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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8 日 中国计算机学会



2021年12月19日,CCF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CCF将成立咨询委员会(Senior Consulting Board),这在CCF发展史上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因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咨询委员会。关于它的意义,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说起。  




关键词:CCF咨询委员会 三点定一线


2021年12月19日,CCF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CCF将成立咨询委员会(Senior Consulting Board),这在CCF发展史上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因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咨询委员会。关于它的意义,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说起。


我们在初中学了平面几何就知道“两点成一线”,即通过两点可划出一条直线且仅可划出一条,移动任何一个点,这条线也随之改变。要固定一条线,则必须通过三个点。如果想改变一条直线的性状,只移动其中一个点是不够的,必须移动两点,即“三点定一线”。


在社会治理或国家治理中,往往要用到“三点定一线”的原理,保证治理架构的稳定,从而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不是“两点”,而是“一点”,皇帝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即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最终,这种制度还是被推翻了。早在1215年,英国贵族通过和国王的博弈,迫使国王签署了《大宪章》,确立了“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则。在此后几百年里,英国这种通过“元老院”限制“王权”的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影响巨大,如1776年建国的美利坚合众国。


尽管议会限制王权很有效,但有时候也会变异,“两点”变成“一点”,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形成专制,如德国和日本,就因为专制集权,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在通常情况下,为了在立法机构中听到不同阶层的声音,有的国家在立法机构中采取两院制。英国有上院(元老和贵族院)和下院(平民院)。美国有参议院(代表州)和众议院(代表公民)。德国联邦议会也实行两院制,联邦参议院(代表州)和联邦议院(民选)。俄罗斯联邦则有上院“联邦委员会”和下院 “国家杜马”。一般的立法,一院通过即可,重大的立法则须两院都通过方可生效。两院制除了有利于听取不同阶层的声音外,也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有效办法。当然,不同的国家,权力的分配并不相同,如俄罗斯,总统的权力就很大。


社会组织(一般称之为NGO)较之国家权力机构,其架构要简单得多,但它与共和制一类的国家相比,治理架构基本上是同构的,均属于“代议制”,即公民(会员)推举其信得过的人(代表)参与国家(社团)治理。


有组织存在就有权力存在。在中国的一些社团,由少数人把控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现象是不鲜见的,他们可以决定社团领导机构的成员,还有可能让一个人担任社团领导人长达二十年不换。这些社团通常的做法是:由社团的少数人组阁(这里的少数人有各种情形,如社团的挂靠单位有最高的话语权,或者某个学术权威占据有利位置,等等),提名和应选人数相等的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理事、秘书长等职务的候选人,再找百余人作为会员代表投票选举。由于是等额选举,那些事先拟定的候选人几乎无一人落选,除非某个人站出来号召“选举人”不要选举某个人,但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


CCF已实行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公开差额选举制度十多年。实践证明,这种选举方式大大调动了会员参与学会治理(By the Membership)的积极性,实践了会员治会的核心理念。相应地,CCF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活力大大增强,内部团结有序,外部影响力不断提升,对专业领域及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这都和会员治会这一好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种“当政者”(理事长或会长)和“立法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的二元结构制度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任的理事长(会长)完全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在业界的威望左右理事会,让会员代表或理事按其意图修改规则,如允许理事长无限期连任,从而达到一个人长期担任社团领导人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会员(代表)显得无能为力。


