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维迎最新演讲：中国经济要脱胎换骨，这件事不能做错

“我不主张跟某一些人，哪怕你很伟大，马云、马化腾也不要给他任何优惠政策，这种优惠政策不仅仅是不公平，而且阻碍未来进一步的发展......"

演讲者 |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 | 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我的题目是“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首先声明一点，我讲的产业政策有严格的定义，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

另外，我今天讲的产业政策，其目的是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如果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区发展平衡等等这些方面的政策，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

说到产业政策，目前的认识有误区。我们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测的。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可能是企业家，他们能够知道未来应该发展什么，并且就这样一个前景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基于这样的产业政策，就是正确的。

举一个例子，聪明如爱迪生这样的人也犯了两个错误，他认为交流电会赢，最后证明直流电赢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竞争，他认为电动车会赢，实际上他也错了，燃油车赢了。为什么聪明的人也会出现错误，是因为创新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之前没有的，没有平均值，没有方差，所以不可预测，但是每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决断。但是这个判断在事前没有办法证明谁是错的，谁是对的，只有事后才有结论证明“对错”。

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第二，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第三，创新的成果依赖于相互互补甚至竞争性的一些技术，它的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第四，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分别解释这四个方面：

一、“技术本身是否可行”是不确定的。

举个例子，200多年前，英国企业家威尔金森提出用铁制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东西能不能漂在水上这是不知道的，当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99.9%的人全反对，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疯子。

100多年前，美国莱特兄弟提出要造飞机的时候，比空气重的东西要漂在空气上面，这是不是可行？当时的技术情况下，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实验当中反对的声音远远多于支持的声音。

同样半个世纪前，美国二战期间要进行核实验的时候，核裂变能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实验成功之后，才说这是有可能的。

同样我们最新的例子——iPhone手机，当时乔布斯提出要用多点触控技术来替代键盘，包括苹果公司的技术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个技术也是不确定性。微软的技术人员更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一直在热衷于搞手写笔或者键盘的这样的手机技术。

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

一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商业上成功与否其实并不知道，最初爱迪生发明照明系统时，煤气照明系统已经很普及了，电力系统能不能够战胜煤气照明系统，这在商业上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同样，我们知道最近比较多的例子，像英国的协和式飞机，速度非常快，技术上证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后在商业上失败了。

最近我们看到了空客A380大型客机，技术上没有问题，而且上了一百多架，但是空客已经停止再生产这种飞机，为什么，因为在商业上是没有价值的。

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1985年他被赶下台了，为什么被赶下台，就是因为栽在电脑上，商业上卖得不好，他遭到了董事会全体的批评否决，最后被赶下了台。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一个创新出现后，它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一整套的技术改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计算机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每一个后来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领导者，或者前面的领导者都在下一个新一代的电脑面前变得默默无闻，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没有能够看到商业上的变化。

三、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

我特别介绍一下：互补性技术。举两个特别有名的例子：交流电直流电大战，为什么交流电战胜了直流电，最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后来出现了变压器，有了变压器之后，交流电高压就是上万伏的电流可以远距离传输，然后再到使用的地方降下来了。

如果没有变压器发明的话，交流电要战胜直流电就非常的困难。当然了，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出现，对于交流电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之后，他们的法律专家，专利事务的法律专家都主张不要申请专利，因为这个对于他们ATM没有什么商业机会。激光什么时候变得有商业价值呢？

1976年康宁公司生产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根据这个玻璃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讲的光纤，由此替代了原来的铜线缆，使得4G、5G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玻璃技术大的创新，这个激光就没有多大的商业可能，现在，激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包括讲课我们也需要用到激光。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变化也是这样的，发动机的进步，包括传输装置以及汽油改进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进步燃油车要替代电动车也可能非常的难。

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不确定性。

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就一定会使得一些利益受到损害，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新技术的出现，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任何一个创新其实遇到的朋友很少，敌人很多。所以他们非常的难。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最著名的蒸汽车，蒸汽车比火车还要早，商业上运行比较成功，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很大程度是一整套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向英国国会游说，英国国会出现了所谓的红旗法，红旗法一出现了之后蒸汽车速度不能超过人，每一辆蒸汽车前面要举着一个红旗，叫做红旗法，最后这些公司都破产了。

由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产业政策悖论，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时，我们是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按照定义，创新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没有共识，不可预测。

反过来，如果一个东西大家可以达成共识，所有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是对的，它已经不再是创新了。同样，我们可以讲，如果一个东西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们也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有利可图，就不需要我们专门出台这个产业政策了。

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一种政策好像证明自己是对的，其实它是不对的。政府要鼓励养狐狸。另外一个政策说养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财政补贴，可以得到免费土地、优惠的信贷，甚至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上大学。

如果所有经营狐狸的这个商家可以做到补贴，吃狐狸肉、吃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补助，如果任何人要养其他动物或者其他吃其他动物的肉，你必须先养一定量的狐狸，这样才可以养羊、养猪。那么狐狸这个产业一定会发展的很兴旺。

如果再进一步，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这个政策说任何人如果你养了非狐狸的动物，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养狐狸产业就可以变为了最大的养殖产业。但是这不能证明养狐狸这个政策是对的。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产业政策自我证成，但不能证明它是对的。这是有针对性的。

