠北的胡人有胡马，很多的胡马，胡马强弓，以一当十，是很轻松的事情。胡马强弓，在冷兵器时代就像核武器一样。胡人的骑兵飘忽不定，集中又容易，中原汉人防御太难了。为什么汉人不养骑兵？不是不养，汉武帝专门在西北养西域过来的宝马，历代在北边和西北搞马贸易，但是不够，而且骑兵维持费用太大，中原地方地都种粮食，养草肥马划不来。其实还有更关键的，就是马种。野马源自乌克兰一带高加索的山上，和漠北的纬度大致差不多。采了高加索的野马种，沿着东西方向迁徙没有问题，反正一溜都是大草原，气候差不多。马到南方养几代就不行了，就会变小变弱，越南越矮。云南那边有矮马，小孩骑着脚差不多可以着地。就是基因差，不是纯种马，基因一代比一代差。所以马必须出北方，离高加索越近马种越纯。
安史之乱仆固怀恩带了五千回纥（现在的新疆）骑兵入中原助拳，就厉害得不得了，仆固怀恩代替郭子仪做到天下兵马副元帅。唐末李克用沙陀骑兵黑衣黑甲，人称乌鸦军。黄巢义军在长安看见乌鸦军就跑了。明末李自成义军在山海关一见满清的骑兵辫子军也是不战而溃。所以在中国的北方就是一直悬挂着这么个核武器。这个核武器其实不光是在我们头上，也在一切欧亚农业文明的头上，西方的东西罗马帝国就是给这些核武器炸掉的。西罗马帝国亡于日耳曼人，东罗马帝国亡于突厥，欧亚中间的一切亡于蒙元。
那什么时候这个炸弹掉下来呢？竺可桢于197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从中国历史的文献及西方的一些气象研究推出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变迁。这篇文章藏着中国文明兴衰的密码。一般来讲，如果气候比较暖和，漠北雨水也会多一点，漠北草原上的人过着很浪漫的生活, 如敕勒川所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中原地方粮食生产和人口也会增加。如果气候比较寒冷，漠北雨水少了，牛羊马就没有那么多草吃，以前那么多的人也成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骑士们骑上快马一起到南方去打劫中原的人去。
而中国的农业社会也不好过，因为以前几百年增长的人口在，但是粮食的产出少了。中原政权就出问题了，官吏集团过了一二百年已经腐败了，农民没有饭吃起来造反了，胡人又来侵略了，都是猛拳。搞不好中原的朝廷就灭亡了。参见下面的图和知乎文章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831314 看历史上朝代替代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历史上不少大朝代就是这么灭亡的。所以中原的政权和漠北的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地球的气候是变化的，冷几百年又热几百年（地球气候变迁原因很多，请查百科）。这个冷热也就是零点几度的变化，但是对于农牧业的影响就太大了。做个类比，近140年间地球温度升高了0.8度，现在大家天天在说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如何如何。在农业社会里这个相对的影响比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只会更大，因为农业社会里大部分的GDP都和气候相关。
漠北草原上的人逐水草而居，一年四季在迁徙，社会和文化都比较原始。占了个好地方，水草多，人畜繁衍快，加上有个好可汗，一下就兴起来了。但是这些都是比较难保持长久的。两个兄弟分家打一架，再加上中原的汉人旁边吹吹火，气候冷几年，都可能把一个胡族从漠北的大舞台推到更边远的地方去。南北匈奴东西突厥是比较大的有名的例子，许多小一点的胡族一般人知道的少了。现在我们看看三国两晋到唐的历史，把历史放到这个气候背景下来细看一下。
东汉末年开始漠北就有点冷，但两汉之际，曾经雄霸北方的匈奴被打得太狠，又被分裂，元气大伤，没有力量来大规模入侵。所以三国时期没有匈奴或者北边什么大事。有蔡文姬被掠到北地，曹操去把蔡文姬赎回来，是历史上的一桩美事。再就是司马懿去征过一次乌桓。西晋开始，刚开始西晋还强大着。匈奴在漠北过得实在太苦，要求内附，就是要移民到中原来。有人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匈奴在山西住下来了。等到八王之乱的时候，匈奴的旧首领刘渊趁中原空虚，建立了前赵国，是中原的第一个胡人皇帝。有了第一个，就有下一个。从西晋灭亡一直到隋统一，冷了几百年，也给胡人闹了几百年，有的还闹成了我们的老祖宗了（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昙花一现的苻坚的前秦在王猛的辅佐下统一了北方，差点把东晋灭了。最厉害的是鲜卑。光是鲜卑慕容家就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慕容家的人跑到西边又建立了土谷浑。土谷浑唐诗里常见，王昌龄《从军行》里有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金庸小说里姑苏慕容家这么爱复国，是有历史原因的，不佩服不行。后来拓跋珪建立北魏，雄霸中原和北方一百五十多年，比南朝朝代都长。北魏因为尔朱荣和高欢之乱又分为东魏西魏。
