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吴大猷老师——黄昆 | 周末大家谈

2018 年 12 月 1 日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 作者：黄昆

2000年3月4日，吴大猷老师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近60年来，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许多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吴大猷老师倾注毕生精力，为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杨振宁、李政道和朱光亚等有重大科学成就的物理学家，都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受教于吴大猷先生，这已是科技界广为人知的佳话了。

我于1941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幸运地被吴大猷先生接受为他的助教、研究生。

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我当时的感受并不是一时偶发的冲动，有一件事可以作为证明。1994年，吴大猷先生通过杨振宁先生赠给我一本书，它恰好就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所复制的、我在1941年听课时吴先生的古典动力学讲稿。这本十分详细的宝贵资料充分显示吴先生讲课的深厚功底和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在他赠给我的这本“古典动力学”讲义的扉页上，吴先生亲笔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廿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这是吴先生在1993年写的话，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原子分子物理是产生量子力学理论的主要学科基础，反之，它又是借助于量子力学得以迅速深入发展的主要学科领域。当时正是在这样一个量子力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吴大猷老师致力于原子分子物理学的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在以后的年代中，他又本着科学发展的创新精神，有意识地不断进入物理学发展的新领域。他七十年的研究工作，覆盖了物理学十分广阔的多个学科分支，包括核结构、散射理论、等离子体及气体输运、统计物理、天体物理、大气物理和相对论等领域。吴先生在他多年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先后写出全面概括物理学基础，包括古典动力学在内的七部系列理论教科书。从该书的序言可以知道，吴先生是在研究比较了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几套理论教科书，针对培养中国物理人才的需要而著书的。在这方面，在为我国物理学奠基的老一辈物理学家中，吴先生的成就和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在1940年燕京大学就学期间自学了当时在国内看来是新兴和深奥的量子力学理论，达到了入门的水平，这正好与我到西南联大随吴先生作研究相衔接。回顾起来，我当时能有吴大猷先生为导师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吴先生是当时国内主要进行原子、分子量子理论的科学家。一方面我在量子力学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正好能适应随吴先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学习能比较主动。另一方面，在吴先生指导下进一步更深入具体掌握量子力学理论，又为以后出国进行固体物理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常说，在西南联大我是受教于吴先生最多的学生。这不仅因为我是吴先生的研究生，而且还因为在做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和吴先生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时为了躲避日军对昆明的狂轰滥炸，西南联大的大部分教师分散住在昆明市郊区，吴先生和夫人住在名为岗头村的小村中一组小平房内，距学校约10华里。往返或步行或乘简易马车。一次，因惊马，吴先生从马车上跌下来，后脑受震，病卧达四星期。而吴夫人长期患肺病又亟需吴先生照料。作为研究生，我住到岗头村是最合适的安排，这样吴先生可以避免来往奔波之苦。

吴先生在1991年5月4日接受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1934年8月由美返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1937年日本侵入平津，我携带了Randall先生助我向R. W. Wood教授购来的大Rowland光栅，和光谱仪的几个水晶、玻璃棱镜、平行镜等，随北京大学先迁长沙而到昆明。但这些零件不能构成一个研究室!”因此正是在吴先生的努力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原子、分子光谱实验室，这里所示的插图，取自在为祝贺吴先生荣获美国密歇根大学荣誉博士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我所写的一篇论文。它形象地表示出当时岗头村光谱实验室和吴先生住宅的简况。前面是一排五间的小屋，吴先生夫妇住在图中右端的一间屋，我就住在左端的一间。后面是放着一台土制光谱仪的实验室。由我住的小屋后门可以进入实验室，所以我的住屋相当于保卫实验室的接待室，正是在这样的陋室中，吴先生想方设法搭起一套土制的光谱设备，试图开展一些实验研究。正如吴先生在《回忆》一书中所写：“在二十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光谱仪”。令人难以想象像的是在这样艰难时期，吴先生在国际上首次写出《多原子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成为以后多年在国际上采用的该领域的标准专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培养了我这样一名研究生。

图中还可以看到一头猪，也表明了当时艰苦的生活。为了稍微改善一下生活，吴先生曾喂养了两头小猪。我住到岗头村时，已只剩下一头，长大成大猪，凶猛无比。每晚把它赶进小土屋，我都要经过一番奋斗。

我有很多时间和吴先生住在一起，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研究生向导师学习最好的机会。尤其是，吴先生对青年学生十分民主的作风，使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得以随时和吴先生进行全无拘束的讨论。由于有这样的培养环境，我随后到英国留学没有感到任何困难。最近我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科学生涯中发觉，我出国留学时，虽然名义上是硕士毕业去作博士生，实际上，经过吴先生的培养，我已达到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

上面的插图还特别表示出，当时吴先生要我精读的书是Condon Shortly的经典的原子光谱理论，以此说明当时做吴先生的研究生对我一生研究事业的影响。我在密歇根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轻重空穴混合对半导体量子阱光学过程的效应”。它向吴先生汇报了我们近期的几项研究，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光谱学问题相联系。

吴大猷先生对学生十分关心，爱护备至，我个人更有切身体会。1944年我学习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恰好在这一年，当时政府明令不准学校再进新的教学人员，使我面临失业的前景。这时吴先生就主动地与当时昆明天文台张钰哲台长商量，使我得以受聘为天文台的助理研究员，解决了我的困难。我继而留学英国，于1947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写信给吴先生提出回国后工作的问题。显然经吴先生的支持，我当年就收到北大的教授聘书。

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感动。1974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双方曾组织固体物理代表团互访。我随中方代表团赴美经过纽约市时，吴大猷先生特地从Buffalo城赶到纽约市，和杨振宁先生一起设宴招待了我。这是1946年后我第一次有机会拜见吴大猷老师。师生相隔几近三十年后见面的令人激动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1991年，密歇根大学授予吴大猷先生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我代表大陆物理学界前去祝贺。吴先生在演讲和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件事， “密校物理系与杨振宁、李政道安排在授学位的前一日(5月3日)举办一个研讨会，称为The Ta-You Wu Symposium，邀请作物理学演讲者有杨振宁、黄昆、丁肇中、朱经武、李政道，并邀我讲在密校之回忆。黄昆系一卓越的固态物理学家，抗战期中由燕京大学毕业来昆明西南联大为研究生，与杨振宁同在我的古典力学及量子力学课。此次远道由北京来参与典礼和研讨会，其不忘五十年的情谊，使我心感。”这段话充满了师生情谊，难以忘却。

吴先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在国际上有广泛的联系，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倍受尊重。1949年以后多年间，由于海峡两岸之间隔阂，吴先生未能返回内地访问，我曾感到遗憾。十分高兴的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在迅速改变。80年代初，经吴先生同意，大陆的“科学出版社”可以在内地出版吴先生的理论物理系列论著。1983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物理学大会上，我把刚印出的第一册样本送到吴先生手中，他很高兴。特别是在1992年，吴先生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回大陆访问，广泛地与众多新老物理学家接触见面，大大地推进了两岸间物理学家的交流，对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贡献。

据我所知，早在两三年前，吴先生已决定再次来大陆，撰写中国物理学史，并已经筹备来访前具体事宜。很不幸，由于患病，先生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就在吴先生重病之前，我从访台归来的北大教师处获悉，吴先生近年一直坚持每周上一次大课，讲课内容精深博大。先生毕生献身于发展科学，培养人才，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吴先生的光辉业绩和献身精神将永垂不朽。

原文发表在《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沈克琦赵凯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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