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与异同：清代经济史论稿

2019 年 7 月 3 日 科学出版社

自序

对一些历史学研究者而言，45岁可能会是一个分水岭。持续二十余年的研究路数，大约会在此阶段遇到瓶颈。能否突破旧的研究框架，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成对自己的超越，将成为下一阶段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即便此后他还能发表很多的论文，出版很多的专著，他的学术生命也会在事实上宣告结束。

百年前营口西海关

最近两年，我倍受转型压力的煎熬。外在的评价固然重要，但可能更为关键的还是学者内心对自己的评判。除了按部就班地工作，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还特意跑到国外，放下手头的研究与日常杂事，进行了长达大半年的“休眠”。当然，在此期间我把陆陆续续发表的文章加以归纳整理，并努力反思这些年来的研究经历。

我的本科是在兰州大学度过的，那是一个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的地方。在兰州大学期间，我最受益的举动可能是系统地把《资治通鉴》浏览了一遍，每天一卷，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读完。正是通过翻看此书，我体会到了优秀历史作品的魅力。我还喜欢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当时认为这样的著作才是历史学家该有的胸怀。毕业论文由楼劲老师指导，写的是《试论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记得原稿被楼老师改得满篇通红，而我一直珍藏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坐落在望京的一个偏僻小院。在读期间，研究生院本身的教学活动并不多，我大多是每周二乘车到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坐在研究室的角落里安静地看各位老师忙碌或者闲聊。导师赫治清先生对我非常宽容，当时他的《天地会起源研究》刚刚出版，但他没有要求我做清代会党研究。所里的各位老师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学生当学生看，而是很平等地和我们交流。王戎笙先生、何龄修先生、张捷夫先生等人当时都很年轻，高翔老师每周二下午还在研究室单独给我一人上课。我托同学程朝云从近代史所图书馆借出《清实录》中嘉庆朝、道光朝的卷册，一边翻一边做笔记。之所以选择这两朝，主要是当时朦胧地感觉到，学界关于清入关前史、康雍乾盛世和晚清史的研究已经比较热闹，反倒是嘉道朝受到的关注不多。

硕士论文的选题则经历了很有意思的波折。我原来对钱粮等琐碎之物颇为不屑，觉得只有政治史研究才活色生香。看过嘉道两朝实录后，觉得这两朝皇帝虽然平庸，但亲政初期都进行过一些颇有特色的改革，所以我最初打算研究“嘉道初政”，赫老师听后不置可否。随着接触的材料越多，我越觉得题目太大，不得不将题目缩小为“道光初政”，赫老师仍然不置可否。再深入下去接触材料，发现题目还是太大，最终才决定将题目限定于道光六年（1826 年）的漕粮海运改革。虽然研究经济史，但我还是想从政治史的角度来切题；赫老师也提醒我，要从海洋战略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硕士毕业后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刚一入门，导师徐凯教授即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选题。因为在写硕士论文期间，我接触过一些清末漕粮海运的资料，觉得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清代漕运》一书似着墨不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史方向的明清史，如果研究清代的漕粮海运，论文重心就一下子进入了晚清史，而我素来对晚清这一段屈辱的历史敬而远之。徐老师听完我的分析后，鼓励我大胆尝试，题目就此确定。此后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大量搜集史料，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史料。

论文初稿有近70万字，主要是史料的堆砌。徐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帮我修改。等改到第五稿时，论文变成了 40万字。当时北京正是“非典”肆虐之时，因师母主动送“非典”同事去医院，徐老师也被隔离在家。有一次徐老师戴着厚厚的口罩，拿着改好的论文稿子和我在北京大学东门外“接头”。这一场景至今仍令我非常感动。我博士论文的预答辩、外审、答辩都非常顺利，聂宝璋、龚书铎、王天有、江太新、郭松义、萧国亮、郭润涛等老师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找工作环节则出现了麻烦。此前约定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做博士后，整理《清实录》中的经济史资料。由于“非典”发生后的突发情况，我无法入站报到。当时已是 2003 年 5 月，各单位的进人工作基本完成，而我也没有做任何找工作的准备。徐老师、赫老师都紧急帮我联系。我把博士论文和已经发表的论文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申请做博士后，同时还把材料寄给近代史所。恰逢近代史所有位同志已经被录取但临时反悔，所以空出一个名额。在我寄出材料后的一个星期，我同时得到了近代史所和经济所的批复，于是我一边到近代史所工作，一边在经济所跟随史志宏老师从事博士后研究。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选择了清代两淮盐政改革。选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写清代漕粮海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较多地接触到了陶澍、包世臣等人的材料，转换起来比较容易。我又试图套用经济学的博弈论，来分析两淮盐政改革中的政府、商人与民众三者之间的利益较量与妥协。

粤海关奏折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吴承明先生，改变了此后我十余年的研究。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吴先生一起参加许檀教授《典志·商业志》撰写大纲的讨论。在那次会上，吴先生谈到清代社会存在着两次萧条，第一次是“康熙萧条”，主要是因为银根紧缩，属于财政萧条；第二次是“道光萧条”，主要是因为市场疲软。老实说，我以前对于这种观点闻所未闻，随即我找到吴先生的著作 —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认真拜读，读完之后，大呼过瘾。我当时兴奋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吴承明先生已经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了。”当然，吴先生后来出版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对我内心的冲击更大。