杨坚代西魏自立为隋帝，杨坚也是个胡帝，名颇六如。唐高祖李渊做皇帝，皇后姓独孤，唐太宗皇后姓长孙，李唐大部分血液是鲜卑人。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中原大乱，可是北边的胡人没有大批的南下，不但没有南下，好多还是来助拳的，仆固怀恩是西北的回纥（铁勒部，回纥的亲家），李光弼是东北的契丹。为什么? 漠北大草原上草正肥，花正开，游牧的人自己浪漫去了，懒得来。也许唐太宗和高宗朝把突厥赶到中亚去了，草原上暂时还没有统一的厉害角色，也是一个原因。不管怎么样，中原的唐帝国逃过了一劫，要感谢那温暖的一百年。中国五胡乱华的历史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也有很好的对应。西罗马帝国于476年亡于日耳曼人里的哥特人，哥特人是从乌克兰的大草原来的，正是出好马的地方。
只有蒙元灭宋不能被这个气候变化变冷解释。有一种解释是因为气候变暖和，使得蒙古人可以保证充足的人力和马匹来征服世界。蒙古人和以前的胡人不一样，以前的胡人是为了生活好，蒙古人是为了征服世界。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开始东征西讨到处征服，如一道闪电把欧亚大陆上的文明全点上了火，温暖的一百年促成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伟业，准确点，大杀业。
胡人入侵中国，一方面在中原造成大浩劫，是人口和文化的大灾难；另一方面，这些来中国入伙的外文明也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的基因，不一样的文化，也带来了广阔的土地。大唐李氏起于陇西，多有鲜卑血脉，唐继隋，隋继鲜卑魏。盛唐开边漠北西域，只是恢复鲜卑旧地。换个纯汉皇帝，哪有这个气魄？蒙古是过路的不算，满清和明朝比起来，疆域又不知大了多少。
4. 外圈：更大盆地之华北加晋陕川两湖赣浙
这是灭六国的秦之国。秦先是吞并巴蜀，然后蚕食就近的韩国，然后横扫魏赵燕齐，就是统一华北，最后就可以把南方庞大的楚国干掉了。其实更早的轩辕黄帝和周人也是从陕西来的，后来的汉帝国隋帝国唐帝国也是起于陕西关中。现在的共产党也是倔起于陕西，非偶然也。陕西关中，四塞之国，金城千里。山西表里山河，也是形胜之地。所以外敌入侵的路线，都是先华北，因为华北无险可守，得华北先得人民之利。最可怜的是北宋。因为五代的时候后晋的石敬瑭为了请契丹南下助力，自称“儿皇帝”，献了幽云十六州，北边天险给了契丹，契丹南下几天就到北宋都城汴梁。
北宋从契丹买了一百年的和平。当女金灭契丹再南下的时候北宋再无还天之力，力不如人，无险可守，只好亡国了。但是，幸好中国在华北平原和外圈更大盆地之间，还有一圈防护，由西北往东南，秦岭汉水淮河，而长江又是淮河的第二防线 。由北方入侵的外敌尤其不善于在江淮之间作战，即使战胜也守不住。比如南北朝期间，北朝经常饮马长江，一退就过淮河北了。南宋和金国对峙也在秦岭淮河汉水。一方面是江南水乡，不适合北方骑兵作战，就是下了船，也不会打仗。曹操就在赤壁闹了个大笑话。金兀术下江南，也坐船，结果给韩世忠围在黄天荡。要不是有宋奸献策挖穿黄天荡到秦淮河的水道，兀术就没了。
南方的水军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后勤。梁山泊招安后征辽征方腊运粮的都是水军。到现代船运还是最经济的运输方法。千里行军粮草先行，而水军却不费一点力气。还有一方面，是南北气候不同，南方夏季湿热多瘴气疟疾，北方人水土不服。曹操下江南，水土不服就是一个大问题，都是拉肚子打摆子，怎么打仗？金主完颜亮逼金兵在采石矶横渡长江，金兵不愿意，结果逼出了兵变，自己死于非命。秦岭淮河为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也是古代南北朝分界线，非偶然。秦岭可以分南北，号”九州之险”，其地势之险可以想知。这是南宋和金国死磕的地方。南宋靠着吴阶吴璘兄弟子孙，死守秦岭一线，得以保护四川。后来蒙古人走秦岭这边进四川打不过，绕道西藏云南。从云南过来，成都平原无险可守。失去了四川，汉水上的襄阳就成了孤城。襄阳一失，长江天险也没有了，南宋很快就灭亡了。
前几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刚过，顺便可以讨论日军侵华的策略。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采用了不受自己待见的蒋百里的策略，由中国军队吸引日军从上海进攻（淞沪抗战），由东往西仰攻，给民国政府理由和时间迁都重庆，以得防守之地利。这个地利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加上天时（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宣战）人和（抗日统一战线），后来云贵四川陕西以东全丢了，中国尚可以支持抗日到美国和苏联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如果日本不是想速战速决，而是夺取华北之后集中军力进攻陕西，如金兵粘罕进攻策略；下了陕西再进攻四川，得了四川，席卷而下，国民政府还来不及迁都，江南已无险可守，历史也许不一样了。日本人进攻路线和明末清兵进攻路线差不多。
