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在美国网课上的中国留学生
距离和时差叫一切都乱了套。
他们总是在半夜上课，动物也被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屏幕，全班人都知道了。
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在网课上，“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国——我说的不是那些费尽心思拼凑周末、调休和年假，为了在东南亚的沙滩上多躺一天，或者在米兰多看一个展的都市白领。对于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来说，在他们不长的人生里，有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间，都花费在申请国际知名高校本科这个清晰的目标上。如今，他们拿到了理想offer，却由于疫情、签证和旅行限制，被留在了家里。
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他们只能上网课，和几千公里外长着一头金色长发和高高鼻梁的同学一起，把自己绑在纽约的时间、芝加哥的时间和加州的时间上。距离和时差叫一切都乱了套。哪怕那些大学课堂上最简单的事情，一个介绍，一个提问，一个互动，现在都困难重重了。
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谈起开学这一个月的感受，累、焦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一位上网课的留学生在午夜时分发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发了条朋友圈，“下课了，准备睡觉，晚安”。
2020年9月的一天，清晨五时三十九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一位熬了一宿没睡的留学生在社交媒体打出一行句子，“Shi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a little funk and soul（光亮穿过这座城市，带着一丝恐惧和灵魂）”。
在上网课的留学生中间，时间开始变得模糊和失焦。长久过纽约的时间，让身在北京的若羲很容易惊醒。不管第二天是北京时间晚九的课还是早七的课，她总是在凌晨五点多自己醒来，老是睡不踏实。而要上早课的时间，她会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烤几片面包当早餐，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强迫自己醒神。
若羲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的大一新生，刚刚满18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已是深夜。为了将上课对父母的影响降到最低，她把网课搬到楼下的咖啡馆。
艺术课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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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羲
同龄人中，她是那种“likes dressing in her way”的女孩，但现在她不再分得出多余的精力来思考今天穿什么——腰部拴着一根带铆钉皮革腰带的古典修身旗袍，大腿处被撕掉一圈儿的宽松运动裤，被简单的白T恤和高高扎起的马尾代替了。
网课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叫人猝不及防。老师的音画总是不同步，当她的手从右边挥到左边时，画面卡了好几次，她的嘴边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这节课开始前，老师刚刚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她说，上课期间如果身后有人走过，那是她的室友，请大家不要见怪。
有时候，回答问题是需要喊的。ZOOM——在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一款多人在线视频app，若羲花费了很久才登入。她冲着耳机听筒说：“我来自中国的北方，现在晚上十点半。”重复了三遍，最后一次不得不提高分贝。
一位同学不停地退出和进入课堂界面。另一个同学的发言中，很难听清楚一个连贯的英文句子。电脑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窗口始终只显示姓名，没有学生进入，有人给老师带话，“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老师说：“谢谢你，我知道了。”
关于空间的概念，他们现在也开始感到奇怪和陌生了。网课上，老师和同学使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老师会讲到纽约当地的一些东西，比如提到课本里面的某个艺术家，“住在纽约的皇后区，走10分钟就到了”。若羲无法理解“皇后区”意味着什么。在几千公里的尺度上，10分钟的距离也失去了意义。