正是因为吴先生的那次谈话，引起了我对“道光萧条”论的浓厚兴趣。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都已经完成，对于下一步的研究范围颇有些怀疑。因为按照一般的看法，研究了清代“三大政”（漕、盐、钱或者漕、盐、河）中的两大政，照例会对“三大政”做更为系统的分析，但我已经对这种做法失去了兴趣。听到吴先生的谈话，又看了吴先生的著作，顿时感觉“天空豁然开朗”。在这种感觉的指引下，我将研究转向了嘉道时期的财政和关税，基本思路是想通过较为翔实的史料，来梳理这一时期是否存在着经济萧条。此后，我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晚清财政转型和整个清代的关税。

2007年，为解决孩子上学问题，我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工作。2014年，我调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工作至今。2011—2012 年，我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项目，跟随哈佛大学经济系 Dwight Perkins 教授做了一年的研究。2015 年，我到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做客座研究员，与 Maarten Duijvendak 教授和 Martin Uebele 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并在那里进行课程讲授。2017—2018 年，我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跟随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做访问学者。在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中，我很受触动，有意识地想借鉴他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全球史研究视角，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是这一努力的点滴尝试。

收入本论文集的相关论文，均已在国内外的各种期刊上发表过，我只是按照主题做了简单分类，具体来说包括漕运、盐政、关税、财政、灾害、量化经济史、人物与事件、思想文化和考证。对于收录的文章，我尽量保持原貌，但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对文章注释做了调整。这些文章大致涵盖了过去20年里我对于清代经济史的思考。还有一些文章因已在别处转载，或受限于篇幅，此次未予收录。根据李春伶女士的建议，我在每部分文章之前，加上小的引言，解释写这些文章的初衷。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试图通过这些思考，来为解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从政治史视角研究清代财政，反思中西财政发展道路的异同。视清代财政的发展演变为有机整体，不人为割裂清前中期历史（古代史）和晚清历史（近代史）的连续性，进行较长时段的把握，将财政问题放到社会时局的重大变化当中去，对清代财政问题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努力发掘财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在我看来，清朝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年间，真正的近代转型发生于咸同时期，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收支结构和财政指导思想等多个层面；推动清代财政近代转型的动力首先是内生的，既受时局的重大影响，也是嘉道以来财政实践的自然结果，西方列强的影响反在其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前近代中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各国差异甚大，但清代财政体系的演进轨迹却绝非“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偏离于世界各国近代化转型的主流道路之外。

从计量史学的视域透视中国历史时期的GDP，比较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分流”。最近几十年，量化清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历史 GDP”研究成为海内外清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尽管此前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在数据资料与分析方法上还存在着较多缺陷。希望通过研究，利用可靠系列数据，来揭示清朝经济经历 18 世纪的高速增长、19 世纪上半叶逐渐停滞和 19 世纪下半叶又恢复增长的周期性发展规律。

从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清代经济史，审视传统中国经济史数据的有效性。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经济史数据，具有缺乏系统性与精确性的特点。另外，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清代前中期经济停滞论”和“晚清经济衰退论”仍在海内外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希望通过尽可能全地搜集档案史料和相关文献，系统整理关税、田赋等方面的长期数据链，充实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数据。更进一步，从国家财政制度变革的分析中尝试厘清清代经济长期发展背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揭示中国传统经济走向现代化的独特模式。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关联的有机体。

回想起来，我的求学与工作经历非常简单，就是从学校到学校，从研究机构到研究机构。但我又比较幸运，有充裕的时间和足够的自由度，有较多机会接触到很多可敬的学者，领会到不同的学术研究传统与研究方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便是单纯的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尽管都是历史学的学术背景出身，都研究着基本相同的议题，但他们的研究视角、学风及兴趣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的很重视史料，有的很重视理论，有的很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这些年的研究虽然微不足道，却得到了众多师长的提携鼓励，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无以为报，但始终铭记在心。只有努力工作，回报于万一。

学术研究的魅力在于未知。

20 年前我刚步入学术研究领域时，很难预料此后的重点会集中到晚清时期的经济史。对于下一个阶段的走向，我也充满好奇。

— END—

本文摘选自倪玉平著《出入与异同：清代经济史论稿》一书。

《出入与异同：清代经济史论稿》

倪玉平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7-03-061721-7

责任编辑：李春伶李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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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与异同：清代经济史论稿》搜集作者近 20 年来发表的经济史学术论文 34 篇，内容涉及漕运、盐政、关税、财政、灾害、量化经济史、人物与事件、思想文化和考证。这些文章从政治史视域研究清代财政，反思中西财政发展道路的异同；从计量史学的视域透视中国历史时期的 GDP，比较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分流”；从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清代经济史，审视传统中国经济史数据的有效性。本书呈现了作者对于清代经济史的系统性认识，资料丰富，论证严谨，可堪参用。

本书适合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人士也可阅读使用。

倪玉平

1975年生于湖北汉川，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7年）、美国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1-2012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Brill,2016）等著作。目前从事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