不一样的是明末明朝已经给李自成张献忠搞了个底朝天，四川也是张献忠占领。四川作为中国的大后方，自守则不足，倾国之力而守则有余。这是清兵和日本入侵战略差不多但是结果很不一样的原因。金兵策略得当，但是不敌南宋地利人和，还是不胜。蒙元入侵战略明确，南宋由此灭亡也无话可说。后来毛主席怕和苏联打仗，搞三线建设，核潜艇都到四川去搞，都是为了这个战略纵深和四川这个大后方。有人问，为什么国民党后来不去四川？胡宗南从陕西退到四川，而四川本地军阀和国民党又不和，共军跟着就来，来不及做准备了。
总的来讲，就是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地理复杂，人口又有数量上的优势。当外敌入侵中原的时候，中国从战略上讲有纵深，大部分时候可以熬到天时气候的变化于中国人有利的时候。只要气候变暖和，胡人不再继续南下，华北平原上和边上山上和各个盆地里能忍能熬的中国人多生产粮食，多繁衍人口，再靠中国的文化把胡人的精英部分腐化掉（胡人文弱化，蒙古人除外），华北平原也就是中原，迟早要回到中国人的手里来。这个大约是为什么中国文明几千年来可以亡而复兴的原因。
5. 中国文明的弱点
我觉得中国文明的最根本的弱点就是在封闭环境下的过度的进化，所争者小而不争者大，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斗。
先说所争者小。中国的封建社会非常长，春秋以下到现在，超过两千五百年。中间除了少数时候是天下大乱，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大部分统一的时代，中国的人口超过五千万。对统治者而言人口就是最大的财富，保持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农业社会，尽管一家农户给国家贡献的赋税有限，但是基数大，可以保证统治者阶层生活富足优裕。在大部分的时候，中国可以御外敌于长城之外，只要农民不造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农民的子孙最可能世世代代做农民，手工艺者的子孙最有可能世世代代是手工艺者，商人的子孙最有可能世世代代做商人，甚至在有的朝代军人的子孙也是世世代代是军人。比如贵州安顺的屯堡人就是明朝初年到贵州戍边的军人，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是军户。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里，每个个人每个家庭都会基于自己的环境采取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社会中，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对有限的资源争夺的历史，而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新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生活在相对封闭超稳定的社会环境里的人和生活在相对开放比较动态的社会环境里的人，尽管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他们的策略会很不一样的。在相对封闭超稳定的社会中，生活没有太多的惊喜。任何你得到的就是你得到的，任何失去了的就是永远失去了的，因为失去了的你很难从别的方面得到补偿。笔者是湖南农村长大的，现在还记得生产队里过年前分鱼的情景。队里管事的不一定是心怀不公，但是每次分鱼要做到十分的公平真的很难。大鱼小鱼，鲢鱼草鱼鲫鱼鲶鱼，鱼头鱼尾鱼身，价值各不一样。每家还有老幼妇壮，壮劳力和老幼妇也该不一样。反正每次一分鱼大家平常互相熟悉交好的乡邻要大吵一架，不动刀子锄头就是万幸了。
史载汉丞相陈平年轻时候在乡里管分肉很公平。分肉易，分鱼难，如果请陈平来分鱼，估计要相亲相爱的乡邻不吵架也难。那个时代只有过年的时候生产队里分鱼才有鱼吃，平常既没有鱼卖，也没有钱买。做父母的可以不吃鱼，小孩会馋鱼啊。说到分鱼，说段笔者小臭事。小时候经常拿石头打落在水边草上的蜻蜓玩。有次石头下去，有个鱼却浮起来了。马上跳进去塘里把鱼抓了回家，多高兴啊。四十年过去了，这次偷鱼的经历还清楚记得。在那么一个环境里，亲兄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小事互相锄头打破头的事情经常有。这些人不蠢。不争分毫就连分毫也没有，那他们的子孙就会弱一点，弱一点就会被欺负，就会娶不起亲，紧跟着就是绝后了。这个一连串的道理即使这些乡邻不懂，不妨碍他们已经从他们的祖辈父辈学到了这些人生的经验。
这些人生的经验不就是文化吗？在相对开放的社会里，这种为鱼头鱼尾而争吵的事情就会很罕见了，因为与其费力气和人争吵，不如拿根钓竿到哪个河里去钓鱼去。就是说开放社会里的机会很多，在这里白争吵，鱼没有争到，倒丧失了许多的机会成本。不要笑话我们农村人，城里人评职称评官的时候比起这些为鱼头鱼尾打架的乡邻还要卑鄙许多倍。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相对封闭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缺乏也没有什么机会，机会成本几乎是零，每个人会为了眼前的利益做最大的争取的努力，就是最好的策略。不同环境里出来的中国人文化稍有不一样，其本质都差不多，程度上有区别而已。