选择学校时，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学校之间，若羲犹豫了很长时间。她在网上搜到很多留学生的vlog，第50多个的时候，她看到纽约有一个叫SoHo的购物区(South of Houston)，一下子被那里迷住了。那有很多买手店，还有设计师品牌的店，有很多“穿得奇奇怪怪”的人。她想象着，自己也可以“穿得奇奇怪怪”的去玩了。她对纽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店铺和街道构成的。
纽约街景 ©视觉中国
出国读书的理由有很多，开阔的视野、更好的前途、不同的文化……但是往往还有一些更细微但也同样重要的理由。比如，一个叫刘孟卓的女孩——她也是本科留美新生的一员。今年九月，她本该入读卡拉玛祖文理学院(Kalamazoo College)。这所学校位于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是她仔细挑选过的“有冬天的城市”，还有她想要加入的女子足球队。
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是足球队的一员，那是个“特别烂”的球队。但是无论球队的水平怎么样，她都不在乎，她就是想踢足球。在决定去美国留学时，她特别看了一眼学校有没有女子足球。现在，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办出国的签证，最终却只能留在国内。
Grace也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的大学生活。她是西北大学的经济系新生。学校临近芝加哥。她在心里盘算过很多次，想到要去逛逛这座美国第三大城市的主城区，去看看著名的美术馆。学校在密歇根湖边，景色特别地美。开学后，她还要在那的沙滩上，跟新认识的同学一起学习、野餐。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大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他们互相交谈。她还早早地买好了装饰新宿舍的物品，跟另外两个小伙伴约好，到时候大家买同一班飞机票一起去。
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突然所有人都过不去了，太突然了”。对于这些最新的变化，留学生们缺乏准备。一开始，他们以为疫情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但后来，这件事情覆盖了一整个学期。
开学的时间是中国半夜十二时，Grace一点都不困，她神志清醒地坐到电脑前，看到无人机航拍的直播：美国同学们敲着鼓、吹喇叭，从学校标志性的拱门下穿过。这时，她在北京的家里，捧着碗毛血旺外卖，心潮澎湃。
Grace总是在半夜上课，她的房间养了一只狗和一只兔子，动物们被她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Grace的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我的屏幕，全班人都知道我了。”
美国的学校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发送邮件。通过邮件，它努力维系着这唯一且并不强壮的关系。有时候是隔几天，有时候是一天好几封，中国学生的邮箱里充斥着美国学校发来的邮件，里面可能是对某个即将到来的假期详加说明，也可能是提前告知院系活动——若羲收到过一个party邀请，但她并没有参加，“对着镜头party，无聊”，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在真实的校园里认识同学。
线上的一摊事儿也难以激起她的兴趣。之前的新生破冰日（orientation），学校组织了三四个小活动，她只参加了一个。再往前的开学典礼，她干脆直接缺席了。
9月22日，一名大三校友去世，校方在邮件里回忆了他生前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后，列出了教堂告别式直播的链接，欢迎大家加入，送他最后一程。但对于还没有机会在线下认识新同学的人来说，他们没办法悼念一个陌生人。
另一位大一新生，连有没有开学典礼都想不起来。她想了半天说，“我收到过一个带视频的邮件，但视频缓冲不出来，我就删掉了”，她对此并不在意。
为了让中国的留学生不感到被学校遗忘了，一些美国高校与中国的高校合作，作为短期的过渡，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内学习。美国康奈尔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合作，允许学生在上康奈尔的网课之余，在清华再修6个可转换的学分，吃饭和住宿也在清华校园内。
大二学生朱成林住在清华大学双清公寓，这栋宿舍楼通常只对留学生和男博士开放住宿申请，康奈尔的学生这次被归到了留学生一类，享受双人间和独立卫浴。
但朱成林只修了3个清华的学分，其余的课程还是上康奈尔的网课。即使拥有了还不错的学习环境，朱成林依然逃不掉时差和距离带来的困扰。
她最早的课开始于北京时间晚上九时，最晚的课在凌晨两时四十分结束。当她打开电脑摄像头准备开始一天的课程时，康奈尔所在的美国东部才早上九时，“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
可能是熬夜的原因，朱成林刚上网课的前几周开始疯狂掉头发，“我用手摸一遍就要掉三四根，头发还突然开始打结，我吓坏了，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她在淘宝上买了两顶帽子，还一度打算去医院看病。
