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海外经历，30岁土博后成中科院研究组组长引发人才帽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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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 募格学术

来源 | 光明日报、文汇报、上观新闻

30岁这年，刘真成为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一名研究组组长。

建立自己的研究组，这是做科研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刘真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018年，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在中科院神经所诞生的消息发布，这是当年全球科学界最引人瞩目的进展之一。这一重大突破的背后是一支年轻的“土博士”团队，刘真是其中一员。

也曾犹豫过是否要按照“套路”出国

刘真出生于山东潍坊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母亲希望他一辈子做事都要认真，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刘真平时话不多，有些腼腆，是个爱琢磨的人。

从山东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的时候，他琢磨自己可能比较适合钻研科研问题。2010年，刘真考上中科院神经所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正是后来的克隆猴团队负责人孙强。在硕士二年级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刘真觉得这个领域大有可为，决定留下来，争取能够做出点事情来。

当时，刘真狠下了一番功夫进行小鼠胚胎的显微操作练习。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他每天坐在显微镜前，绷直着腰，手、眼、脚并用操作6个小时，这才练就了不到10秒完成一次卵母细胞去核操作的过硬本领。

刘真硕士毕业的时候，转基因猴子已经出生，但课题组在论文投稿上遇到了一些障碍。当时，孙强对刘真说，转基因猴的技术并没有多少创新性，如果能快速实现转基因猴的繁殖，这才是重大进展。后来，刘真读到一篇关于猴子精巢移植的文献，不到两年就能得到精子，但文献并没有提及精子功能如何。他琢磨着，这可能是一个实现加速繁殖的方法。和孙强老师讨论后，他们很快就开展了这个实验，利用转基因猴的精巢也得到了转基因猴。

2016年，刘真博士毕业，已经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Nature上发表了关于自闭症转基因猴的研究论文。以他博士期间的学术成绩，申请国外顶级实验室完全没有问题。刘真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在所里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刘真在克隆猴事迹报告会上。市科技党委供图

到一个好的国外实验室当博士后深造，出一两篇好文章之后，申请回国做“青年千人”——这是生命科学领域大多数博士毕业后理想的成长轨迹。而且有了人才的“帽子”后，研究经费的支持、安家落户的优惠政策等等才能跟着来。但选择出国，多半没法继续“克隆猴制作”这样的项目，只能换方向做“短、平、快”的项目。

是为了个人前途申请出国，还是为了培育出体细胞克隆猴继续留在国内？这实在太令人纠结：毕竟，挑战这个世界级难题，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可如果失败，未来的科研道路就会变得十分艰难。

当时，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和王燕一起向刘真承诺：神经所招聘研究员，只看有没有足够优秀的工作，不看“留洋”标签。这意味着，刘真只要尽全力去挑战，即使没有做出体细胞克隆猴，也会得到认可。他这才彻底放下对前途的担忧，成为蒲慕明的博士后，并安心留在克隆猴团队，继续自己的研究。

中科院神经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的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位于一个荒岛，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里的生活可能有点乏味，但刘真在这里呆了7年之久。“多数情况下，科研本身并没有什么精彩可言，而是平淡的。不过，我喜欢呆在实验室，可以琢磨些问题，而不用和外界打交道。”平台晚上值班排不过来，刘真也会熬夜值班。有年春节，兽医人员调配不开，刘真就没回家，留在平台喂养猴子。

2017年11月，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克隆猴就诞生在这个平台。尽管全世界从2002年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科学报道。最接近的一次是2010年美国俄勒冈灵长类研究中心在做胚胎移植第81天时发生了流产。为什么中科院神经所克隆猴团队能成功，刘真事后也琢磨过：“一个事情的成功率很低，要不要去坚持？主要还是靠了踏实的工作，以及从不轻言放弃。”