再说不争者大。上边说的所争者小是说的是一般人与人的关系，说到人与统治者的关系，基本文化特点是顺从，怯于公斗，所以说是不争者大。既然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的国家，尽管专制的程度各朝各代程度不太一样，对于小老百姓，作为被统治者，一切的反抗基本上是徒劳的。不服的可以读读水浒传。反抗最后成功的就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万兆分之一。既然反抗无效，不反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进入统治阶层。自己的子孙不行，自己的宗族亲戚总行吧。反正有比较公正的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全是梦。到各个比较古老的散在山间的村落走一走，经常会发现大夫第御史府，每朝每代都是两三百年，这个概率不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中国人基于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的环境，做出的最聪明的决定就是要顺从。到了1949年解放了，劳动人民应该当家作主了吧，遵从了几千年的顺从的文化习惯没有改，哪怕中国人是到了最民主的美国，这个文化习惯改的也不多。
为什么这个是最大的弱点呢？一方面当国家危机需要人民站到一起来的推动历史的进步的时候，每个人都躲在后边。最后国家糜烂不堪，一个匹夫振臂一呼揭竿而起，摧枯拉朽般就把那个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的国家推翻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人口减半或者四亡其三，最厉害的北方经常是十不一存，这种在历史上很常见。有兴趣的可以查查历代人口的记录。救难很难，推墙就容易了。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小小利益情愿头破血流，任何的改变都是天难地难。在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没有人愿意做出让步。 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超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任何的让步都被视为是软弱是屈服而不是被认为是美德，然后就被歧视被欺负，然后就会娶不上亲，然后就绝后了。现在幸存的显然不是绝后者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和文化就一定是不会让步的。
笔者作为工程师曾经从事优化计算多年，对工程问题的优化的过程和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相似性很有感触。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人类社会解决的是资源分配的问题，战争也罢，政治也罢，都是经济的延续，经济学就是关于资源优化的专学。任何的改革刚开始的时候统治者的心里想着要从新从全局做出一次优化，会出台一些政策，希望全局的利益得到改善。但是既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利益最重要，每个人就都像物理里边有名的δ函数。δ函数的数值在一个点是无穷大，此外是0。δ函数的坡度是无穷大，相应于中国人不愿意妥协的特性。如果一个系统的价值函数是很多类似δ函数之和，这个系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是不可能优化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一定是要失败的，中国历史上的带姓的国一定要亡，不是亡于内乱就是亡于外侵，或者内乱加外侵。
我们中国文化里的许许多多的缺点，没有比这里讨论的“争者小而不争者大”的缺点根本。这种缺点从个人来讲是一种优点，是每个中国人在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的超稳定的相对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的最聪明的策略。而每个人的最聪明的策略，对于全体中国人包括古往今来的所有中国人，根本上是最坏的策略，也是最大的缺点。个体的最优解却是整体的最差解，这是策略论里常见的二难问题。这种问题往往最难解决，因为每个个体都陷于局域最优解，没有动力去帮助解决。只是这么个问题不是在书上的抽象问题，而是中国文化里边最根本的问题，和古往今来亿万中国人的命运相关。怎么才可以打破中国历史这种改革亡不改革也亡的历史宿命，让中国文明走上复兴之路？