网课里的老师（左）和同学们（右） ©朱成林
美国的老师们想办法给亚洲的学生更多便利。朱成林有一门课是生物医学工程，一共30个学生，其中亚裔有3人，老师主动在亚洲时间友好的时间段增加了一个小时答疑，而有机化学课老师的解决办法是：亚洲学生可以预约一对一的灵活时间来问问题。还有一部分课程，老师讲课时录制了屏幕，便于有时差的学生自己选择时间学习。
亲戚朋友问起朱成林，你去清华了呀，她往往要跟他们解释一通，“其实我也不是来清华了，因为我就在这儿上一门课”。康奈尔的课业压力并没有因为网络和时差减小半分，她很难再分出精力来参与清华的社团和认识新朋友，“挺遗憾的，觉得来清华白来了”。
一些辗转多地，成功飞到美国上学的故事在留学生圈子中流传着。有机构组织学生到东南亚的国家办签证。双边隔离，加上等待面签预约，来回花费的时间一个月起，“有人签到了”、“有人从第三国飞去南美、再入境美国成功了”，这是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但他们也劝说，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吧，折腾完挺累的”，一个母亲对我说。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预约签证就成了刘孟卓生活里的头等大事。“早上一睁眼，刷完牙，我就坐在电脑前查签证的网站开放没，睡觉前又再看一遍，每天都在重复”。
一次次的失败，然后又一次次的尝试。刘孟卓想学的生物专业需要大量实验操作，网课远远满足不了，本来三小时的课程，被压缩到了不到两个小时，实验步骤被略过，老师直接给数据，然后讲如何操作数据和写论文，“课程缺失了很大一部分”。
最初的那段时间，她养成了早晚刷美国使馆网站的习惯。有一天中午，她正在外面吃饭，突然收到朋友的消息，“广州领事馆开放了”。她站起来把碗一放，拔腿就往家跑，路上把脚崴了，忍着痛一路跑回去开电脑，结果还是没约上，“很难受，很难受，很失望”。
她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公司帮忙约签证，成功约到8月面签的时候，刘孟卓算了算“还能赶上9月开学呢”，随即松了一口气，结果临到头又收到一封邮件，和前两次的内容一模一样，“由于疫情原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只限制很少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仅维持日常工作，加快加急等签证业务都无法办理”。好不容易预约上的签证，第三次又被取消了，“我的内心爆炸了，太难过了，感觉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
开朗热情的刘孟卓至今只在大学交到了一个朋友，跟她同是东北老乡的中国同学，比她大两届。她当时花了大量时间收集资料、仔细甄别才选中的学校足球队，在能够拿到签证、到达美国之前，也没有机会加入了。
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也让不少家庭感到忧虑。家长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美国政府一会儿说从6月1日起，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入境，一会儿又说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美国的高校和政府也在反复较劲。2020年7月8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多所美国大学起诉政府，确保留学生能够继续学业，随后180多个美国高校表示了支持。这种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40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家庭。
一个留美新生的母亲告诉我，这种忧虑主要是因为看不清大的方向。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多的家庭还是选择继续观望，有的学校通知下学期可以返校了，有的还在继续等待。一所大学在八月底的时候还在发送新生入学须知的邮件，九月初就突然通知学校关闭，全部改为线上教学，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若羲最近告诉妈妈，如果下学期还是网课，她希望defer（推迟）一年，但对接下来要做什么也很茫然。
在这个特别的年份，一些留学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选择。一名获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专业offer的新生，决定放弃入学，明年转专业申请音乐学院；一名开学即将大二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学生，选择休学一年，回国创业开工作室；一名剑桥大学大三的学生原本计划到加拿大实习，现在他留在中国，跟随某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当助理。
还有人表现出了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北京东二环建国门附近的共享办公空间，一群脖子上挂着工牌的上班人群里，有几个稍显稚嫩的脸庞晃动。这是一个名叫SparkLab的非营利自习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聚集了三四十名无法出国的留学生。