CCF的开放选举制度改革从2008年开始,时间不长,还显得比较脆弱。此前,CCF就有专业委员会在选举时做局,由即将卸任的主任安排下一任主任和秘书长人选(CCF规定专业委员会主任任期一届四年,不得连任)。为了保证这两个重要职位都把控在手,该主任就把所有的候选人内定为他/她所在单位的人,这样无论怎样选举,都是他/她的人当选。可见,走回头路在CCF并不是没有可能。这也说明,民主和开放的理念和文化要成为CCF大多数会员的普遍认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使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制定相关制度和决策的质量更高,就需要一个由资深人员组成的机构对学会的重大事务给予咨询和建议,甚至是掣肘。如果由卸任的若干理事长及资深理事组成一个机构,参与学会治理,则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两年前,CCF常务理事会曾经围绕设立“咨政会(Senior Consulting Committee)”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所谓“咨政会”(不是资政会)就是对学会重大事务的决策给予过问的机构。尽管这个议案得到大多数常务理事的同意,但也有常务理事担心,咨政会会成为凌驾于常务理事会之上的“元老院”,进而“垂帘听政”,架空CCF的“立法机构”。这些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关键是,咨政会的定位、权力边界、人员产生的办法要界定清楚,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为了避免误解,常务理事会建议将“咨政会”改为“咨询委员会”。在第12届CCF会员代表大会上,以91%的同意票压倒性通过了这一动议。


究竟学会的哪些事项需要咨询委员会过问呢?主要是涉及学会治理架构和制度建设方面的事宜。


1.选举制度。涉及正副理事长和理事会选举制、任期制、(常务)理事会规模以及规定的义务和权力边界。例如上面所说的开放选举制不能改为等额选举制,不能延长任期,也不能随意扩大副理事长和理事会规模。2000年CCF换届时,就曾把常务理事会规模扩大了三分之一还多,结果导致其后的四年任期内几乎没有一次常务理事会议的人数达到法定三分之二的人数。此外,理事长、理事会和秘书长的权力边界要清晰界定。


2.监事会独立监督制度。没有监督的权力会导致发散。CCF有独立的监督机构——监事会。根据监事会条例,监事会可以直接弹劾违规的理事长(如半年不在国内),理事连续两次不参加理事会将被直接除名,理事会参会人数不达法定人数其作出的决议将不具有法律效力,等等。


3.会员制及会员缴纳会费制。会员是学会的组织基础,也是学会的存在方式,没有会员的学会将蜕变为一个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俱乐部。会员费不是服务费,而是表明会员入会的门槛费、认同费,会员入会不能免费。在第12届CCF会员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提高会费的决议,这表明CCF的品牌价值更高了。


4.秘书长的职业化(专职)和聘任制。尽管社团是非盈利性的,但必须有财力支持方可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很好地经营。经营需要专业人士、专门的技能和全身心的投入,仅靠志愿者来经营是不现实的。既然秘书长是专职雇员,就要公开招聘,学会也需要支付有竞争力的薪酬。这需要由一个上位机构决定:常务理事会。


5.利益无关制。一个机构或个人不能决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项,尽快这属于常识,但司空见惯。权力导致腐败是由于权力可以支配资源,而权力没有得到约束所致。常见的腐败就是通过公权力将公共利益输送给个人。因此,CCF不允许任何人参与决定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项。十多年来,CCF实行的都是决策时相关利益人回避制,如秘书长不能参与对自己薪酬的讨论和表决,提名人不能提名自己,等等。这一重要原则保证了决策的客观公正,作出的决议也更具有公信力。


上述几方面的事宜看似属于常识的范畴,但对学会发展关系重大,做好也很不容易。


根据第12届CCF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咨询委员会由10人组成。此前四届理事会(2004年起)的理事长为当然成员,其余6人为此前担任过理事的资深人士,通过选举产生。此外,上述6个成员仅限于志愿者,秘书长将被明确排除在外。


CCF咨询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及工作边界:(成员)对学会上述所列的重大事项提出意见或建议,受邀参与学会相关事务,对学会日常的运营管理不发表意见,以荣誉身份参加CCF的重要的仪式性的活动,等等,但不参与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日常的具体决策。


成立CCF咨询委员会的另一个意义是,卸任后的理事长和资深理事以这种身份继续参与学会工作,无疑为学会增加了宝贵的智慧资源。


有了这样一种制度的安排,CCF就形成了理事长、(常务)理事会和咨询委员会的格局,这就是“三点定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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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德

CCF杰出会员,CCF NOI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顾问,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执行院长。原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1996.9—2004.4任CCF专职副秘书长,2004.4—2021.2任CCF秘书长。曾担任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主席(2005—2008)。

zidedu@cuhk.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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