五代之际，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国亡，人相食，忠义殆尽，华夏文明殆尽，是亡天下之时。后读宋史到范欧富韩诸公,则一扫往日抑郁矣。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言：“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就当世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开放，社会越开放，越动态，中国文化中勇于私斗的缺点所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基础慢慢减弱，文化风俗之也会慢慢改变。另一方面，改变顺从和怯于公斗的缺点要难得多。历来政府都是鼓励顺从惩罚公斗，而大部分个人又没有动力去改变，因为个人反正斗不过，自己付出的一定会大过自己得到的。但是这方面不能改善，开放和动态也不容易得到保证。进二退一，进一退三，世事如棋，是历史常态。
只要没有完全关起门来，就有希望，不要放弃。每个人做一点善，就自己所做的那点固然所失大于所得；如果一部分人也不以善小而不为，加在一起，大家的所得就有可能大于大家的所失了。每个人尽自己努力为社会公众的利益做一些抗争，偶尔为之不算太难，也不容易被注意到，但也是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了。如果有人总是觉得没有机会为公众利益抗争做出贡献，也没有关系，希望你作恶的时候少做一次，应该不会被注意到，也算是为推动国家历史进步了。孟子说人都有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是人的本能得一部分，已为心理学实验所证实。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对中国人心的期望。一辈子做好事难，更难的是一辈子不做好事；一辈子不作恶难，更难的是一辈子不能少作恶。社会性的动物皆有一种利它的本能，比如蚂蚁过河，可以抱成一团如一个大球，尽管球边上的蚂蚁会被淹死，蚂蚁群却可以安全渡河以躲避天灾。
人类作为社会性最高的物种，利它本能更多，恻隐之心是其中一种。无论如何不要以最坏的揣度别人。如果每个人可以相信别人也可以就社会最长远的利益做出理性的选择，那么前边所说的博弈论里边个体和群体策略的二难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历史固然常为坏心者所书写，但还不是为最怀心者所书写。比如病毒，病毒会传播，得之者会发烧感冒，更严重的会死掉。但是超级坏的病毒，如果被传染的马上死掉，这个病毒也会马上绝迹，因为它失去了宿主，自己也无法生存。这也是生命进化微妙之处，没有什么是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人类社会也一样。有句老话说，一物自有一物治。当一物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时候，“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剥》卦所言”阳生于下”，与我从工程优化经验中得到的对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感悟是一致的。下面从工程优化的角度说说我个人的观点。上边我们说到每个中国人的价值函数都像δ函数，自己的价值是无穷大，别人的价值是0，而每个人都具有不可妥协特性，那么加在一起的总的价值函数（即社会总价值）就是不连续的。对于这样的系统的优化, 优化的方法论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每个个体的δ函数换成比较连续的函数，因为一旦总的价值函数变成连续的，可导的（就是具有妥协性了），就有很多比较好的算法可以用，对应于国家就是可以执行有效的经济政策来优化资源增加社会的总福祉。比如说把δ函数换成一个连续的小鼓包，对应于每个个人既要考虑自己的价值，也要严重的考虑别人的利益。一个个的小鼓包叠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社区的利益。
连续化后每个人个体不再是一个孤立的δ函数，但是社会的总价值函数还不一定是全局连续的，有可能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孤岛。即使每个孤岛的基面比较大，这些孤岛价值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有可能令优化很早就结束了，因为从全局讲，还是看起来像一个个的δ函数。尽管比以前少了许多，δ函数还是太多了，全局的优化还是不可能。对应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就是改革会因为各方面的掣肘而失败。