2018年7月，克隆猴诞生8个多月后，刘真在中科院神经所的博士后工作只做了一年就提前出站，被正式聘任为研究员，成为神经所的一名研究组组长。

独立组队一年来，刘真获得了和所里其他研究员相同的科研启动经费和运行经费，他的实验室有130平方米，配备5名员工，每年招1到2个学生。“这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组来说，已经足够了。”刘真说，他打算用3到5年时间完成体细胞克隆猴技术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同时有步骤地开启一些感兴趣的课题，比如灵长类青春期启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现在31岁的刘真，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做科研没有必要耽误家庭。”刘真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除了中午和晚上陪孩子吃饭、玩耍，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刘真偶尔也追剧，但他怕上瘾影响工作有时就熬一个通宵看完。

“土博士后”需要更多像神经所这样的科研土地

其实，对于神经所来说，留下刘真并不算一种“破格”之举。早在2004年，该所就开始探索将优秀本土人才留在所内发展。

“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科研体制的研究所，用一个新的体制和机制，才能吸引人才。”建所之初，蒲慕明就下定决心，创新科研院所的运行管理，大力改革传统科研评价激励体系。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同行公认的、运行模式在中国可以复制推广的顶尖科研机构。

从2003年开始，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在这里，英雄不问出处，人才没有“土洋”之分，科研人员要靠本事说话，而不是靠头衔说话。即便是知名专家也要遵守所里严格的考核要求，即便没有文凭也能被破格聘任为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一切工作都为了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

当接到神经所抛出的橄榄枝时，孙强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大学畜牧专业，没有海外留学经历，36岁，刚刚评上副高级职称，经历了转基因猴研制失败，一度考虑是否要放弃非人灵长类研究工作。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了解到孙强多年的实践基础和技术水平，蒲慕明将其作为正高级工程师引进，把建设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的重任交给了他。

孙强（左）和刘真。中科院摄影联盟供图

到这里工作，孙强只向蒲慕明提了一个条件：带两位只有大专学历的兽医，他俩虽然学历不高，却是科研团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需要灵性和专注才能做到极致。

2018年年初，孙强团队培育出的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登上Cell杂志。这项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成果，被誉为“世界生物技术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克隆猴的诞生，也证明了中国已经到了从渐进式、增量式的创新到重大突破的阶段。

“土博士”、“土博士后”不如喝过“洋墨水”的人才吗？显然不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突破，都是由我国本土科学家协同攻关完成的，其中大部分是青年科学家。在蒲慕明眼中，年轻人在25岁到35岁是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但是很多优秀学生都去国外做博士后，把最能全心全意做实验出成果的时光贡献给了国外实验室，为的就是成为“洋人才”，顺利拿到人才“帽子”。

“似乎不出国就找不到好工作，对自己培养的本土人才不够重视，这种用人导向一定要改。”蒲慕明感慨，“真正成功的人不见得一定要出过国。如何把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留在国内一流的科研单位，给他们创新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有各种机制鼓励这样的人才。”

“其实，我们在每次‘破格’的时候都是有压力的，好在压力并没有成为阻力。”党委书记王燕坦言，不喜欢“破格”一词，好像本身不符合标准才要打破标准。就拿刘真来说，没有国外博士后经历却成为课题组长，看似“破格”，但不论从能力、业绩、贡献来说，都超过了许多“海归”。“作为科研机构来说，制定科学的人才评价指标非常重要，神经所多年来实行以业绩为准的考评和晋升机制，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作用。”

背后依然留有“标签”带来的遗憾

如果没有神经所“不以成败论英雄”，招收人才不看“海归”经历、人才“帽子”的做法，可能刘真就会离开克隆猴团队，这样的话，不仅他自己将与这个世界级成就失之交臂，孙强团队也可能因此延迟获得成功——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或将遭遇一场“双输”。

可即便刘真获得了今天的成功，他在申请科研资助上，仍难以与‘海归’青年科学家获得同等量级的支持。”王燕说，现在对年轻研究组长支持力度最大的“青年千人”“百人计划”等，都是针对海外人才的，“以刘真的优秀，如果他是海归，在他起步阶段得到的支持就会比现在多一倍。我们感到，这对本土优秀人才是不够公平的。”

王燕希望，能有更多科研单位对本土与海归人才一视同仁，让优秀人才能够抓住最好的机遇，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做出最好的科研工作，而不用为自己的前途发展过多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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