我们现在来看新能源汽车，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各种各样的补贴，2025年政府不再允许使用燃油车，都只能使用电动车，那个时候燃油车会被淘汰，但是这也不能证明鼓励电动车的政策就是对的。因为用政府的政策消灭了其他可选项这是非常危险的。看到一百多年前燃油车和电动车就在竞争，最后燃油车成功了，这是靠市场的成功。

今天，新的技术出现了，可能未来电动车完全替代燃油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来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可能消灭了也许更有潜力的技术。

我们过去一百年来，燃油车的效率提高了八倍，电动车的效率提高了不到两倍，而且燃油车本身的进步潜力仍然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只能留给市场来鼓励，而不是政府鼓励这些事。

市场与计划的区别。简单来说，市场经济是分散的，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计划经济是集中决策，有一批聪明人，专家他们制定一些计划，政府说了算。

有人问，市场就不犯错误吗？市场当然会犯错误，任何体制下都会犯错误，因为人本身不是完美。计划和市场最大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纠错的机制。

假如说一个企业家他作出了一个错误判断，企业其他企业家发现可以赚钱，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都是其他企业家赚钱的机会，这市场竞争下总会有人挑毛病纠正错误，尽管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决策失误，但是最后经过竞争，适者生存，留存下来都是有生命力的技术和产业。

相反，在计划经济下出现了错误，谁来竞争错误呢？没有人来竞争错误。有一些犯错误的人，做出错误决策的人自己不会纠正错误，因为纠正错误他没有脸面了，丢人了，其他人也不可能纠正错误，因为你纠正了错误，就是得罪人，你自己得不到好处。

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下犯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小错误变为了大错误，尤其是计划经济下，我们可以看到连带掩盖错误。原来计划一百万做成的事，现在计划投入十个亿，你说做成功了，其实是做失败了。

这样一个原因，使得计划经济包括产业政策，所有的这些决策，最后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负面的东西也更多。所以我们要想让技术得到有效的发展，真正变为一个社会的创新，一个社会的创新我们是要让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筛选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产业是最有前途的。

现在大家有一些对产业政策定义太宽，几乎所有政府都叫产业政策，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不太容易聚焦。

当然了，产业政策转变比不转变好。像过去那样的产业政策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减少伤害也是一种进步。我刚才讲的东西，并不是说不适合，我只是针对高新技术。王勇讲的很清楚，那些产业更没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

为什么？如果大部分人都看得清楚的事情，企业家里一定就有人看的比大家更清楚。比如说，中国过去那些各种技术的引进，企业家是削尖脑袋在改变。从最简单的乡镇企业粗制滥造的落后方式，到很现代化的工厂，不是政府要求变的，只要你不阻止，他都会引进，恰恰政府引进的一些东西反而出了大问题。

传统新型的产业给产业政策提供不了帮助，只能提供误导，老的产业，只要让企业家做，那么它自然有办法也有积极性做好这个事情。

王勇所说的“有为政府”其实我更喜欢周其仁所说的话，“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只有不用政策法律的办法阻碍企业家做事，这个企业家就会发展出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些东西，所有的企业家出国考察都会得到很多东西。

我还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相反的东西来论证，如果我们一开始制造了冤假错案，我们再平反冤假错案，不能证明没有你就不能平反冤假错案，也不能证明没有你就没有冤假错案。

真正转型的是什么，是转向市场化，废除阻碍企业家的行为、企业家创新、企业家的创业这样一种制度，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我不主张跟某一些人，哪怕你很伟大，马云、马化腾也不要给他任何优惠政策。

这种优惠政策不仅仅是不公平，而且阻碍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已经成功的企业家，只要政府不保护他，他必须不断的努力，才能够保持先进。

而且我们知道要新的年轻一代老想推翻它，老想取代它，这是好的事情。我不主张给任何人、任何企业家的优惠政策。

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我们需要政府保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包括财产权，这是政府最应该做的。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权利保护了，每个人享受充分的自由，这包括创业的自由，创新的自由。

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就会很好的发挥出来。如果说在这些方面不做努力，我们的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包括知识产权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说我们在鼓励这个，鼓励那个，我认为这是不太恰当的。

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非常复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个领导人。还有一点，中国还有很多游说型的集团也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像房地产的政策，很多都是房地产企业在这当中发挥的作用很大，有的时候甚至于一个偶然事件会引起政策的调整。

要说中国政策很灵活，是的，但即使一个国家太灵活的东西多了，尤其是从政府来讲，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政府需要坚持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上个人的自由、企业的自由选择。

但有的时候这种灵活性，弥补了一下我们这个体制的局限，比如说中国什么都不能做，但实际上都能做成。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远、理想的治理状态，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状态，还是要有很大的改变。

李燕刚才讲的非常清楚，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倡导什么和“强制做什么”两个区分快来。计划生育，我们提倡大家少生孩子，30年前-40年代，和我们用强制的手段，包括一个公职人员多生一胎就开除公职，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包括企业家里要做决策，我是鼓励政府需要广泛的传播，政府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公开的，企业家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参考，这就是有意义的。因为政府有一些信息是别人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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