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孤岛社区特别的普遍，宗族亲戚，同乡同事，同学校友，照着亲近的等级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各种亲近的等级，把社会的价值函数切割成了各种孤岛。在国家的层面，各行各业自成系统，各自垄断国家的重要资源如自家的产业，系统内鸡犬升天，哪管国家的资源优化的政策是不是可以得到执行。任何想打破资源垄断壁垒的国家政策，都很难执行。垄断国家最大资源的部门和公司还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为国家服务做出巨大牺牲的模范，然后通过在国家权力最上层的关系，不但可以保持垄断的地位，还可以领取国家的巨额补贴。在中国社会中，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的互相交错的政治经济权利和人际关系的山头，而不受这些权利山头的保护的最广大的人民，他们的福祉在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函数里几乎为0。社会进步了，而他们总是游移于历史进步进程之外。
从国家的角度讲，改革如果不以打破垄断消除这些占领国家重要资源的山头为目标，这样的改革就是耍流氓。改革不但不能成功，而且由改革引发的流动性会把国家的资源和利益更加集中于这些已经权重很大的山头，越改越垄断，而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在社会的总价值函数中的比重反而越来越低。从个人的角度讲，如果每个人只是局限于宗族亲戚，同乡同事，同学校友，各种由近及远的类似孤岛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这样既无助于社会总价值函数的连续化，也不能形成压力去促进国家打破垄断的改革。既然国家没有动力去打破垄断，个人又无力去推动国家打破垄断，社会的最多的资源已经为少数的占领权力山头的集团或者小群体所占有，最广大的个人只有互相竞争剩下的有限的资源。尽管名义上广大人民当家做主了，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历史上超稳定的封闭社会状态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所有的问题的根源还是一样的。
在社会价值函数中已经存在的价值孤岛，有的是人之常情，有的是历来如此，不容易改变，也不一定非要全部去掉。如果我们可以提高最广大的人民的价值函数，那么有可能把这些价值孤岛联系起来，使得孤岛的相对高度降低，使得每个孤岛的基面更大更广。这样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价值函数的连续性，从而使得社会改革的成功成为可能。这样也就可能突破个体和群体策略二难的问题，把中国文明从封闭环境里过度进化的局域最优解中解脱出来，重新开始全局的优化过程，中国文明就是在复兴的大路上了。
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没有历史上的中国那么封闭，避免了过度进化，其历史局域解也就没有如中国的那么陷得深，解脱出来要容易一些。另一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历史上有教会，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教会，行会，英国中世纪的议会也是一个例子。在近代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民的社会组织，代表着非常多元化的各种利益。和国家以及各种权利的山头比起来，个人的力量固然微小，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社区和社会组织既可以促进广大人民之间的利益协作，也可以给个人提供支持，甚至成为庇护的堡垒。这些社会组织帮助提高了广大人民的价值函数，促使历史上的利益孤岛变得更加连续化。在西方社会进化过程中，总的来讲，就是整个社会全局形成比较连续的总价值函数，使得社会变革成功成为常态，避免了改革亡国不改革也亡国的历史宿命。
中国历史上皇帝自称天子，实际上是政教合一，历史上的一神教被视为对皇权的挑战而被禁止。到近现代，西方的一神教在中国虽然也广有传播，既为政府不容，也为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不容，觉得很难成为提高广大人民的价值函数的决定性因素。近现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通讯的成本已经趋近于零，以前把散在各个山头各个盆地里的中国人文化和利益隔绝的物质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中国人民可以利用现有的发达的物质条件，建立起各种包容性的独立的社会组织，来代表多元化的各种利益，就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的总价值函数的比重。这样可以迫使占领最多资源和权力的各个孤岛做出妥协，从而改善中国社会的总的价值函数的连续性，使得社会改革成功成为可能。不管是大陆的中国人，还是海外的中国人，对于我们中国人最有利的策略就是建立各种包容性的独立的社会组织，越多越广泛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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