我在这遇到了毕业于北京十一学校的Abraham。他今年18岁，是那种会开口谈“苏格拉底、笛卡尔、拉普拉斯”的年轻人。在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数学专业录取后，由于不想上网课，他递交了休学一年的申请。随后，他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和朋友一路旅行到云南，再到云南和西藏边界的明永冰川。
这段时间，他“深刻地理解了一件事”：缺乏跟人交流的话，会让自己变得闭塞，英语口语也会下降。他想到可以创立一个社群，给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提供一个有学习氛围的地方。这后来成为Abraham、Grace和Charlotte三位美国大学本科新生的创业项目。
参与创业，也让Grace成长了不少。这件事的难度超出了想象，他们要去找场地，组织报名和接待来参观的人。每一步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她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Grace觉得，自己有时很疲惫，但会挺过来。她把这个经历当成一次锻炼。
一个周六，留学生们在那搞了披萨派对。在场的同学一起坐下来，“吃披萨聊聊天，大家想想做什么，以后有什么人生理想，互相聊一聊。”之后，他们玩了德州扑克，那是一种策略游戏，“好像玩得挺嗨的”。
有一个类似写作导师的同学也在这里。在Grace的世界里，那是她见过“写东西写得最优美，对文字特别擅长的同学”。他来这边，如果大家有学校里要写的论文，或者是自己写的东西，都可以拿给他看，然后他帮忙修改一下，或者提一些意见。
Grace参加了一次创意写作的分享课。他们读了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forever overhead》。那是英文写作的一个经典例子，导师分享后，大家一起讨论：这里面特别出彩的语言在哪里，它的主题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还有什么样的象征手法。最后，导师鼓励他们回去仿照这个来写一篇。我遇到Grace的时候，她正在写她的那篇。
Abraham也喜欢分享。9月17日下午，我在这个自习室赶上了一次他组织的seminar（研讨会）。Abraham试图向同学们解释一个理论，他举了化学的勒夏特列原理、物理的楞次定律，还有生物里的正面和负面循环反馈——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就比如说生物、社会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社会，它有一套自己稳定的机制，那它这稳定机制就是我们人刻意去营造出来的吗？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生物它有这套稳定机制，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刻意地去设计了一套这样的机制让我们活下去吗？”
自习室里的seminar ©陈明辉
在这次讨论会上，他遭遇了挑战。一个叫韩雨果的女孩盘腿坐在桌上聆听，有时候站起来走来走去，时不时与他争论两句：“你确定生物有稳定的机制吗？”、“从你的逻辑层面来说，这算一个逻辑谬误。”
他们在尝试消化对方的思想。结果可能不是重要的，韩雨果鼓励他继续讲，“你试着讲吧，用你的理解讲。”
韩雨果毕业于人大附中，被乔布斯的母校里德学院录取。如果没有疫情，这个月，他们本该分别前往美国东西海岸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现在，他们每周会花费一些时间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看书、讨论、自习，这种状态还将持续好几个月——他们都把大一推迟到了明年秋季。
一年的时间是漫长的，为了不让自己荒废，韩雨果是最早来的一批自习者。她不想在家学习。猫咪成了她学习的最大阻力，因为它“特别黏人，特别可爱，特别漂亮，每当我看书的时候它都会趴在我书上。”
延迟出国是她和妈妈共同作出的决定，“她看到我这个大活人一年在家闲着没事干，她心里也焦虑”。妈妈会假装出不介意的样子。有时，她会抱怨韩雨果不会做饭，上厕所太久。当她晚上想看书的时候，妈妈会对她说，“没事，你看你的书，但是我觉得你的灯光太亮了，”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她又说，“雨果，你要不睡个觉吧。”
为了避免矛盾，韩雨果开始尝试着减少在家的时间，她常常在自习室待到午夜才回家，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避难所。
她带了许多哲学书籍，放在自习室的公共图书角。看书累了的时候，她就到天台的躺椅上透透气。有时候会睡一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她就看那个天，“哇塞，看那蔚蓝的天，胖乎乎的云，国贸在我右边儿，有时候看到飞机从左边飞过来，我就想，等它飞过国贸了，我就继续回去看书，然而它飞得太慢了，我等不及就走了，接着看书去了。”
（姜浩对此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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